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古代科技史論文優(yōu)秀范文(2)
中國古代科技史論文篇二
遠去的中國古代科技成就
最能代表我國古代科學成就的還是天文學和數(shù)學，也就是古人所說的的天、算。這兩門學科在我國古代聯(lián)系得十分緊密，因為對日月五星運行規(guī)律的認識以及日食、月食的推測，都離不開數(shù)學上的計算。舉一個例子，漢代已形成的“談天三家”――也就是當時古人對宇宙的三種認識，分別是蓋天說、渾天說與宣夜說。除了宣夜說有點玄奧抽象外，蓋天說與渾天說均是由數(shù)學模型作為支撐的，盡管兩者建構了不同的宇宙模型，但是有一條是共同堅守的，就是“日影千里差一寸”，也即八尺之表的日影在子午線方向上千里會差一寸。而“日影千里差一寸”最早源自《周髀算經(jīng)》，該書既是一部數(shù)學著作，也是一部天文學著作。需要說明的是，千里差一寸的論證是錯誤的，一直到了唐代一行和尚通過實測才使它壽終正寢。
我國古代天文學的發(fā)展，深受古代數(shù)學的影響，盡管蓋天說、渾天說都有數(shù)學模型建構，但是這種模型并不與推算日月五星運行的另一套數(shù)學模型(算的模型)相融洽，或者說是各行其是。因此我們也不可能像西方那樣，從古希臘天體運行的圓周運動中解脫出來，發(fā)展出開普勒的橢圓軌道等近代天文學體系。我國古代天文學還把地上的事物都搬到天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三垣二十宿”體系。該體系是天上、人間對應比附的產(chǎn)物，是軍國星占體系的一種反映，即為戰(zhàn)爭勝負、王室興衰、年成豐歉等軍國大事服務的，但這已經(jīng)走出了科學的范疇。
中國古代的數(shù)學成就
我國古代數(shù)學的基調是由成書于漢代的《九章算術》確立的。那么《九章算術》的基調是什么呢?就是服務于實際生產(chǎn)生活的應用問題集：一題一答一術?！邦}”就是題目，“答”就是答案，“術”就是算法。那么推理、論證的過程呢?書中是查不到的，因為根本就沒寫。所謂“九章”，就是9大類應用題目，比如“方田”是計算土地面積的問題集，“商功”是計算各種工程(溝渠、倉窖等)的土方、人工等。
經(jīng)常有人將《九章算術》與古希臘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作對比，這兩部書的確也代表了東西方不同的思維風格，一個是以“算”為特征的實用化體系，一個是以“證”為特征的演繹邏輯體系。我們的祖先一直缺少“證”的那根筋，直到明末徐光啟與傳教士利瑪竇合作翻譯《幾何原本》(前6卷)時，徐光啟被該書的體系所服膺，寫道：“此書未譯，則他書俱不可得?！?/p>
說到我國古代數(shù)學，大家都會聯(lián)想到南朝祖沖之在圓周率上的貢獻。不過，祖沖之的《綴術》已經(jīng)失傳，他對圓周率的推算，學界認為是在魏晉時期劉徽“割圓術”的基礎上得到的。當時要計算出密率355/113的確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要知道那個年代要用算籌去計算開方在內的大數(shù)目運算，難度可想而知。
唐代中葉到元代中葉是我國古代數(shù)學發(fā)展的黃金時期，特別是宋元時期達到了頂峰。發(fā)展到高峰的標志有二：首先是數(shù)學著作繁興，宋代前后不到300年竟出了50本之多;其次是水平高，就是在算法的改進與抽象化程度方面前進了許多。無論是高次方程的近似解法、多元一次方程組的解法、高階等差級數(shù)、同余方程組解法等，都達到了當時世界上的最高水平。
從元中葉到明末，中國古代數(shù)學整體江河日下，以至于當時學界竟然連宋元時期的數(shù)學著作都讀不懂了。到了明末，隨著傳教士的東來，西方的數(shù)學知識開始譯介、引入;后來又經(jīng)過清末第二次“西學東漸”，直到20世紀初我國數(shù)學才匯入世界數(shù)學發(fā)展的洪流。
農(nóng)業(yè)技術的突出成就
