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長的史詩

　　世界上最長的史詩，是我國藏族的長篇敘事詩《格薩爾王》。他創(chuàng)始于公元11世紀，是一部以民間說唱形式來歌頌英雄的詩章。這部長詩的散文部分不算，當史詩部分就有150多萬行。1500多萬字。 史詩的內(nèi)容極其豐富多彩，是研究西藏古代社會政治、經(jīng)濟、軍事、宗教、語言和風俗的“百科全書”。

　　世界上最長的史詩《格薩爾王》

　　《格薩爾王傳》是世界上最長的史詩?它以口頭文學形式在西藏民間流傳千馀年，現(xiàn)已有一部分整理成書。共120多部，100多萬行詩，2000多萬字，是東方的荷馬史詩。號稱世界上最著名的五大史詩有巴比倫史詩《吉爾伽美什》，希臘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得賽》，印度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都獱栙っ朗病繁徽J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史詩，產(chǎn)生于公元前3000多年，有3000行。《伊利亞特》24卷1萬5千多行，《奧得賽》24卷1萬2千多行，《羅摩衍那》7篇1萬8千多頌，每頌兩行?《摩訶婆羅多》18篇10萬馀頌計20馀萬行?！陡袼_爾王傳》比這五部史詩的總和還要多。它是西藏人民早期生活的百科全書，?是在藏族古代神話、傳說、詩歌和諺語等民間文學的基礎上產(chǎn)生和發(fā)展起來的，代表古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

　　史詩描繪格薩爾一生不畏強暴、不怕艱難險阻?以驚人的毅力和神奇的力量征戰(zhàn)四方、降伏妖魔、抑強扶弱、造福人民的英雄業(yè)績?凝聚著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體現(xiàn)了中國各族人民追求公平、正義和美好生活的崇高理想?反映了民族發(fā)展重大歷史階段及其社會基本結構形態(tài)?是一部研究古代藏族社會的偉大著作?也是世界文化寶庫中一顆璀璨耀眼的明珠，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重要貢獻之一。這部史詩產(chǎn)生在古代藏族氏族社會瓦解、奴隸制政權逐漸形成的歷史時期?即公元3至6世紀之間。7至9世紀吐蕃王朝期間得到進一步充實。吐蕃王朝崩潰?藏族社會大動蕩、大變革，由奴隸制向封建農(nóng)奴制過渡，10至12世紀初，該書日臻成熟。11世紀隨著佛教在藏區(qū)復興?僧侶開始參與《格薩爾王傳》的編纂、收藏和傳播工作?出現(xiàn)了最早的手抄本。它的產(chǎn)生、流傳和發(fā)展?是藏族歷史上少有的文化現(xiàn)象?在中國民族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也是罕見的。藏族社會發(fā)展的幾個重要時期都對《格薩爾王傳》的流傳和發(fā)展產(chǎn)生過影響，在史詩中也得到直接或間接的反映，它對各個時期藏族文化的發(fā)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確立了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格薩爾王傳》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天災人禍遍及藏區(qū)，妖魔鬼怪橫行，觀世音菩薩為普渡眾生，向阿彌陀佛請求派天神之子格薩爾下凡降魔。格薩爾到藏區(qū)做了黑頭發(fā)藏人的君王。他有非凡的才能，是神、龍、念(藏族原始宗教里的一種，是三者合一的半人半神的英雄。他多次遭到陷害?但由于他本身的力量和神的保護，不僅未遭毒手?反將妖魔鬼怪殺死。他5歲隨母親移居黃河之畔?8歲將嶺部落遷移至此?12歲在整個部落的賽馬大會上取得勝利?獲得王位?娶森姜珠牡為妃。從此?他東征西伐?降伏入嶺國的北方妖魔?戰(zhàn)勝霍爾國的白帳王、姜國的薩丹王、門域的辛赤王、大食的諾爾王、卡切松耳石的赤丹王、祝古的托桂王等?功德圓滿?與母親、王妃一同返回天界。

　　這部不朽的史詩，大約產(chǎn)生古代藏族氏族社會開始瓦解、奴隸制國家政權逐漸形成的歷史時期，即公元 3至6世紀之間;吐蕃王朝建立之后(公元7世紀初葉至9世紀)得到進一步充實;在吐蕃王朝崩潰、藏族社會處于大動蕩、大變革時期，也就是藏族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農(nóng)奴制過渡的歷史時期，(10世紀至12世紀初葉)得到廣泛流傳并日臻成熟。在11世紀前后，隨著佛教在藏族地區(qū)的復興，藏族僧侶開始參與《格薩爾王》的編纂、收藏和傳播。史詩《格薩爾》的基本框架開始形成，并出現(xiàn)了最早的手抄本。手抄本的編纂者、收藏者和傳播者，主要是寧瑪派(俗稱紅教)的僧侶。

