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崇軒經典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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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下的文學真是繁榮了。都市生活、官場內幕、歷史煙云、民情風俗、神話傳說、婚愛活劇……題材內容包羅萬象、無奇不有，人類生活涉及的旮旮旯旯，都被作家們盡收筆下。莊重的現實主義、典雅的古典主義、飛揚的浪漫主義、詭異的現代主義，以及魔幻現實、黑色幽默、意識流等等，古今中外的種種表現方法和手段，都悉數拿來、各顯其能。老一代、中一代作家還在不懈堅持，更年輕的70后、80后，又一批一批涌現，我們的作家隊伍也年輕化、知識化、白領化了。但是，在這一臺精彩的文學盛會中，我們不難發(fā)現，來自廣大的底層社會的內容太少了，來自普通民眾的“代表”幾近缺席了。

　　· 七天的韓國之行，韓國人溫和、坦誠、嚴謹、細致的性格，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種性格似乎是東亞人的一種共性，屬于人類性格中陰柔的一面，而在韓國人身上表現得更加突出。但在另外一些場合中，我們又感受到了韓國人性格中的另一面。在中韓作家舉辦的船上朗誦會上，他們面對浩蕩的漢江縱情吟誦，情感顯得那樣深沉激越;在具有民族特色的餐館里，他們把酒放歌，哪怕是一首表現歡樂的歌曲，也總是蘊涵了一種來自生命深處的悲情。

　　· 作品是作家寫出來的，有什么樣的作家群體，就會生產什么樣的文學作品。在現有的作家隊伍中，中年作家自然是中堅力量。他們有的來自城市，有的出生鄉(xiāng)下，大部分是新時期初、中期登上文壇的，現在已是“天命”甚至“耳順”之年了，對當下的底層社會漸漸隔膜了。

　　· “新時期文學”是要努力告別“當代”，回歸“五四”的，但它也承襲了“十七年”文學的諸多觀念和做法。在文學的表現對象上，基本上是以底層社會和底層民眾為主的。在作家隊伍的建構上，特別注重從基層發(fā)現和扶植文學新人。十年““””，在農村、工礦“儲備”了大批的文學青年，整個社會和文學的“復蘇”，為這批人的脫穎而出提供了最佳契機。

　　· 歷史的經驗(包括反面的)值得回顧。關于“十七年”文學，近年來成為重新解讀的“熱點”。有一段時間把它說成“豆腐渣”，現在又說是“一朵花”。我倒以為這是一個精華與糟粕共存、價值與局限兼有的文學時期。這是一個被稱之為“工農兵文學”的時代，他的病癥在于有太多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色彩，在突出主流文學的同時壓抑了多樣化文學，在表現方法上設置了過多的清規(guī)戒律。我們不必把這一時期的文學估價太高。

　　· 我們的作家隊伍陣容壯觀、人才薈萃，多一些或者少一些底層作家，似乎無足輕重。但是，底層作家代表的是一個更廣大的社會和更龐大的人群，沒有他們強有力的聲音，我們的文學豈不就變質了、變味了嗎? —— 段崇軒名句

　　· 為此，我們一方面要倡導專業(yè)作家走出城市，深入民間，把沉默世界的社會和人生展現出來，曉諭世人，贏得關注。另一方面則要努力發(fā)現和扶植底層作家，精心培養(yǎng)，提供園地，推出作品，把來自社會下層的源頭活水引入文壇，送向社會。扶植底層作者絕不僅僅是文學的點綴和需要，而是時代、社會、歷史的需要。

　　· 我知道扶植底層作者是一項困難的事情。今天的農村、工礦以及城鎮(zhèn)街道，滋長文學萌芽的水土已嚴重流失，人們都在為生存和利益而奔波，精神文化生活日漸萎縮。在廣大的農村，有文化的青年大批涌向城市打工，堅守土地的已越來越少。對于底層作者來說，由于基礎的薄弱、視野的狹窄和環(huán)境的閉塞等原因，走文學之路變得格外艱難。

