茶文化向日本的傳播歷史
茶文化向日本的傳播歷史
中華茶文化在不斷發(fā)展的過程中，也不斷地向周邊國家傳播，這其中就包括日本。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精心為你整理的茶文化向日本的傳播歷史，一起來看看。
茶文化向日本的傳播歷史
中國的茶與茶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最為深刻，尤其是對日本茶道的發(fā)生發(fā)展，有著十分緊密的淵源關(guān)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個內(nèi)容，而日本茶道的發(fā)祥，與中國文化的熏陶戚戚相關(guān)。
中國茶及茶文化傳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為通道，并以佛教傳播為途徑而實現(xiàn)的。浙江名剎大寺有天臺山國清寺、天目山徑山寺、寧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臺山國清寺是天臺宗的發(fā)源地，徑山寺是臨濟宗的發(fā)源地。并且，浙江地處東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進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學問僧絡(luò)繹不絕，來到浙江各佛教勝地修行求學，回國時，不僅帶去了茶的種植知識、煮泡技藝，還帶去了中國傳統(tǒng)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發(fā)揚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藝術(shù)形式和精神內(nèi)涵。中國茶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對日本的影響和日本遣使、學問僧在浙江的游歷。在這些遣唐使和學問僧中，與茶葉文化的傳播有較直接關(guān)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在興仁寶龜八年(唐代宗大歷十二年，公元777年)，隨著唐使到了中國，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后與最澄等一起回國。都永忠平生好茶，當弘仁元年(唐憲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賀的韓琦，經(jīng)過梵釋寺時，作為該寺大僧的都永忠，親手煮茶進獻，天皇則賜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內(nèi)，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種茶，作為每年的貢品。后來，茶葉逐漸成為宮廷之物，深受皇室寵愛，并逐步向民間普及。
傳播中國茶文化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臺山，隨從道邃行滿學習天臺宗，又到越州龍興寺從順曉學習密宗，永貞元年(805年)八月與都永忠等一起從明州起程歸國。從浙江天臺山帶去了茶種，據(jù)《日本社神道秘記》記載最澄從中國傳去茶種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現(xiàn)日吉茶園)。最澄在將茶種引入日本的同時，也將茶飲引入了宮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視，具有與都永忠同樣的功績。
最澄之前，天臺山與天臺宗僧人也多有赴日傳教者如天寶十三年(754年)的鑒真等，他們帶去的不僅是天臺派的教義，而且也有科學技術(shù)和生活習俗，飲茶之道無疑也是其中之一。
