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出土的青銅器

　　我國出土商、周時代的青銅器具有哪些，讓學習吧小編為你介紹。

　　我國商、周時代的青銅器具，不單是盛物用的容器，同時也是宗廟中的禮器。青銅器的數(shù)量可以表示出身份地位的高低，青銅器形制的大小也可以顯示出權力的等級。青銅器中，最重要的器類就是鼎。遠古的青銅器可以分為食器、酒器、水器、樂器四大類。食器中包括鼎、鬲等等。其中鼎是最重要的禮器。西周中晚期我國形成了列鼎制度，據《春秋公羊傳》記載，天子用9鼎，諸侯用7鼎、卿大夫用5鼎、士用3鼎或1鼎。青銅鼎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形制也在發(fā)生變化。商代早期多為圓腹尖足，也有方鼎。到了中期出現(xiàn)了扁足鼎等等。商代晚期尖足鼎逐漸減少，圓腹柱足鼎開始居多，鬲鼎逐漸多了起來。鬲屬于鼎的一類?！稜栄拧酚涊d“鼎之款足者，謂之鬲”。

　　司母戊丈方鼎

　　司母戊大方鼎是我國現(xiàn)存最大、最重的青銅器，它通高133厘米，器口長110厘米，寬78厘米，重875公斤，形制雄偉，整體古樸、莊重，有著凜然的氣勢。 鼎體呈長方形，口沿上有兩個豎立的直耳，器底矗立四條柱形足。器腹各面上下均鑄一半浮雕狀的獸面紋，獸面紋的內外空白處填有細云雷紋。鼎器四邊角鑄有扉棱。四是上部鑄有獸面紋。兩耳外側對稱鑄有二虎，虎口大張，入口出飾一人首。鼎腹內壁鑄銘文“司母戊”三字，書體雄壯，力道遒勁。關于這三字銘文的涵義，歷來有各種不同看法，較為流行的一種看法認為，這是祭祀母親戊的意思，據此可以推定，司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兒子祖庚或祖甲為祭祖母親戊而作的，那么其制作時代就應在殷商前期。 從青銅器鑄造工藝看，一般認為方形器的鑄造比圓形器難，而司母戊大方鼎在鑄造工藝上更是顯示了古代工一匠們超絕的技藝。據對鑄痕觀察，鼎身每面用兩塊外范，四面其用八塊，鼎底則由四塊外范拼成，鼎足各由二塊外范組成?？偣灿猛夥?4塊。鼎耳是先單鑄出的，鑄好后再與器身澆鑄在一起。從這些繁瑣的工序中可看出象這樣大型的青銅器鑄造有多不簡單了。據專家對大鼎合金成分的測知，銅占84.77%，錫占11.64%，鉛占2.79%。行家們還饒有興味地分析，認為鑄造“司母戊”這樣巨剞的鼎，即使采用當時先進的體制較末的坩鍋熔銅，若同時冶煉，也需70個;如果加上制范修理備方面的工種和管犁人員，則需要二三百人通力合作才能完成。 這件稀世珍的面世頗具戲劇性。1939年3月的一天，河南安陽武官村吳姓村民在地里探寶時，發(fā)現(xiàn)了這件寶鼎，大家叫它馬槽鼎。由于當時日本駐軍對此地的文物出土很感興趣，村民們決定盡快將此物脫手。他們在古董商?？畹恼T惑下，決定股解此鼎以便運出。展去了48根鋼鋸條，耗費了四五個小時，才鋸人了在足三公分深，叉改用錘砸，耗費多時才砸掉一個鼎耳。最后，村民們決定還早先把鼎掣人地下，1946年，羊昂重新出土，由賞岬縣政府移交給國民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后又由南京一博物館接收。1959年，大鼎運往北京，收藏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至今。

　　商代人面紋銅鼎

　　高38.5厘米，口長29.8厘米，口寬23.7厘米

　　1959年寧鄉(xiāng)黃材出土

　　鼎為炊器，上有兩耳，便于提攜，下有四足，便于加溫。商代銅鼎很多，此鼎特別引人注意的是腹部浮雕的四個人面，濃眉大眼，高鼻梁，凸顴骨，寬嘴緊閉，表情莊重。在人面的額部左右各有曲折形小角，腮兩側置獸爪。表明此人面并不是人的面部，而是人們心目中的神或怪神的形象。腹內有“大禾”二字銘文。中國歷史上有關于夏禹鑄九鼎的傳說，夏王朝滅亡之后，九鼎歸于商，商王朝滅亡后，九鼎歸于周，鼎成為了國家政權的象征。具體到個人來說，鼎又是身份地位的標志。

　　商代豕(shǐ)形銅尊

　　高40厘米，長72厘米

　　1981年湘潭船形山出土

　　尊為酒器，豬背上開橢圓形口，設蓋，腹內盛酒?？趦蓚扔锈惭?，從動物進化的角度看，不屬于家養(yǎng)，而是一條孔武有力的野公豬。前后肘部有橫穿的圓孔管，從實用的角度考慮，此器重達30多公斤，容積有13公升，盛滿之后，一個人難以搬運，有此管孔，可以穿系繩索，供人抬舉。豬身上裝飾有鱗甲，龍紋和獸面紋。以野豬作為器物形制，在現(xiàn)有的商代青銅器中僅此一例。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商代早期銅爵，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青銅容器，由組合陶范鑄成，冶鑄技術已有相當水平。至商代中期(公元前14世紀前后)形成早期成組的禮器，并能鑄造出重達80公斤的方鼎(鄭州出土)。商代后期青銅冶鑄，廣泛使用分鑄法以獲得高度復雜的形制,紋飾華麗精美,器物種類繁多，有禮器、樂器、兵器、車馬器、生活用具和生產工具等。出土的司母戊鼎充分反映了當時青銅冶鑄業(yè)的生產能力。

　　西周時期青銅冶鑄業(yè)推廣到更大的地域。銅器常鑄有長篇銘文。出現(xiàn)若干新的形制和花飾(圖1)。春秋中期以后,隨著失蠟法和焊接技術的發(fā)明,青銅器制作工藝有顯著的進步,從先前較為單一的范鑄技術逐步發(fā)展成為多種金屬工藝的綜合運用(圖2)。錯金、鎏金、線刻等裝飾技藝在戰(zhàn)國時期的嫻熟應用，使一部分器物顯得更為富麗堂皇，多數(shù)器物則趨于樸素，講求實用。同時，商品生產的發(fā)展也推動了貨幣的大量鑄造。

　　在技術發(fā)展的基礎上出現(xiàn)六齊等文獻記述。兩漢時期青銅器雖然仍在繼續(xù)使用，技術上也有一定發(fā)展，但除銅鏡、銅幣等少數(shù)幾種器件外，其他器物逐步為漆器、瓷器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