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最長的運河、是哪一條
世界之最長的運河、是哪一條
世界上有很多運河，但每一條的長度、地形等都不一樣，可是你知道世界之最長的運河是那一條嗎?下面讓小編告訴你吧!
世界之最長的運河
世界第一大運河是指京杭大運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經(jīng)京、津、冀、魯、蘇、浙兩市四省，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1700余公里。
關于京杭大運河
我國的南北大運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全長1782公里，是巴拿馬運河的20倍，是蘇伊運河的10倍，是世界三大運河中最長、最古老的一條。我國的大運河在歷史上曾有三次較大的開鑿工程。最早在春秋時代，由吳王夫差在揚州附近開鑿了一條溝通長江和淮河的“干溝”。第二次則是隋煬帝時的修建，這次工程最大，共分四個階段。第三次是在元朝。自公元1281年開始分段開始開鑿大運河，至公元1292年在著名水利工程專家郭守敬的主持下，京杭大運河全線通航。至此，從公元前486年開干溝起，到通惠河竣工止，先后經(jīng)歷了1779年，才形成了現(xiàn)在規(guī)模宏大的京杭大運河。
背景
京杭大運河始建于春秋時期。春秋戰(zhàn)國時期開鑿運河基本都是為了征服他國的軍事行動服務的。例如吳王夫差命人開鑿邗溝的直接目的是為了運送軍隊北伐齊國，公元前360年魏惠王開鑿的鴻溝，基本都是為了征服他國的軍事行動服務的。[4]
隋王朝在天下統(tǒng)一后即做出了貫通南北運河的決定，其動機已超越了服務軍事行動的目的，因為此時天下已統(tǒng)一。隋開運河有經(jīng)濟方面的動機。中國古代很長時期內，經(jīng)濟重心一直在黃河流域，北方的經(jīng)濟比南方進步。但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發(fā)生了深刻變化。400多年的混亂使北方經(jīng)濟受到嚴重的沖擊，與此相比，南方經(jīng)濟獲得迅猛發(fā)展，成為全國經(jīng)濟重心。隋統(tǒng)一全國后，格外重視這個地區(qū)，但隋定都長安，其政治中心不能伴隨經(jīng)濟重心的發(fā)展變化南移。因此，國家需要加強對南方的管理，長安需要與富庶經(jīng)濟區(qū)聯(lián)系，需要南方糧食物資供應北方，不論是中央朝廷還是官僚貴族或是北方邊境。同時，長時期的分裂阻斷社會南北經(jīng)濟的交流，而隨著生產(chǎn)力水平的提高，經(jīng)濟的發(fā)展到這一時期已迫切要求南北經(jīng)濟加強聯(lián)系。[4]
隋開運河不僅僅有經(jīng)濟方面的動機，也有政治方面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門閥世族大發(fā)展的時期，他們的力量相當強大。隋統(tǒng)一后，他們仍依恃其強大的勢力，企圖與中央政權抗衡。這一尖銳矛盾在江南地區(qū)一直存在，使隋政權面臨嚴重威脅，隋統(tǒng)治者要實施對南方的有效統(tǒng)治，貫通南北運河勢在必行。同時，北部邊境少數(shù)民族政權對隋亦是大患，隋王朝派出大量軍隊駐扎邊境，這些軍隊僅靠屯田是不夠的，必須依靠江淮和中原糧餉供應。路途遙遠，開鑿運河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隋以后的歷朝歷代，至清朝后期，無論是大一統(tǒng)時期政權，還是分裂時期的政權，都注重運河的疏鑿與完善，其動機無外乎經(jīng)濟、政治、軍事等方面，充分利用運河漕運。以運河為基礎，建立龐大而復雜的漕運體系，將各地的物資源源不斷的輸往都城所在地，成了中華大地統(tǒng)治者主要手段之一。運河的修復改道，其緣由亦是現(xiàn)實中運河常常的淤堵以及不同政權的都城位置變化。至元代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明、清兩代京杭大運河成為南北水運干線。[4]
