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高效課堂”

　　質疑“高效課堂”

　　一種全新的教學模式的形成，至少需要以下三種情形之一吧：

　　教育教學設施和環(huán)境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

　　原有的教育教學理論體系、特別是心理認知理論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并被實踐證明是正確且有效的。

　　充分的實踐經驗證明原有的模式存在嚴重錯誤，需要被突破。

　　九十年代末期，隨著一聲“創(chuàng)新教育”中國的基礎教育似乎就一往無前了，“新課程”“課改”旗號下，被“創(chuàng)新”了的“教育手段”花樣百出。十幾年后的今天，我們重新審視這個過程時，不難發(fā)現誘發(fā)我們教育教學模式發(fā)生根本性變化的前提條件并不具備。

　　今天的基礎教育設施是比十幾年前有了很大的變化，當代的高科技產品也被大量的應用在課堂教學過程中，但這僅僅是教學技術上的變化，這種變化的局限性從 “現代教育技術”這個術語的定義本身還在不斷變化就可以看出來，它離從技術上的“量變”最終引發(fā)教育教學模式發(fā)生“質變”還早呢。而別一方面的“量變” ——中小學校的規(guī)模隨著“有效配置優(yōu)質資源”這么個理由而不斷變大，非但不能誘發(fā)原有教育教學模式的變化，反到更是強化了原有的模式：教學班級人數不減反增這種現象讓要求教師在課堂上“關注到每一個學生”的要求變的愈加夢幻了。

　　教育教學理論上我們也并沒有看到有新的突破性的理論出現。皮亞杰的建構主義在教育學上的意義與其說是突破，到不如說是將過去的經驗性的東西通過科學手段將其上升到了一個系統(tǒng)理論上去。它厘清了對各咱各樣的“教育教學經驗”價值判斷的理論標準。至于杜威贊可夫什么的，這類人的東西從來就是政治價值遠大于教育教學價值。

　　一種全新模式的形成所需要的三種情形中的兩種，我們基本可以肯定它們不曾出現過，那么還有最后一項了：“充分的實踐經驗證明原有的模式存在嚴重錯誤，需要突破”。這一項也經常被人們引伸為各種社會活動合理性的依據。歷史的看，“充分的實踐經驗”本身就是一個十分可疑的東西，它沒有統(tǒng)一的理論標準，甚至也沒有可被多數人理解的社會學標準。更多的時候，它是依附于權力而形成 “充分”條件的，還有時候它媚俗，從利益上附和“主流”而完全沒有它自己的獨立內容。如“只有不會教的老師，沒有不會學的學生”、“活讀書讀活書讀書活”、“一切為了學生，為了一切學生，為了學生一切”等等，這些東西的解讀本身就因人、因時、因勢而不同。

　　對于本身存疑的東西，最好的方法是讓它“從實踐中來，回到實踐中去”。

　　“新課程”“課改”以來，風頭最勁的怕是要數“高效課堂”了吧，我們不妨從對“高效課堂”的一些分析來看看當前從“充分的實踐經驗”上來看我們是不是真的需要“新課程”“課改”之類的東西。

　　“高效課堂”的出發(fā)點是什么?它首先是“否定”，利用否定手法來完成對自己的標榜。

　　例如這段話：高效課堂是相對于傳統(tǒng)課堂的“低效”“無效”甚至“負效”而言的，它屬于“有效教學”范疇，很好地補充了有效教學所不具有的指向的準確性。高效課堂立足于“課堂”，通過教學改革，實現“低耗高效”，找到這個“支點”，才能撬開并破解教育的諸多困惑，實現教書與育人的統(tǒng)一。(百度文庫：高效課堂的基本概念)

　　這是一篇《高效課堂的基本概念》文章的開頭語，我們如果肯稍許用些心思，就不難發(fā)現這種論述方式的沒道理，傳統(tǒng)課堂不說經過千年的積淀，就是國立學堂這種形式它也是經歷過百年的歷程，怎么突然一下就變成了低效無效甚至無效的東西呢?我們這個民族千年以降乃至百年之內，竟然奢侈到在教育上花錢自己坑自己?如果不是這樣，我們怎么解釋這篇文章的這種開頭?

　　高效課堂的目標是什么?據說一是效率的最大化，二是效益的最優(yōu)化。好吧，這個目標沒錯，但傳統(tǒng)課堂難到目標就是效率最小化效益最差化嗎?