　　· 同時我更相信，中國特有的、自上而下的文學體制，有很強的凝聚和號召力;現在又有了眾多民間的文學組織，其作用不可低估。而發(fā)現和扶植底層文學作者，又是我們一以貫之的文學傳統。因此，扶植底層作者主要是一個理性認識問題，如果我們真正意識到了它的深層意義，其他困難也許不難解決。

　　· 當下的文學，在市場經濟的催生下是愈顯多樣和繁榮了。都市文學綠肥紅瘦，通俗文學、女性敘事、青春寫作等蓬蓬勃勃。具有深厚傳統的“農村題材文學”或者稱“鄉(xiāng)村文學”，依然是多元文學格局中的一方重鎮(zhèn)，有眾多的實力派作家不懈耕耘，有影響的作品不斷涌現。

　　· “文學為什么人”的問題，看似簡單，其實是個很復雜的理論問題，我們不必去糾纏它。應該說，作家寫什么、怎樣寫、為誰寫，完全是作家的權利和自由。文學作為一種精神食糧，屬于全社會各個層面的讀者，誰都有權利去分享。 —— 段崇軒語錄

　　· 但是當下的文學，它的表現疆域在縮小，讀者群也在萎縮，已變得越來越“嫌貧愛富”，纏綿在城市，緊緊地盯著上層和成功人士，成為“懸浮”在城市里的圈子文學。即便是鄉(xiāng)村小說，寫的是農村和農民，但思想、情感、愿望大都與農民“風馬牛不相及”。

　　· 誠然，今天的農村“缺乏”新文學，農民“拒絕”新文學，其原因是復雜的，責任也不全在文學和作家方面。農民的文化需求也是多方面的，他們需要農業(yè)科技、醫(yī)療知識，需要民間文藝，文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便是讀文學，他們當然喜歡與自己密切相連的鄉(xiāng)村文學，但也會讀歷史小說、城市小說等等。那種把文學普及到農民中去的想法，只是知識分子的一廂情愿。

　　· 在中國的現當代文學史上，一代一代作家為了“文學的大眾化”和“文學走向農村”，作出了堅韌而不懈的努力，而最有成就的是四十年代的解放區(qū)文學和五六十年代的共和國早期文學。在這二十多年的文學發(fā)展中，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失誤存在，但在文學同底層民眾的結合上，在創(chuàng)造文學的民族風格和大眾語言上，是卓有成效的。同時也形成了一個強勁的“大眾化文學”傳統。

　　· 我以為更深層的原因是，我們的一些作家已變?yōu)樯钕莩鞘械?ldquo;觀察者”甚至“旁觀者”，在思想、感情、心理上疏離了農村和農民，導致了整個思想觀念上的模糊、狹隘乃至偏差。他們在寫作中更多考慮的是怎樣表現自己的感受、體驗、趣味等個人的東西，而很少想到農民讀者的接受心理和習慣。他們在繼承“五四”文學中卻把路子越走越狹窄，另一面又淡忘和丟棄了“大眾化文學”的精髓。

　　· 我們的文學，要打破與農民之間的“堅冰”，成為“新農村建設”中文化重建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動力，成為廣大農民精神文化生活中重要組成部分，從作家的角度講，重點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作家的立場轉換問題，這是一個老生常談、讓人膩煩的話題，但又是客觀存在、無法回避的問題。 —— 段崇軒語錄

　　· 中國的文學與社會，總是宿命般地唇齒相依、難分難解。今天，當和平崛起的中國，置身在全球化的浪潮和語境中，決心探索一條具有自己特色的發(fā)展道路的時候;中國的文學也走到了一個岔路口，又一次面臨新的選擇。這個路口一面的路標是“現代性”，另一面的路標是“民族性”。

　　· 對于文學的“現代性”與“民族性”問題，從上世紀80年代之后，就逐漸成為研究界的一門顯學了。對其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對文學應當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等等，自是見仁見智。

　　· 自然是“中國化”了的。關于文學的“民族性”，是一個民族的文學所具有的基本屬性和個性特征，它同樣包括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兩大部分。中國文學的“民族性”，在世界文學中也是最具有特點和魅力的一種。但在長期以來不間斷的文學革命、創(chuàng)新、實驗的過程中，文學的“民族性”漸漸斷裂、式微，導致了在某些時段文學的無根狀態(tài)和無序發(fā)展。

