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在發(fā)展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知識論和政治論兩種主要的大學觀念，這兩種大學觀念前者以促進人心靈和品格的健全發(fā)展為目的，后者以促進社會發(fā)展為目的，兩者都既有意義又有缺陷。以下是學習啦小編整理分享的哲學本科畢業(yè)論文范文的相關資料，歡迎閱讀!

　　哲學本科畢業(yè)論文范文篇一

　　世界大學哲學形態(tài)與中國大學哲學轉向

　　摘 要： 大學在發(fā)展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知識論和政治論兩種主要的大學觀念，這兩種大學觀念前者以促進人心靈和品格的健全發(fā)展為目的，后者以促進社會發(fā)展為目的，兩者都既有意義又有缺陷。我國大學由于在創(chuàng)辦初期面臨的“救亡圖存”壓力及“富國強兵”期待，幾乎是“一邊倒”地崇奉政治論的大學哲學，但由于長期缺乏國家權力自律的相應條件，大學逐步墮入政治功利主義和經(jīng)濟功利主義的泥坑，需要國家對大學政策進行?調(diào)整。

　　關鍵詞： 知識論大學哲學; 政治論大學哲學; 大學發(fā)展

　　中圖分類號： G64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8381(2009)03-0037-06

　　大學哲學是大學的精神憲法，是高居于大學制度和文化之上、在冥冥之中決定大學性質是這樣而不是那樣、以理性原則為基礎、具有系統(tǒng)性特征的大學觀念。有什么樣的大學哲學，就會有什么樣的大學制度、文化、價值觀念和精神形態(tài)。大學哲學不僅處于大學的意識和靈魂層次，而且融會于大學的歷史和傳統(tǒng)之中。雖然世界大學哲學的總體變化趨勢是完善和豐富，但由于大學及對大學具有重要影響的社會活動具有復雜性，因而大學哲學的發(fā)展狀態(tài)是極其復雜的，其對中國大學的影響，既有積極意義，也有消極作用。

　　一、世界大學哲學觀的基本內(nèi)涵

　　美國著名的高等教育學家布魯貝克的研究表明，世界大學在發(fā)展進步的過程中，形成了兩種體現(xiàn)大學目的的哲學觀，其一是認識論的大學哲學觀，其二是政治論的大學哲學觀。前者認為大學是一種以知識為核心的活動，其活動目的是為了發(fā)展知識、傳播知識、保存知識、整理知識，大學的活動應該以發(fā)展知識為中心，為社會服務是在發(fā)展知識的基礎上順序進行的。后者則認為大學生存和發(fā)展于社會之中，社會是大學存在和發(fā)展的基礎，為社會的直接服務是大學的基本職責，大學中的活動應該以社會需要為中心。而充分地滿足社會需要，是大學活動的根本目的和宗旨[1]13。兩者在教育目的方面的區(qū)別為：前者以人的心靈、精神、品格的健全發(fā)展為目的，在教育內(nèi)容上推行通識教育;后者以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fā)展為目的，在教育內(nèi)容方面推行專業(yè)教育，著重于訓練受教育者以科技技能為基礎的社會服務能力。

　　在大學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這兩種大學哲學都曾經(jīng)被不同的大學所信奉和尊崇。其中，尊崇認識論大學哲學的典型代表可以說是以英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為首的一些歐洲國家的大學，他們普遍秉持探索和傳授普遍性知識、普遍性真理、并且以人的健全發(fā)展為目的的教育宗旨，其教育目的是“旨在提高社會的思想格調(diào)，提高公眾的智力修養(yǎng)，純潔國民的情趣，為大眾的熱情提供真正的原則，為大眾的志向提供確定的目標，擴展時代的思想內(nèi)容并使這些思想處于清醒的狀態(tài)，推進政治權利的運用以及使個人生活之間的交往文雅化”[2]。這種大學哲學思想存在和延續(xù)的時間比較長，甚至可以說是與大學的歷史相始終的。其存在的條件一般是文化比較開放、社會文明程度比較高、政治上采用分權制或實質性聯(lián)邦制政體的國家和地區(qū)。在尊崇這種大學哲學比較突出的英國，其國家體制就屬于這種制度。因為英國產(chǎn)生于13世紀初的限制皇帝權力的《大憲章》，與英國著名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幾乎是同時期產(chǎn)生的，《大憲章》中內(nèi)涵的“憲政”精神，就既奠定了英國后來成為法治國家的思想和文化基礎，也為英國大學的自治制度產(chǎn)生提供了制度和文化?基礎。