南宋時期，是中國茶道外傳的重要階段。日僧榮西曾兩次來華。榮西第一次入宋，回國時除帶了天臺新章疏30余部60卷，還帶回了茶籽，種植于佐賀縣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帶。榮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紹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榮西回到長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鐮倉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種植茶樹，大力宣傳禪教和茶飲。
在此期間，中國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開始相繼傳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創(chuàng)立茶禮的東山時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來，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為朝鮮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顯珍貴，只限于“臺天目點茶法”和其它一些比較莊重的場合，如貴客臨門或向神佛獻茶等。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稱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將平民聚合飲茶的集會“茶寄合”與貴族茶會“茶數(shù)寄”合二為一形成的禪宗點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年)繼續(xù)發(fā)揚光大，提煉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規(guī)，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從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紛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規(guī)和待人接物的“七則”，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個日本茶道藝術(shù)，無不體現(xiàn)出與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發(fā)著中國唐宋時代的文化氣息，保留著浙江天臺山、徑山等地的佛家飲茶遺風。
日本茶文化的歷史發(fā)展
一 奈良、平安時代
據(jù)日本文獻《奧儀抄》記載，日本天平元年(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四月，朝廷召集百僧到禁廷講《大般若經(jīng)》時，曾有賜茶之事，則日本人飲茶始于奈良時代(公元710-794)初期。
據(jù)《日吉神道密記》記載，公元805年，從中國留學歸來的最澄帶回了茶籽，種在了日吉神社的旁邊，成為日本最古老的茶園。至今在京都比睿山的東麓還立有《日吉茶園之碑》，其周圍仍生長著一些茶樹。
與傳教大師最澄從中國同船回國的弘法大師空海，在日本弘仁五年(公元814)閏七月二十八日上獻《梵字悉曇子母并釋義》等書所撰的《空海奉獻表》中，有“茶湯坐來”等字樣。
《日本后記》弘仁六年(公元815)夏四月癸卯記事中，記有嵯峨天皇巡幸近江國，過崇福寺，大僧都永忠親自煎茶供奉的事。永忠在寶龜初(公元770年左右)入唐，到延歷二十四年(公元805年)才回國的，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多年。嵯峨天皇又令在畿內(nèi)、近江、丹波、播磨各國種植茶樹，每年都要上貢。《拾芥抄》中更近一步說，在當時的首都，一條、正親町、豬熊和大宮的萬一町等地也設(shè)有官營的茶園，種植茶樹以供朝廷之用。
