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走進國學大師作文800字

　　何謂國學?何謂大師?何謂境界?一國之學乃國學，大家之師乃大師，無境之界方乃最高的境界也。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文章，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國學大師(一)

　　何謂國學?何謂大師?何謂境界?一國之學乃國學，大家之師乃大師，無境之界方乃最高的境界也。一個人文化精神境界的深度決定的人生的最終高度，也只有這種追求境界的人才能扎根國學，看似無形卻有形地影響著世界，成為大家之師。

　　曾看過這么一個故事：一個和尚在得道前劈柴、挑水、念經(jīng)，得道后還是劈柴、挑水、念經(jīng)。于是就有人不解，問和尚：“你這有什么區(qū)別嗎，何為得道呢?”和尚說;“得道前我劈材時想著挑水，挑水時又想著念經(jīng)，一樣也做不好;現(xiàn)在我劈柴時就只想把柴劈好，挑水時就只想把水挑好，念經(jīng)時就一心一意念經(jīng)，所以不同的是心情。”正是多了這一份心情，和尚得道了。真正的大師追求的是境界，是內(nèi)心的一種素養(yǎng)，由里及表。虛偽的大師追求的是形式，是外在的一種華麗，有表卻無里。

　　百家講壇上那一位位自稱國學大師的人物在講壇上講得口沫橫飛，生怕國人不知其平生所學，狠不得把中國五千年光輝歲月重頭再講。其實他們算不上真正的國學大師，他們只是對中國歷史研究透徹一些罷了，沒有崇高的精神境界，是沒有資格自稱大師的!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論人生三境界：古今成大事業(yè)，大學問者，必經(jīng)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西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這是一個非經(jīng)不可的過程，但此三境界并不代表最終的境界，因為境界沒有最終，只有在追求中不斷完善。

　　大道至簡，寧靜致遠，生活中的身邊小事簡單平凡，但內(nèi)心可以在寧靜之中悟出人生真諦，豐富自己的吶內(nèi)心世界。炯炯目光，透過千年塵封，看到事物最真實的本質(zhì)。平庸的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虛偽的人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而真正的智者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唯一的區(qū)別是：心情不同，境界不同。這是一種內(nèi)在的修行，只能意會而不能言傳。伯牙絕弦謝知音正是因為鐘子期無需言卻能洞穿伯牙的內(nèi)心，達到一種共同的境界，達成共鳴，高山流水宛如天成。

　　文人的精神境界是高深莫測，至高無上的，活在自己的精神境界卻凈化著世界的污濁。梭羅在瓦爾登湖邊搭起一座木屋，過起自耕自食的生活。“我生在何處，我為何而活”是他所思考的問題，他的思想就像湖水般純潔透明，像山林般茂密深邃。這才是大師所應追求的境界，沒有工業(yè)社會帶來的污染，有的是大自然給人的澄清空氣。

　　國學大師(二)