　　《格薩爾王傳》是在藏族古代神話、傳說、詩歌和諺語等民間文學的基礎上產(chǎn)生和發(fā)展來的，代表著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它描繪主人公格薩爾一生不畏強暴、不怕艱難險阻，以驚人毅力和神奇力量征戰(zhàn)四方、降伏妖魔，抑強扶弱、造福人民的英雄業(yè)績，熱情謳歌了正義戰(zhàn)勝邪惡、光明戰(zhàn)勝黑暗的斗爭。這部史詩反映了民族發(fā)展的重大歷史階段及其社會的基本結構形態(tài)，表達了人民群眾的美好愿望和崇高理想，描述了紛繁的民族關系及其逐步走向統(tǒng)一的過程，是研究古代藏族的社會歷史、階級關系、民族交往、道德觀念、民風民俗、民間文化等問題的一部偉大著作?！陡袼_爾王傳》還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被譽為“東方的荷馬史詩”。

　　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大家庭，歷史早已把中國各族人民的命運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因此，《格薩爾王傳》這部史詩凝聚著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體現(xiàn)了中國各族人民追求公平、正義和美好的幸福生活的崇高理想。

　　《格薩爾》的產(chǎn)生、流傳、演變和發(fā)展過程，是藏族歷史上少有的一種文化現(xiàn)象，在中國多民族的文學發(fā)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學史上也不多見。從《格薩爾》產(chǎn)生、流傳和發(fā)展的過程來看，時間跨度非常之大，有一、兩千年之久;從藏族的社會形態(tài)來看，自原始社會末期的氏族社會，經(jīng)歷奴隸主專政和奴隸制社會，到封建農(nóng)奴制時代，直至今天的社會主義時代，這部英雄史詩，依然在青藏高原廣泛傳唱。

　　歷史上藏族社會發(fā)展的幾個重要時期，都對《格薩爾》的流傳和發(fā)展產(chǎn)生過影響，各個重要歷史時期的發(fā)展變化，都在這部史詩里得到直接或間接的反映，而《格薩爾》對各個時期藏族文化的發(fā)展，也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從而在藏族文化史上確立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藏族文化史上沒有第二部著作，能象《格薩爾》那深刻地反映古代藏族社會發(fā)展的歷史，對藏族文化的發(fā)展，產(chǎn)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格薩爾》堪稱“奇書”。

　　民間藝人的心血和智慧

　　《格薩爾王傳》之所以能夠流傳百世，至今仍活在民間，應該歸功于史詩最直接的創(chuàng)作者、繼承者和傳播者，那些才華出眾的民間說唱藝人們。他們是真正的人民藝術家，是優(yōu)秀的、受人民群眾歡迎的人民詩人。這些民間藝人，在漫長的歲月中，用他們驚人的才華，進行著辛勤的創(chuàng)作活動，用他們的心血澆灌著《格薩爾》這支文學奇葩。他們代代相傳，人才輩出。在他們身上，體現(xiàn)著人民群眾的聰明才智和偉大的創(chuàng)造精神。那些具有的非凡的聰明才智和藝術天賦的民間藝人對繼承和發(fā)展藏族文化事業(yè)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永遠值得當代人和子孫后代懷念和崇敬。

　　在大規(guī)模的搶救工作中，通過考察，發(fā)現(xiàn)了近百位活躍在農(nóng)村、牧區(qū)的說唱藝人，藏語稱“仲肯”。其中有十多位是在群眾中享有盛譽的優(yōu)秀藝人。他們在說唱前要舉行各種儀式，或梵香請神，或對鏡而歌，說唱時還要頭戴作為道具的帽子，帽子上插有各種鳥羽，手拉牛角琴或手搖小鈴鼓。1984年8月“雪頓”節(jié)期間，曾在拉薩舉辦過七省區(qū)格薩爾藝人演唱會，與會藝人40多名，其中包括著名藝人扎巴老人、女藝人玉梅等。