日本當時是如何飲茶的?從與永忠同時代的幾部漢詩集中可以發(fā)現(xiàn)，日本當時的飲茶法與中國唐代流行的餅茶煎飲法完全一樣。《經(jīng)國集》有一首題為《和出云巨太守茶歌》描寫了將茶餅放在火上炙烤干燥(獨對金爐炙令燥)，然后碾成末，汲取清流，點燃獸炭(獸炭須臾炎氣盛)，待水沸騰起來(盆浮沸浪花)，加入茶末，放點吳鹽，味道就更美了(吳鹽和味味更美)。煎好的茶，芳香四溢(煎罷余香處處薰)。這是典型的餅茶煎飲法。
這一時期的茶文化，是以嵯峨天皇、永忠、最澄、空海為主體，以弘仁年間(公元810-824)為中心而展開的，這一段時間構(gòu)成了日本古代茶文化的黃金時代，學術(shù)界稱之為“弘仁茶風”。
日本茶道
嵯峨天皇愛好文學，特別崇尚唐朝的文化。在其影響下，弘仁年間成為唐文化盛行的時代，茶文化時其中最高雅的文化。嵯峨天皇經(jīng)常與空海在一起飲茶，他們之間留下了許多茶詩，如《與海公飲茶送歸山》。嵯峨天皇也有茶詩送最澄，如《答澄公奉獻詩》等。
弘仁茶風隨嵯峨天皇的退位而衰退，特別是由于宇多天皇在寬平六年(894)，永久停止譴唐使的派遣，加上僧界領(lǐng)袖天臺座主良源禁止在六月和十一月的法會中調(diào)缽煎茶，于是中日茶文化交流一度中斷。但在十世紀初的《延喜式》中，有獻瀨戶燒、備前燒和長門燒茶碗等事的記載，這說明飲茶的風氣開始在日本流傳。
總之，奈良、平安時期，日本接受、發(fā)展中國的茶文化，開始了本國茶文化的發(fā)展。飲茶首先在宮廷貴族、僧侶和上層社會中傳播并流行，也開始種茶、制茶、在飲茶方法上則仿效唐代的煎茶法。日本雖于九世紀初形成“弘仁茶風”，但以后一度衰退。日本平安時代的茶文化，無論從形式上還是精神上，可以說是完全照搬《茶經(jīng)》。
二 鐮倉、室町、安土、桃山時代
(一)鐮倉時代
鐮倉時代(公元1192—1333年)初期，處于歷史轉(zhuǎn)折點的劃時代人物榮西撰寫了日本第一部茶書——《吃茶養(yǎng)身記》。榮西兩度入宋，第二次入宋，在宋四年零四個月，1191年回國。榮西得禪宗臨濟宗黃龍派單傳心印，他不僅潛心鉆研禪學，而且親身體驗了宋朝的飲茶文化及其功效。榮西回國時，在他登陸的第一站——九州平戶島上的富春院，撒下茶籽。榮西在九州的背振山也種了茶，不久繁衍了一山，出現(xiàn)了名為“石上苑”的茶園。他還在九州的圣福寺種了茶。榮西還送給京都拇尾高山寺明惠上人5粒茶籽，明惠將其種植在寺旁。那里的自然條件十分有利于茶的生長，所產(chǎn)茶的味道純正，由此被后人珍重，人們將拇尾高山茶稱作“本茶”，將這之外的茶稱為“非茶”。
榮西回國的第二年，日本第一個幕府政權(quán)——鐮倉幕府成立。掌握最高權(quán)力的不再是天皇，而是武士集團首領(lǐng)——源氏。政治的中心，也由京都轉(zhuǎn)移到鐮倉。建保二年(公元1214年)，幕府將軍源實朝醉酒，榮西為之獻茶一盞，并另獻一本譽茶德之書《吃茶養(yǎng)生記》。《吃茶養(yǎng)生記》分上下兩卷，用漢文寫成，開篇便寫道：“茶也，末代養(yǎng)生之仙藥，人倫延齡之妙術(shù)也”。榮西根據(jù)自己在中國的體驗和見聞，記敘了當時的末茶點飲法。由于此書的問世，日本的飲茶文化不斷普及擴大，導致三百年后日本茶道的成立。榮西既是日本的禪宗之祖，也是日本的“茶祖”。自榮西渡宋回國再次輸入中國茶、茶具和點茶法，茶又風靡了僧界、貴族、武士階級而及于平民。茶園不斷擴充，名產(chǎn)地不斷增加。
榮西之后，日本茶文化的普及分為兩大系統(tǒng)，一是禪宗系流，一是律宗系流。禪宗系統(tǒng)包括榮西及其后的拇尾高山寺的明惠上人，律宗系統(tǒng)則有西大寺的叡尊、極樂寺的忍性。飲茶活動以寺院為中心，并且是由寺院普及到民間，這是鐮倉時代茶文化的主流。
日本文永四年(公元1267年)，筑前崇福寺開山者南浦紹明禪師，自宋歸國，獲贈徑山寺茶道具“臺子”(茶具架)一式并茶典七部。“臺子”后傳入大德寺，夢窗疏石國師率先在茶事中使用了臺子，開點茶禮儀之先河。此后，臺子茶式在日本普及起來。
鐮倉時代末期，上層武家社會的新趣味、新娛樂“斗茶”開始流行，通過品茶區(qū)分茶的產(chǎn)地的斗茶會后來成為室町茶的主流。
