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是當下的文學，它的表現(xiàn)疆域在縮小，讀者群也在萎縮，已變得越來越“嫌貧愛富”，纏綿在城市，緊緊地盯著上層和成功人士，成為“懸浮”在城市里的圈子文學。即便是鄉(xiāng)村小說，寫的是農村和農民，但思想、情感、愿望大都與農民“風馬牛不相及”。

　　· 誠然，今天的農村“缺乏”新文學，農民“拒絕”新文學，其原因是復雜的，責任也不全在文學和作家方面。農民的文化需求也是多方面的，他們需要農業(yè)科技、醫(yī)療知識，需要民間文藝，文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便是讀文學，他們當然喜歡與自己密切相連的鄉(xiāng)村文學，但也會讀歷史小說、城市小說等等。那種把文學普及到農民中去的想法，只是知識分子的一廂情愿。

　　· 在中國的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一代一代作家為了“文學的大眾化”和“文學走向農村”，作出了堅韌而不懈的努力，而最有成就的是四十年代的解放區(qū)文學和五六十年代的共和國早期文學。在這二十多年的文學發(fā)展中，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失誤存在，但在文學同底層民眾的結合上，在創(chuàng)造文學的民族風格和大眾語言上，是卓有成效的。同時也形成了一個強勁的“大眾化文學”傳統(tǒng)。

　　· 我以為更深層的原因是，我們的一些作家已變?yōu)樯钕莩鞘械?ldquo;觀察者”甚至“旁觀者”，在思想、感情、心理上疏離了農村和農民，導致了整個思想觀念上的模糊、狹隘乃至偏差。他們在寫作中更多考慮的是怎樣表現(xiàn)自己的感受、體驗、趣味等個人的東西，而很少想到農民讀者的接受心理和習慣。他們在繼承“五四”文學中卻把路子越走越狹窄，另一面又淡忘和丟棄了“大眾化文學”的精髓。

　　· 我們的作家隊伍陣容壯觀、人才薈萃，多一些或者少一些底層作家，似乎無足輕重。但是，底層作家代表的是一個更廣大的社會和更龐大的人群，沒有他們強有力的聲音，我們的文學豈不就變質了、變味了嗎? —— 段崇軒名句

　　· 為此，我們一方面要倡導專業(yè)作家走出城市，深入民間，把沉默世界的社會和人生展現(xiàn)出來，曉諭世人，贏得關注。另一方面則要努力發(fā)現(xiàn)和扶植底層作家，精心培養(yǎng)，提供園地，推出作品，把來自社會下層的源頭活水引入文壇，送向社會。扶植底層作者絕不僅僅是文學的點綴和需要，而是時代、社會、歷史的需要。

　　· 我知道扶植底層作者是一項困難的事情。今天的農村、工礦以及城鎮(zhèn)街道，滋長文學萌芽的水土已嚴重流失，人們都在為生存和利益而奔波，精神文化生活日漸萎縮。在廣大的農村，有文化的青年大批涌向城市打工，堅守土地的已越來越少。對于底層作者來說，由于基礎的薄弱、視野的狹窄和環(huán)境的閉塞等原因，走文學之路變得格外艱難。

　　· 同時我更相信，中國特有的、自上而下的文學體制，有很強的凝聚和號召力;現(xiàn)在又有了眾多民間的文學組織，其作用不可低估。而發(fā)現(xiàn)和扶植底層文學作者，又是我們一以貫之的文學傳統(tǒng)。因此，扶植底層作者主要是一個理性認識問題，如果我們真正意識到了它的深層意義，其他困難也許不難解決。

　　· 當下的文學，在市場經濟的催生下是愈顯多樣和繁榮了。都市文學綠肥紅瘦，通俗文學、女性敘事、青春寫作等蓬蓬勃勃。具有深厚傳統(tǒng)的“農村題材文學”或者稱“鄉(xiāng)村文學”，依然是多元文學格局中的一方重鎮(zhèn)，有眾多的實力派作家不懈耕耘，有影響的作品不斷涌現(xiàn)。

　　· “文學為什么人”的問題，看似簡單，其實是個很復雜的理論問題，我們不必去糾纏它。應該說，作家寫什么、怎樣寫、為誰寫，完全是作家的權利和自由。文學作為一種精神食糧，屬于全社會各個層面的讀者，誰都有權利去分享。 —— 段崇軒語錄

　　· 時下的文學真是繁榮了。都市生活、官場內幕、歷史煙云、民情風俗、神話傳說、婚愛活劇……題材內容包羅萬象、無奇不有，人類生活涉及的旮旮旯旯，都被作家們盡收筆下。莊重的現(xiàn)實主義、典雅的古典主義、飛揚的浪漫主義、詭異的現(xiàn)代主義，以及魔幻現(xiàn)實、黑色幽默、意識流等等，古今中外的種種表現(xiàn)方法和手段，都悉數(shù)拿來、各顯其能。老一代、中一代作家還在不懈堅持，更年輕的70后、80后，又一批一批涌現(xiàn)，我們的作家隊伍也年輕化、知識化、白領化了。但是，在這一臺精彩的文學盛會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來自廣大的底層社會的內容太少了，來自普通民眾的“代表”幾近缺席了。

　　· 七天的韓國之行，韓國人溫和、坦誠、嚴謹、細致的性格，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種性格似乎是東亞人的一種共性，屬于人類性格中陰柔的一面，而在韓國人身上表現(xiàn)得更加突出。但在另外一些場合中，我們又感受到了韓國人性格中的另一面。在中韓作家舉辦的船上朗誦會上，他們面對浩蕩的漢江縱情吟誦，情感顯得那樣深沉激越;在具有民族特色的餐館里，他們把酒放歌，哪怕是一首表現(xiàn)歡樂的歌曲，也總是蘊涵了一種來自生命深處的悲情。

