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教版一年級下冊司馬光教案(2)
蘇教版一年級下冊司馬光課文拓展
司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是北宋陜州夏縣涑水鄉(xiāng)(今山西夏縣)人,世稱涑水先生,進士出身,歷任館閣???、同知禮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學士兼侍讀等職。熙寧三年(1070年),他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同,堅辭樞密副使,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今陜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臺,退居洛陽,專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后臨政,召司馬光入主國事,任命為相(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身后追贈太師,封溫國公,謚文正。
司馬光家世代為宦,父親司馬池為宋仁宗寶元慶歷間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譽。司馬光受家庭熏陶,篤誠好學,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15歲時所寫文章,時人稱許之“文辭純渾,有西漢風”,20歲時中進士甲第,可謂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滿志,昆明于物,如謂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邁地提出:“賢者居世,會當履義蹈仁,以德自顯,區(qū)區(qū)外名何足傳邪!”這些話反映了青年司馬光的胸懷與器識,立志以仁德建功立業(yè),不求虛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馬光,繼續(xù)廣泛深入地學習,達到了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術數(shù)皆極其妙的淵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對經(jīng)學與史學的研究,尤其,_對古籍閱讀極廣,考察極細,可謂通習知曉,爛熟于胸。他隨讀隨作札記,僅26歲一年所寫讀史札記,便多達30來篇,就中萌發(fā)了刪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編年體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閱讀,而更為深沉的動力,則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當時,北宋建國近百年,已出現(xiàn)種種危機,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司馬光,以積極用世的態(tài)度,連連上疏,陳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國主張,大致是以人才、禮治、仁政、信義作為安邦治國的根本措施,這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除上疏陳述主張外,在他本人的從政活動中,亦能堅持原則,積極貫徹執(zhí)行有利于國家的決策方略,尤其在薦賢斥佞的斗爭中,他犯顏直諫,面折廷爭,從不顧及個人安危,被稱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說:“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
在熙寧變法中,司馬光與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發(fā)生嚴重分歧。就其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jīng)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于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的制約之內(nèi),即使改革,也定要穩(wěn)妥,認為 “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司馬光的主張雖然偏于保守;但實際上是一種在“守常”基礎上的改革方略。從王安石變法中所出現(xiàn)的偏差和用人不當來看,證明了司馬光在政治上的老練和穩(wěn)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見不同、難于合作的情況下,司馬光退居洛陽,通過編纂史著,從歷史的成敗興亡中,提取治國的借鑒,“使觀者自責善惡得失”。應該說,司馬光著史,是其從政治國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間(1056——1063年),他曾與劉恕商量說:“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韓趙魏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網(wǎng)羅舊說,成一家之言。”這說明他30多歲時,已醞釀出《通鑒》的規(guī)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歷年圖》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說明他在政事活動之余,已進行撰寫。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稱贊、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設立書局,自擇官屬,神宗以此書“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而命名為《資治通鑒》,并親制序文,以示重視。除了允許其借閱國家所有的圖書資料外,神宗還將穎邸舊書 3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參考。修書所需筆、墨、絹、帛,以及果餌金錢之費,盡由國家供給,為他提供了優(yōu)厚的著書條件。
司馬光著史,還選取了劉恕、劉(分文)、范祖禹等人做為助手,他們既是當時第一流的史學家,又與司馬光在政治、史學上觀點一致,故能在編書中各顯其才,通力合作。《通鑒》的成功,與他們的努力分不開,但最終使《通鑒》達到光輝頂點的,還決定于主編司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劉恕之子劉羲仲所說:“先人在書局,只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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