運河是由統(tǒng)治者主導開鑿整修而成，統(tǒng)治者們集合龐大的人力、物力開鑿運河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漕運。運河是為了實實在在的漕運目的而生的，漕運是封建王朝的生命支持與動力供應系統(tǒng)，維持王朝的生命延續(xù)。由于海運的海盜、風浪等問題難以解決，在漕運史上運河水運是主要首選方案。開鑿運河是一件名符其實的功在當代、利在萬秋的偉舉，對修造者而言，其功效時隔不久就能顯現(xiàn)，給王朝帶來舉足輕重的影響。所以歷朝歷代有見識的統(tǒng)治者都非常重視運河的修造。
建設
京杭大運河從公元前486年始鑿，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而秦始皇在嘉興境內開鑿的一條重要河道，也奠定了以后的江南運河走向。據(jù)《越絕書》記載，秦始皇從嘉興“治陵水道，到錢塘越地，通浙江”，運河及運河文化由此衍生。[5]
大運河開掘于春秋時期，完成于隋朝，繁榮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漫長的歲月里，經(jīng)歷三次較大的興修過程。最后一次的興修完成才稱作“京杭大運河”。
運用
京杭大運河貫通之后以其特有的溝通功能將全國的政治中心與經(jīng)濟重心連接在一起，將不同江河流域的生產(chǎn)區(qū)域聯(lián)系在一起。封建王朝當權者以它為基礎建立了將各地物資輸往都城的歷時千年的漕運體系，維持著王朝的生命。[4]
漕運之中圍繞運河的水運，相關的漕糧調配、收繳、發(fā)送、押運、下卸、進倉儲備等方面，在實際的過程中從實際出發(fā)不斷因地制宜更新發(fā)展，使得漕運體系發(fā)展起來，幾經(jīng)變化。每一變化都是總結實踐中的經(jīng)驗教訓實事求是解決問題發(fā)展而來。如唐朝宰相裴耀卿改“直達運輸法”為“分段運輸法”，即水通則漕運，水淺則儲倉，設糧倉于運河沿岸。這樣，漕船既不停滯，漕糧也無損耗，極大提高漕運量。唐后期在“分段運輸法”的基礎上創(chuàng)“轉搬法”分段接運，改民運為官運，改散運為標準麻袋盛裝，船只編組等等，集裝化系統(tǒng)化運輸。建立漕運獎勵制度，以鹽利為漕傭，解決漕運經(jīng)費問題。這些創(chuàng)新切實促進漕運的發(fā)展。宋、元、明、清在漕運方面根據(jù)運河的實際狀況也不斷革新方法，以便更好地發(fā)揮運河的作用。[4]
統(tǒng)治者對運河的使用到明清時期也發(fā)生著務實的變化。明清時代，隨著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社會的市場行為日益增多，南北物資交流的需求大增，漕運一方面帶動刺激了運河沿岸商業(yè)活動的發(fā)展，另一方面，漕運本身越來越商業(yè)化。先是漕運中私帶貨物，由少到多。朝廷見禁不住，轉而主動明確允許漕船北上時可以附帶一定的貨物，漕船南返時允許載客運輸。這種漕運政策的變化是政府務實的做法。一方面，漕船走私已是既存事實，沒法遏止，另一方面可以補貼漕工的生計，同時，官紳大賈們也有這種需求。漕船所帶貨物數(shù)額日益增長，漕船貿易日趨活躍，運河沿岸興起了很多商業(yè)城鎮(zhèn)。如通州、直沽(即天津)、滄州、德州、臨清、徐州、淮安等。南方的絲綢、茶葉、糖、竹、木、漆、陶瓷等源源不斷運往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貨、煤炭、雜品等也不斷由運河南下。大運河雖為漕運所開，但當時代對之有商運需求時，統(tǒng)治者也與時俱進使之成為商運之河、民運之河。[4]
