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是我國古代社會一種開設(shè)于家庭、宗族或鄉(xiāng)村內(nèi)部的民間幼兒教育機構(gòu)。它是舊時私人所辦的學校，以儒家思想為中心，它是私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私塾”可能對于現(xiàn)在的我們比較陌生，那就讓小編來給你介紹一下吧。

　　古代私塾是什么樣子的
新中國成立前夕，共產(chǎn)黨在解放區(qū)實行土地改革政策，一些私塾的學童因為土地被充公而喪失了聘請塾師的能力。同時，隨著對塾師的思想改造工作的進一步深入，部分塾師感到不再適合設(shè)館謀生，便另圖他業(yè)。新中國成立后，私塾逐漸消失。

　　私塾是私學的一種，清代地方儒學有名無實，青少年真正讀書受教育的場所，除義學外，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辦的學塾里。因此清代學塾發(fā)達，遍布城鄉(xiāng)。以經(jīng)費來源區(qū)分，一為富貴之家聘師在家教讀子弟，稱坐館或家塾;二為地方(村)、宗族捐助錢財、學田，聘師設(shè)塾以教貧寒子弟，稱村塾、族塾(宗塾);三為塾師私人設(shè)館收費教授生徒的，稱門館、教館、學館、書屋或私塾。塾師多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學生入學年齡不限。自五六歲至二十歲左右的都有，其中以十二三歲以下的居多。學生少則一二人，多則可達三四十人。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由秀才祝星六創(chuàng)辦并任塾師的留下西溪私塾(在今茶市街)，開辦時學生有二十余名，最盛時達四十余名。塾師一般多為一人，大的村塾則不定。學生人塾后由塾師個別教授。年幼兒童先識"方塊字"(書寫在一寸多見方紙上的楷書字)，識至千字左右后，教讀《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亦有直接教讀"四書"的。教法大多為先教學生熟讀背誦，然后在適當?shù)臅r候由教師逐句講解。除讀書背誦外，有習字課，從教師扶手潤字開始，再描紅，再寫映本，進而臨帖。學童粗解字義后，則教以作對，為做詩做準備。"四書"讀完后，即讀"五經(jīng)"，兼讀古文，如《東萊博議》、《古文觀止》等，并開始學習作文。由于科舉取士深入人心，學塾也重視制科文字(八股文)的習作，為科舉考試作準備。學規(guī)極嚴，訂有嚴厲罰則，體罰為平常事。私塾有多種:有塾師自己辦的教館、學館、村校，有地主、商人設(shè)立的家塾，還有屬于用祠堂、廟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興辦的義塾。私塾產(chǎn)生于春秋時期，作為私學的一種，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除秦朝曾短暫停廢外，2000余年延綿不衰，作為人才培養(yǎng)的搖籃，它與官學相輔相成，并駕齊驅(qū)，共同為傳遞中華傳統(tǒng)文化，培養(yǎng)人才，勤苦耕耘，不懈奮斗，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是為了把自己的孩子培養(yǎng)成棟梁之才的地方。簡稱私塾學。

　　私塾是私家學塾的簡稱，古代很少把"私"和"塾"兩個字直接連起來使用。私塾成為一個社會常用詞匯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以示與官立或公立新式學堂的區(qū)別。古人稱私塾為學塾、教館、書房、書屋

　　現(xiàn)代私塾教學，著漢服拜孔子、鄉(xiāng)塾、家塾，等等，這些字眼都帶有幾分文雅氣或親情味。私塾學生既有兒童，也有成年人。按照施教程度，人們把私塾分成蒙館和經(jīng)館兩類。蒙館的學生由兒童組成，重在識字;經(jīng)館的學生以成年人為主，大多忙于舉業(yè)。根據(jù)私塾的設(shè)置情況，清末學部把私塾分為義塾、族塾、家塾和自設(shè)館。義塾帶有免費教育的性質(zhì)，以出身清貧家庭的子弟作為施教對象。族塾依靠族產(chǎn)支撐，屬于宗族內(nèi)部辦學。族塾往往設(shè)在宗祠內(nèi)，不招收外姓兒童。富家大戶聘請名師宿儒在家專門教授自己的子女，這種私塾稱為家塾。自設(shè)館是塾師自行設(shè)館招生的私塾，不拘姓氏。過去，私塾多為蒙學程度，以自設(shè)館為最多。塾師文化水平懸殊，他們當中既有像蒲松齡、鄭板橋那樣的文化名人，也有不少粗通文墨的腐儒。作為中國固有的民間辦學形式，私塾有悠久的歷史。人們一般都認為孔子在家鄉(xiāng)曲阜開辦的私學即是私塾，孔子是第一個有名的大塾師。追根溯源，私塾是從更早的塾發(fā)展過來的。西周時期，塾只是鄉(xiāng)學中的一種形式?！秾W記》追述西周的學制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shù)有序、國有學。"當時，學在官府，官師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歸的官員，負責在地方推行教化。最早關(guān)于塾的記載不是出自《尚書》，而是出自商代甲骨文。據(jù)裘錫圭先生考證，在殷墟出土的卜辭中，有多處提到了塾。塾在卜辭中作"孰"，兩個字旁為上下結(jié)構(gòu)。不過，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兒童的場所，而是宮門側(cè)之堂。塾是怎么得名的?清人顧震福的解釋是:"臣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詳熟所應對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隸經(jīng)雜箸》甲編卷下)先秦時期，孔子只是諸子中的一子，儒家思想沒有被作為治國的工具使用。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為一尊，變成了重要的社會統(tǒng)治資源。以傳遞儒家文化為己任的私塾從此在社會上站住了腳跟，雖歷經(jīng)戰(zhàn)亂而綿延不絕。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的出現(xiàn)推動了私塾的發(fā)展。當時，科舉考試主要是圍繞儒家經(jīng)典"五經(jīng)"展開的。明清科舉考試的重心向"四書"傾斜，而"四書"同樣屬于儒家經(jīng)典的范圍。此外，宋明理學家注重對兒童進行倫理教育，并制訂鄉(xiāng)規(guī)民約，推行社會教化活動。宋明理學的興起，促成了族塾義學的興盛。歷代帝王都把教育兒童看成是家長自己的責任，對蒙學只是略加提倡、引導而已。官府從不干預私塾辦學，任憑私塾在民間自由發(fā)展。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沒有中斷，長期扮演強勢文化的角色，兼之私塾教育的政治、經(jīng)濟基礎(chǔ)在古代少有變動，多種因素決定了古代私塾辦學的面貌變化不大?！度纸?jīng)》、《百家姓》、《千字文》成書于不同朝代(南宋、五代、南朝)，它們在流傳的過程中逐漸得到社會的認可，成為明清兩代最常見的兒童識字用書?！墩撜Z》、《孟子》屬于經(jīng)典讀物，這時，也變成蒙學教材的一部分。私塾歷來實行個別教學，塾師根據(jù)不同人的學習基礎(chǔ)、接受能力安排課業(yè)，體現(xiàn)了因材施教的原則。私塾對學生背書的要求特別高，讀書是私塾學生的主要活動。清代，杭州城內(nèi)著名的宗文義塾在條規(guī)中要求學生:"每日讀生書，朗讀百遍。"對于文化的傳遞、人才的培養(yǎng)，私塾在古代曾經(jīng)做出過貢獻，它適應了古代社會的需要。但是，到了近代，私塾與社會發(fā)展的要求出現(xiàn)了距離，因此，私塾受到社會的質(zhì)疑。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責私塾不開設(shè)算術(shù)、歷史、地理、格致，知識覆蓋面過窄;教材長期不變，知識老化問題嚴重。顯然，中國要想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不能不發(fā)展近代新教育。1901年，清廷下興學詔，鼓勵地方興學。1903年，"癸卯學制"頒布推行。1905年，科舉制度被廢除，為興學讓路。教育發(fā)展離不開經(jīng)濟基礎(chǔ)。中國近代工商業(yè)非常稚嫩，小農(nóng)經(jīng)濟無力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經(jīng)費，經(jīng)濟滯后制約了近代小學的發(fā)展。新中國成立前，兒童在小學的就讀率大致為20%。另一方面，社會上還有大量私塾存在。把私塾與小學問題結(jié)合起來考慮，有人發(fā)現(xiàn)，轉(zhuǎn)化私塾可以作為發(fā)展近代初等教育的生長點。1906年，學部向各省轉(zhuǎn)發(fā)了江蘇士紳提供的《私塾改良會章程》，支持民間組織私塾改良會。1910年，學部頒布《改良私塾章程》，鼓勵勸學所對私塾進行改良，調(diào)整私塾的課程、教材、教法，促使私塾向近代小學靠攏。20世紀前半期，受政府更迭的影響，近代私塾改良活動時斷時續(xù)。從全國范圍看，大致出現(xiàn)了三次私塾改良高潮:1905~1911年，1915~1920年，1930~1937年。在這幾段時間里，地方教育行政機構(gòu)加強對私塾的管理，勸導或者逼迫塾師調(diào)整辦學方式。經(jīng)館受廢科舉的直接沖擊，紛紛停閉。時間不長，社會上很少再有經(jīng)館，剩下的幾