　　· 一個時代的文學總要有一個表現重心和發(fā)展取向。對于當下文學來說，它的探索、追求應是雙向的。一方面要繼續(xù)新時期文學的“現代性”軌跡，堅持知識分子的啟蒙立場，倡導人文主義精神，汲納西方文學的審美方式方法，推進中國文學的“現代性”進程。

　　· 不管是中國的經濟現代化戰(zhàn)略，還是精神文化建設，亦或文學藝術發(fā)展，我們還都不能說“現代性”已經完成。盡管我們?yōu)榇硕鴬^斗了一個多世紀，已進入一個現代國家的行列，但現代化的目標依然遙遠。 —— 段崇軒名言

　　· 在一個文學遺產悠久深厚，現實主義文學根深蒂固的國家，文學的“現代性”必然是曲折而艱難的。但中國的文學必須有一個“現代性”的遠景目標，這是激活它的生機、提高它的品格的必經之路。

　　· 在中國近百年的文學發(fā)展史上，“現代性”始終是一個“主旋律”。我們并不否認，“現代性”作為一種價值體系和審美理想，給中國文學帶來的根本性、革命性的變遷。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中國文學在“現代性”的進程中，有時是以壓抑、排斥、犧牲“民族性”作為代價的。

　　· 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的博大精深和現代價值，近一個世紀以來越來越受到了西方學者的關注和推崇。是的，在傳統的文化和文學中，確有許多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糟粕，譬如封建迷信、等級觀念、愚忠思想、男尊女卑、奴性心理等等。“五四”文學以來，這些均屬于“革命”的范疇，今天我們依然要堅定地批判、揚棄。

　　· 誰是社會財富的創(chuàng)造者?誰是中國改革歷史舞臺上的“主角”——或者說“主體”?在當下的文學中，這一基本的、重要的文學命題，竟變得模糊、曖昧起來。在層出不窮的長篇小說中，搶眼的人物形象是誰呢?是都市青年、官場官員，是商賈業(yè)主、金領白領……自然也有寫工人、市民、農民、農民工的，但他們往往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對象，是作家去同情、憐憫、啟蒙的人物。

　　· 一味追求小說內容的花樣翻新，忘卻藝術形式上的精心探索，這是“好看”標準必然要帶來的文學 “苦果”。我說過，現在是小說藝術形式最缺乏創(chuàng)造性的時代，藝術探索基本處于保守甚至停滯狀態(tài)。新時期文學十幾年，小說在表現形式上銳意探索、極大地推動了小說文體的發(fā)展和變革。 —— 段崇軒名言

　　· 如果說10年前提出 “好看小說”的口號，有其歷史和文學的必然性、合理性的話。那么今天的小說，在變得“好看”的同時出現了泡沫化、快餐化、低俗化的態(tài)勢下，這個口號就應該“叫停”了。因為小說不僅要“好看”，也要“藝術”。

　　· 造成這種文學狀態(tài)的因素也許很多很多，值得深入研究。如果用“順藤摸瓜”的辦法，根子也不難找到。作品是作家寫出來的，有什么樣的作家群體，就會生產什么樣的文學作品。在現有的作家隊伍中，中年作家自然是中堅力量。他們有的來自城市，有的出生鄉(xiāng)下，大部分是新時期初、中期登上文壇的，現在已是“天命”甚至“耳順”之年了，對當下的底層社會漸漸隔膜了。

　　· 我學寫作是在七、八十年代之間，那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期。寫了文學評論給前輩或老師看，他們總在語言上“橫挑鼻子豎挑眼”。諄諄教導你：概念要清晰、準確，論述要深入、到位，用詞要嚴密、簡練…… 評論文章的精髓就在“理論性”上。按照這種套路我寫了很多年，后來漸漸發(fā)現，這種評論語言是有問題的。它強調的是文章的概念、理性這種如“骨骼”一樣的東西，卻忽視了作者自己的感覺、感情這些“血肉”的成分。