　　這種大學哲學觀存在的另一個原因是這種大學對自己活動的文化定位，亦即“知識者共同體”與“探索和傳播高深學問”的教育機構，其形態(tài)即為人們常說的“象牙塔”。這種大學所追求的教育目標并不主要是人的社會功用性，也就是人運用科學技術的能力和創(chuàng)造物質財富的能力，而是人精神的優(yōu)雅和純潔及人生活的趣味和豐富，亦即培養(yǎng)具有“自由、公正、平靜、溫和、智慧”特征的高雅而理智的人，比如紳士、淑女、精神貴族等。這種意在追求自己內(nèi)在目的的大學，既與社會的直接聯(lián)系不多，又著重教授與社會發(fā)展聯(lián)系并不密切、偏重于受教育者品行修養(yǎng)的人文知識，因而既比較容易地避免了社會對大學活動的干擾(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引不起社會干預的欲望)，又使大學能夠堅決地保護自己的特色和傳統(tǒng)。

　　崇信政治論大學哲學的典型代表表面上看是美國的一些大學，是他們最先提出大學要直接“為社會服務”的辦學口號的。然而從深層的目的來看，德國的大學其實也屬于這一范疇，因為代表德國大學特征和水平的柏林大學，是以在更高層次上為國家服務的理由征得國王威廉三世向大學下放自治權力的。假如沒有大學在長遠的意義上使國家富強的理由，其時的國王威廉三世是否會同意大學擁有獨立、自主的活動權利，則是很難說的。而在納粹統(tǒng)治時期，德國大學的自主權輕易地被剝奪，就表明這種立足于國家權力自律基礎上的大學自治是很脆弱的。所以，作者以為德國的大學在本質上也屬于秉持政治論哲學的大學體系。而秉持政治論哲學的大學，顯然是在社會迫切需要大量科技人才和科技知識的時候，主動地應對社會需要的。它們強調(diào)大學要始終和社會發(fā)展密切聯(lián)系，并且要在社會活動中體現(xiàn)出自己的價值和力量。他們是把為社會發(fā)展提供充分的人力資源和知識資源作為換取社會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方面支持大學發(fā)展的條件。美國的《贈地法案》及其衍生的“威斯康星大學”等一系列州立大學及社區(qū)學院的產(chǎn)生[3]，可以說就是政治論大學哲學被廣泛傳播的結果。而歐美國家大學中的這種政治論哲學，后來則轉化成許多后發(fā)國家舉辦大學的思想條件。

　　二、世界大學哲學觀的產(chǎn)生背景及發(fā)展邏輯

　　綜觀這兩種大學哲學形成的社會背景，可以說是比較復雜的。從其依據(jù)的政體角度看，知識論大學哲學一般是產(chǎn)生于分權制的國家，而政治論大學哲學則往往既產(chǎn)生于分權制的國家，又產(chǎn)生于集權制的國家。二者的區(qū)別是堅持認識論哲學的大學只能產(chǎn)生于具有分權制特征的一種國家，而堅持政治論哲學的大學則既可以產(chǎn)生于分權制國家，又可以產(chǎn)生于集權制國家。因為在分權制的國家中，其國家權力依據(jù)的哲學觀念與認識論大學哲學的精神意蘊具有內(nèi)在的一致性，因而存在著認識論大學哲學活動的制度和文化條件。而在集權制的國家中，認識論大學哲學所秉持的自由意志和精神是與集權制國家的精神意蘊相悖的，因而是不會得到集權者的認同和容忍的。而政治論哲學中內(nèi)涵的合作、服務、工具性質，則是所有國家都能夠接受或者樂于接受的，因而政治論的大學哲學能夠既通行于集權制的國家，又通行于分權制國家。當然，政治論大學哲學畢竟是一種顯示特定大學理念的教育哲學，因而無論如何都是要體現(xiàn)大學的活動特征和精神主旨的，是要追求大學的文化價值和社會意義的，亦即是要保證大學之為大學的。所以，為了保證大學實現(xiàn)自己的社會價值和文化意義，一般秉持或贊賞政治論大學哲學的國家，都必須在與大學的關系中表示出權力自律的姿態(tài)，在大學的權利和地位方面給大學充分的自由和支持，讓大學能夠按照自己的原則和規(guī)律自主的活動，實現(xiàn)大學與國家關系的和諧及效益的“雙贏”。這也就是秉持政治論哲學的大學之所以能夠在世界范圍內(nèi)迅速發(fā)展，并且顯示出勃勃生機的原因。