　　乎都屬于蒙館。清末民初，義塾、族塾或者改辦小學，或者停辦。開辦家塾屬于家庭內(nèi)部事務，地方政府不便過問。自設(shè)館是最普通的私塾，自然就成了私塾改良的主要對象。據(jù)教育部不完全統(tǒng)計，1935年底，全國有私塾101027所，已改良者35394所，未改良者65633所。經(jīng)過改良的私塾稱為改良私塾，辦學介于新舊之間，是從傳統(tǒng)私塾向近代小學過渡的教育機構(gòu)。1915年，商務印書館為改良私塾設(shè)計了一個課程表，其中有修身、國文、算術(shù)、讀經(jīng)、體操、游戲。國文、讀經(jīng)采取復式教學形式，其他課則私塾學生合上。1936年，杭州市政府教育科對全市私塾進行常識抽考，發(fā)現(xiàn)各塾平時對于常識課都不甚注意。其實，近代的改良私塾大多停留在這樣的辦學水平上:都開國文(后改為國語)課，不少加授算術(shù);部分采用小學教科書，但沒有完全放棄傳統(tǒng)蒙學教材。國文、算術(shù)需要塾師加以講解，改良私塾為此添置了黑板、粉筆。私塾改良遇到一定的社會阻力，本身也有需要檢點的地方:對私塾辦學的特殊性缺乏考慮。私塾改良收效不大，農(nóng)村的私塾還是以舊式私塾居多，鮮有改良者。每當私塾改良活動處于低谷，地方教育行政機構(gòu)放松了對私塾的管理時，社會上就會冒出一批私塾來。在軍閥混戰(zhàn)的20年代以及抗戰(zhàn)期間，新開辦的私塾比較多。中國古代有私人辦學的傳統(tǒng)，崇尚文化知識。遇到戰(zhàn)亂，官學受到?jīng)_擊，私學便趁機填補官學被破壞所造成的教育真空。這一模式在近代仍然適用，具體表現(xiàn)為私塾的反彈。新中國成立前夕，共產(chǎn)黨在解放區(qū)實行土地改革政策，一些私塾的學董因為土地被充公而喪失了聘請塾師的能力。同時，隨著對塾師的思想改造工作的進一步深入，部分塾師感到不再適合設(shè)館謀生，便另圖他業(yè)。1949年夏秋間，江蘇省儀征縣對私塾的處理辦法有:1.分區(qū)舉行塾師甄別試驗，合格者發(fā)給設(shè)塾準許證，不合格者勸其轉(zhuǎn)業(yè)。2.組織塾師學習。3.組織少數(shù)塾師參加冬學研究會和冬學工作，成績優(yōu)良的幫助轉(zhuǎn)為公辦小學教師。這一年，儀征縣有41名塾師轉(zhuǎn)業(yè)，主要是回家務農(nóng)。然而，受戰(zhàn)爭的影響，不少地方政府無暇顧及整頓私塾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后，有些縣還有私塾存在，多者達數(shù)百所;有些縣私塾所剩無幾，甚至已經(jīng)完全消失了。教育部根據(jù)《共同綱領(lǐng)》的文教政策，把私塾視為一種私立學校，當成了改造的對象。1949年12月，錢俊瑞副部長在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指示:"對中國人辦的私立學校，一般采取保護維持、加強領(lǐng)導、逐步改造的方針。"(《中國教育年鑒(49-81)》)逐步改造和突擊消滅的精神是不同的，私塾暫時沒有被完全取消。1952年9月，教育部指示各地接辦私立中小學:"為了進一步鞏固與發(fā)展人民教育事業(yè)，以適應今后國家建設(shè)需要，本部已決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將全國私立中小學全部由政府接辦，改為公立。"(同上)隨后，私塾有的被并入小學，有的主動關(guān)門。到了50年代后期，私塾基本上在社會上絕跡了。