京杭大運河地理
京杭大運河水系
杭大運河全長1794千米，是中國僅次于長江的第二條“黃金水道”，價值堪比長城。它是世界上開鑿最早、長度最長的一條人工河道，長為蘇伊士運河(190千米)的9倍，巴拿馬運河(81.3千米)的22倍。[13]
京杭大運河流經(jīng)北京市通州區(qū)，天津市武清區(qū)，河北省廊坊市、滄州市、衡水市、邢臺市，山東省德州市、臨清市、聊城市、濟寧市、滕州市、微山縣，江蘇省徐州市、宿遷市、淮安市、揚州市、鎮(zhèn)江市、常州市、無錫市、蘇州市，浙江省嘉興市、湖州市、杭州市20個市區(qū)，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
京杭運河的流向、水源和排蓄條件在各段均不相同，非常復雜，流向總體概括為四個節(jié)點、兩種流向：節(jié)點1天津(海河)以北的通惠河、北運河向南流;節(jié)點1與節(jié)點2東平湖之間的南運河、魯北運河向北流;節(jié)點2與節(jié)點3長江(清江)之間的魯南運河、中運河、里運河向南流;節(jié)點3與節(jié)點4長江以南的丹陽之間河段向北流;丹陽以南河段(江南運河)向南流。[15]
至2012年，京杭運河的通航里程為1442千米，其中全年通航里程為877千米，主要分布在山東濟寧市以南、江蘇和浙江三省。
京杭大運河分段
“京杭大運河”全程可分為七段：
(1)通惠河。(2)北運河;(3)南運河。(4)魯運河;(5)中運河;(6)里運河;(7)江南運河。
京杭大運河
通惠河
歷史性通航河道。由于清末實行“停漕改折”政策和20世紀以來鐵路、公路交通發(fā)展，貨物轉為陸運，加之水源不足，航道失修，至50年代初期，僅有少量船只作間歇性通航。當前該河主要用作北京市排水河道，已不能通航。[15]
北運河
長約180公里，集水面積5.11萬平方公里，由天津注入海河。除屈家店至天津段15公里可供小船作季節(jié)性通航外，其余河道均不能通航。[15]
南運河
又名御河，長414公里。四女寺至臨清段稱衛(wèi)運河，長94公里。天津至四女寺段航道窄狹彎曲，底寬15～30米，水深約 1米，建有楊柳青、獨流、北陳屯、安陵4座船閘，可通航100噸級船舶。由于上游水庫攔蓄，兩岸農田灌溉，加之年久失修，現(xiàn)已處于斷航狀態(tài)。衛(wèi)運河底寬30米，水深約10米，建有四女寺、祝宮屯船閘，可通航100噸級船舶。由于上游岳城水庫蓄水，截走水源，尤當衛(wèi)運河擴大治理后，航道情況驟然惡化。[15]
魯運河
魯運河分為魯北運河和魯南運河。[15]
魯北運河也稱位山、臨清運河，原河段已淤塞。1958年另選新線，長104公里，但未開挖。1960～1968年，根據(jù)引黃輸水要求，開挖了周店至尚店76公里渠道，兩頭河段尚未開挖。
魯南運河，北起黃河，南至韓莊，長20公里，1968年雖經(jīng)疏浚整治，但河道嚴重淤積，水深不足，尚不能通航。梁山至南旺段長33.8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0.5米，每年可通航6個月，為季節(jié)性航道。南旺至濟寧段長27.1公里，底寬15米，枯水期水深0.5米，每年僅通航6個月，為季節(jié)性航道。濟寧至二級壩段長78.1公里，航道順直，枯水期水深1米以上，底寬50米，可通航100噸級船舶。
中運河
二級壩至大王廟段原來是走韓莊、臺兒莊一線。1958年在江蘇省境內新辟南四湖湖西航道及不牢河河段，使河道經(jīng)徐州市北郊通過，至大王廟與中運河匯合。大王廟至淮陰段仍循原來河道南下，長163公里。徐州以下河段，經(jīng) 分段拓寬，航道一般底寬45～60米，水深3米以上，已可通航500～700噸級以上拖帶船隊。是為徐州煤炭南運主要線路。[15]
里運河
京杭運河全長169公里，其入江口原在瓜洲，1958年改至六圩入江。屢經(jīng)整治，航道底寬一般達70米，水深3米以上，可通航1000噸級拖帶船隊。年運貨量1500萬噸左右。[15]