　　特別是隨著社會現(xiàn)代化程度的提高及其對科技知識、人才需求的增強，人們對兩種大學哲學的態(tài)度開始出現(xiàn)了變化。一般而言，人們比較偏向于政治論的大學哲學，認為該哲學體現(xiàn)了大學發(fā)展的宗旨和方向。因為該哲學強調(diào)大學與社會密切聯(lián)系，對國民經(jīng)濟的發(fā)展能夠起到引領和推動作用。而體現(xiàn)政治論哲學的美國大學在該國發(fā)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也為這種哲學的價值和意義作了證明。當然，這種哲學存在和發(fā)揮作用的重要條件是國家權力的自律和理智。亦即一方面，秉持這種哲學的大學一部分處于純粹的憲政國家，這些國家的法律保證了大學作為專門教育機構的自主權利，大學在與社會結合中能夠做到獨立自主、進退自如，在為社會的服務中不會失去自己的本質和特征。這些國家可以說已經(jīng)形成了國家只為大學提供辦學條件、但并不干涉大學內(nèi)部活動的傳統(tǒng)和習慣。另一方面，即使是在一些集權制的國家中，由于受世界潮流的影響，這些國家也能夠在某一特定時期、在較高的層次上認識到大學活動的特殊意義和作用，理解大學獨特的活動規(guī)律和行為原則，自覺地尊重大學的自主權利和傳統(tǒng)，以理性和開明的姿態(tài)支持大學獨立地進行活動。而如果沒有這些條件，政治論哲學中內(nèi)涵的大學價值追求則是很難實現(xiàn)的。比如，曾經(jīng)在世界大學史上極其輝煌的德國大學之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墮落為納粹法西斯的幫兇，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洪堡時期由開明皇帝承諾及主導的國家權力自律沒有了，而國家權力在轉向專制的時候，大學的自主權便被輕易地剝奪了，德國大學的輝煌歷史也自然被中斷了。而美國大學之所以能夠持續(xù)保持輝煌的原因則在于其國家權力的恰當分離及相互制約性質。

　　另外，許多學者在論及世界大學作用的時候，都認為一貫堅定秉持認識論大學哲學的英國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是保守和僵化的，是需要進行趨向“政治論哲學”的改進的。然而作者以為，比之于有些國家的大學一窩蜂似的“社會化”，牛津和劍橋的保守才是最為寶貴的。因為正是他們(也包括哈佛、耶魯?shù)让绹髮W)的保守，才保留了世界大學中最珍貴的淡薄功利的傳統(tǒng)和品格，才塑造和促進了既是英國的文化特色、又為歐洲許多國家所接受和享用的精神貴族文化，使英國作為一個面積不大、人口不多的島國，在經(jīng)歷了極其巨大的歷史波折之后，還仍然為世界強國和富國，仍然居于“最廉潔國家”、“幸福指數(shù)最高國家”、“最適合人類居住國家”等數(shù)據(jù)的前列。所以作者以為，對大學作用和意義的評價，不能簡單地只看其是否資金雄厚，是否與社會關系密切，還應該看其對人類文化豐富和純潔的作用，看其對人類精神引導和提升的作用，看其在歷史的意義上對人類文明和文化的促進作用。而堅持認識論大學哲學的大學中的以人的發(fā)展為教育目的的傳統(tǒng)和宗旨，對于人類社會文明水平提高及世界文化進步的貢獻，可以說其功大焉。

