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東南飛男女主人公是誰及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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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東南飛男女主人公:
孔雀東南飛男主焦仲卿,《孔雀東南飛》中一個性格鮮明、內(nèi)涵豐富、光彩照人的藝術(shù)形象。 是東漢末年的一個廬江小吏,與劉蘭芝一同殉情而死。
孔雀東南飛女主劉蘭芝(東漢末年),廬江郡(今安徽省懷寧縣小市鎮(zhèn))人,17歲時嫁給廬江郡的一個小官吏焦仲卿為妻。為焦母不容,而被遣回娘家,兄逼其改嫁。
新婚之夜,蘭芝投水自盡,焦仲卿亦殉情而死。記敘其事的《孔雀東南飛》成為東漢樂府民歌中最杰出的長篇敘事詩。
孔雀東南飛的典故
少女劉蘭芝自幼便習(xí)女紅,善彈琴,能誦詩書。十七歲嫁給焦仲卿為妻,日夜辛勞,勤于家務(wù),卻不為婆婆所容,于是就去信給正在廬江郡府做小吏的丈夫,訴說不堪忍受之苦。仲卿回來為妻子求情,卻遭母親斥責(zé),并令其休妻另娶。仲卿長跪,言“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fù)娶。”
母親大怒。因仍要趕回郡府任上,仲卿只得先請妻子回娘家,暫避一時。蘭芝自然明白,如此一別,類乎休棄,今后恐難再見,便將自己常用的香囊、妝奩等物留給仲卿以作紀念。
雞鳴天亮,蘭芝精心梳妝之后,上堂別過婆婆和小姑,流淚登車而去。此時仲卿已等候在大道旁,夫妻相見。兩情依依,低頭耳語道:“誓天不相負。”
劉蘭芝被遣回家十余日,縣令即派媒人來為其子求婚,被蘭芝婉言回絕;又數(shù)日,太守也托郡丞登門提親,明言太守的五公子尚未婚配,愿與劉家結(jié)為百年之好,又被謝絕。這下早惹惱了蘭芝那位性情雷暴的大哥。兄命難違,蘭芝被逼迫不過,只得一切任人安排。
那邊媒人回報,說劉家已允婚事。恰好三天過后便是良辰吉日,太守馬上四處派人備下金帛彩禮,人馬舟車,以便早日完婚。仲卿在任上聞知此變,急忙乞假告歸。
第二天,蘭芝整日默默無語,只是和淚裁衣。忽聽得一陣熟悉的馬嘶聲,出門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蘭芝手撫馬鞍,一一訴說原委。仲卿提及當(dāng)日誓言,二人只好相約“黃泉下相見”。
各自回家去了。仲卿回家后對母親說道:“今天大風(fēng)吹折了樹木,院子里的蘭花上結(jié)滿了嚴霜;孩兒的性命猶如西山的落日,母親今后一人,要多多保重”,遂再拜長嘆而去。
這一天,迎親的車馬格外熱鬧,新婦已進門。黃昏后人群漸漸散去,夜深沉,萬籟無聲,蘭芝攬裙投水自盡。仲卿得知,徘徊樹下,亦自縊殉情。后兩人合葬于華山旁。
孔雀東南飛的創(chuàng)作背景
《孔雀東南飛》的寫作年代,歷來有所爭論。根據(jù)此詩“小序”,應(yīng)是漢末建安時代的作品,故屬“漢樂府”范圍。劉克莊《后村詩話》云:“《焦仲卿妻》詩,六朝人所作也?!赌咎m詩》唐人所作也?!稑犯肺┐硕鲾⑹麦w,有始有卒,雖詞多質(zhì)俚,然有古意。”
劉克莊指出此詩為六朝人作品,但也沒有舉出什么理由,所以劉說影響不大。1924年,梁啟超為了歡迎印度詩人泰戈爾,在北京作了一次演講,提到《孔雀東南飛》的寫作年代問題,他說:“像《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一類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卻無有。(《孔雀東南飛》向來都認為漢詩,但我疑心是六朝的,我別有考證。)《佛本行贊》現(xiàn)在譯成四本,原來只是一首詩。