徐州藺家壩—淮陰—揚州邗溝被稱作蘇北運河，全長404千米，縱跨徐州、邳州、宿遷、淮陰、揚州等11個縣市，溝通了微山湖、駱馬湖、洪澤湖、高郵湖等水系，是京杭運河上運輸最繁忙的河段?；窘ǔ啥壓降?，成為京杭運河上等級最高的航道，常年可行駛2000噸級的船舶。當前有蘇、魯、滬、浙、湘、豫等十多個省市的船舶航行其中，年貨運量可達3億多噸。徐州段最大通過量已達5500萬噸船舶噸位，其中貨物通過量達3500萬噸。
揚州六圩口—鎮(zhèn)江諫壁—常州—南潯，全長224千米，貫穿江蘇的揚州、常州、鎮(zhèn)江、無錫、蘇州等縣市，溝通了長江、太湖水系，與上海、浙江等周邊地區(qū)的省際河流相連。當前有蘇、魯、皖、滬、湘、鄂、川等13個省市的船舶在該段運河上航行。截至2010年，航道全部達到四級標準，可通航500噸級船隊，年貨運量已超過1億噸，超過江蘇境內長江航道的運量，相當于滬寧鐵路單線貨運量的3倍。航行船舶的密度超過了德國的萊茵河，是京杭運河上運量最大，密度最高的河段之一，剛建成的諫壁船閘日均船舶通過量已達10萬噸以上。[15]
江南運河
自長江南岸六圩—鎮(zhèn)江諫壁口經(jīng)丹陽、常州、無錫、蘇州、平望至杭州。其中，平望至杭州有3條航線，即東、中、西線，如以東線計算，全長323.8公里，大部分底寬20米，水深2米，一般可通航40～100噸級船舶，年貨運量達1600余萬噸。[15]
郗山運河(2張)
浙江段(南潯—杭州)，全長120多千米，溝通了太湖水系和錢塘江水系，分為東、中、西三條路線，一般以東線代表運河的位置，河道狹窄、彎曲，終年可通機動船舶。當前可通行300噸級的船舶。將京杭大運河拓伸至浙江省東部的寧波港，將為中國內河集裝箱運輸發(fā)展乃至內河航運的繁榮帶來契機。規(guī)劃中的杭甬運河長240余千米。位于杭州灣南岸，縱貫錢塘江，曹娥江、甬江水系，全線按四至五級航道標準設計，年通過能力將達4000萬噸。使其成為國家北煤南運的黃金水道，南水北調的大動脈，還極大改善和推動了沿河的農田水利事業(yè)的發(fā)展，對確保農業(yè)的穩(wěn)產(chǎn)高產(chǎn)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保證作用，綜合利用效益明顯。[15]
京杭大運河最南端位于杭州拱宸橋，并在橋邊立碑，該橋是一座三孔的拱橋，初建于明崇禎四年(1631年)，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F(xiàn)存橋為清康熙時重建，全長138米，寬6.6米。石砌橋墩逐層收分，橋面兩側作石質霸王靠，氣勢雄偉，下面各有兩個防撞墩，防止運輸船只撞到橋墩。該橋位于杭州市運河文化廣場，它坐落在杭州市拱墅區(qū)橋弄街，橫跨于古運河之上，是杭州古運河終點的標志。[15]
京杭大運河流域
圖片京杭運河自北而南流經(jīng)京、津2市和冀、魯、蘇、浙4省，貫通中國五大水系──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和一系列湖泊;從華北平原直達長江三角洲，地形平坦，河湖交織，沃野千里，自古是中國主要糧、棉、油、蠶桑、麻產(chǎn)區(qū)。人口稠密，農業(yè)集約化程度高，生產(chǎn)潛力大。迨至近代，京津、津浦、滬寧和滬杭鐵路及公路網(wǎng)相繼修建，與運河息息相通;沿線各地工業(yè)先后興起，城鎮(zhèn)密集，是中國經(jīng)濟精華薈萃之地。[14]
京杭大運河沿線是中國最富庶的農業(yè)區(qū)之一，工業(yè)發(fā)達。在兗州、濟寧、滕州、豐縣、沛縣、徐州、邳州及兩淮等有大中型煤礦，連接上海、南京、徐州、鎮(zhèn)江、常州、無錫、蘇州、揚州、杭州等工業(yè)城市。為了使“黃金水道”產(chǎn)生“黃金”效益，沿線的魯、蘇、浙三省對大運河各段進行了整治、擴建和渠化，使千年古運河重新煥發(fā)了青春，成為中國僅次于長江的第二條“黃金水道”。運河沿線的主要港口有濟寧、徐州、邳州、泗陽、淮陰、淮安、寶應、高郵、揚州、鎮(zhèn)江、常州、無錫、蘇州、吳江和杭州等。[14]