　　三、大學哲學觀的社會意義及轉向

　　從大學實踐的角度看，兩種大學哲學可以說都既有意義又有缺陷。在社會意義方面，可以說秉持認識論哲學的大學，其教育目的恒久而深遠，具有普世性的意義和價值，其關注人心靈健康、優(yōu)美的教育宗旨，使大學成為當代人靈魂棲息、心性涵育、修養(yǎng)熏陶的精神家園，也是大學之所以成為人類社會中能夠長期存在的社會組織的重要原因。而秉持政治論哲學的大學，則與社會的發(fā)展活動密切聯(lián)系，能夠為社會發(fā)展提供豐富的人力資源、技術資源、文化資源，能夠直接促使社會的物質財富豐盈、國防力量強大、科學技術水平提高，從而成為社會發(fā)展的“加油站”和“生活的中心”，甚至“僅次于政府成為社會的主要服務者和社會變革的主要工具”[1]21。而在文化缺陷方面，兩者可以說都不完美，其不同方向的價值追求，會造成大學教育目的和大學生存環(huán)境之間的悖論：亦即對于秉持認識論哲學的大學而言，其價值追求在大學日益社會化、政府對大學干預欲望日益強烈的形勢下，將面臨被社會排斥、教育經(jīng)費短缺的困境;而對秉持政治論哲學的大學而言，則會由于社會對大學活動干預的加強，大學面臨被國家經(jīng)濟及政治控制的危險。而在社會對大學干預和控制的過程中，大學傳統(tǒng)的自主權將被削弱或蠶食，大學應有的尊嚴將會被傷害。所以，任何一所清醒而理智的大學，都既需要在這兩種大學哲學中謹慎地選擇自己的立場，又需要在兩者之間保持一種平衡，以便既不扭曲大學的本質，又有相對廣闊的發(fā)展空間和前景，不使大學陷入困境或絕境。從大學發(fā)展的歷史方面來看，則可見凡是歷史悠久的大學，都善于通過調(diào)整自己的內(nèi)外部政策而維持這種平衡。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是這樣，哈佛大學、耶魯大學也是這樣。另外，在高等教育發(fā)展比較成熟的國家中，幾乎很少有只尊崇一種大學哲學的現(xiàn)象，而是讓堅持認識論哲學的大學與堅持政治論哲學的大學共同存在的，亦即在同一個國家內(nèi)，有的大學信奉認識論哲學，有的大學則信奉政治論哲學，兩種哲學信奉者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制約，雙方在依賴和制約中達到平衡。這樣，國家采取寬松的大學政策，在法律上保證大學獨立自主的方針，使大學在堅持自己本質和為社會服務之間保持平衡。而眾多大學的各具特色選擇，便會形成大學的良好生態(tài)及與社會的和諧關系。[JP]

　　上述的分析可以說都是在肯定大學哲學觀積極意義的前提下進行的。然而，由于大學對社會生活的參與程度越來越深，直接影響越來越大，其在發(fā)展過程中的變化也越來越趨向社會化。而導致大學哲學意義出現(xiàn)明顯變化的時期，可以說是德國大學的轉向時期。其時洪堡主導的大學思想改革使科研代替教學成為大學活動的主要職能，使以“為社會服務”為特征的政治論哲學取代認識論哲學成為大學中的主流思想。而大學中的這種活動趨向，隨著德國在世界上政治和經(jīng)濟地位的提高，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內(nèi)成為世界大學中的主流觀念，并且被移植到包括美國在內(nèi)的世界許多國家，成了美國“贈地運動”以及威斯康星大學模式的精神主導。而隨著美國大學“為社會服務”大學模式的逐步流行，特別是這種模式對現(xiàn)代科技和技術人員需求的滿足，使政治論哲學自然地成了世界大學的核心觀念。