(二)室町時代
室町時代(公元1333—1573，受宋元點茶道的影響，模仿宋朝的“斗茶”，出現(xiàn)具有游藝性的斗茶熱潮。特別是在室町時代前期，豪華的“斗茶”成為日本茶文化的主流。但是，與宋代文人們高雅的斗茶不同，日本斗茶的主角是武士階層，斗茶是擴大交際、炫耀從中國進口貨物、大吃大喝的聚會。到了室町時代的中后期，斗茶內(nèi)容是更復雜、獎品種類也更多，據(jù)記載有茶碗、陶器、扇子、硯臺、檀香、蠟燭、鳥器、刀、錢等。比起中國宋代的斗茶來，室町時代的斗茶更富有游藝性，這是由日本文化具有游藝性的的特點決定的。擺弄進口貨，模仿宋朝人飲茶，是一件風雅之事。當然，在室町時代的斗茶會里，也有一些高雅的茶會。室町時代的斗茶經(jīng)過形成、鼎盛之后，逐漸向高級化發(fā)展，為東山時代的書院茶準備了條件。
公元1396年，38歲的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讓位于兒子義持。次年，他在在京都的北邊興建了金閣寺。以此為中心，展開了“北山文化”。在他的指令、支持下，小笠原長秀、今川氏賴、伊勢滿忠協(xié)主持完成了武家禮法的古典著述《三義一統(tǒng)大雙紙》，這一武家禮法是后來日本茶道禮法的基礎(chǔ)，而觀阿彌、世阿彌父子草創(chuàng)了能樂。公元1489年，室町幕府第八代將軍足利義政隱居京都的東山，在此修建了銀閣寺，以此為中心，展開了東山文化。東山文化是繼北山文化之后室町文化的又一個繁榮期，是日本中世文化的代表。由娛樂型的斗茶會發(fā)展為宗教性的茶道，是在東山時代初步形成的。在第八代將軍足利義政建造的東山殿建筑群中，除代表性的銀閣寺外，還有一個著名的同仁齋。同仁齋的地面是用塌塌米鋪滿的，一共用了四張半。這個四張半塌塌米的面積，成為后來日本茶室的標準面積。全室塌塌米的建筑設(shè)計，為日本茶道的茶禮形成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日本把這種建筑設(shè)計稱作“書院式建筑”，把在這樣的“書院式建筑”里進行的茶文化活動稱作“書院茶”。書院茶是在書院式建筑里進行、主客都跪坐，主人在客人前莊重地為客人點茶的茶會。沒有品茶比賽的內(nèi)容，也沒有獎品，茶室里絕對安靜，主客問茶簡明扼要，一掃室町斗茶的雜亂、拜物的風氣。日本茶道的點茶程序在“書院茶”時代基本確定下來。書院式建筑的產(chǎn)生使進口的唐宋藝術(shù)品與日本式房室融合在一起，并且使立式的禪院茶禮變成了純?nèi)毡臼降墓蜃瓒Y。書院茶將外來的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結(jié)合在一起，在日本茶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以東山文化為中心的室町書院茶文化里，起主導作用的是足利義政的文化侍從能阿彌(1397—1471年)，他是一位杰出的藝術(shù)家，通曉書、畫、茶。在能阿彌的指導下，當時所進行的點茶法是一種“極真臺子”的茶法。點茶時要穿武士的禮服——狩衣，點茶用具放在極真臺子上面，茶具的位置、拿發(fā)，動作的順序，移動的路線，進出茶室的步數(shù)都有嚴格的規(guī)定，現(xiàn)行的日本茶道的點茶程序基本上在那時就已經(jīng)形成了。能阿彌不愧是室町時代的一位劃時代的大藝術(shù)家，他一生侍奉將軍義教、義勝、義政三代，一掃斗茶會的奢靡嘈雜，創(chuàng)造了“書院飾”“臺子飾”的新茶風，對茶道的形成有重大影響。他推薦村田珠光作足利義政的茶道老師，使得后者得以有機會接觸“東山名物”等高水準的藝術(shù)品，達成了民間茶風與貴族文化接觸的契機，使日本茶道正式成立之前的書院貴族茶和奈良的庶民茶得到了融會、交流，為村田珠光成為日本茶道的開山之祖提供了前提。如果說村田珠光是日本茶道的鼻祖，那么能阿彌就是日本茶道的先驅(qū)。
應(yīng)永二十四年(1417年)六月五日，一種由一般百姓主辦參加“云腳茶會”誕生，云腳茶會使用粗茶、伴隨酒宴活動，是日本民間茶活動的肇始。云腳茶會自由、開放、輕松、愉快，受到歡迎，在室町時代后期，逐漸取代了煩瑣的斗茶會。