京杭大運河文化
京杭大運河沿岸風俗
書法運河水不僅承載著南來北往的船只，而且孕育、滋潤著沿岸的運河兒女、運河城市。運河邊的建筑，如會館、河埠、碼頭、橋梁、船閘及漕運衙門等都是為在實際生產(chǎn)中使用而建。運河邊也有很多民風民俗透露著務實之魂。如江蘇淮安的運河漁民的“交船頭”“汛前宴”“滿載會”等習俗。這些習俗都是祈愿實際生產(chǎn)的收獲，直接、真切地體現(xiàn)出勞動人民希望實實在在收獲豐收的愿望。運河生產(chǎn)過程中也創(chuàng)造了許多與生產(chǎn)相關的藝術，如大運河號子。有河工號子，是挑河、抬土、筑堤、下樁、打夯中所唱的。這些號子或粗獷簡樸、或蒼涼雄勁，一方面可以鼓舞精神，另一方面可以組織指揮集體勞動，如山東的《抬土歌》。運河上的纖夫有闖船號子、拉纖號子、糧米號子等。船工有船工號子，其中分類很多，有啟程的出船號、推船號、起錨號、拉蓬號、撐篙號等，行駛的搖櫓號、拉纖號、扳稍號、扯帆號等，停船的下錨號、拉繩號等。這些既是在實際的運河生產(chǎn)中形成，又實在地有助于生產(chǎn)。這些都內在地蘊含著務實之魂。[4]
京杭大運河文學作品
京杭大運河風景皮日休《汴河懷古二首·其一》 萬艘龍舸綠絲間，載到揚州盡不還。 應是天教開汴水，一千余里地無山。
皮日休《汴河懷古二首·其二》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若無水殿龍舟事， 共禹論功不較多。
胡曾 《汴水》 千里長河一旦開，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過，惆悵龍舟更不回。
曹雪芹 《紅樓夢》中詩詞 桃葉渡懷古 衰草閑花映淺池，桃枝桃葉總分離。 六朝梁棟多如許，小照空懸壁上題。
無名氏《隋煬帝挽舟者歌》 我兄征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饑，路糧無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 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煙草。悲損門內妻，望斷吾家老。安得義男兒，焚此無主尸。引其孤魂回，負其白骨歸! 翻譯：我哥哥被征去遼東打仗，最終餓死在大青山下。而我又被抓來為龍舟拉纖，在運河堤上吃苦受罪。如今正是一個饑荒年頭，給我們的干糧少而又少。此去前面要拉三千里路，這條命哪里還保得住?難免落得個拋尸荒野、魂歸無處的下場。想起家中的妻兒和父母，不禁悲從中來。但愿哪位好心人能把我的尸骨送回故鄉(xiāng)，使我在那里得到安息。
李敬芳《汴河直進船》汴河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 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膏脂是此河。 翻譯：汴水與淮河之間挖通后，確實有許多便利。不過，百姓遭受到的苦難也很深重。東南四十三州的廣大地區(qū)，民脂民膏都被這條河運走，送到京城供皇室貴族去享用了。
李商隱 《隋宮》 紫泉宮殿鎖煙霞，欲取蕪城作帝家。 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 地下若逢陳后主，豈宜重問后庭花? 翻譯：深鎖的長安城籠罩在層層煙霞之中，又想選取江都作為自己華麗的別宮。如果帝王的玉璽不落在李家手里，隋煬帝的龍舟錦帆應該已經(jīng)游遍了天涯。如今的腐草里，已不見當年螢火蟲的影子;運河岸邊的垂楊柳，也只剩下歸巢的烏鴉永遠聒噪不停。而今在陰間假若遇到陳后主，難道還有雅興讓寵妃再唱一段《玉樹后庭花》?
