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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guān)杜甫草堂的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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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而杜甫草堂是杜甫草堂在成都時的故居,以下是學(xué)習(xí)啦小編為你整理的有關(guān)杜甫草堂的傳說故事,歡迎大家閱讀。

  有關(guān)杜甫草堂的傳說故事

  杜甫草堂的門券很多也很漂亮,券面有的是草堂建筑,有的是杜甫像,有的是杜甫故事情節(jié),令人愛不釋手。杜甫草堂不單門券多,這里邊的傳說故事也很多呢!

  杜甫的詩歌悲天憫人,詩才超群被后人稱為“詩圣”。因成都有親戚,老友高適也在四川,公元755年,杜甫這位有才華的中年詩人,攜家?guī)Э?,逃難至蜀都。公元759年,杜甫在朋友的幫助下,在成都近郊風(fēng)景秀麗的浣花溪畔蓋起了一座茅屋。于是,有了“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的草堂,他在那里過了將近四年的隱居生活。草堂東邊有清澈見底的浣花溪,南邊有紅蓮放香的百花潭,西邊可以遠眺山顛終年積雪的西嶺。更妙的是,草堂前有一株高大的楠樹,據(jù)說有200多年了。

  來到杜甫草堂,就見一條波光閃爍的河流從門前流過,這就是杜甫詩中多次提到的浣花溪。說到“浣花溪”這個充滿詩意的名字的由來,還有一段動人的故事呢。相傳唐時溪邊住著一位姓任的姑娘,貌美而心善。一天,她正在溪畔洗衣,走來一位渾身瘡疥的和尚,行人都躲得遠遠的,唯有這位任姑娘不避讓。于是那和尚脫下沾滿膿血的架裟求她洗,任姑娘欣然接受。哪知架裟一入水,霎時滿溪泛起蓮花朵朵,再看那和尚,早已不知去向。人們十分驚異,就把這條河命名為浣花溪了。

  其實,浣花溪的得名與任姑娘無關(guān)。比較可信的說法是,因為當(dāng)時沿溪居住的人多以造紙為業(yè),他們?nèi)∠畞碇剖使{,“其色如花”,溪因此而得名。浣花溪在唐代江闊水深,能行大船,溪畔風(fēng)光秀麗,杜甫的一首《絕句》作了生動的描繪:“兩個黃鵬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此后一年的多時間,杜甫的生活是閑適的,心情是平靜的。在風(fēng)和日麗的季節(jié),他常常捧著一卷書,在楠陰下,吟一會,寫一會,然后傾聽燕子的絮語,翠竹的和鳴。他也經(jīng)常拄著一個藤杖,走到溪邊江畔,看出水的紅蓮,逐浪的白鷗,漁人的網(wǎng)罟,客商的大船。他熱愛大自然,不管是飛鳥的輕盈,蝴蝶的翩躚,野花的幽香,他都喜歡。他的朋友也慢慢多了起來,詩人、文人、畫家、隱士、僧侶,但是最多的還是那些田父、野老、花農(nóng),以及左鄰右舍。

  第二年夏天的一個夜晚,狂風(fēng)暴雨驟然而來,將老楠樹連根拔起。詩人悲歌:“我有新詩無處呤,草堂自此無顏色。”秋天的一個下午,大風(fēng)怒號,把他苦心經(jīng)營的茅屋吹破,杜甫寫出《茅屋為秋風(fēng)所破歌》。詩人表現(xiàn)的那種“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理想和“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忘我精神,千百年來一直令人感動不己!當(dāng)然,也不難看出這茅屋是很不結(jié)實的,后來在鄰居和朋友的幫助下才重新修好。好在天無絕人之路,這年12月老友嚴武上任劍南西川節(jié)度使,(此前老友高適代理一段節(jié)度使)。大地回春,草堂同它的主人一樣,重新煥發(fā)出青春的光彩。遺憾的是次年四月,玄宗和肅宗先后死去,代宗即位,召嚴武入朝,接著四川又發(fā)生了叛亂,杜甫只好趕到梓州,結(jié)束了在草堂的第一階段的生活。

  杜甫早年漫游時,曾與李白、高適兩位大詩人相遇。他們一道暢游梁宋,飲酒論詩,情同,結(jié)下了真摯的友誼。杜甫流寓成都,高適也恰巧在蜀州刺史任上,便常資助杜甫。上元二年(761),高適在人日那天題詩寄贈杜甫,以表達對朋友的思念。詩云:"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xiāng)......"大歷五年(770),漂泊湖湘的杜甫一日偶翻書帙,重新讀到這首詩時,高適已亡故。睹物傷情,感事懷人,杜甫遂寫下《追酬故高蜀州人見寄》一詩,以寄哀思,詩云:"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迸淚幽吟事如昨。......"這和著血淚唱出的心聲,讀來感人肺腑。從此,高杜"人日唱和"的故事便傳為詩壇佳話。