　　· “理性”語言太僵硬，“感性”語言太朦朧，其實評論語言的最高境界，還是感性與理性水乳交融的語言，這樣的語言，我們不妨稱它為“智性”的或“智慧”的語言。這樣的語言在哪里呢?在那些文化修養(yǎng)深厚的作家、學者、評論家那里。“五四”時期的一代大家，如魯迅、胡適、錢穆;后來的陳寅恪、錢鐘書、季羨林等等，他們運用的就是“智慧”語言。現在個別一些四、五十歲的中年學者，也逐漸在接近“智慧”的境界。

　　· 說到底，一個學者、評論家的寫作語言，是他的個性、修養(yǎng)、境界的綜合體現，是人生智慧的結晶體。“理性”語言，放棄了個體生命的豐富感受，讓概念、理論牽著鼻子走，不足取。“感性”語言，讓任性、飄忽的感覺支配寫作，抽掉了評論的理性屬性，也無前途。只有“智慧”語言，熔感性和理性、個體和人類為一爐，才能抵達真正的學術境界。我想，還是從前輩學者那里多學點東西，才是正路。 —— 段崇軒名句

　　· “讀經”，這久違了的字眼，這淡忘了的傳統。在今天世界一體化、市場經濟長足推進的背景下，它的突兀萌發(fā)，真讓人有點“驚心動魄”的感覺。它標明我們的民族，現在終于可以正視自己的歷史、正視自己的傳統文化了。要知道我們的傳統文化，在過去的近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一個不光彩的角色，“封建”、“腐朽”、“沒落”等一頂頂帽子緊緊扣在它的頭上。

　　·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重建中國的民族文化，最終要落實到人——人的心靈塑造上來，落實到培養(yǎng)具有文化根底的青年上來。一代一代、薪火相傳，中國文化才可以生根發(fā)芽，茁壯成長，變?yōu)槊褡宓木褓Y源和強大動力。令人可悲的是，培養(yǎng)青年的文化人格的教育機制，我們已經廢棄得太久了，至少已有七、八十年了罷。

　　· 許多人抱怨數十年來沒有產生“大師級”的學者、作家，其根源不是不證自明的嗎?現在，有一句流行的口號是“學計算機要從娃娃抓起”，那么，“承傳中國文化也要從娃娃開始”。我以為，這后一句話對中國來說更為重要。只要我們把“文化種子”給一代一代的青年撒下去，中國的民族文化總會有振興繁榮的那一天。

　　· 我絕不反對“讀經”，我舉雙手贊成“讀經”。幾年前，有幸見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專門編寫語文教材的資深編輯張必錕先生，我曾冒昧地對老先生說：“我覺得幾十年來中學語文課本的編寫是失敗的，它缺乏文化含量，中國數千年來的傳統文化在課本中基本沒有得到體現”。老先生頻頻點頭，若有所思。我感覺他是贊成我的看法的，但他“身在廬山”，自有隱衷，又能說什么呢?現在，“讀經”活動自下而上地展開，頗有“星火燎原”的勢頭，這無疑是對中小學語文教材編寫的一個嚴峻挑戰(zhàn)。

　　· 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燦爛以及它“無與倫比”的價值，這是毋庸置疑的。特別是它對人的道德修養(yǎng)的重視、主張“天人合一”以及極富辯證法的“中庸之道”思想等，對中國乃至世界都是一份很有價值的文化遺產。 —— 段崇軒名言

　　· 中小學生的“讀經”，不僅要讀“五四”新文化經典，同時還要讀一些西方文化經典，庶幾才能塑造出一代青年一種健全的、現代的、開放的、深厚的文化人格，中國文化才有可能真正走向現代。

　　· 重建中國的現代民族文化，是一項龐大的、長期的、細致的“特大型工程”，盲目不得、操切不得，它需要幾年、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努力。時下中小學生“讀經”雖然問題多多，但畢竟是一個好的開端、好的切入點，在重重的憂慮中我依然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一種振奮。