　　高效課堂的教學手段與傳統(tǒng)課堂的教學手段的區(qū)別是什么呢?有人把高效課堂的教學手段這樣描述：目標的恰當性，預習的明確性，方法的可行性，學生的積極性，教師的主導性，課堂的調控性，評價的激勵性，驗收的時效性，作業(yè)的合理性，教學的藝術性。

　　再仔細看看，這十條里有幾條是新東西?從兩千多年前的有文字記載的教育開始，主流教育理念什么時候曾經有與這十條相悖的東西存在過?

　　最后，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高效課堂在心理認知理論上的依據是什么?這方面有人拉出了“建構主義”這張虎皮，其實這是在利用大多數中小學教師在這方面的知識的缺陷而糊弄天下。前面講過皮亞杰的貢獻不是用什么東西把從巴甫洛夫到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家打翻在地并踏上了千萬只腳，皮亞杰的貢獻是令原本凌亂不堪的東西變的有了條理并成為系統(tǒng)，并為這個系統(tǒng)提供了充分可信的實驗事實和可靠的理論，這些東西原本即便不是來自于傳統(tǒng)課堂，也是來自于傳統(tǒng)教育過程。我們用這樣的東西推陳出新這無可非議，但用這樣的東西來否定傳統(tǒng)教育，這不是不靠譜，而是根本就不靠譜。

　　我們再看這樣一個問題：高效課堂概念來自何處?誰最先提出的?

　　這兩個問題沒有直接答案，不過我們可以按圖索驥找到一所學校、一個人，這所學校是山東荏平杜郎口中學，這個人是《中國教師報》“首席記者”“課改專家”李炳亭。

　　杜郎口中學似乎是一面旗幟，不過我們理一下這所學校的規(guī)模的變化過程，就不難發(fā)現這所學校的實質問題：

　　杜郎口鄉(xiāng)有人口5.6萬人。杜郎口中學在“普九驗收”前據說學生數最少時約四百人，是四百多還是四百不足，網上公開信息中無法查證。“普九驗收”后，杜郎口中學學生數最高時接近1600人。“普九驗收”后杜郎口中學名聲大震，因此學校占地面積擴大了近三分之一，建筑面積翻番，學校的其它教學設施也大為改進，特別是杜郎口中學名聞遐邇后，全國各地學校到杜郎口中學學習時的門票收入，使得這所學校的辦學條件下變的別人無法與之相比。最近的能從網上查到的數據顯示，杜郎口中學現在的學生人數不足700人。

　　李炳亭個人介紹顯示，其人是“高效課堂首倡者”，從其個人介紹內容有這樣的語句：口頭禪——課改就是從油鍋里撈孩子;堅信——教育才可以救中國;課堂主張——知識的超市、生命的狂歡;理念——教育即“人學”，一切教育教學都必須“從學生出發(fā)”，相信學生、解放學生、利用學生、發(fā)展學生;呼吁——關注生命、放生學生。其最為吸引眼球的一本書名為《我給傳統(tǒng)課堂打零分》。從這些內容上看，其人即便不是“高效課堂首倡者”，也是“高效課堂”運作中的關鍵人物。

　　不論李炳亭與杜郎口中學間的關系如何，不論《我給傳統(tǒng)課堂打零分》《高效課堂22條》什么的，也不論李炳亭講的按他的“高效課堂”要求去做了小學生就能學到多少東西或是不會英語的也能當英語教師什么的，李炳亭兩三年前單是自稱是中國教育界的“黑喇嘛”就足以令人咂舌了。

　　幾年前社會曾流行一種說法，講中國的社會問題的產生是由于中國沒有信仰。隨著這種說法的流傳，李炳亭便應用而生出了一個“教育即信仰”這么個奇怪的口號來。如果僅是這個口號也罷，緊跟著李炳亭又宣稱，他自己就是中國教育界的“黑喇嘛”，是教主，是中國教育信仰的對象。所有這些過往，到今天我們也不難從網上通過簡單搜索而尋到一些證據。

　　好了，現在我們可以順著本文章所展示的內容歸納出一個軌跡來了：隨著“創(chuàng)新教育”這么一聲最高指示，中國的基礎教育界就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新課程”“課改”運動;隨著運動的深入，中國的基礎教育界程現了“百花齊放”的姿態(tài)，而這“百花”之中，有一朵叫做“高效課堂”的花猶為耀眼;“高效課堂”的領軍人物是一個在國家級報刊《中國教育報》下屬的《中國教師報》中任職的記者李炳亭;李炳亭在“高效課堂”的風光中宣稱自己是中國教育界的傳奇宗教領袖“黑喇嘛”一樣的人物，是中國教育信仰的對象。這些現象形成的基礎是“新課程”以來我們用“素質教育”否定“應試教育”的大環(huán)境下李炳亭通過用“高效課堂”來否定“傳統(tǒng)課堂”百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