　　境界無止境，立足國學之根本，永遠追求才是大師之風范。

　　國學大師錢穆，不僅學問淵博，而且一生著述豐厚，但頗令人遺憾的是，卻沒留下一本有關中國文學史的專著。好在他的學生葉龍將錢穆生前講述文學史的筆記，一直珍藏至今，并整理出閃耀著錢穆智慧光華的《中國文學史》力作。同為江浙人的葉龍，熟悉錢穆的無錫國語，又學過速記，加之在聽錢穆課時，所做筆記極為認真詳實，總是力求不遺漏一個字。這為校訂和整理錢穆的講義，提供了堅實的基礎。1949年，錢穆流落香港，與唐君毅、張丕介等人一起創(chuàng)辦了新亞書院，目的是要“替中國文化講些公平的話”。“在新亞書院，錢先生開過兩次《中國文學史》課程，從中國文學的起源，一直講到清末章回小說，自成一套完成的體系。”但因亂世流離加之校務冗忙，講稿并未能整理成書。值得慶幸的是，葉龍保存了當時所記的筆記，書中保留了錢穆先生授課中最鮮活的口語表達，也留存了許多神來之筆。全書31章，從詩經(jīng)一直講至明清章回小說，貫穿中國古代文學的整體脈絡。和其他文學史更注重嚴謹不同，錢穆評價名家往往是個性十足，有著他獨到的見解。比如，他評價孔子，既精準到位，又幽默風趣，贊譽他為“一間百貨公司，貨真而價實”。他點評歷代文人，也往往把文人墨客的個性與當時的時代背景聯(lián)系在一起，比如，他評述說陶淵明性格如虎，其詩更為可愛。王維是居士，杜甫是讀書人，李白則是喜歡講神仙、武俠的江湖術士，屬于下層社會。不僅如此，錢穆還把“知人論世”作為評價中國文學史的重要標準，認為作者為人的價值比作品更重要。對唐代韓愈的贊譽，錢穆的見解同樣令人耳目一新。他說：“退之之文變化無窮。”他認為，韓愈所創(chuàng)的“贈序”散文，顯然是以詩為文，其文章可稱為散文詩，是純文學的，文中的情味，非議論，亦非奏議、碑志，是無韻的散文詩，是韓愈獨創(chuàng)的詩體散文，是抒情文。錢穆由此分析說，散文在中國純文學中地位崇高，其功當首推韓愈。錢穆對于《紅樓夢》的評價，則大膽而新奇，顯示出他獨特的治學思考。首先，他充分肯定了曹雪芹在行文落筆時“描寫十分細膩”，但對他苦心孤詣狀態(tài)下創(chuàng)作出來的《紅樓夢》，卻表示了質(zhì)疑。錢穆認為《紅樓夢》“僅描寫當時滿洲人家庭之腐敗墮落，有感慨，無寄托。”據(jù)此，錢穆亮出了自己鮮明的觀點，他認為，《紅樓夢》“是閉門寫作的”“是規(guī)規(guī)矩矩的”“事情少，是文勝于事”，并認為其成就不如《水滸傳》。談及魯迅，錢穆的看法，更令人稱奇。他說：“魯迅罵人的文章，對青年人的影響很大……其《吶喊》集中的小說寫得很好，中國近數(shù)十年來一直搞純文學的，可說只有魯迅一人。”即便是對《吶喊》的贊許，錢穆的著眼點也頗與眾不同，他認為魯迅最好的文章是他的小品。“像他的《吶喊》之類，和西方小說不同，還是中國小品文傳統(tǒng)。”《中國文學史》烙上了錢穆鮮明的人文個性，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說：“在我看來，每個從事文學研究的好的學者，都應該在心中或口頭有一部自己的文學史。”他不欣賞思想上大一統(tǒng)或追求發(fā)行量的通用教材，而更喜歡錢穆這樣“自作主張”的文學史。在學界看來，該書并不是理想的“文學史”，并沒有嚴謹?shù)娇捎米鹘炭茣?，但好處恰恰在于它活潑、親切，可以作為導讀、助讀，點燃許多人對中國文學的興趣。

　　國學大師(三)

　　1925年，清華發(fā)生了一件對中國學術影響深遠的大事：成立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現(xiàn)代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培養(yǎng)“以著述為畢生事業(yè)”的國學人才。當時的清華是個留美預備學校，留美預備學校來辦國學院，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學來建設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第一位是開創(chuàng)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國維;第二位是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啟超;第三位是從哈佛大學回來的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三位導師性格各異，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導師中最晚到校的陳寅恪，在當時并不出名。

　　陳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導師，一說是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所推薦，他因為了解陳寅恪的博學而推崇備至;還有一說是梁啟超提名的，據(jù)說梁啟超為了推薦陳寅恪，還曾與清華校長有過一番舌戰(zhàn)。校長說，陳寅恪一無大部頭的著作，二無博士學位，國學研究院的導師，怎么能連這些都沒有呢?梁啟超說：“沒有學銜，沒有著作，就不能當國學院的教授啊?我梁啟超雖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沒有陳先生三百字有價值。”梁啟超還說：“這樣的人如果不請回來就被外國的大學請去了。”清華的校長最終怎么做出決定的，無從考證。但事實是，遠在德國游學的陳寅恪接到國學院導師的聘書時，剛剛年滿36歲。

　　一年后，陳寅恪的身影出現(xiàn)在清華園里。他很幽默。因為四大導師中的梁啟超是“南海圣人”康有為的弟子，王國維是末代皇帝的讀書顧問，于是陳寅恪就給學生們送了一副對聯(lián)：“南海圣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

　　令師生們驚嘆的是陳寅恪的博學。他在課堂上講授的學問貫通中西，他在課余分析各國文字的演變，竟把葡萄酒原產(chǎn)何地，流傳何處的脈絡，給學生講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課時，連清華的教授們也常來聽。有人稱他為“活字典”，也有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

　　當時，馮友蘭先生是大學者，名氣比陳寅恪響亮得多，但馮友蘭在陳寅恪面前也是畢恭畢敬、以學生自居，這連當時的學生們都能感覺到。

　　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yǎng)的學者，另一派是有留學經(jīng)歷的。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你的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留洋派就覺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狹，不掌握現(xiàn)代化的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