　　· 文學期刊陷入困境，有著強大的外因，也有著深刻的內因。從外因方面看，整個社會向經濟生活方面傾斜，金錢、物質無情地吞噬著人們的生命與精神，文學被冷落、被忽視，逐漸滑向了社會邊緣。同時，曾是大一統的文化市場也發(fā)生了全新的變化，影視文化迅猛發(fā)展，生活報刊異軍突起，面向大眾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圖書也蜂涌出版，多種多樣的書刊市場吸引和拉走了一批批讀者，忠實的文學讀者群越來越小。應該說這是文學期訂數銳減，讀者越來越少的直接原因。

　　· 近年來對文學界的批評時有耳聞，如抱怨現在的創(chuàng)新之作太少而平庸作品太多，如批評目前一些作家遠離塵世，只會寫一些小圈子的生活……其實文學界的這種萎靡現象，文學期刊要負主要責任，因為文學期刊做為作家的創(chuàng)作園地，對作家無形的暗示和有意的引導，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 在計劃經濟模式中生存了數十年的文學期刊，今天是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否則它就永難走出困境，最終只能自我消失。努力改變文學期刊的外部生存環(huán)境自然重要，但根本出路還在改革自身。面對新的時代要求，文學期刊要把發(fā)展文學事業(yè)和面向市場結合起來，以讀者的審美需求設計刊物面貌，改革欄目配置，編選文學作品，引導作家創(chuàng)作;在滿足讀者需要的基礎上，把提高和開闊讀者的審美境界作為自己的“特殊使命”;要加強文學編輯的自身建設，建立競爭機制，提高編輯待遇，確實形成一支力量雄厚、富有活力的編輯隊伍。唯有這樣，文學期刊才會置之死地而后生。 —— 段崇軒名句

　　· 你可以辦成一份以扶植文學青年為主的“搖籃刊物”，也可以辦成一份以名家為陣容的“大家刊物”，你可以走純而雅的“陽春白雪”之路，也可選擇面向大眾的通俗化途徑;你可以堅持以現實主義文學為主，也可以著力扶持先鋒派小說;你可以搞成文化品味的文學期刊，也可以與歷史、哲學等結緣孕育出新的品種;你可以把多品種搞成單品種刊物，自然，如果你的“地方拼盤”很拿手，也大可不必去另換花樣……文學期刊一旦松綁，它的出路會非常廣闊，也許它才能更輕松地肩負起自己的使命，更自信地面對讀者和市場。

　　· “五四”以來的中國鄉(xiāng)村小說,頑強生長,幾經嬗變,不斷拓展,形成了現當代文學 史上的瑰麗景觀。應該說,鄉(xiāng)村小說是表現農村生活——民間社會的,但民間文化—— 作為民間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卻始終沒有堂堂正正地登上舞臺,作一回主角。

　　· 民間文化是一個極寬泛、混雜的概念,這里不去贅述。對農村而言,民間文化可以 比作一條能夠融匯百川的大河,它容納著封建社會長期以來形成的封建思想和文化,它 承載著數十年來不斷變幻、演進著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它甚至滲透著知識分子建立起來 的新文化因子。

　　· 一種生存、一種文化,只有在另一種生存和文化的比較、照亮下,才能顯出它獨有 的價值和魅力來。

　　· 歷史創(chuàng)造著作家,而作家也在創(chuàng)造著歷史。沂蒙山是著名的革命老區(qū),它為共和國 的誕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解放之后,又緊跟著社會潮流而惟恐落后半步。在世人的心 目中,它是神圣的、又是神秘的 ,說起它幾十年的歷史,人們又往往以一個“左”字了 之。 —— 段崇軒名句

　　· 我以為，文學批評從“一統天下”走向“三分天下”，不再依附于某種思想和潮流，這是文學批評的一次解放。它的分流使批評本身變得開闊、細化了，形成了批評自身的多元互補，有利于文學批評的發(fā)展。具體劃分大致有如下三種批評類型：一是學院派(包括文學研究所等機構)批評，二是作協派(包括文聯的研究部門)批評，三是媒體派批評(包括刊物、報紙、網絡等)。幾類批評各有千秋，形成了不同的批評聲音，也創(chuàng)造了不同的批評模式。