羅隱 《隋帝陵》 入郭登橋出郭船，紅樓日日柳年年。 君王忍把平陳業(yè)，只博雷塘數(shù)畝田。
京杭大運河意義
京杭大運河經(jīng)濟
元代會通河和通惠河開通后，京杭運河完成，明代進行了大規(guī)模整修，建立了完善的漕運管理制度，600年間，運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南北交通要道，商運繁盛，運河兩岸興起數(shù)十座商業(yè)城鎮(zhèn)，對古代經(jīng)濟的貢獻無法估量。
元代開通海運，但是每年幾百萬石的漕糧、東南的貢賦和官吏商民每年不下億萬件的消費品都要過長江渡淮河，經(jīng)會通河北運，海外運來的商品過境之后也是經(jīng)運河到燕京，會通河得名會通，就是因為“江淮之漕，浮汶泗經(jīng)達臨清，而商旅貿遷，游宦往來往暨閩粵、交廣、邛 、川蜀，航海諸番貢 之入莫不由是而達”。
由明而清，每年400萬石(1石約今天27市斤，400萬石大約有5萬4千多噸)的漕糧由運河北上，此外，每年數(shù)十萬匹蘇杭織造絲織品運抵京城，江寧、蘇州、杭州三個織造局，專辦御用官用的綢、緞、紗、羅、布匹。湖廣川黔等地的竹木浮江而下，入運河北上，到北京修宮殿，建宗廟。
物產(chǎn)交流和經(jīng)濟交流極大豐富起來，明代北方棉花種植很普遍，發(fā)達的紡織業(yè)在江南，結果自然是棉花南運，布匹北運，太湖流域號稱衣被天下，棉布和絲織品幾百年來一直是運河上的主要貨物。
杭州、蘇州、揚州、淮安、濟寧、臨清、天津，這些運河邊上的城市，因此成為商品集散地，商業(yè)盛衰與運河始終。乾隆年間，蘇州胥門、閭門外的運河碼頭“各省都會客貨聚集，無物不有，自古稱為天下第一碼頭”。邵伯鎮(zhèn)以棉、夏、葛、標、黃草等布及米、豆、竹、木為主要貨物，被稱作“御長十里，客貨云集，江北第一大鎮(zhèn)”。
《馬可波羅游記》中記載，他沿京杭大運河南行，輾轉于蘇杭，最終抵達刺桐港(福建泉州)。運河每一個城鎮(zhèn)都能從他的游記中找到贊美：將陵(德州)運河上南北運輸商品極多，最多的是絲、香料。濟寧商業(yè)手工業(yè)很發(fā)達，“船只多得令人難以相信”。徐州、邳州、清口、淮安商工農業(yè)都極發(fā)達，淮安的貨運可以通到40多個城市。寶應、高郵、揚州都是商業(yè)手工業(yè)為主的城市，很繁華。真州(儀征)是運河通江口岸之一。長江上每年有20萬艘船航行，每船載重約50萬-150萬斤。真州是鹽、木料、麻等商品集散地。瓜州以工商業(yè)為主，產(chǎn)絲織品和農產(chǎn)品。蘇州是最大的工商業(yè)城市，杭州最繁華，“商人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富，難以言語形容。”
明永樂之后，官運之外，運河上商運逐漸增加，運河上開始設關收船稅，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右，戶部從全國所收定額稅銀400萬兩，其中近1/3收自運河上往來的商船。
北京的什剎海、后海一帶，包括積水潭，正是當年行船漕運的終點，千帆競泊，熱鬧繁華。積水潭的碼頭應該不止一個，環(huán)繞積水潭兩岸都可停泊，《馬可波羅游記》中記載了元大都的繁華盛景。“比較大的碼頭、最熱鬧的景象應集中在離鼓樓最近的銀錠橋、煙袋斜街一帶，最盛時，積水潭舳艫蔽水，盛況空前。”
當時的文人雅士匯集在積水潭邊賞酒作文，食肆、勾欄等迅速發(fā)展起來。“元代最著名的大都雜劇主要活躍在積水潭周圍，一批著名雜劇家聚集于此。”歷史學家們說，當時元大都的社會經(jīng)濟文化幾乎全集中在積水潭。
北運河和南運河在天津會合，進海河最后流入渤海，漕運鼎盛時，天津到通州的北運河上，來往的漕船每年有2萬多艘、官兵12萬人次，商船3萬艘，運河的開通使一個小小的直沽寨成了遠近聞名的天津衛(wèi)。