六朝人幾于人人共讀。那種熱烈的情感和豐富的想象,輸入我們詩人的心靈中當(dāng)然不少,只恐《孔雀東南飛》一路的長篇敘事抒情詩,也間接受著影響吧?”(見《印度與中國文化之親屬關(guān)系》講稿,北京《晨報》)此說在文學(xué)界頗多影響。梁啟超說的“別有考證”后來也未見發(fā)表,倒是發(fā)表了否定自己的看法。
他說:“劉克莊《后村詩話》疑這詩非漢人作品。他說漢人沒有這種長篇敘事詩,應(yīng)為六朝人擬作。我從前也覺此說新奇,頗表同意。但仔細研究,六朝人不會有此樸拙筆墨。原序說焦仲卿是建安時人,若此詩作于建安末年,便與魏的黃初緊相銜接。
那時候如蔡琰的《悲憤詩》,曹植的《贈白馬王彪》,都是篇幅很長。然則《孔雀東南飛》也有在那時代寫成的可能性,我們還是不翻舊案的好。(見《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后來仍有不少人主張《孔雀東南飛》作于六朝的。
各種考證的理由,歸納起來有以下三點:一、根據(jù)《酉陽雜俎》和《北史·齊本紀》,指出詩里“新婦入青廬”的“青廬”,是北朝新婚時的習(xí)俗。
二、根據(jù)《宋書·臧質(zhì)傳》和《樂府詩集》,證明詩中“四角龍子幡”是南朝的風(fēng)尚。三、詩中有“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的句子,認為廬江的人絕不會葬到陜西華山去,華山在這里只是一個借喻,是襲用了宋少帝時“華山畿”的故事。根據(jù)這些理由,認為漢朝的詩里是不可能出現(xiàn)六朝的習(xí)俗、風(fēng)尚和事跡的,《孔雀東南飛》的這些內(nèi)證,就透露了自己問世的年代。
但是這些論證仍然比較牽強,不足以構(gòu)成完整的理由。因為:一、段成式的《酉陽雜俎·禮異》中雖記有“北朝婚禮,青布幔為屋,在門內(nèi)外,謂之‘青廬’,于此交拜迎婦。”
但這段話只能證明北朝有這種婚禮,卻不能證明北朝以前沒有這種婚禮。“青廬”漢代已有,《世說新語·假譎》中記曹操故事時已有“青廬”之名出現(xiàn),也說明“青廬”已用于漢末,而非始于北朝,只是北朝襲用漢俗而已。
二、《宋書·臧質(zhì)傳》、《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中雖然有“龍子蟠”的記載,但“幡”在漢末已很流行,傳喻信命,表題官號,用的就是這種四角旗。“龍幡”曾見于《三國志·吳志》。所以《孔雀東南飛》中出現(xiàn)“四角龍子幡”是很自然的事,不能說它是南朝獨有的風(fēng)尚。
三、“孔雀東南飛”與“華山畿”故事中的殉情情節(jié),類型相同,都是民間傳說中的典型。“孔雀東南飛”故事的地點在廬江,“華山畿”故事的地點南徐在今鎮(zhèn)江。中國各地小山同名的很多,不一定“孔雀東南飛”就是襲用了“華山畿”的地名,借喻之說,也不確切。北大《兩漢文學(xué)史參考資料》謂:“關(guān)于此詩的寫作年代,歷來有許多爭論,或以為漢末人作。
今按,根據(jù)原序,此詩基本上當(dāng)成于漢末;惟民間樂府本為集體創(chuàng)作,在流傳中總會經(jīng)過不斷的豐富和修改,自然隨時有增附潤飾的可能,故詩中不免有漢以后的風(fēng)俗習(xí)慣等描寫羼入,不得因此即武斷為六朝人之作。
至其被收入《玉臺新詠》,則表示此詩最終寫定的時間必在徐陵之前。”以上為此詩寫作年代的爭論情況,但通常仍根據(jù)《玉臺新詠》所載“小序”,認為是漢末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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