在飲茶文化大眾化的潮流中，奈良的“淋汗茶”引人注目。文明元年(1469年)五月二十三日，奈良興福寺信徒古市播磨澄胤在其館邸舉辦大型“淋汗茶會”，邀請安位寺經(jīng)覺大僧正為首席客人。淋汗茶會是云腳茶會的典型，古市播磨本人后來成為珠光的高徒。淋汗茶的茶室建筑采用了草庵風格，這種古樸的鄉(xiāng)村建筑風格，成為后來日本茶室的風格。
日本茶道的鼻祖村田珠光(1423—1502)，珠光11歲時進了屬于凈土宗的奈良稱名寺做了沙彌，由于怠慢了寺役，被趕出了稱名寺。之后，他來到京都，19歲時進了大德寺酬恩庵(今稱一休庵)，大德寺是著名的臨濟禪宗的寺院。珠光跟一體宗純(1394—1481年)參禪，獲得一休的印可。他將禪宗思想引入茶道，形成了獨特的草庵茶風。珠光通過禪的思想，把茶道由一種飲茶娛樂形式提高為一種藝術(shù)、一種哲學、一種宗教。珠光完成了茶與禪、民間茶與貴族茶的結(jié)合，為日本茶文化注入了內(nèi)核、夯實了基礎(chǔ)、完善了形式，從而將日本茶文化真正上升到了“道”的地位。
日本茶道宗師武野紹鷗(1502—1555年)承先啟后。大永五年(1525年)，武野紹鷗從界町來到京都，師從當時第一的古典學者、和歌界最高權(quán)威、朝臣三條西實隆學習和歌道。同時，師從下京的藤田宗理、十四屋宗悟、十四屋宗陳(三人皆珠光門徒)修習茶道。他將日本的歌道理論中表現(xiàn)日本民族特有的素淡、純凈、典雅的思想導入茶道，對珠光的茶道進行了補充和完善，為日本茶道的進一步民族化、正規(guī)化作出了巨大貢獻。武野紹鷗的另一個功績是對弟子千利休的教育和影響。
室町時代末期，茶道在日本獲得了異常迅速的發(fā)展。
(三)安土、桃山時代
室町幕府解體，武士集團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zhàn)，日本進入戰(zhàn)國時代，群雄中最強一派為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系統(tǒng)。群雄爭戰(zhàn)，社會動亂，卻帶來了市民文化的發(fā)達，融藝術(shù)、娛樂、飲食為一體的茶道便受到空前的矚目。寧靜的茶室可以慰藉武士們的心靈，使他們得以忘卻戰(zhàn)場的廝殺，拋開生死的煩惱，所以，靜下心來點一碗茶成了武士們?nèi)粘Ｉ钪胁豢扇鄙俚膬?nèi)容。戰(zhàn)國時代，茶道是武士的必修課。
千利休(1522-1592年)少時便熱心茶道，先拜北向道陳為師學習書院茶，后經(jīng)北向道陳介紹拜武野紹鷗為師學習草庵茶。天正二年(1574年)作了織田信長的茶道侍從，后來又成了豐臣秀吉的茶道侍從。他在繼承村田珠光、武野紹鷗的基礎(chǔ)上，使草庵茶更深化了一步，并使茶道擺脫了物質(zhì)因素的束縛，還原到了淡泊尋常的本來面目上。利休是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是一位偉大的茶道藝術(shù)家，他對日本文化藝術(shù)的影響是無可比擬的。
鐮倉時代，日本接受了中國的點茶道文化，以鐮倉初期為起點，日本文化進入了對中國文化的獨立反芻消化時期，茶文化也不例外。鐮倉末期，茶文化以寺院茶院為中心，普及到了日本各地，各地都出現(xiàn)了茶的名產(chǎn)地。寺院茶禮確立。
總之，鐮倉、室町、安土、桃山時期，日本學習和發(fā)揚中華茶文化，民族特色形成，日本茶道完成了草創(chuàng)。
三江戶時代
由織田信長、豐臣秀吉開創(chuàng)的統(tǒng)一全國的事業(yè)，到了其繼承者德川家康那里終于大功告成。公元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戶建立幕府，至1868年明治維新，持續(xù)了260多年。
千利休被迫自殺后，其第二子少庵繼續(xù)復興利休的茶道。少庵之子千宗旦繼承其父，終生不仕，專心茶道。宗旦去世后，他的第三子江岑宗左承襲了他的茶室不審庵，開辟了表千家流派;他的第四子仙叟宗室承襲了他退隱時代的茶室今日庵，開辟了里千家流派;他的第二子一翁宗守在京都的武者小路建立了官休庵，開辟了武士者路流派茶道。此稱三千家，四百年來，三千家是日本茶道的棟梁與中樞。