明代漕運使運河通州碼頭盛極一時。明代運河漕船每年有12143只，共分十幫，由124處衛(wèi)所12萬多軍士負責運輸，因路途遠近而規(guī)定各幫至通日期，有序不亂，大多漕船在通州空倉回航。各幫船于通州只許停留十天，最后一批船幫限定十月一日必須返歸。伴隨三月一日首幫漕船至通，亦有大批商船。開漕移師上將燃放“萬頭鞭”，數(shù)十檔花會競技，沿途商鋪施茶獻果，賈船擲銀捐物，繁鬧堪比京城各處廟會。清代沿襲此制，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最后一艘漕船離開通州碼頭，景象不再。
十九世紀海運興起，以后隨著津浦鐵路通車，京杭運河的作用逐漸減小。黃河遷徙后，山東境內河段水源不足，河道淤淺，南北斷航，淤成平地。水量較大、通航條件較好的江蘇省境內一段，也只能通行小木帆船。
京杭大運河社會
在社會領域，隨著制度的完善和規(guī)模的擴大，漕運逐漸突破其早期以政治功能為主體的窠臼，發(fā)揮著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功能，成為維護王朝穩(wěn)定和制衡社會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古代社會中后期，統(tǒng)治者熟練而頻繁地利用漕運進行社會制衡與調控，消弭諸如重賦、災禍以及物價波動等造成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其突出的社會功能有二:一是糴與糶，一是賑濟災荒。唐宋時期，和糴已發(fā)展成為一種完善的制度，主要用以調節(jié)各地區(qū)由于豐歉等造成的收入、上供及糧食市場價格的不平衡。其中，宋代和糴完全是通過漕糧來實施的。明清兩代王朝，著力于漕糧在平糶方面的運用，成效突出。與唐宋不同的是，明清時期的平糶，主要是為了緩解糧食生產(chǎn)、災害等因素對市場造成的沖擊，完全是從調節(jié)市場、平抑物價出發(fā)。運用漕糧賑濟災荒，自秦漢始就已不乏成功案例。迄至明清，已成為朝廷的一項慣常舉措。
京杭大運河顯示了中國古代水利航運工程技術領先于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鎮(zhèn)，積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蘊，凝聚了中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社會諸多領域的龐大信息。大運河與長城同是中華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
京杭大運河政治
在政治領域，漕運始終是維系歷代中央政權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特別是古代社會經(jīng)濟重心南移后，出現(xiàn)了政治、軍事重心與經(jīng)濟重心分離的狀況，漕運對于各王朝的政治、軍事意義更加突出。朝廷年復一年地進行著南糧北運，漕糧幾乎供應京城所有居住人員的日常食糧，并極大地支撐著整個中央政府機關的正常運轉。與此同時，漕糧成為支撐王朝軍事體系的重要物質力量，歷代分布各地的龐大地方駐軍、漫長邊境線上的防御與進攻、四方征討的各種戰(zhàn)事，許多都是以漕運作為強大物質后盾的。宋人張方平曾說：“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張方平：《樂全集》卷23《論京師儲軍事》，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商務印書館)其他朝代何嘗不是如此!