農(nóng)業(yè)技術創(chuàng)新方面，我國漢代創(chuàng)制的三件農(nóng)事器具值得一提。其一是耬車，也叫耬，華北地區(qū)稱之為耩子。耬車是一種北方用的條播器具，能夠同時完成開溝和下種程序，后來又在耬車后面拖上覆蓋種子的構件，就更加便于耕種了。耬車的發(fā)明，使得單位面積土地上播種量減少，并且有利于之后的田間作業(yè)。其次是翻車，也就是后世稱之為“龍骨水車”的灌溉(或排澇)農(nóng)具。到了元代，出現(xiàn)了多種形式的翻車，有腳踏翻車、牛轉翻車、水轉翻車等。明代《天工開物》提到一種輕巧的手搖翻車(也叫拔車)。翻車是我國古代江南地區(qū)應用最廣泛的提水、排澇農(nóng)具，也是世界上最早應用鏈傳動的技術設施。還有一種是風扇車，也叫扇車，是一種清選農(nóng)具，能夠合理、有效地利用人為產(chǎn)生的風力把糧食籽粒與糠秕分開。
唐代詩人徐來軍寫有一首《調笑令》：“翻倒，翻倒，喝得醉來吐掉。轉來轉去自行，千匝萬匝未停。停未?停未?禾苗待我灌醉?！边@里描述的就是我國唐代時期出現(xiàn)的一種新式提水器具――筒車。大型的筒車遠遠望去就像現(xiàn)代的摩天輪，只不過輪的外圍懸掛的是竹筒，在流水的沖擊下，竹筒在低處兜水，轉到高處時傾瀉到水槽中，水槽通向田地里進行灌溉。到了宋代，筒車得到普遍應用。現(xiàn)在湖南西部、廣西北部的溪流邊，還能見到筒車的身影。
天文學引領技術高峰
宋元時期是我國古代技術發(fā)展的高峰。北宋曾公亮1044年完成的《武經(jīng)總要》是我國古代軍事技術全面、系統(tǒng)的反映;北宋李誡于1100年成書的《營造法式》是我國古代木構建筑技術達到純熟的標志;元代王禎1313年寫就的《農(nóng)器圖譜》是我國古代農(nóng)事器具的集大成之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北宋1092年由蘇頌、韓公廉制成的水運儀象臺，是我國古代最為復雜的天文儀器。該儀器集渾儀、渾象、圭表、計時與報時為一體，實物高12米，寬7米，蔚為大觀。這部儀器不像魏晉南北朝那些“奇器”徒有盛名而無法得其傳，因為蘇頌留下了制造這部儀器的《新儀象法要》，并附有插圖66幅，后人根據(jù)這本書完全可以進行復原。2012年8月國際天文聯(lián)合會在北京召開大會期間，由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與清華大學等單位復原的模型(原物的1/3)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展出，轟動一時。
元代天文儀器上的改進最重要的當屬郭守敬設計的簡儀。簡儀是針對渾儀而言，顧名思義，是簡化了的渾儀。他改進的方法是把赤道裝置與地平裝置分開，去掉一些不必要的環(huán)，又在刻度上精細化，使得觀測精度更加精準。
明末1637年宋應星完成的《天工開物》，系統(tǒng)總結了我國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方面的技術成就。但是這就像是快下山的夕陽，在回光返照時眷戀了一下古老的中華帝國，隨后在西方世界轟轟烈烈的工業(yè)革命大潮下，中國則與主流技術前沿漸行漸遠。
結束語
如今，我國已經(jīng)融入了世界科學技術發(fā)展的洪流之中，雖然整體上與世界科技前沿還有不少差距，但也有部分科學成就令人欣慰、振奮。比如2012年，廣東大亞灣中微子實驗國際合作組發(fā)現(xiàn)了中微子第三種振蕩模式，該實驗結果入選《科學》雜志評選出的“年度十大科學突破”;2012年8月，中國科技大學潘建偉教授因其在“量子通信和多光子糾纏操縱方面的先驅性卓越貢獻”獲得2012年度國際量子通信獎……直到2015年，中國中醫(yī)科學院終身研究員兼首席研究員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
撫古思今，不勝感慨。正如一百年前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中所喻：一個老朽的中國已經(jīng)遠去，一個嶄新的少年中國正在走來。
中國古代科技史論文篇三
《法哲學原理》是黑格爾生前的最后著作，也是其政治法律思想的總結，德文原著初版于1821年，中文譯本根據(jù)Felix Meiner出版社1921年第2版譯出。由于譯本附有黑格爾研究專家賀麟先生的長篇評述，所以，概括評價本書的極少，而專就某一部門法領域評論的尚有一二。原因無它，一者本書博大精深，短評難以窺見全豹。二者各部門法的思想基礎上已有變化，再回溯到哲學源頭檢討本書的價值又會有許多新發(fā)現(xiàn)。一時間所謂千頭萬緒，在缺乏法學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的時代，條分縷析書中所蘊含的部門法思想必然力有未逮。關于該書的政治意義，可參考紀坡民的《什么是產(chǎn)權(續(xù))——讀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載氏著《產(chǎn)權與法》)。下面筆者僅就其刑法思想略述一二。