　　盡管政治論哲學至今仍然是世界大學思想的主流，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大學哲學這次轉向的影響可以說是意味深長的，其消極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大學從以前的恪守知識原則和道德信念轉向對社會實利的承認甚至趨從，從恪守獨立自主轉向與社會世俗合作，甚至為政治功利和經(jīng)濟功利的發(fā)展提供服務，使大學傳統(tǒng)的社會批判和中立評判功能削弱，也使大學逐步地失去自己的道德根基。另一方面，大學目的由以前的純粹自我性，亦即“為知識而知識”，“為學術而學術”，轉變?yōu)樽晕倚耘c社會性并列的雙重目的。而且隨著社會對大學控制程度的深入以及大學對社會依賴的增強，大學社會性目的的占有空間越來越大，而與此相反，大學自我性目的的空間則越來越小，滿足社會需要的目的基本上成了主導大學行為的主體意識和核心思想。而隨著滿足社會目的觀念的強化，大學與社會之間原先的平等關系發(fā)生了變化，大學由自我的主人蛻變?yōu)閲一蛘呐`。而大學品質的變化，必然會導致大學方向的變化。也正是在這種異化的大學哲學觀的影響下，大學哲學中的認識論便通向社會領域中的科學主義，政治論則通向社會領域中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甚至政府主義，它們從不同的方向銷蝕著大學傳統(tǒng)的價值觀和文化傳統(tǒng)。而許多教育學家及史家都一直視為“不解之謎”的德國大學成為“納粹”幫兇的原因，就是基于大學目的異化的緣故。

　　四、世界大學觀對我國大學哲學的影響

　　審視我國大學的哲學觀，可以說情況是比較復雜的。第一，由于我國現(xiàn)代大學在創(chuàng)辦初期遇到了比較寬松的文化和思想環(huán)境，再加上一大批赤誠教育的仁人志士的卓絕努力，我國現(xiàn)代大學的“起點并不低”，可以說已經(jīng)達到了與世界先進大學同步的水平。又由于以蔡元培為代表的一大批大學校長積極開拓，在許多大學中建立了接近世界大學先進水平的辦學制度，并且與日漸強化的社會干預奮力抗爭，使大學理念、大學精神、大學制度等現(xiàn)代大學意識在我國的大學中生根開花，造就了我國高等教育在發(fā)展初期的黃金時代。

　　第一，由于大學在我國為“舶來品”，我國本土教育中并沒有生長起“知識行會”的組織和傳統(tǒng)，因而在我國的現(xiàn)代大學中，人們在是否應該“為知識而知識”的問題上并沒有形成共識，除了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學強調(diào)和貫徹“大學應該是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等知識論大學哲學外，在更多的大學中，通行的還是“救亡圖存、富國強兵”的事功性觀念。而由于受個人對大學本質認識水平的限制，在我國現(xiàn)代大學建立初期，雖然許多大學校長都在自己的大學中建立了具有現(xiàn)代大學意蘊的辦學制度，營造了自由和文明的教育風氣，但由于受封建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人們還沒有從“從上而下”的社會觀念中完全走出來，還是普遍地接受了集權制的教育管理模式，因而除蔡元培先生外，許多人似乎并沒有意識到應該爭取大學在法律意義上的自主地位和權利，沒有努力追求按照“世界大學通例”的精神來建造大學的制度和文化環(huán)境，致使大學在與政府的關系問題上形成先天性缺失。

　　第二，由于我國大學在創(chuàng)辦初期面臨的社會各方面強國期待以及因形而上學學術傳統(tǒng)缺乏而導致的對“為知識而知識”觀念的誤解，除蔡元培時期的北京大學及少數(shù)大學外，我國大部分大學幾乎都“一邊倒”式的崇信政治論大學哲學，認為大學的活動應該以社會為中心，大學應該直接甚至快捷地為社會服務，而大學對社會直接的“有為”是大學履行社會服務職能的主要方式。

　　第三，從國民黨在實現(xiàn)“南北統(tǒng)一”后對大學內(nèi)部活動的干預開始，大學中由 教育家們建立起的自主制度就不斷受到政府權力的限制和破壞，其時“三民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強行施予，開始了 政治強力干預大學的歷史。而新中國成立后的“院系調(diào)整”更是從制度上完全割斷了我國大學與自己早期歷史的 聯(lián)系，也割斷了我國大學與世界大學、主要是西方國家大學的聯(lián)系，使大學不再是從自身邏輯中尋找活動依據(jù)，而是從政府的教育行政 管理機構獲得活動的指令，“唯上”和“統(tǒng)一”成為大學在相當長時期活動的主要特征。而由教育先賢們勉力倡導和營造的大學精神和氣質，則在 社會的轉型中異化為制度的對立物，它們雖然還存留在一部分教師的心里，成為他們堅持學術研究的精神支柱，但在現(xiàn)實制度逐步強化的形勢下，已被不斷地驅趕和抑制，成為 經(jīng)濟功利主義和政治功利主義汪洋大海中的星星漁火。而與政府意志具有內(nèi)在一致性的政治論 哲學則春風得意，自然地成為大學中定于一尊的核 心理念。