  一葉扁舟,載著這位創(chuàng)作了1400多首驚風(fēng)雨,泣鬼神詩篇的詩人,在寂寞的湘江上凄涼北行。歌聲漸漸消失在煙波浩淼的洞庭湖上,消失在廖廓無際的天空之中,詩人終于停止了他那感人至深的歌喉,只有青蒙蒙的群山,永遠伴隨著他。杜甫死后,人們?yōu)榱思o(jì)念這位偉大詩人,把他在成都住過的地方保護修葺起來,這就是有名的“杜甫草堂”。

  關(guān)于杜甫的家世背景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遠祖為漢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審言 。杜甫與唐代另一大詩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為晉代大學(xué)者、名將杜預(yù)之后。不過兩支派甚遠,杜甫出自杜預(yù)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預(yù)少子杜尹。杜甫青少年時因家庭環(huán)境優(yōu)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xué),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 ,有志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fēng)俗淳” 。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fù)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

  年少優(yōu)游

  開元十九年十九歲時,杜甫出游郇瑕(今山東臨沂)。二十歲時,漫游吳越,歷時數(shù)年。開元二十三年(735),回故鄉(xiāng)參加“鄉(xiāng)貢”。二十四年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jié)果落第。杜甫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一職,杜甫于是赴兗州省親,開始齊趙之游。

  天寶三載(744)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同游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之后,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過了4年,秋天轉(zhuǎn)赴兗州與李白相會,二人一同尋仙訪道,談詩論文,結(jié)下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友誼。秋末,二人握手相別,杜甫結(jié)束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長安。

  仕途不順

  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轉(zhuǎn)衰的歷史時期,杜甫出身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學(xué)淵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現(xiàn)理想抱負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則表現(xiàn)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fēng)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間許多作品 反映當(dāng)時的民生疾苦和政治環(huán)境、揭露統(tǒng)治者的丑惡行徑,從此踏上了憂國憂民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道路。隨著唐玄宗后期政治越來越腐敗,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貧困失望的境地。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

  天寶十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yù)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wèi)率府兵曹參軍(低階官職,負責(zé)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余,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xué)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10]

  戰(zhàn)亂流離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fā),第二年六月,潼關(guān)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這時的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杜甫因為官小,沒有被囚禁。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注視著時局的發(fā)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dān)。當(dāng)討伐叛軍的勁旅——鎮(zhèn)西北庭節(jié)度使李嗣業(yè)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guān)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杜甫的個人成就

  杜甫詩“有集六十卷” ,早佚。北宋寶元二年(1039)王洙輯有1405篇,編為18卷,題為《杜工部集》。錢謙益編有《箋注杜工部集》。楊倫說:“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dāng)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 。

  在杜甫中年因其詩風(fēng)沉郁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的詩詞以古體、律詩見長,風(fēng)格多樣,以“沉郁頓挫”四字準(zhǔn)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fēng)格,而以沉郁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zhuǎn)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社會動蕩、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詩反映當(dāng)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詩記錄了唐代由盛轉(zhuǎn)衰的歷史巨變,表達了崇高的儒家仁愛精神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因而被譽為“詩史”。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別”;其中“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關(guān)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和《垂老別》。杜甫流傳下來的詩篇是唐詩里最多最廣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詩人之一,對后世影響深遠。杜甫作品被稱為世上瘡痍,詩中圣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是現(xiàn)實主義詩歌的代表作。

  律詩在杜詩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杜甫律詩的成就,首先在于擴大了律詩的表現(xiàn)范圍。他不僅以律詩寫應(yīng)酬、詠懷、羈旅、宴游,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詩寫時事。用律詩寫時事,字數(shù)和格律都受限制,難度更大,而杜甫卻能運用自如。 杜甫把律詩寫得縱橫恣肆,極盡變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聲律的束縛,對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對仗的痕跡。如被楊倫稱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這樣一首詩:“風(fēng)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全詩在聲律句式上,又極精密、考究。八句皆對,首聯(lián)句中也對。嚴整的對仗被形象的流動感掩蓋起來了,嚴密變得疏暢。

  杜甫律詩的最高成就,可以說就是在把這種體式寫得渾融流轉(zhuǎn),無跡可尋,寫來若不經(jīng)意,使人忘其為律詩。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jié),當(dāng)春乃發(fā)生。隨風(fēng)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上四句用流水對,把春雨神韻一氣寫下,無聲無息不期然而來,末聯(lián)寫一種驟然回首的驚喜,格律嚴謹而渾然一氣。