使用情況。我國刑法論著中引用本書多為尋章摘句，甚至以印次當版次，這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其 一、黑格爾思想深邃，觀點重要，引用了可以扯大旗充虎皮;其二、由深邃漸至于晦澀，不讀也罷。有他人的引注在先，轉引無妨。但最根本的是，想系統(tǒng)地了解其思想，僅僅盯住譯文是不夠的，因為，黑格爾的思維是純哲學思辨的，用語極為晦澀，所以，中譯本不少意譯，中文術語并不能完全與德文一一對應，難以完全顧及術語的同一，若就術語進行梳理、推演、分析就難免掛一漏萬，無的放矢，甚至于指鹿為馬，貽笑大方?；诖?，一般負責任的翻譯對重要詞匯，多用若干譯者注來說明術語的多義與選擇。在不能對照原文的情況下，只能通過譯著開闊眼界，不宜于就文本展開研究，尋章摘句亦為無奈之舉。最為不能忍受的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所引并不能證明所論，或者對所引不求甚解，與所論完全背道而馳。(較為典型的如對盧梭《社會契約論》的引用，完全無視其集體主義思想，似是而非地認為它講述的是以民約制約公權。以訛傳訛，流毒不淺。)
但是，對部門法甚為重要的法哲學思想是至為重要的，我們對十年前的刑法注釋書可以棄之如蔽履，但不能忽視約200年前的法哲學著作，論及刑罰觀，甚至要追溯到《圣經(jīng)》!探討刑罰的正當性，由于無法進行實證的分析，只能基于論理及經(jīng)驗的契合，因此，若不進行哲學分析幾乎是不可能的。法權同時是政治的工具，入世的哲學思辨自然不能忽略法權的思辨。而哲學家的法哲學研究向有傳統(tǒng)，就德國而言，前有康德、費希特，后有盧曼、哈貝馬斯，法學原理深受哲學思想的影響，不少重要的論點均可追溯到哲學源頭。因此，企圖通過尋章摘句來證明論點是遠遠不夠的，也難以準確地把握思想的動向，系統(tǒng)地體察思想的流變。缺乏哲學根基的法學必然是脆弱和短命的。雖然現(xiàn)代法學已經(jīng)擺脫了純邏輯推演的固疾，開始“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有“實踐導向”的意思。但無論如何，一個時代的哲學思潮決定了社會科學發(fā)展的高度，專注于案例的同時，也要經(jīng)受哲學的考量。僅就本書而言，它至少催生了目的行為論(H.Welzel)這一重要的刑法論點，機能主義刑法思想(G.Jakobs)也或有受益?？梢哉f，我國刑法的薄弱跟刑法哲學的薄弱直接相關，刑法學家縱情刑法技術，輕視哲學思辨，淪為墻頭草在所難免。對刑法科學而言，我們的學者群體如此龐大，而貢獻卻是如此之少，誠需深入反思!
關于Person。“人”并非一個自然意義(生物學)上的人(Mensch)，而是規(guī)范意義上的。馮軍教授在譯G.Jakobs的著作時譯為人格體。本書中一個經(jīng)典的論斷是“sei eine Person und respektiere die anderen als Personen”(成為一個人，并尊重他人為人)。即符合市民社會需要的合乎一般行為規(guī)范的主體。Person與法本是一體的(人是法的意義上的人，見p45譯注)，成為Person是個人揚棄特殊性歸向普遍性的過程，也是獲得解放使個人與社會達于和諧的過程。Person所追求的普遍性不是主觀的，而是客觀的，取決于社會結構對人的行為需求。“單個人是次要的，他必須獻身于倫理整體?！?第70節(jié))“始終以國家為絕對目的”(第75節(jié)/另第258節(jié))。雖然這一論點有可能導致極權主義的膨脹，但授予民眾制約行政的權力與民眾固守一定的行為規(guī)范并不矛盾，因為“國家的根據(jù)就是作為意志而實現(xiàn)自己的理性的力量”(第258節(jié))，亦須以理性為依歸。