　　私塾1964年9月，北京一處偷偷辦學的私塾，被公安機關(guān)發(fā)現(xiàn)后取締。私塾的主持人當時被定性為"非法開辦私塾，宣揚封建禮教"。改革開放后，中國傳統(tǒng)文化開始復蘇。80年代初，湖南平江的農(nóng)村悄然出現(xiàn)了私塾。老塾師朱執(zhí)中在家中重操舊業(yè)，教授鄉(xiāng)人讀"四書五經(jīng)"。朱執(zhí)中讓學生讀老書、習詩文、練書法，教學因人而異，注重背誦和體悟，這些做法都沒有超出傳統(tǒng)私塾的范圍。不過，朱執(zhí)中不再體罰學生，比老私塾前進了一步。伴隨著"國學熱"、"讀經(jīng)熱"的升溫，私塾補習班在社會上應時而生。2005年10月，張志義在蘇州開設(shè)"菊齋私塾"，刻意追求古典情調(diào)。塾師身穿儒士長衫，室內(nèi)懸掛孔子畫像，兒童作揖打躬學習古代禮儀。張志義向?qū)W生講授《弟子規(guī)》、《三字經(jīng)》、《千字文》、"四書"、《易經(jīng)》、《老子》、《莊子》以及詩詞韻文，中間穿插講授古樂、書畫、茶道。張志義是一個國學愛好者，"菊齋私塾"的辦學宗旨是弘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它與傳統(tǒng)私塾的精神是一致的，盡管具體表現(xiàn)形式有所不同。私塾重返教育舞臺，引起社會的廣泛關(guān)注。人們把社會上出現(xiàn)的私塾叫現(xiàn)代私塾，即現(xiàn)代社會中的私塾?，F(xiàn)代私塾在小學教育的縫隙中產(chǎn)生，它試圖補充小學教育的不足，利用了社會對傳統(tǒng)文化的好奇心。不過，新舊教育觀念的跨度太大，而且，現(xiàn)代私塾還要承受來自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的壓力。這些因素都制約著現(xiàn)代私塾的發(fā)展。八股文與私塾教育 八股文同明、清以來的教育制度是分不開的。沒有認真嚴格、踏實持久的長期教育，是教不會寫八股文，更培養(yǎng)不出科舉人材的。所以要理解八股文的歷史本質(zhì)，也必須把我國長期的教育制度作一個深刻的回顧，大體了解一下它的具體情況，并以現(xiàn)代的觀點分析一下它的歷史本質(zhì)。這是十分必要的。我國重視教育的歷史十分悠久，遠在兩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完整體系、有一整套符合實際的理論?！抖Y記》中《學記》一篇，就是一篇完整的教育理論文獻，一上來就對學習教育的政治作用、社會作用，給以十分充分的肯定。而且把傳統(tǒng)習慣形成的教育制度紀錄下最早的完備系列程序。如:"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shù)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jīng)辨志，三年視敬業(yè)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這樣與封建政治制度配套的教育制度已十分完整。而且在兩千多年前的書中，就稱之為"古之教者"，可見其年代的久遠，歷史的悠長。對現(xiàn)代人說來，"八股文"已是很古老的事，更何況這樣很古很古的教育制度。不過雖說它那樣古老，而其壽命卻很長。由兩千多年前就稱為"古之教者"的遠古說起，直到三五百年前的"八股文"鼎盛時代，其教育的根本形式，還是一直沿續(xù)著，那就是"私塾教育"，其所謂"黨有庠、術(shù)有序、國有學"等縣學、府學、國學類似的國家教育機構(gòu)，似乎只起一些管理考查作用。學習年限也頗自由，并未如遠古規(guī)定的那些年限。最起作用的也還是那遍布全國各省農(nóng)村、城市、包括窮鄉(xiāng)僻壤的各種私塾。為什么說"各種私塾"呢?因為所謂"家有塾"，這個塾到后來是多種多樣的;說是"私塾"，有時也不一定是私，多少還有些"公"的成份在內(nèi)。以此約略分之，大體不外以下數(shù)種:一是城、鄉(xiāng)有錢人家，為教育其子弟，請教師在家設(shè)帳，按年付教師聘金束修;或教師自己在自己家及其他公共房屋，如廟宇、會館等處設(shè)帳招學生來讀書，按月或按季節(jié)交錢給教師，等于學費，這就是純粹的私塾。都是個人對個人，故曰純粹的私。如一個村莊合請一個教師，立個書房，教本村小孩，誰家孩子來讀書，就教些束修，像《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寫汶上縣薛家集周進的書房，是村中付館金每年十二兩銀子。來讀書的小孩又多少送些"贄見"(即見面時禮金)，這就是公辦的了。另外如一族人辦的義學，或用某項公款辦的義學，也都有"公"的成份在內(nèi)。從教學程度分，私塾并不像現(xiàn)代的學校那樣可分成小、中、大學三級甚至研究院等等，程度級別那樣明顯。私塾是高低程度渾在一起的，全看教師的水平，有的教師程度很差，只能在三家村的小書房中，教教識字課本"三、百、千"，即《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等，教到《論語》就困難了。這是極少數(shù)，只能教程度極低的蒙學，稍微高些就不成。但是一般的私塾教師，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他是讀完《四書》、"五經(jīng)"，而且會作八股文的，如前舉《儒林外史》第二回周進的例子，他在縣里考"案首"，即童生小考第一名，自然不但"五經(jīng)"、《四書》爛熟胸中，八股文一定也很不錯了?？墒菚r運不濟，所謂"文章雖好難入考官眼"，連個秀才也考不上，只能到鄉(xiāng)間去作"孩子王"，但這樣的老師他教的幅度就比較大了，從啟蒙教育，教教識字課"三、百、千"小書，一直教完《四書》、"五經(jīng)"，教會作"八股文"，甚至教出名家，教出狀元，也一點不稀奇。也還有中了進士，甚至作了官，然后又因種種原因，再作教師的。如《紅樓夢》所寫賈雨村作黛玉的教師，就是中了進士、放了官又丟了官，才到林如海家教家館的。自然，這樣的私塾教師，不但可以教會作八股文，而且可以把自己的考試經(jīng)驗傳授給學生了。明、清兩代不少很有名的學者名人，也都是長期教私塾出身的，如明末歸有光、清代鄭板橋，都作過很長時期私塾教師，鄭板橋《道情》十首中詠塾師之作:"老書生，白屋中，說唐虞，道古風，許多后輩高科中，門前仆從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龍，一朝勢落成春夢，倒不如蓬門僻巷，教幾個小小蒙童。"親切感人，等于是寫他自己。盡管好的私塾教師，能從啟蒙教到參加全部科舉考試，似乎是連貫制，不分等級。而就學生言，還是可分等級的。大約是這樣:一是啟蒙教育，即識字教育，約一至二年;二是讀書教育，約三至五年;三是開講、開筆作文教育，約五至八年;四是八股文完篇、練習揣摩、參加科舉考試階段，約八至十年;五是不斷溫書，不斷練習作八股文，爭取考中秀才、舉人、進士，這就各人情況不同，期限也不一致了。舊時識字課本《七言雜字》中道:"用上十年好功夫，進個秀才不費難。"大抵六七歲兒童，進書房識字讀書，不間斷地十年左右，到十六七歲時，就可以讀熟"五經(jīng)"、《四書》、《神童詩》、《唐詩合解》之類，再讀一定數(shù)量八股名文，就可學會寫八股文、試帖詩。聰明一點的人，就可以考中一名秀才了。俗名"進學"，其年齡再低可以到十三四歲，再大二十出頭。若過了三十來歲，還考取不了秀才，進不了學(即在縣學中有了名字，成了生員，不斷參加歲考)，那就變成被奚落的對象了。如《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寫已進了學的梅相公嘲笑比他年長許多，而未進學的周進道:"你眾位不知道我們學校規(guī)矩，老友是從來不同小友序齒的……"就是進了學便是秀才，互稱朋友，不進學，活到八十歲，也是童生，還稱小友。這是學會八股文進學的大體年齡。不過進學之后，秀才考舉人，舉人考進士，那在年齡上的差異就更大了。年青的十八九、二十歲就可中了進士，年老的六七十，甚至還有八十歲才考中進士的，科舉考試，在年齡上是沒有限制的，這點是十分"民主"的。私塾教育由識字開始，到學會作八股文，這個教學進程是如何安排的呢?一是識字，由認方塊字起，一般幾個月或半年之后，讀等于識字課本的"三、百、千"、《名賢集)、《神童詩》、各種《雜字》(如《五言雜字》、《七言雜字》)等等。這些識字課本，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句子短，句子整齊，四聲清楚，平仄互對，音節(jié)易讀，字很大，即使不很聰明的兒童，也很容易讀，瑯瑯上口，很快讀熟，句子讀熟了，字也記牢了。充分利用了漢語、漢字單音、四聲音節(jié)的特征，充分發(fā)揮了兒童時期記憶力特強的特點，也充分避免了兒童時期理解力差的缺點。突出記憶力的發(fā)揮和鍛煉，這是我國兩千多年以來漢字啟蒙教育最有效、最成功的特點。其所以有極顯著的效果，用現(xiàn)代科學觀點回顧分析。這一辦法的本身非常符合中國語言文字及兒童年齡特征的客觀實際。教育工作者忽略了這一特點，是極為可惜的。一二年間初步完成了識字教育，即開始讀書教育。所謂"讀"，是讀出聲音來，瑯瑯上口，強調(diào)讀熟背誦。讀的范圍，首先是《四書》、"五經(jīng)"。《四書》或先讀《大學》、《中庸》，后讀《論語》，或先讀《論語》，再讀"大、中"。最后讀《孟子》。"四子書"的誦讀次序，沒有規(guī)定，但《孟子》總是后讀，沒有先讀的。也有讀書人家，啟蒙時不讀"三、百、千"等通俗啟蒙讀物，識了一些方塊字后，就開始讀《四書》。俞平伯老先生三足歲讀書時，就開始讀《大學》，老先生一九八三年給我信中說:"我近翻看三歲時所讀《大學》，仍不大懂，虛度八十余年，誠可笑也。"不知老先生是否是說笑話，抑或意在諷刺，因為明白世上事不少都類此。近百年前三歲兒童讀《大學》，到了八九十歲還不大懂。六七歲兒童讀小學，許多"偉大的……"話語，其到了八九十歲，仍不大懂，不是也還是一樣的嗎?"記憶"和"懂"本來是兩回事，自然大多可以統(tǒng)一起來，但也必然有不少不能統(tǒng)一的。即小時記牢，到老不忘;小時不懂，到老死也不懂的怪事，古今一樣，誰也不能改變。不過這是閑話，且不管它。再說讀《四書》的情況，大約一般聰明才智，有一年半到兩年，就讀的滾瓜爛熟了。按《四書》白文，《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多字，加"大、中"約五萬字，而且還要連朱熹的注解都要背熟，所以時間長些。但這是作八股文的最重要的基礎(chǔ)。這點功夫非在十來歲時打好不可。然后再讀《詩經(jīng)》、《左傳》、《書經(jīng)》、《禮記》、《易經(jīng)》等，自然也都要讀熟，而且能背誦。這些讀熟的書，為了防止忘記，必須經(jīng)常溫習，尤其是《四書》，更是要連本文帶朱注，永遠爛熟于胸中。隨口引用，像說話那樣自然，沒有這點基本功，是談不到作八股文的。《紅樓夢》第九回寫賈政盤問李貴，寶玉讀書的情況，李貴回說"哥兒已經(jīng)念到第三本《詩經(jīng)》……"賈政讓李貴告訴學中太爺說:"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jīng)》，也是掩耳盜鈴……什么《詩經(jīng)》、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這就是特別強調(diào)基礎(chǔ)的重要性。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異。比如同時十來個學生，不但可以分別按不同程度讀不同種類的書，比如三個讀啟蒙讀物、《三字經(jīng)》、《千字文》這類書的，兩個讀《論語》的，兩個讀《孟子》的，三個讀《詩經(jīng)》的，兩個讀《左傳》的……都可以同在一個老師的教導下、一個房間中共同高聲朗讀。同時同讀一種書的學生，教師也可以按他們不同的智慧，不同的記憶力，理解力分別讀不同數(shù)量、不同進度的內(nèi)容。一般都以"句數(shù)"計算，即每天老師大體規(guī)定讀多少句生書。當時讀的書，都是沒有標點的。老師教學生讀生書時，用朱紅毛筆點一短句，領(lǐng)讀一遍，學生讀一遍，到一完整句時，畫一圈。如《論語》開頭"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老師在"子曰"邊點一小點，領(lǐng)讀"子曰"，學生也跟"子曰"，然后點讀"學而時習之"，然后圈讀"不亦悅乎"，學生均跟著照讀。這就是老師教學生讀書，也就是所謂句、逗之學。一般人如此讀書，皇子也如此讀書。福格《聽雨叢談》記"尚書房"，"皇子沖齡入學讀書，與師傅共席向坐。師傅讀一句，皇子照讀一句，如此返復上口后，再讀百遍，又與前四日生書共讀百遍。凡在六日以前者，謂之熟書約隔五日一復，周而復始，不有間斷。"可見皇子和民間讀書情況是一致的。