　　· 文學批評“三分天下”的勢態(tài)，已經走過了10多年時間，現在該是梳理、總結、融合的時候了。所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有人懷疑，文學批評是否還能存在下去?文學批評能否成為一種職業(yè)(如作協派批評)?這確實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我以為，中國社會正處于一個十分艱難復雜的轉型時期，文學會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呈現膨脹、多端、無序狀態(tài)，它將深刻地影響人們的思想、心理和情感。面對這樣的文學狀態(tài)，不能沒有文學批評的“宏觀調控”和有意識的引導。

　　· 幾種類型的批評家應認真總結批評實踐的經驗和教訓，打破門戶之見，看看別的批評模式有哪些長處和短處，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使自己的批評變得更豐厚、成熟一些。如學院派批評，就應借鑒作協派批評那種直覺判斷、情感滲透的論述方式，使“板結”的批評變得鮮活、個性起來。如作協派批評則應學習學院派批評那種學術的純正和論述的嚴謹，使感性的批評蘊含理性的邏輯。而媒體派批評家一定要重視批評標準和理性分析，讓帶有“新聞”色彩的批評生命更長久一些。外部環(huán)境的改善加上批評家自身的努力，中國的文學批評就會走向“柳暗花明”。

　　· 短篇小說發(fā)展到今天，不說“五四”、“十七年”，就從新時期算起，也有30年的時間了，已經成了熟透的果實。而現在那些最有成就的實力派作家，絕大部分是從新時期起步的，短篇小說在他們手里，已然成為游刃有余的文體。

　　· 為什么有些短篇小說，總給人一種高高在上、不痛不癢、孤芳自賞的感覺?一個深層原因，就是這些作品是在書齋里創(chuàng)作出來的，是文人作家道聽途說，然后用理性和技巧打造出來的。它們也許是精致的、深刻的、審美的，但卻很有點“不食人間煙火”的味道。 —— 段崇軒名句

　　· 短篇小說應當是一種最自由、最多樣化的文體，我們既需要那種超拔、精深的高雅之作，也需要那種質樸、鮮活的“原生態(tài)”佳制。

　　· 多年來小說界盛行著一種“紀實”風潮，不少作家認為，現實生活的嚴峻、復雜、多變、離奇，就足夠描摹的了。作家不必再去煞費苦心地想象、虛構，也不必再去絞盡腦汁地思考、提練，只要抓住一個好題材，實事實寫，實話實說，就會是一篇好作品。“新寫實”、“新體驗”、“現實主義回潮”等一波接一波的小說浪潮，都源于這種“紀實”思想和觀念。這一思潮對于小說回歸現實、走近讀者功莫大焉，但強調過頭就有悖小說的藝術規(guī)律了。

　　· 短篇小說的思想、藝術境界，是隱藏在作品所表現的題材之中的，但更是作家通過他的“慧眼”發(fā)現并用藝術形式呈現出來的。從生活到藝術是一個十分艱難的過程，這對一般作家來說是一大難關，對成熟的作家也永遠是挑戰(zhàn)。

　　· 當然，一個短篇小說，不可能在情感、精神、思想、審美境界上全部占有，抵達高度和諧的程度，它往往會有所偏重，突出一種和幾種意境，但凡是優(yōu)秀的短篇小說，一定是在藝術境界上別有洞天、豐富闊大、富有獨創(chuàng)的。

　　· 王國維的“境界說”理論是從古典詩詞的研究中提練出來的，它適合于各種文學體裁，但更吻合短篇小說的藝術特征。因為短篇小說構筑的實在是一個小而又小的有形世界，而它升華出來的則應是一個無限廣大的形而上世界，這與古典詩詞的本質特征極為相似。 —— 段崇軒名言

　　· 敘事方法和手法，從表面看只是作家的一種審美追求和表現手段，但實際上是作家的思想視野、文化立場、思維方式以及藝術趣味的綜合體現。短篇小說敘事方法的保守、單調，折射出的依然是作家思想的匱乏和激情的衰減。

　　· 在現實主義文學的潮流中，我們倒是看到了短篇小說的另一種探索傾向，即向中國古典小說敘事傳統的靠攏。借鑒西方的現代主義，或是取法中國的古典主義，都是文學發(fā)展的動力。對于當代作家來說，也許后一種選擇更容易獲得社會和文學的認同。