大運河的開掘加強南北交通和交流，鞏固中央政府對全國的統(tǒng)治，加強對江南地區(qū)的經(jīng)濟建設，促進了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相融合，并且方便南糧北運。漕運之便，澤被沿運河兩岸，不少城市因之而興，積淀了深厚獨特的歷史文化底蘊。有人將大運河譽為“大地史詩”，它與萬里長城交相輝映，在中華大地上烙了一個巨大的“人”字，同為匯聚了中華民族祖先智慧與創(chuàng)造力的偉大結構。
漕運在促進南北文化交流和區(qū)域社會開發(fā)等方面也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漕運是專制集權政治的產(chǎn)物，具有這種體制中的諸多劣根性;更為重要的是，漕運也是封建王朝攫取天下財富的手段之一，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因此，當中國步入近代社會后，漕運便在社會的巨變中走向消亡。
京杭大運河保護
2004年11月，在運河古都――聊城建設了第一座運河博物館：中國運河文化博物館。
2005年12月15日，運河申遺發(fā)起人(運河三老)：鄭孝燮(古建專家91歲)、羅哲文(文物專家82歲)、朱炳仁(中國工藝美術大師62歲)三老聯(lián)名向運河沿線18城市市長發(fā)《關于加快京杭大運河遺產(chǎn)保護和“申遺”工作的信》[19] ，引起運河沿線城市的積極回應，就此拉開了運河申遺的序幕。
2006年3月58位政協(xié)委員聯(lián)合向全國政協(xié)十屆四次會議提交了一份提案，明確支持“運河三老”的申遺公開信，呼吁啟動對京杭大運河的搶救性保護工作，并在適當時候申報世界遺產(chǎn)項目。
2006年5月12日，全國政協(xié)京杭大運河保護與申遺考察團于12日在北京舉行啟動儀式并揭幕由朱炳仁設計制
運河三老，從左到右鄭孝燮、羅哲文、朱炳仁作的運河申遺紀念標。
2006年5月13日，考察團一行68位專家，朱炳仁應邀參加了從北京至杭州的全程考察(有：文史專家、氣象專家、博物專家、地理專家、歌舞藝術家、水利專家、工藝美術專家)歷時10天的京杭大運河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考察正式開始。
2006年5月22日,運河沿線18城市會聚杭州并形成了《京杭大運河保護與申遺杭州宣言》，朱炳仁作專家發(fā)言談“零保護”。
2006年05月25日，京杭大運河作為中國春秋至清時期的偉大工程，被國務院批準列入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2006年9月，以運河文化為主題的大型專題博物館——中國京杭大運河博物館在杭州建成開放。
2006年9月12日,朱炳仁在2005年提出的運河“申遺”建議，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催生了全國政協(xié)京杭大運河保護與申遺考察活動及杭州研討會，而榮獲“2005年度人民建議優(yōu)秀獎”稱號。
2011年4月，在揚州召開“大運河保護和申遺工作會議”，大運河的申遺工作已經(jīng)進入倒計時——大運河沿線的北京、河南等8個省35個城市的大運河遺產(chǎn)將整體申報世界遺產(chǎn)，并爭取在2014年列入世界遺產(chǎn)名錄。
2013年11月，京杭大運河山東段被列入申遺項目的8個重點河段、15個重要遺產(chǎn)點保護項目已全部完成，重點河段保護展示整治工程已完成80%以上，且順利通過世界遺產(chǎn)組織專家的現(xiàn)場評估。
2014年6月22日，第38屆世界遺產(chǎn)大會宣布，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成為中國第46個世界遺產(chǎn)項目。這次申遺共包括河道遺產(chǎn)27段，以及運河相關遺產(chǎn)58處。
2015年7月8日，受干旱和農業(yè)灌溉等因素影響停航一年的京杭大運河棗莊段，正式恢復通航，大運河山東段全線貫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