　　毛澤東就讀過的私塾老[1] 師點句領(lǐng)讀、學生跟讀之后，就是初步完成了教讀的任務，然后學生自己去讀，一遍又一遍，大概讀一二個小時，然后按規(guī)定時間到教師前放下書，背轉(zhuǎn)身來背誦。如初讀二三十個短句，學生很快讀熟，背誦時，速度很快，如流水一樣。老師便在下次教讀新書時，多讀二三十句，至五十句上下，如仍舊能很快讀熟，背誦，便再加一些。據(jù)一名老人幼年小學掛名，在家讀私塾的記憶，老師雖是師范畢業(yè)生，但教讀老書，還用老辦法。讀《論語》時，一般每天讀四十到六十句，都能背誦如流。而有的小同學，讀三十句書，背誦時還結(jié)結(jié)巴巴。而另外一名聰明記憶力特好的同學，每天讀百句以上，也能背誦如流，在四五個讀同樣書的學生中，就有三四種不同的差別，不同的進度，如果人多了，自然差別更大。而這樣按照學生不同智力的實際，不同數(shù)量、不同進度的教讀辦法，卻是十分科學的。這樣既不限制聰明學生的讀書速度，又保證了智力較差的學生能踏實地慢慢掌握其學習內(nèi)容。真正作到了因材施教，保證了不同智力的同樣教學內(nèi)容。在教學效果上比學校班級教育，留級生制度科學的多。因為留級生制度不能保證智力稍差而又刻苦好學學生的積極性，往往因此而喪失學習的信心。小學尚可，中學更是如此，大多留級生因喪失信心而不能完成學業(yè)。現(xiàn)代學校當然不可能再用私塾的辦法，但我們必須用現(xiàn)代科學的觀點認識歷史上私塾教育的科學性。而不能人云亦云，毫不費力地重復本世紀初、本世紀前期維新時期、五四時期的片面看法。私塾中讀書教育，首重識字和背誦，教師教讀句逗，首重字形、讀音，區(qū)分四聲。如教讀"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句時，必在第二個風字、雨字右上角畫個圈，作為標識，教讀作去聲，即"春風風(讀如奮)人"、"夏雨雨(讀如育)人"，這樣使學生在讀書時，通過拉長聲音的大聲誦讀，自然而清晰地區(qū)分四聲，記牢讀音，這也是學作八股文的基本功。因為把《四書》、"五經(jīng)"讀熟，背誦如流，是學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一。識字辨清四聲，能熟練地區(qū)分詞性，學會對對子，是學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二。二者缺一不可。當然還要學會寫字，不但要會寫毛筆字大楷、小楷，而且為了追求更高級的科舉考試功名，還要把字寫的更好，寫成館閣體高級書法藝術(shù)水平的字，達到翰林院的標準。雖然從純書法藝術(shù)講求，翰林館閣體字不是最高水準，但從端莊整麗角度來看，這種字體是有代表性的。能寫這種字的人，其細心、認真、一絲不茍的作風和態(tài)度，一般都會影響到他從事任何工作。這樣私塾教學的基本內(nèi)容，也就是為學會作八股文所下的基本功，初級階段，就是讀書背書、寫字寫大小楷、對對子三樣。如從時間來分配，如每日八小時，讀書五小時，寫字二小時，對對子一般只半小時或一小時，帶有趣味性，一般都放在下午快放學時進行。以上是前期初級階段的學習內(nèi)容。在此基礎(chǔ)上就要開講，講《四書》朱熹的注解，再讀八股文選，再開始學寫八股文。學寫八股文的過程，是分開來逐步學習這個格式的。先學寫"破題"，然后再學寫"承題"、"起講"等部分，直到學會寫完整的八股形式的文章，謂之"完篇"，這才算初步學會寫八股文了。至于說寫的是否好，能否考取秀才，進而考中舉人、進士，那是另一個問題。即八股文在形式的掌握上，先有一定難度，有一個會不會的問題，再有在會了之后，還有一熟練不熟練、好不好、有沒有法度，有沒有思路，有沒有見解、精彩不精彩等等，還是一個無限深度的問題。學會寫八股文這一形式已經(jīng)很難，追求深度寫出有水平的八股文就更難。私塾教育首先是在讀熟《四書》、"五經(jīng)"，明辨四聲學會對對子的基礎(chǔ)上，教會作八股文的形式，這是中級階段。會作整篇八股文，然后再溫習讀過的經(jīng)書，多讀名家的八股范文，經(jīng)常揣摩練習作各種題目的八股文，準備考試，或未考進秀才，或已人泮之后，再準備考舉人，仍在有名教師的私塾中學習，這就是私塾的高級階段了。由幼年啟蒙識字，到能參加縣里、府里的考試。(即縣考童生、府考秀才，具體情況，在前一篇說考試情況文已詳說。茲不再贅述。)就算教會了作八股文，完成了八股文的學習過程。至于進一步提高，就是如何練的問題了。其標準一是看能否考進秀才、考中舉人、進士;二是社會是否贊賞，刻入八股文的各種選本中，供人學習模仿。有的人在形式上雖勉強學會了，但思路展不開，不善思維，因而寫不好，寫不出起碼的水平，連最起碼的府考秀才也考不進，這也是很普通的。因為八股文的確是一種很難寫的文體，學會其形式已不易;以其形式寫出較好的文字，就更不容易了。因為各人的聰明才智不同，所處環(huán)境、所受影響，所從老師各不相同，因而其成就也就相差很大了。大抵一要苦功，二要聰明才智，才能學會寫好八股文，二者缺一不可。一個聰明的學生，在私塾教育中，大約要多少年教育，才能學會寫好八股文呢?《儒林外史》中有一段具體的說明，見第十一回《魯小姐制義難新郎》，文云:"魯編修因無公子，就把女兒當作兒子，五六歲上請先生開蒙，就讀的是《四書》、'五經(jīng)';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教他做'破題'、'承題'、'起講'、'題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修，那先生督課，同男子一樣。這小姐資性又高，記心又好，到此時，王、唐、瞿、薛，以及諸大家之文，歷科程墨，各省宗師考卷，肚里記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來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團錦繡。"雖然是小說文字，但也把聰明人學好八股文的步驟、時間說的很具體。《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是生于清康熙四十年，逝世于清乾隆十九年的人。中間經(jīng)歷了雍正朝。故事雖假托是明朝，而客觀反映也還是清朝社會上的教育情況。所說魯編修把女兒當兒子教作八股文的情況，對這位才女的聰明才智，也并未作過分的夸大，在清代許多著名人物的真實教育情況，不少也都類此。有的比這位魯小姐要聰明的多，成就自然也大的多，如近代著名的林則徐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林則徐的父親林賓日在他四歲時，參加鄉(xiāng)試考舉人，因病目不能終場落選，在羅氏家塾中作教師，林則徐隨父入墊讀書，自識字及讀章句，皆其父口授。七歲時即開始學作八股文，別人認為太早，其父林賓日則認為"此兒性靈，時有發(fā)現(xiàn)處，不引之則其機反窒，此教術(shù)之因材而施者耳。"語見林則徐《云左山房文鈔》中《先考行狀》。林則徐父親林賓日著有《小鳴集》詩八卷、古文、時文各二卷。是個好父親，好老師，對幼年的林則徐觀察、判斷十分深刻。后來林則徐在他的教導下，十三歲府考第一，十四歲進學成為秀才，二十歲鄉(xiāng)試中第二十九名舉人。二十一歲、二十五歲次會試落選，二十七歲第三次參加會試，以殿試二甲第四名成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這是真實的例子，看來林則徐小時是十分聰明的，由四歲到十四歲，便以優(yōu)異成績成為秀才?？梢娺@十年時間里，他是把寫八股文的本領(lǐng)學的很好了。清代名人中，這種例子還很多，不再贅舉，只此亦足說明八股文的教育情況。毫無疑問，八股文教育的本身也是天才教育。而從古至今，以至未來，教育的本質(zhì)也永遠是天才教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亦樂也。"當時八股文教育，科舉考試制度，本質(zhì)也體現(xiàn)了這點。