　　· 中國古代小說的敘事傳統，可謂博大精深，是一份最寶貴的資源。短篇小說在向傳統的復歸中，已初見成效，我們期待更多的作家探索下去。但是，中國古典小說的敘事方法，與中國現代小說具有許多“同質性”，難以對小說的發(fā)展起到革命性的推動作用。

　　· 當下的短篇小說雖然在局部表現上，還可看到對現代派小說的借鑒，但在整個創(chuàng)作格局中，對西方文學的汲取和融合，已成為最薄弱的環(huán)節(jié)。當代短篇小說的重振與新生，必須是在充分吸納中國古典的和西方現代的兩種資源的基礎上才能完成。

　　· 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曾經幾度勃興、倍受青睞的短篇小說，在今天多元、寬松的文學時代，卻愈來愈“失寵”了、“衰退”了。抱怨、批評之聲從上世紀末到今天，不絕如縷，說明了它的消沉已年深日久，還未見復興的亮光。其實，當我們拋開偏激的成見，細讀1989年以來的短篇小說，就會驚異地發(fā)現：在短篇小說看似水波不興的疆域里，依然有著眾多的優(yōu)秀作家和作品。短篇小說作為一種文體，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成熟，它的內部和深層正在進行著“靜悄悄的革命”。 —— 段崇軒語錄

　　· 在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分期上，有的學者把上世紀90年代之后劃分成又一個新的文學時期，“把‘新時期文學’看作一種社會政治形態(tài)的文學，而90年代文學則是‘商業(yè)社會’的寫作形態(tài)”。

　　· 短篇小說的概念，是一個眾說紛紜、不斷發(fā)展的概念。但長期以來，我們始終是站在傳統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理解短篇小說的特征，評價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

　　· 在多元化的短篇小說格局中，社會現實類小說還是占有較大的比重。作家在現實生活中看到一些感觸強烈的現象和事件，但他們已不滿足于從政治和社會層面提出問題了，或者說由于作家位置的“邊緣化”使他們失去了提出問題、“啟蒙”民眾的激情，這時他們就回轉身來，孑然地向生活深處走去，去尋覓更內在更深層的東西。

　　· 歷史鉤沉小說。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小說家對歷史的解讀，可以發(fā)現一些被正史所遮蔽的深層的東西，譬如民情風俗、地域文化、人們的生活和心理等等。這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歷史，并成為今天的文化資源。

　　· 情感心理小說。置身在市場經濟社會的人們，最嚴重的問題是什么呢?已逐漸地不是物質生存問題，而是情感心理問題了。“精神疾病”已越來越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 段崇軒名句

　　· 生存哲理小說。小說是感性的、形象的，但優(yōu)秀的小說往往是通向文化和哲理的，哲學的思辨邏輯和小說的探求軌跡，常?？梢允馔就瑲w。

　　· “文學的輝煌時代已經終結”的說法，從上個世紀末就有了，至今不不絕于耳。其實這已是水落石出的事實，不必再去爭鳴和論證，1980年代中期先是詩歌的喑啞，繼而短篇小說消沉，就是文學終結的前兆。

　　· 從新時期文學到新世紀文學，我們確實更多地承傳了“五四”文學傳統，但在承傳過程中，我們不僅沒能有效地克服“五四”文學同農民的隔膜這一“盲點”，甚至把憂患意識、“立人”思想等也給丟棄了不少。而“大眾化文學”傳統，由于同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復雜關系和在“左”的時代的被扭曲，早已被我們的作家所冷淡和忘卻。這就導致了今天的文學同農民的漸行漸遠，農村文學市場的快速“沙化”。

　　· 當然，今天的農村“缺失”新文學，農民“拒絕”新文學，問題也不全在文學和作家方面?，F在是市場經濟時代，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已成為人們普遍的價值取向，為生存和生活如牛負重的農民已無力和無暇顧及精神文化生活。