　　西藏著名說唱藝人扎巴老人將自己的畢生精力獻給了《格薩爾》事業(yè)，老人于1986年11月去世，在他臨終前的幾個小時，依然在孜孜不倦地說唱《格薩爾》。他雖然去世了，卻給后世留下了一份極其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他生前共說唱《格薩爾王傳》25部，近60萬詩行，600多萬字。這相當于25部荷馬史詩，相當于15部印度史詩《羅摩衍那》或3部《摩訶婆羅多》。這是迄今為止，篇幅最長、最完整的一套藝人說唱本。它凝聚著扎巴老人的智慧和藝術天才，是新時期《格薩爾》搶救工作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同別的民間藝人不同，《格薩爾王傳》的說唱藝人，不承認師徒相承，父子相傳。他們認為說唱史詩的本領是無法傳授的，也是學不了的，全憑“緣份”，靠“神靈”的啟迪，是“詩神”附體。他們認為，一代又一代說唱藝人的出現(xiàn)，是與格薩爾大王有關系的某個人物的轉世。這種觀念與藏族傳統(tǒng)文化中“靈魂轉世”的觀念，“活佛轉世”的觀念是相一致的。

　　影響播及國外

　　早在吐蕃王朝時代，《格薩爾王傳》這部古老有晚詩就傳播到喜馬拉雅山周邊的國家和地區(qū)，大約在13世紀以后，隨著佛教傳入蒙族地區(qū)，大量藏文經(jīng)典和文學作品被翻譯成蒙文，《格薩爾王傳》也逐漸流傳到蒙族地區(qū)，成為自成體系的蒙古《格薩爾王傳》，稱《格斯爾王傳》。14世紀下半葉，即元末明初，在更大范圍內(nèi)得到傳播。同時也流傳到土族、納西族、裕固族等與藏區(qū)接壤的兄弟民族之中。

　　國外介紹和研究《格薩爾》已經(jīng)有200多年的歷史?！陡袼_爾》的部分章節(jié)，早已譯成英、俄、德、法等多種文字。外國讀者了解并開始研究《格薩爾》，是從蒙文本入手的。1716年(清康熙五十五年)，在北京刻印了蒙文本《格薩爾》之后，外國學者有機會接觸到這一史詩。1776年，俄國旅行家帕拉斯首先在《蒙古歷史文獻的收集》(圣彼德堡版)一書中介紹了《格薩爾》，論述史詩的演唱形式和與史詩有關的經(jīng)文，并對主人公格薩爾作了評述。1836年，俄國學者雅科夫·施密德曾用活字版刊印了這個蒙文本，后又譯成德文，于1939年在圣彼德堡出版。這是最早的關于《格薩爾》的外文出版物。此后，國外學者開始關注《格薩爾王傳》，并陸續(xù)有介紹研究的文字問世，如：俄國席夫納院士在圣彼德堡出版的論著《韃靼的英雄史詩》中，將韃靼的英雄史詩與《格薩爾》進行比較。19世紀末葉，國外開始注意藏文本《格薩爾》。1879年到1885年，印度人達斯先后兩到中國西藏地方，搜集了《格薩爾》等大批藏文資料，其后開始發(fā)表關于《格薩爾》的論文。藏文資料的被發(fā)掘，無疑為國外的研究者拓寬了視野，并由此產(chǎn)生了東西方學派。東方學派(指蘇聯(lián)，蒙古及東歐各國)中對《格薩爾》研究的佼佼者要首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策·達木丁蘇倫，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代表整個東方學派的水平。他的主要代表作是《論<格薩爾>的歷史源流》。西方對《格薩爾》的研究要晚于東方，從30年代起步，60年代進入其全盛時期。

西方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兩位法國學者，即亞歷山大·達維·尼爾女士和石泰安教授。達維·尼爾曾兩次來中國，在四川藏區(qū)住過很長時間，其間，在云登喇嘛的幫助下，直接聽民間藝人說唱《格薩爾》，并記錄整理，同時搜集手抄本和木刻本。回國后，將其搜集的資料整理成格薩爾故事，名為《嶺·格薩爾超人的一生》，于1931年在巴黎出版法文本。該書于1933年被譯為英文在倫敦出版。該書的出版使更多的西方人士開始了解、認識《格薩爾王傳》。石泰安教授是當代著名的藏學家，一生著述頗豐，對《格薩爾王傳》的主要貢獻是：1958年出版的《格薩爾平生的藏族畫卷》;1959年出版的《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與說唱藝人的研究》，該書全面系統(tǒng)地論述了《格薩爾》史詩及其說唱藝人，可視作西方各國關于《格薩爾》研究的一個總結 。

　　近年來，國內(nèi)外的《格薩爾》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已在國際學術界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得到一些專家的高度評價。如德國著名史詩專家、波恩大學教授瓦·海希西出席1989年11月在四川成都召開的第一屆《格薩爾》國際學術討論會時，激動地說：“我羨慕你們，你們的政府這樣重視民間文學和民族史詩的搜集整理工作，在世界文學發(fā)展的歷史上幾乎沒有先例。你們是很幸運的。你們的工作具有世界意義，在我們國家，在其他許多國家，民間文學的搜集工作，主要靠專家學者自己去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