　　私塾乃我國古代家庭、宗教或者教師個人所設(shè)立的教學場所。它在我國兩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對于傳播祖國文化，促進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培養(yǎng)啟蒙兒童，使學童在讀書識理方面，起過重要的作用。私塾的學生多六歲啟蒙。學生入學不必經(jīng)過入學考試，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個頭或作一個揖后，即可取得入學的資格。私塾規(guī)模一般不大，收學生多者二十余人，少者數(shù)人。私塾對學生的入學年齡、學習內(nèi)容及教學水平等，均無統(tǒng)一的要求和規(guī)定。就私塾的教材而言，有我國古代通行的蒙養(yǎng)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家詩》《千字文》，以及《女兒經(jīng)》《教兒經(jīng)》《童蒙須知》等等，學生進一步則讀四書五經(jīng)、《古文觀止》等。其教學內(nèi)容以識字習字為主，還十分重視學詩作對。

　　私塾學堂私塾的教學時數(shù)，一般因人因時而靈活掌握，可分為兩類:"短學"與"長學"。教學時間短的稱為"短學"，一般是一至三個月不等，家長對這種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學生日后能識些字、能記賬、能寫對聯(lián)即可。而"長學"每年農(nóng)歷正月半開館，到冬月才散館，其"長"的含義，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齡也長，二是指學生學習的時間長，學習的內(nèi)容也多。至于私塾的教學原則和方法，在蒙養(yǎng)教育階段，十分注重蒙童的教養(yǎng)教育，強調(diào)蒙童養(yǎng)成良好的道德品質(zhì)和生活習慣。如對蒙童的行為禮節(jié)，像著衣、叉手、作揖、行路、視聽等都有嚴格的具體規(guī)定，為我國教育的傳統(tǒng)。在教學方法上，先生完全采用注入式。講課時，先生正襟危坐，學生依次把書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聽先生圈點口哼，講畢，命學生復述。其后學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讀。凡先生規(guī)定朗讀之書，學生須一律背誦。另外，私塾中體罰盛行，遇上粗心或調(diào)皮的學生，先生經(jīng)常揪學生的臉皮和耳朵、打手心等。

　　中國古代十大著名私塾

　　No.1 嵩陽書院

　　嵩陽書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區(qū)北2.5公里嵩山南麓，創(chuàng)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現(xiàn)書院為明、清各代重修增建，被稱為研究中國古代書院建筑、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的“標本”。2010年8月1日，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將嵩陽書院等登封一批建筑列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

　　嵩陽書院創(chuàng)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時，時稱嵩陽寺，至唐代改為嵩陽觀，到五代時周代改建為太室書院。宋代理學的“洛學”創(chuàng)世人程顥、程頤兄弟都曾在嵩陽書院講學，此后，嵩陽書院成為宋代理學的發(fā)源地之一。明末書院毀于兵燹，清代康熙時重建。嵩陽書院經(jīng)歷代多次增建修補，規(guī)模逐漸形成，布局日趨嚴整。

　　據(jù)記載，先后在嵩陽書院講學的有范仲淹、司馬光、程顥、程頤、楊時、朱熹、李綱、范純?nèi)实榷娜?，司馬光的巨著《資治通鑒》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陽書院和崇福宮完成的。號稱“二程”的程頤、程顥在嵩陽書院講學10余年，對學生一團和氣，平易近人，講學鮮感，通俗易懂，宣道勸儀，循循善誘。學生虛來實歸，皆都獲益，有“如沐春風”之感。嵩陽書院正是擁有了得天獨厚的師資條件，聲名大振，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成為北宋影響最大的書院之一。

　　院內(nèi)的漢封將軍柏人稱“稀世珍寶”。嵩陽書院內(nèi)原有古柏三株，西漢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劉徹游嵩岳時，見柏樹高大茂盛，遂封為“大將軍”，“二將軍”和“三將軍”。經(jīng)林學專家鑒定，將軍柏為原始柏，樹齡有4500年，是我國現(xiàn)存最古最大的柏樹。

　　門外的大唐碑素有“嵩山碑王”之稱。全稱為《大唐嵩陽觀紀圣德盛應以頌碑》，唐天寶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碑高9.02米，寬2.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內(nèi)容主要敘述嵩陽觀道士孫太沖為唐玄宗李隆基煉丹九轉(zhuǎn)的故事。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額徐浩的八分隸書。字態(tài)端正，剛?cè)徇m度，毛法遒雅，是唐代隸書的代表作品，大唐碑重80多噸，僅碑帽就有10多噸重，古時，人們是怎樣將這么重的碑帽主上去的呢?千百年來，凡到嵩陽書院的游人都要提及這個問題。

　　明末書院毀于兵火，歷經(jīng)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時期，學田1750多畝，生徒達數(shù)百人，藏書達2000多冊。清代末年，廢除科舉制度，設(shè)立學堂，經(jīng)歷千余年的書院教育走完了這的歷程。但是，書院作為中國古代教育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永遠載入史冊。

　　嵩陽書院因其獨特的儒學教育建筑性質(zhì)，被稱為研究中國古代書院建筑、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的“標本”。2006年12月5日，嵩山古建筑群，包括嵩陽書院作為河南省唯一一處獨立項目被國家文物局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chǎn)預備名單。2010年3月9日，嵩山歷史建筑群是2010年國務院確定的中國唯一世界文化遺產(chǎn)申報項目。2010年8月1日，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將嵩陽書院等登封一批建筑列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

　　No.2 岳麓書院

　　岳麓書院位于湖南長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腳，是我國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書院。岳麓書院始建于北宋初期開寶六年(973)，現(xiàn)在的書院為康熙年間重建。

　　岳麓書院占地面積21000平方米，現(xiàn)存建筑大部分為明清遺物，主體建筑有頭門、二門、講堂、半學齋、教學齋、百泉軒、御書樓、湘水校經(jīng)堂、文廟等，分為講學、藏書、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連接，合為整體，完整地展現(xiàn)了中國古代建筑氣勢恢宏的壯闊景象。

　　岳麓書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北宋開寶六年(973)，朱洞以尚書出任潭州太守，鑒于長沙岳麓山抱黃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靜環(huán)境，接受了劉鰲的建議，在原有僧人興辦的學?；A(chǔ)上創(chuàng)建了岳麓書院。初創(chuàng)的書院分有“講堂五間，齋舍五十二間”，其中“講堂”是老師講學道的場所，“齋堂”則是學生平時讀書學習兼有住宿的場所。岳麓書院的這種中開講堂、東西序列齋舍的格局一直流傳至今。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則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繼續(xù)擴建書院的規(guī)模，增設(shè)了藏書樓、“禮殿”(又稱“孔子堂”)，并“塑先師十哲之像，畫七十二賢”;一方面積極取得了朝廷對岳麓興學的支持，以促進書院的更大發(fā)展。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賜書岳麓書院，其中有《釋文》、《義疏》、《史記》、《玉篇》、《唐韻》等經(jīng)書。當時書院學生正式定額六十余人，奠定了書院的基本格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經(jīng)學家周式擔任山長主持岳麓書院后，書院得到迅速的發(fā)展，學生定額愈百人，周式本人還得到宋真宗的召見和鼓勵。,賜“岳麓書院”題額，于是“書院稱聞天下,鼓簡登堂者不絕”, 到南宋的乾道年間，岳麓書院達到鼎盛時期。著名理學家張栻主持岳麓書院，他以反對科舉利祿之學、培養(yǎng)傳道濟民的人才為辦學的指導思想。南宋淳熙七年(1180)，張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對岳麓書院的辦學和傳播理學，也表現(xiàn)出極大的熱忱。朱熹還將《白鹿洞書院教條》人微言輕正式的學規(guī)，頒于岳麓書院。朱熹曾兩次來此講學,當時學生達千人,從而使岳麓書院有“瀟湘洙泗”之譽,幾與孔子在家鄉(xiāng)講學的地方并稱。