近代刑法的一個重要思想是，須評價行為人行為的社會意義。在社會中的Person被假定為規(guī)范的忠誠遵守者，如果其行為產(chǎn)生不了社會影響則不承擔責任，從個體來說，考量的是行為人的意志因素，即行為人是否有能力認識行為的不法以及是否有能力根據(jù)這種認識做出正確的行為。從規(guī)范上說，評價的是行為人的行為對他人的效應，即該行為對規(guī)范的否認是否可能被效仿，如果該行為被視為如自然現(xiàn)象一樣的事件，那么，就不得進入刑法視野(刑法是一個人與人之間的規(guī)范聯(lián)系)。反之，如果它損害了公眾對規(guī)范的信仰，那么就必須對之施以強制。此之為否定之否定(第97節(jié))。但是，構成否定的第二種強制并沒有否認行為人是一個Person?！靶塘P既被包含著犯人自己的法，所以處罰他，正是尊敬他是理性的存在?！?第100節(jié))因此，單純的認為刑罰是一種威嚇恰恰沒有從主體的“自由和意志”中尋求依據(jù)，把人等同于動物，正是Person中含有了法的規(guī)定性，一旦行為人企圖忽視和否定法的存在，就必須以一個Person的行為標準來要求它，對其嚴重的行為處以刑罰，以此維護其Person的尊嚴。同時，自在的普遍意志通過揚棄與之對立的單個意志，發(fā)展成為自為的和現(xiàn)實的意志，正義獲得了證明。(第104節(jié))黑格爾這一刑罰思想確實是德國現(xiàn)代刑法思想的一個重要源頭，該思想的若干變種已成為主流學說。
黑格爾的刑罰觀乃是以Person為前提論述的，Person至少是與法同步的先在，他高倡Person的意志，而不是先有刑罰后有Person。很多學者只注意到“否定之否定”和“報復”，甚至單純地以“絕對報應刑論”的標簽來概括，卻沒有從Person入手進行規(guī)范的推導。其實，一個標簽是以削割思想的豐富性為代價的，雖然明確易記，卻讓我們習慣于偷懶。
關于歸責。行動是人的一切活動，但有法律意義上的卻是行為，“主體就等于它的一連串的行為?！?第124節(jié))判斷行為與行為人的聯(lián)系就是歸責。歸責是某一個行為被認定為某人的作品，“如果這些行為是一連串無價值的作品，那么它的意志的主觀性也同樣是無價值的?！?(第124節(jié))它以故意為基礎，意志的罪責(Schuld des Willens)“僅僅以意志在它的目的中所知道的這些假定以及包含在故意中的東西為限，承認是它的行為?！?第117節(jié))，“我的目的構成規(guī)定著我的行為的內容”。(第121節(jié))。至于間接故意，黑格爾明確認為應負責任，因為某一行為惹起的事態(tài)發(fā)展是事件本性(die Natur der endlichen Tat)的一部分(第119節(jié))，仍然是行為人意志的定在。
上述重要的思想至少有兩點可以強調：其一、是將歸責作為一個獨立的問題，因果關系納入其中。黑格爾認為，行為具有內在的規(guī)定性，因此，行為后果是內在于行為的表現(xiàn)，“就是行為本身”。但當外力侵入到因果關系中，改變了因果流程時，那么只能認為外因引發(fā)的后果“與行為本身無關”，所以，“意志只對最初的后果負責?！?第118節(jié))從一開始，因果關系就是作為歸責的一部分出現(xiàn)的，德國刑法學在此基礎上發(fā)展出完整的歸責理論，而我們卻受日本的影響，只講因果不講歸責。其實，因果關系是一個事實要素、物理判斷，而歸責是一個規(guī)范意義上的評價。二者區(qū)別甚大。其二、目的論被黑格爾的學生H.Welzel發(fā)展成為目的行為論，對刑法犯罪論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到現(xiàn)在為止，德國刑事不法仍持主觀不法，不能不令人嘆服黑格爾影響之深遠、持久。當然，片面強調目的，必然重故意而輕過失，以筆者所見，過失可與“詐欺”相對應(誤以為合法的不法行為)，但并沒有提供足夠充分的分析。這一缺陷也成為目的行為論備受批判的一部分。
總之，黑格爾的思想博大精深，其獨特的思辨方式常將普通的問題引向深入，別有洞天。雖然他將刑法附屬于民法體系，視之為保障法，但仍有若干創(chuàng)見，值得學習。常人僅僅以唯心主義哲學家評價黑格爾，卻看不到其唯物的成分，列寧曾認為本書是最少的唯心論，最多的唯物論。黑格爾的法哲學是從理論上謀劃社會發(fā)展的道路(抽象法——市民社會——政治國家)，即是過程的哲學，并沒有為學術而學術，其思想促成了普魯士的統(tǒng)一與強大，堪稱學人濟世之典范。法哲學具有恒久的價值，昭顯了思想的魅力，經(jīng)典的東西仍須以虔誠的心態(tài)去學習，再謀圖超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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