　　這種片面或絕對崇奉大學政治論哲學的現(xiàn)象極容易造成這樣的后果：一是形成人們在大學本質上的簡單化觀念，致使人們往往只是在 組織的形態(tài)上理解大學，而不從意義和觀念的形態(tài)上理解大學，視大學為應該服從社會主流意識形態(tài)要求、為社會的經(jīng)濟建設及社會穩(wěn)定服務的工具，而忽視或漠視大學應該是研究高深學問、進而追求真理和 發(fā)展 文化、培育受教育者美好心靈和品行的社會文明中心和道德燈塔，從而使他們崇信的政治論大學哲學，轉變?yōu)榇髮W實際活動中的事功性哲學，大學中完全地通行行政邏輯、而不是學術邏輯，產(chǎn)生了大學的教育精神危機和教育目的“悖論”。

　　二是雖然政治論哲學由于其宗旨的為社會服務、為國家服務性質，容易在大學與社會之間建立良好關系和獲得來自政府的各方面支持。但是政治論哲學秉持的事功性立場，是教育為換取社會支持與世俗社會妥協(xié)的產(chǎn)物，是教育在完成自身活動后自然產(chǎn)生的功能和意義，其效用是在充分發(fā)揮認識論哲學作用的基礎上產(chǎn)生的，它可以是某一個或某一些大學的教育理念，但不應該是一個國家中所有大學集體秉持的觀念。而全國所有大學都絕對地秉持政治論哲學觀，則會使大學的實質性進步受到阻礙。因為政治論哲學秉持的事功性立場本質上是與大學發(fā)展知識、創(chuàng)造知識、研究和教授高深學問的主旨相悖的，對其崇信會使大學的活動目標變得過于功利和實際，從而缺乏高雅、純潔、文明的文化氣息，墮落為 職業(yè)技術的培訓機構。而我國目前大學被批評的像市場、官場、名利場等現(xiàn)象，則可以說正是片面崇信政治論大學哲學的結果。

　　三是大學對于政治論大學哲學的崇信，實際上也是對社會主流意志的崇信，進而是對國家(其時控制國家權力的領導集團)意志、政府意志的崇信。而對社會、國家、政府意志的崇信，實際上是對它們所控制和運用的行政權力的崇信。而這種對國家所控制的行政權力的崇信，必然導致這樣的表現(xiàn)：一是大學心甘情愿地服從政府的行政權力，自覺地以政府下屬的身份接受政府的領導;一是對政府賦予大學的行政級別及大學負責人領導干部身份的完全認同，并會自覺地履行其行政機構及行政領導干部的職責。而我國大學中多年來行政權力膨脹、學術權力衰微的現(xiàn)象，則可以說正是這種意識和觀念的邏輯性結果。

　　上述對于大學哲學與大學發(fā)展問題的分析，可以給我們提供如下啟示：一是從國家的角度講，大學中的哲學觀念應該是多元的。因而國家應該促進大學中既有認識論的哲學觀，也有政治論的哲學觀，崇奉認識論哲學觀的大學與崇奉政治論哲學觀的大學同時并存，二者相互促進、互相補充，形成大學中既豐富多彩、又嚴謹和諧的文化生態(tài)。二是基于秉持認識論哲學的大學多為私立大學、而政府舉辦大學又希望滿足自己需要的邏輯，政府應積極促進私立大學及民辦大學的發(fā)展，并引導部分著名大學建立以認識論哲學為核心的大學理念,以形成大學的良性生態(tài)。三是我國傳統(tǒng)的政府與大學之間的行政隸屬關系可以說已經(jīng)不合時宜，應該盡快地調(diào)整和改變。由于在二者的關系中政府居于主導地位，因而政府應該以開明的態(tài)度理解“世界大學通例”，尊重大學的活動規(guī)律，改以管理為主為以促進大學的自主發(fā)展為主，幫助大學在自主性的發(fā)展中回歸自己的本質，形成大學發(fā)展的專業(yè)性力量，讓大學像大學，并真正發(fā)揮大學的意義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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