　　從元、明至清初，由于戰(zhàn)亂，岳麓書院曾兩度遭到焚毀，后來雖然得以重建和恢復，已不復舊觀。清初，書院被禁。后康熙為了表彰理學，放寬書院政策?？滴醵?1687)御書“學達性天”匾額，并以十三經(jīng)、二十一史、經(jīng)書講義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書“道南正脈”匾額送至岳麓山，岳麓書院又得以復興。道光年間巡撫吳榮光在岳麓書院增設(shè)“湘水校經(jīng)堂”，專以研習漢學為主。岳麓書院的最后一任山長是王先謙，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經(jīng)學家。清代的岳麓書院，集聚了一代常識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師，培養(yǎng)出諸如王夫之、陶樹、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國藩、郭嵩濤、李元度、唐才常、沈藎、楊昌濟等著名的湖湘學者。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議的呼聲中，延續(xù)了近千年的岳麓書院正式改為湖南高等學堂。爾后相繼改為湖南高等師范學校、湖南工業(yè)專門學校，1926年正式定名為湖南大學至今，歷經(jīng)千年，弦歌不絕，故世稱“千年學府”。

　　岳麓書院還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聞名于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書“岳麓書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學達性天”、“道南正脈”、清刻朱熹“忠孝廉潔碑”、歐陽正煥“整齊嚴肅碑”、王文清“岳麓書院學規(guī)碑”等等。關(guān)于“四大書院”有多種說法，但唯有岳麓為諸家共推，反映了古之學者對岳麓的推崇。

　　No.3 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書院，位于江西省廬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唐代很多高雅之士來此讀書。宋初擴建書院，現(xiàn)在書院建筑主要為明清修建。

　　白鹿洞書院現(xiàn)存在建筑群沿貫道溪自西向東串聯(lián)式而筑，由書院門樓、紫陽書院、白鹿書院、延賓館等建筑群落組成。建筑體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磚木結(jié)構(gòu)，屋頂均為人字形硬山頂，頗具清雅淡泊之氣。白鹿洞書院山地面積為3000畝，建筑面積為3800平方米。為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書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初為唐代貞元元年(785年)洛陽人李渤與其兄隱居讀書之處。據(jù)傳李渤在此隱居時，曾養(yǎng)一白鹿自娛，因此人們稱李渤為“白鹿先生”，又因此地四山回合，由山麓小路進去也有數(shù)里之遙，真有點入洞之感，所以稱為白鹿洞。南唐升元年間，白鹿洞正式辟為書館，稱白鹿洞學館，亦稱“廬山國學”，由李善道為洞主，掌教授，置田聚徒，成為講學和藏書之所。“四方之士受業(yè)而歸，出為用世，名績彰顯者甚眾。”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賜九經(jīng)。宋仁宗皇祐五年，孫琛在故址建學館十間，稱“白鹿洞之書堂”，與當時的岳麓、應天府、嵩陽并為“四大書院”。

　　白鹿洞書院雖為宋初所建，但不久即廢。直到著名理學家朱熹重修書院之后，白鹿洞書院才揚名國內(nèi)。南宋淳熙六年，朱熹知南康軍。朱熹到任時，白鹿洞書院已經(jīng)毀于兵燹，棟宇消落，林園荒蕪，觸目皆是塵封書海，網(wǎng)結(jié)門廊。經(jīng)過朱熹的一再請求，宋孝宗終于同意重建白鹿洞書院。修葺后的白鹿洞書院，以圣禮殿為中心，組成一個錯落有致、相得益彰的龐大建筑群。書院共有殿宇書堂三百六十余間，其中包括御書閣、明倫堂、宗儒詞、先賢祠、忠節(jié)祠等。圣禮殿是用于學生拜謁孔子的殿堂，門上方兩塊匾額寫有“學達性天”、“萬世師表”的字樣。在文會堂有朱熹親書“鹿豕與游，物我相忘之地;峰泉交映，知仁獨得之天”的對聯(lián)。朱熹不僅重修了白鹿洞書院，而且還建立了嚴格的書院規(guī)章制度。

　　《白鹿洞書院教條》不但體現(xiàn)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經(jīng)典為基礎(chǔ)的教育思想，而且成為南宋以后中國封建社會七百年書院辦學的樣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guī)章制度之一。

　　元代末年，白鹿洞書院被毀于戰(zhàn)火，一直到明代的正統(tǒng)元年才修復，以后又有所擴修。

　　明代最早的一次維修為正統(tǒng)元年(1436)，以后還有成化、弘治、嘉靖、萬歷年間的維修。

　　進入清代，白鹿洞書院仍有多次維修，辦學不斷。19世紀末，我國政治、經(jīng)濟發(fā)生急劇的變化，出現(xiàn)了教育改革的熱潮。光緒24年(1898年)清帝下令變法，改書院為學堂。白鹿洞書院于光緒二十九年停辦，歸南康府(今星子)中學堂管理。宣統(tǒng)二年(1910)，白鹿洞書院改為江西高等林業(yè)學堂。

　　自宋至清的700年間，白鹿洞書院一直是我國宋、明理學的中心學府，陸象山、王陽明等都曾在此講學，書院殿閣巍峨，亭榭錯落，師生云集，儼如學城。

　　白鹿洞書院館內(nèi)藏品反映了廬山歷史文化的輝煌，有當?shù)爻鐾梁图皬耐獾厮鸭墓糯嚆~器和歷代陶瓷，有唐宋著名書法家顏真卿、柳公權(quán)、米芾、黃庭堅等在廬山的手書碑拓，有明清著名書畫家唐寅、鄭板橋、朱耷(八大山人)的字畫卷軸，最珍貴的則是《五百羅漢羅圖》，血書《華嚴經(jīng)》和水晶佛珠，皆屬國家一級文物珍品。

　　白鹿洞書院，1959年列為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1988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國家二級自然保護區(qū)，同年設(shè)置作為學術(shù)研究機構(gòu)的白鹿洞書院建置。

　　No.4 應天書院

　　應天府書院，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qū)古城南湖畔，始建于五代后晉時期?，F(xiàn)在書院主體建筑已被毀，僅存有大成殿、明倫堂、月芽池等建筑，目前正在重建中。

　　應天書院起源之早，規(guī)模之大，持續(xù)之久，人才之多，居四大書院之首。所以，《宋史》記載：“宋朝興學，始于商丘”。1998年國家郵電部在商丘舉辦了四大書院郵票首發(fā)儀式。

　　應天府書院即應天書院、睢陽書院，其前身為南都學舍，為五代后晉時的商丘人楊愨創(chuàng)辦，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qū)古城南湖畔，為中國古代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曹誠就其地筑學舍150間，聚書1500余卷，廣招學生。宋真宗正式賜額為應天書院，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年)，應天書院改為府學，為應天府書院，慶歷三年(1043年)改為南京(北宋陪都，今河南商丘)國子監(jiān)，為北宋最高學府，也是古代書院中唯一一個升級為國子監(jiān)的書院，被尊為四大書院之首。

　　北宋初書院多設(shè)于山林勝地，唯應天書院設(shè)于繁華鬧市，人才輩出。后經(jīng)其學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發(fā)展，學子們“不遠千里”而至，“遠近學者皆歸之”。北宋政權(quán)開科取士，應天書院人才輩出，百余名學子在科舉中及第的竟多達五六十人。

　　后該書院在曹誠等人尤其是應天知府、著名文學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擴展。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學家晏殊出任應天知府，聘請著名學者王洙為書院“說書”，王洙博學多才，應天府書院在他主持下“其名聲著天下”。仁宗景祐二年(1035)，應天府書院改為府學，晏殊又聘請因服喪而退居睢陽的范仲淹執(zhí)教，任教期間，范仲淹撰寫《南京書院提名記》。當時的應天府書院，是中州的一大學府，據(jù)《宋史》記載：“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晏殊)始。”從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間，應天府書院的學生“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