  杜甫善于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并加以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杜甫關(guān)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響了中唐時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樂府創(chuàng)作。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fā)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復(fù),標(biāo)志著中國詩歌藝術(shù)的高度成就。社會矛盾重重的宋代更是學(xué)習(xí)杜甫最興盛的時代,出現(xiàn)了以杜甫為宗的江西詩派。明末清初的顧炎武等人也有明顯的學(xué)杜傾向,也像杜甫一樣用律詩反映當(dāng)時的抗清斗爭,慷慨激昂。

  杜甫的后世影響

  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nèi)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一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一代“詩史”。杜甫的詩兼?zhèn)浔婓w,除五古 、七古 、五律 、七律 外,還寫了不少排律 、拗體,運用的藝術(shù)手法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shù)的集大成者。杜甫繼承了漢魏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縛,創(chuàng)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fù)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死后受到樊晃、韓愈 、元稹、白居易 等人的大力揄揚。杜詩對元白 的“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 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后。王禹偁 、王安石 、蘇軾 、黃庭堅 、等人對杜甫推崇備至,文天祥 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jié) 的精神力量。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范圍。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沒有受到多少嘉獎和重視,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風(fēng)格和格律上的創(chuàng)新所導(dǎo)致的,某些評論家認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膽古怪。在世時關(guān)于他的資料幾乎沒有,只有6名詩人共11首詩。而且這些詩關(guān)于他的影響這一方面,都沒有提及他是詩歌和倫理觀點的模范。

  公元九世紀(jì)時他的作品開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積極評價來自白居易 ,他推廣了杜甫部分作品倫理觀點,盡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這些觀點。除了白居易,還有韓愈,他撰文以此批駁反對李杜 的聲音,捍衛(wèi)了他們的美學(xué)地位。同時,這兩位詩人的詩文中都有杜詩的影子。杜甫就像孔慶翔 說的一樣是“中國唯一影響隨著時間不斷增長的詩人”。

  公元十世紀(jì)初,五代前蜀詩人韋莊 找到了草堂遺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38] 。這一個時期,中國刮起了“新樂府運動”的狂潮,杜甫作為這一次現(xiàn)實主義詩歌運動的啟發(fā)者備受推崇。杜甫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響了皮日休 、曹鄴 、聶夷中 、杜荀鶴 等人的創(chuàng)作,從而形成一個現(xiàn)實主義詩派,在晚唐的詩壇上獨領(lǐng)風(fēng)騷。

  到了宋朝,杜甫的聲名達到了頂峰,黃庭堅 、陳師道 等,專門探究杜詩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詩派”,之后的王安石、陸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響,文天祥在獄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詩,自序里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39] 而杜甫更廣泛的影響是,杜甫的作品將律詩從文字上的游戲變成了抒發(fā)政治抱負的載體,

  對后來的詩人政治題材的寫作奠定了基礎(chǔ)。

  宋朝理學(xué)的發(fā)展確保了杜甫作為詩的典范和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蘇軾闡釋了理由:“古今詩人眾吳,而子美獨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他思考的能力鑄就了他的影響力,出于他對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學(xué)習(xí)他對窮人的悲憫,文學(xué)家學(xué)習(xí)他在藝術(shù)手法上的創(chuàng)新。

  清初文學(xué)評論家金圣嘆,把杜甫所作之詩,與屈原 的《離騷 》、莊周 的《莊子 》、司馬遷 的 《史記 》、施耐庵 的《水滸傳 》、王實甫 的《西廂記 》,合稱“六才子書 ”。在當(dāng)代,杜甫對國家的忠心和對人民的關(guān)切被重新詮釋為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含義,而他本人因為使用“人民的語言”而受到現(xiàn)代研究者的贊賞。

  杜甫對后人的影響還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紀(jì),美國現(xiàn)代詩人雷克斯羅斯認為杜甫所關(guān)心的是人跟人之間的愛,人跟人之間的寬容和同情:“我的詩歌毫無疑問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響。我認為他是有史以來在史詩和戲劇以外的領(lǐng)域里最偉大的詩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過了莎士比亞 和荷馬 ,至少他更加自然和親切”。

  杜甫不只在中國流名,還揚名海外。1481年韓國將杜詩翻譯成韓文,叫《杜詩諺解》。他對日本文學(xué)影響相對較晚,直到十七世紀(jì)他在日本擁有和在中國一樣的名聲。杜甫對松尾芭蕉 的影響尤深。杜甫也是美國作家雷克斯羅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歡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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