　　· 作品是作家寫出來的，有什么樣的作家群體，就會生產什么樣的文學作品。在現(xiàn)有的作家隊伍中，中年作家自然是中堅力量。他們有的來自城市，有的出生鄉(xiāng)下，大部分是新時期初、中期登上文壇的，現(xiàn)在已是“天命”甚至“耳順”之年了，對當下的底層社會漸漸隔膜了。

　　· “新時期文學”是要努力告別“當代”，回歸“五四”的，但它也承襲了“十七年”文學的諸多觀念和做法。在文學的表現(xiàn)對象上，基本上是以底層社會和底層民眾為主的。在作家隊伍的建構上，特別注重從基層發(fā)現(xiàn)和扶植文學新人。十年““””，在農村、工礦“儲備”了大批的文學青年，整個社會和文學的“復蘇”，為這批人的脫穎而出提供了最佳契機。

　　· 歷史的經驗(包括反面的)值得回顧。關于“十七年”文學，近年來成為重新解讀的“熱點”。有一段時間把它說成“豆腐渣”，現(xiàn)在又說是“一朵花”。我倒以為這是一個精華與糟粕共存、價值與局限兼有的文學時期。這是一個被稱之為“工農兵文學”的時代，他的病癥在于有太多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色彩，在突出主流文學的同時壓抑了多樣化文學，在表現(xiàn)方法上設置了過多的清規(guī)戒律。我們不必把這一時期的文學估價太高。

　　· 我們的文學，要打破與農民之間的“堅冰”，成為“新農村建設”中文化重建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動力，成為廣大農民精神文化生活中重要組成部分，從作家的角度講，重點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作家的立場轉換問題，這是一個老生常談、讓人膩煩的話題，但又是客觀存在、無法回避的問題。 —— 段崇軒語錄

　　· 中國的文學與社會，總是宿命般地唇齒相依、難分難解。今天，當和平崛起的中國，置身在全球化的浪潮和語境中，決心探索一條具有自己特色的發(fā)展道路的時候;中國的文學也走到了一個岔路口，又一次面臨新的選擇。這個路口一面的路標是“現(xiàn)代性”，另一面的路標是“民族性”。

　　· 對于文學的“現(xiàn)代性”與“民族性”問題，從上世紀80年代之后，就逐漸成為研究界的一門顯學了。對其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對文學應當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等等，自是見仁見智。

　　· 自然是“中國化”了的。關于文學的“民族性”，是一個民族的文學所具有的基本屬性和個性特征，它同樣包括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兩大部分。中國文學的“民族性”，在世界文學中也是最具有特點和魅力的一種。但在長期以來不間斷的文學革命、創(chuàng)新、實驗的過程中，文學的“民族性”漸漸斷裂、式微，導致了在某些時段文學的無根狀態(tài)和無序發(fā)展。

　　· 一個時代的文學總要有一個表現(xiàn)重心和發(fā)展取向。對于當下文學來說，它的探索、追求應是雙向的。一方面要繼續(xù)新時期文學的“現(xiàn)代性”軌跡，堅持知識分子的啟蒙立場，倡導人文主義精神，汲納西方文學的審美方式方法，推進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性”進程。

　　· 不管是中國的經濟現(xiàn)代化戰(zhàn)略，還是精神文化建設，亦或文學藝術發(fā)展，我們還都不能說“現(xiàn)代性”已經完成。盡管我們?yōu)榇硕鴬^斗了一個多世紀，已進入一個現(xiàn)代國家的行列，但現(xiàn)代化的目標依然遙遠。 —— 段崇軒名言

　　· 在一個文學遺產悠久深厚，現(xiàn)實主義文學根深蒂固的國家，文學的“現(xiàn)代性”必然是曲折而艱難的。但中國的文學必須有一個“現(xiàn)代性”的遠景目標，這是激活它的生機、提高它的品格的必經之路。

　　· 在中國近百年的文學發(fā)展史上，“現(xiàn)代性”始終是一個“主旋律”。我們并不否認，“現(xiàn)代性”作為一種價值體系和審美理想，給中國文學帶來的根本性、革命性的變遷。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中國文學在“現(xiàn)代性”的進程中，有時是以壓抑、排斥、犧牲“民族性”作為代價的。

　　· 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文學的博大精深和現(xiàn)代價值，近一個世紀以來越來越受到了西方學者的關注和推崇。是的，在傳統(tǒng)的文化和文學中，確有許多與現(xiàn)代社會格格不入的糟粕，譬如封建迷信、等級觀念、愚忠思想、男尊女卑、奴性心理等等。“五四”文學以來，這些均屬于“革命”的范疇，今天我們依然要堅定地批判、揚棄。

　　· 誰是社會財富的創(chuàng)造者?誰是中國改革歷史舞臺上的“主角”——或者說“主體”?在當下的文學中，這一基本的、重要的文學命題，竟變得模糊、曖昧起來。在層出不窮的長篇小說中，搶眼的人物形象是誰呢?是都市青年、官場官員，是商賈業(yè)主、金領白領……自然也有寫工人、市民、農民、農民工的，但他們往往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對象，是作家去同情、憐憫、啟蒙的人物。

　　· 一味追求小說內容的花樣翻新，忘卻藝術形式上的精心探索，這是“好看”標準必然要帶來的文學 “苦果”。我說過，現(xiàn)在是小說藝術形式最缺乏創(chuàng)造性的時代，藝術探索基本處于保守甚至停滯狀態(tài)。新時期文學十幾年，小說在表現(xiàn)形式上銳意探索、極大地推動了小說文體的發(fā)展和變革。 —— 段崇軒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