　　范仲淹在此求學時就屬于有遠大抱負的人，雖然貧窮得只能長期就咸菜喝粥，但連歲苦讀，春夏秋冬都是凌晨即聞雞起舞，然后苦讀詩書，直到夜半才和衣而眠。由于應天府書院是免費的，這也是范仲淹選擇這個書院的最大原因，所以書院里應該有許多如范仲淹一樣的苦學之士。從這樣一個側(cè)面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應天府書院的學風是非?？炭嗪蛧乐?shù)摹?/p>

　　宋欽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侵，應天府書院毀于戰(zhàn)亂。同時也因南宋偏安，就讀于書院的文人、士子紛紛南遷，中國書院教育中心向南移，在南宋理學大盛日時，應天府書院已不如白鹿洞書院，未能扮演文化傳承角色。

　　明正德六年遷城，應天書院也遷往今地——城內(nèi)中山東二街路北?，F(xiàn)存有大成殿、明倫堂、月芽池等建筑。原大成殿內(nèi)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倫堂為學堂。這兩座建筑均為歇山式建筑。大成殿為祭孔之地，明倫堂為應試地。現(xiàn)正在重建中。

　　No.5 石鼓書院

　　石鼓書院位于湖南省衡陽市石鼓區(qū)，始建于宋至道3年(997)，現(xiàn)建筑為2008年重建。

　　石鼓書院主要建筑有武候祠、李忠節(jié)公祠、大觀樓、七賢祠、合江亭、禹碑亭、敬業(yè)堂、欞星門、朱陵洞等。衡陽石鼓山禹碑亭始建于明萬歷九年(1581)，位于石鼓山南面。明代楊慎為禹碑作釋文亦置于此。

　　憲宗元和年間(806-820)，衡陽秀才李寬在合江亭旁建房，取名為“尋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在此悉心讀書，為石鼓書院之雛型。

　　宋至道3年(997)，衡州郡人李士真在石鼓書院內(nèi)開堂講學、廣招弟子，使石鼓書院成為正式的書院。宋仁宗景祐2年(1035)，曾擔任集賢殿校理之職的劉沆，在衡州任知府。這時，他將石鼓書院的故事上報給皇帝，宋仁宗閱后，便賜額“石鼓書院”。由于石鼓書院“獨享”兩度被宋朝皇帝“賜額”的殊榮，而步入石鼓書院的“鼎盛”時期，成為當時與睢陽(又名應天府書院)、岳麓、白鹿洞齊名的全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首。當時全國許多名流都至此講學;如文學家蘇軾、理學鼻祖周敦頤等……。

　　孝宗淳熙14年(1187)理學大師朱熹、張栻在此講學，朱熹作《石鼓書院記》;張栻在亭中立碑，親書韓愈《合江亭》詩和《石鼓書院記》，后人將此鐫制成石碑，置于石鼓書院內(nèi)，名曰“三絕碑”。

　　南宋開慶元年(1259)，書院毀于兵火。景定元年(1260)提刑俞琰命山長李訪“掃地更新”，“盡復舊觀”，增辟園圃，仰高樓，取明德新民文章，為諸生丕揚其義，絕響再聞，士風作振”。

　　元朝，繼續(xù)辦學。然其田于至元十九年(1292)為靈巖寺僧強占，經(jīng)鄧大白、王復、康莊、程敬直等歷任山長長達62年爭訟，才得歸還。元末又毀于兵火。

　　明清時石鼓書院不斷擴大，明永樂十一年(1413)，知府史中重修書院以待旅游學者，設(shè)禮殿祭祀孔子，乾張祠祭祀韓愈、張拭。明朝末年，書院再次毀于兵火。

　　清世祖順治14年(1657)經(jīng)略大臣洪承疇，將石鼓書院作為軍事指揮所。同年偏沅巡撫袁廓宇上奏清庭，申請重建石鼓書院，衡陽縣知縣余天溥具體負責修復工程。此時，山上建有合江亭、禹王碑、武侯祠、大觀樓、會講堂、忠節(jié)祠、七賢祠等建筑。石鼓書院為清政府允許恢復的第一家書院，這一時期，書院科舉化，石鼓書院成為傳授舉業(yè)、培養(yǎng)科舉人才的基地。康熙七年(1668)，知府張奇勛擴建號舍20余間，“拔衡士之雋者肄業(yè)其中，每月兩試之，士風稱最盛”。咸豐3年(1853)9月～咸豐4年正月(1854)，曾國藩、彭玉麟在衡州創(chuàng)建湘軍水師，駐石鼓，石鼓書院附近的水面成為中國近代海軍的搖籃。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石鼓書院改為衡陽官立中學堂，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改為湖南南路師范學堂;民國時期，相繼改為“衡郡女子職業(yè)學校”和“湖南省立第三師范學校”(湖南三師)，后由于石鼓山無法滿足新型學校要求，學校被遷移至金鰲山;此時，石鼓書院便成為供人游覽、祈祀的風景文化名勝。

　　1944年7月，石鼓書院原有的樓、閣、亭、祠等建筑物，在震驚中外的衡陽保衛(wèi)戰(zhàn)中被于日軍焚毀。故址內(nèi)還有唐、明、清碑刻多處。

　　2008年當?shù)卣抡涨宕臅焊窬种亟耸臅骸?/p>

　　No.6 東林書院

　　東林書院，位于江蘇省無錫市，創(chuàng)建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現(xiàn)書院為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重修。

　　東林書院，亦名龜山書院，是我國古代著名書院之一。東林書院創(chuàng)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是當時為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嫡傳高弟、知名學者楊時(號龜山)長期講學的地方。后廢。“東林書院”名稱來歷與楊時游廬山時所寫“東林道上閑步”這首詩有關(guān)。

　　南宋時，邑人建楊時祠堂于此。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僧月秋潭于其上建東林庵。直至明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僧人信諒又加重修，百余年間，其地成為僧區(qū)。

　　明朝萬歷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由東林學者顧憲成等人重興修復并在此聚眾講學，他們倡導“讀書、講學、愛國”的精神，引起全國學者普遍響應，一時聲名大著。顧憲成撰寫的名聯(lián)“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guān)心”更是家喻戶曉，曾激勵過多少知識分子，對我國傳統(tǒng)文化思想發(fā)展促進極大。有“天下言書院者，首東林”之贊譽。東林書院成為江南地區(qū)人文薈萃之區(qū)和議論國事的主要輿論中心。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無錫著名人士因東林書院歲入失修，集議恢復舊觀，發(fā)起重修。唐文治撰寫了碑文，“發(fā)明性理之根源”，并略述書院建置始末，“惟愿我鄉(xiāng)邦人士，景仰前徽，保氣節(jié)于將墜。”碑后列有發(fā)起人姓名。唐文治，祖籍太倉，國學大師，長期在錫地辦學，聲名卓著。碑今存無錫東林書院。

　　1956年10月由江蘇省人民委員會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6月入選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No.7 武夷書院

　　武夷書院，即武夷精舍，初建于宋淳熙十年(1183)，現(xiàn)建筑為2001年在清康熙年間重修的精舍遺址上復建。

　　武夷精舍的緣起應追溯到淳熙五年(1178年)。這一年初秋，朱熹與妹夫劉彥集、隱士劉甫共游武夷時，只見九曲溪旋繞曲折，隱屏峰下云氣流動，頓覺耳目一新，因而萌發(fā)出“眷焉此家山”和“仙人久相招，授我黃素書，贈我雙瓊瑤，茅茨幾時建，自此遣紛囂”的建屋初念。經(jīng)過數(shù)年的苦心籌措經(jīng)營，精舍終于在淳熙十年(1183年)動工，當年就初見規(guī)模。

　　武夷精舍是朱熹完成《四書集注》和以它為教材實行完好的教育實踐的一所成功的私立大學，在中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的作用在于：通過創(chuàng)立學院，授徒講學，著書立說，培養(yǎng)人才，重新樹立起中華民族傳統(tǒng)的主體意識--儒家思想的正統(tǒng)地位。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武夷精舍毀于兵災。

　　明正統(tǒng)十三年(1448年)，朱熹八世孫朱洵、朱澍出資重建后，又改稱“朱文公祠”，崇祀朱熹。

　　清康熙年間，賜予“學達性天”匾額，再度大興土木加以修葺。至今殘留的精舍遺址，則是清康熙五十六年(1708年)，閩浙總督常見羅滿保“捐俸倡修”的，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