除了三千家之外，繼承利休茶道的還有利休的七個大弟子。他們是：蒲生化鄉(xiāng)、細川三齋、瀨田掃部、芝山監(jiān)物、高山右近、牧村具部、古田織部，被稱為“利休七哲”。其中的古田織部(1544-1615)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大茶人，他將利休的市井平民茶法改造成武士風格的茶法。古田織部的弟子很多，其中最杰出的是小掘遠州(1579-1647)。小掘遠州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茶人，他一生設(shè)計建筑了許多茶室，其中便有被稱為日本庭園藝術(shù)的最高代表——桂離宮。
片桐石州(1605-1673年)接替小掘遠州作了江戶幕府第四代將軍秀綱的茶道師范，他對武士茶道作了具體的規(guī)定。石州流派的茶道在當時十分流行，后繼者很多。其中著名的有松平不昧(1751-1818年)、井伊直弼(1815-1860年)。
千利休去世后，由他的子孫和弟子們分別繼承了他的茶道，400年來形成了許多流派。主要有：里千家流派、表千家流派、武者小路流派、遠州流派、藪內(nèi)流派、宗偏流派、松尾流派、織部流派、庸軒流派、不昧流派等。
由村田珠光奠其基，中經(jīng)武野紹鷗的發(fā)展，至千利休而集大成的日本茶道又稱抹茶道，他是日本茶道的主流。抹茶茶道是在宋元點茶道的影響下形成的。在日本抹茶道形成的之時，也正是中國的泡茶道形成并流行之時。在中國明清泡茶道的影響下，日本茶人又參考抹茶道的一些禮儀規(guī)范，形成了日本人所稱之的煎茶道。公認的“煎茶道始祖”是中國去日僧隱元隆琦(1592-1673)，他把中國當時流行的壺泡茶藝傳入日本。經(jīng)過“煎茶道中興之祖”賣碳翁柴山元昭(1675-1763)的努力，煎茶道在日本立住了腳。后又經(jīng)田中鶴翁、小川可進兩人使得煎茶確立茶道的地位。
江戶時期，是日本茶道的燦爛輝煌時期，日本吸收、消化中國茶文化后終于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日本抹茶道、煎茶道。日本茶道源于中國茶道，但是發(fā)揚光大了中國茶道。
四 現(xiàn)代時期
日本的現(xiàn)代是指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茶在安土、桃山、江戶盛極一時之后，于明治維新初期一度衰落，但不久又進入穩(wěn)定的發(fā)展期。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日間的茶文化交流頻繁，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日本茶文化向中國的回傳。日本茶道的許多流派均到中國進行交流，日本里千家流派茶道家千宗室多次帶領(lǐng)日本茶道代表團到中國訪問，第100次訪問中國時，江澤民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千宗室。千宗室以論文《<茶經(jīng)>與日本茶道的歷史意義》獲南開大學哲學博士。日本茶道丹月流家元丹下明月多次到中國訪問并表演。日本當代著名的茶文化學者布目潮風、滄澤行洋不僅對中華茶文化有著精深的研究，并且到中國進行實地考察。2001年4月，日本中國茶協(xié)會會長王亞雷，秘書長藤井真紀子等一行到安徽農(nóng)業(yè)大學中華茶文化研究所進行茶文化交流。與此同時，國際茶業(yè)科學文化研究會會長陳彬藩、浙江大學教授童啟慶、臺灣中華茶文化學會會長范增平、天仁集團總裁李瑞河、浙江湖州的蔻丹、安徽農(nóng)業(yè)大學中華茶文化研究所顧問王鎮(zhèn)恒、安徽農(nóng)業(yè)大學副校長宛曉春等紛紛前往日本訪問交流。北京大學的滕軍博士在日本專習茶道并獲博士學位，出版了《日本茶道文化概論》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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