　　No.8 鵝湖書院

　　鵝湖書院位于江西省鉛山縣鵝湖山北麓，始建于南宋，現(xiàn)建筑為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修建，多為明清建筑。

　　書院建筑群占地8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積4800平方米，坐南朝北，主要建筑安排在中軸線上。四周有山有溪，環(huán)境幽雅。由大門進去，經(jīng)過兩排桃樹，有一個大圓門，圓門內(nèi)有一個大院子，對面又是一個大圓門，上面是三排殿宇，由此登石階而入，又是一個院子，里面是半月池，池周圍是石欄桿。渡過古橋是第一排殿宇，再過一個院子，是第二排殿宇，其最后一排殿宇，是四賢祠。祠前也是一個院子，祠后則是一個相當高的坪臺，其下有一小池，其后是一座高墻，正對那兩大圓門的北端高墻。這三排殿宇是主屋。在主屋兩旁，又是一排一排的房屋。

　　南宋(1127—1279年)時期，儒家學者風行講學，書院發(fā)達。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呂祖謙、陸九齡、陸九淵等會講鵝湖寺，各持己見，“相與講其所聞之學”，這就是哲學史上著名的“鵝湖之會”。后人在他們聚會的地方建祠紀念，因名“四賢祠”。淳祐十年(1250年)，改名為“文宗書院”。

　　元代皇慶二年(1313年)，又增建“會元堂”。

　　明代景泰(1450—1456年)年間，又重修擴建，并正式定名“鵝湖書院”。

　　這所書院，自南宋至清代，八百多年來，幾遭兵毀，又幾次重建。其中尤以清代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整修和擴建工程規(guī)模最大：新筑山門、牌坊、大堂、浮池、拱橋、碑亭、御書樓;兩側(cè)更修建廂房數(shù)十間，作為士子讀書之所?？滴趸实圻€為御書樓題字作對，門額題為“窮理居敬”，聯(lián)語為“章巖月朗中天鏡，石井波分太極泉”。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修建后的基本布局為:院墻前臨照塘，墻內(nèi)左義門、右義門。建筑共六進：一、頭門;二、青石碑坊;三、泮池，池上有雕欄石拱橋，泮池兩各有一碑亭;四、儀門，三楹，兩翼有廡廓;五、會元堂，五楹;六、御書樓。東西兩廓各有讀書號房20幢。

　　至今牌坊、泮池、后殿、廂房等建筑保留尚完好;泮池兩側(cè)的廂房內(nèi)，尚存明、清兩代古碑13塊，是研究這座書院歷史的珍貴資料。

　　鵝湖書院，1959年，被列為全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6年被國務院列入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No.9 洙泗書院

　　洙泗書院，位于山東曲阜城東北四公里處。漢代至宋金均名講堂，元代改稱洙泗書院?，F(xiàn)建筑多為明清所建。

　　洙泗書院總占地面積1.9公頃。建筑分為三區(qū)，東區(qū)有更衣廳，西區(qū)前有禮器庫，后有神庖、神廚，中區(qū)前后兩進庭院，有大門、講堂、大成殿、兩廡等。

　　院內(nèi)建筑均為明代建。清代重修。有講堂、大成殿、兩廡等建筑，元、明、清各代碑刻，院內(nèi)古柏參天，深幽雅靜，豐草盈地，步入這林木蓊郁，恬靜幽深的古老書院，別有一番情趣。

　　洙泗書院因南臨洙水，北臨泗河，故名洙泗書院。傳為孔子修書講學的地方。后成為紀念和祭祀孔子的場所?？鬃又苡瘟袊掉敽螅诖藙h詩書、定禮樂、系周易，并聚徒講學。

　　漢代至宋金均名講堂，元代改稱洙泗書院。

　　明代至元三年(1337年)孔子55代孫、曲阜縣尹孔殼欽出資在講堂舊址重建，并設(shè)山長一人主持。明弘治七年(1494年)衍圣公孔弘泰以維修闕里孔廟余資重修。正德二年(1507年)改山長為國子監(jiān)學錄，秩正九品。六年書院大門毀于劉六、劉七農(nóng)民起義軍，嘉靖二年(1523年)重建大門并維修，天啟七年(1627年)大修。

　　清順治八年(1651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雍正十二年(1734年)多次維修。其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民國年間相繼維修，1988年大修，并重建外圍墻。

　　No.10 萬松書院

　　萬松書院位于杭州西湖南緣鳳凰山萬松嶺，始建于唐貞元年間(785-804)，名報恩寺，明弘治十一年(1498)，浙江右參政周木改辟為萬松書院?，F(xiàn)書院為2002年在明清原建筑基礎(chǔ)上重修。

　　萬松書院始建于唐貞元年間(785-804)，名報恩寺。明弘治十一年(1498)，浙江右參政周木改辟為萬松書院。明代理學家王陽明、清代齊召南等大學者曾在此講學，“隨園詩人”袁枚也曾在此就讀。清康熙帝為書院題寫“浙水敷文”匾額，遂改稱為敷文書院。現(xiàn)遺址尚存有“萬世師表”四字的牌坊一座和依稀可見“至圣先師孔子像”的石碑等物。據(jù)說，四大民間傳說故事中的梁山伯和祝英臺就在此讀書相逢，書院也因此家喻戶曉。

　　創(chuàng)建初期，萬松書院規(guī)模較大，主體建筑布局沿用官學“左廟右學”的形制。左邊近山處有孔子殿?？鬃拥钕翟瓐蠖魉陆ㄖ?，三開間，經(jīng)修葺后煥然一新，是書院的祭祀場所。殿前有顏樂亭。高處建留月臺和掬湖臺?？鬃拥钣疫?，前有萬松門，后有明道堂。堂為五開間，寬綽宏敞，為先生“講明經(jīng)義”的課堂。西廊兩側(cè)各有齋室五間，是師生們自習之所。初期，萬松書院內(nèi)部的組織機構(gòu)相對簡單，招收童生、監(jiān)生、舉人三類生徒;聘用博學鴻儒為山長、品學兼優(yōu)的賢士為教授;初步建立書院的學規(guī)和章程。經(jīng)過創(chuàng)辦初期的摸索和實踐，明代萬松書院在不斷擴建與重修中逐漸成為江浙一帶頗具影響力的知名書院。

　　明萬歷年間，閣臣張居正廢毀天下書院。幸而在大學士徐階的支持下，浙江巡撫謝師啟、提學僉事喬因以“萬松書院祀先圣，不當概毀”為由，再三乞請，終使萬松書院逃過一劫，為此改稱為“先賢祠”，雖名亡而實存。崇禎五至六年(1632--1633)間，終于在戰(zhàn)亂中被毀。

　　康熙十年(1671)，浙江巡撫范承謨重建萬松書院，并改名為“太和書院”，書院才開始復蘇。及至康、雍、乾時期，統(tǒng)治者對書院教育由禁止轉(zhuǎn)為提倡后，萬松書院得以迅速發(fā)展，逐漸進入昌盛時期。這一時期，清政府對萬松書院的支持也是空前的。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圣祖玄燁御賜“浙水敷文” 額，并賜《古文淵鑒》、《淵鑒類函》、《周易折中》、《朱子全書》等典籍予萬松書院，浙江巡撫徐元夢建存誠閣收藏，書院也由此更名為“敷文書院”。雍正十一年(1733)，萬松書院被敕為省城書院。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高宗弘歷初次巡臨萬松書院，賜“湖山萃秀”額，并賜英武殿所刊《十三經(jīng)》、《二十二史》各1部。當時享有這一殊榮的僅有江寧鐘山書院、蘇州紫陽書院。此后，弘歷五次下江南又五次巡臨，對萬松書院格外重視。

　　1999年起，杭州市政府依據(jù)史料記載和留存的遺跡，按照修舊如舊的原則，在遺址上按明式舊制重建萬松書院。2002年10月建成并向游人開放。

　　重建后的萬松書院，占地約6萬平方米，是西湖周圍惟一以書院文化為主體的文化公園。書院的主體建筑以清乾隆《南巡勝跡圖》中的《敷文書院》為藍本，以自然山體、林木、古藤、奇石為背景，采用中軸對稱、縱深多進的院落形式，仿明式建筑形制，用粉墻、粟柱、黛瓦的素樸淡雅，凸現(xiàn)“求之于心而無假以雕飾”的風格，使書院處處散發(fā)濃濃的書卷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