　　· 現在我們重溫趙樹理的文學思想和創(chuàng)作追求，深刻認識到：50、60年代是一個企圖建立“大眾化文學”的時代，也確實產生過一批有代表性的優(yōu)秀作品，但這種文學是深受政治“烏托邦”思想和“左”的思想影響的，它與趙樹理的文學理想有著根本的不同。 —— 段崇軒名句

　　· 農村的文學空間在萎縮、在虛化，但并不是說就完全消失、無影無蹤了。文學作為人類的文化精魂、精神燈火，它會永遠伴隨著人們的生活。不管是在戰(zhàn)爭年代，還是和平歲月，不論是在發(fā)達的農村，亦或貧困的山村。我們在一些經濟還很落后、依然保留著50、60年代面貌的晉北農村看到，農民的文化生活主要是電視節(jié)目和民間文藝。

　　· 生存的壓力和危機，無情地磨損了農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既往農村孕育青年文學愛好者以及文學作者的文化環(huán)境已不復存在。傳統的鄉(xiāng)村文化早已破碎不堪，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文化構想也在農村變成了美麗的夢幻。在現代鄉(xiāng)村文化處于“缺位”的狀況下，異質的城市文化乘虛而入。那種以“忠孝”“仁義”“倫理”等為核心的鄉(xiāng)村文化，正在被實用的、功利的、欲望的城市文化“殖民化”。農村不僅處于經濟困境狀態(tài)，同時也處于文化匱乏境地。

　　· 農村和農民并不是不需要文學。農民讀者需要的是跟他們血肉相連、“知脾合性”的文學。農民讀者的閱讀眼界并不狹隘，古代歷史小說、革命歷史小說、武俠小說、城市小說、偵破小說等等，都是他們感興趣的。但他們更希望看到表現農村生活以及自己的命運的鄉(xiāng)村小說。

　　· 農民其實是一個很挑剔的讀者群，只有那種“對脾胃”的作品他們才會閱讀和喜歡。但他們的審美趣味，也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單一、封閉。他們鐘情的自然是那種具有民間文藝、古典小說韻味的文學，但對那些把“歐化”形式和語言“民族化”了的作品，也并不排斥。

　　· 文學是反映社會風云的風向儀，是感應時代脈動的探測器。是解剖民眾靈魂的手術刀，是燭照國民精神前行的航標燈。它的敏銳、精微、深邃是其它文藝品種——如戲劇、曲藝、電視劇等不可比擬的。 —— 段崇軒語錄

　　· 我們的文學、特別是鄉(xiāng)村文學，要真正表現農村和農民，成為“新農村建設”中文化建構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動力，成為廣大農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從文學的外部環(huán)境和內部機制兩方面入手，形成多方合力，進行艱苦探索，“堅冰”的打破才有可能。從文學本身和作家主體來說，則要著力解決整合文學傳統、轉換作家立場和創(chuàng)新民族風格的一系列難題。

　　· 關于整合文學傳統。今天我們應該理智地認識到，“五四”文學傳統和“大眾化文學”傳統，各有自己的“優(yōu)勢”也各有自己的“盲點”。前者注重思想深度和藝術創(chuàng)新，把“啟蒙”民眾當作創(chuàng)作宗旨，但它的著眼點在作家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廣大農民讀者的閱讀和接受。后者強調題材的現實和寫法的“大眾化”，其實是對“五四”文學傳統的的“糾偏”與擴展，然而在思想和藝術表現上較為粗放。

　　· 文學風格，是作家的創(chuàng)作個性、知識修養(yǎng)、藝術追求的綜合體現，同時又是一個民族社會生活、文化傳統、審美心理的自然顯現。中華民族的文化脈流根深葉茂，在各個時代的文學中都有鮮明的呈現。

　　· 八十年代的鄉(xiāng)村小說，在地域色彩方面 有著嶄新而深入的拓展。中國農村的一系列改革，使古老、平靜的農村發(fā)生了深 刻的變化;無數中國農民的命運，也一時間變得豐富多彩、變化莫測起來。著一 切促動著生活在底層的鄉(xiāng)村小說作家，去研究那塊土地上的社會變遷，去體驗那 里農民們的命運和心理歷程，去反思那塊厚土中的文化積淀，形成了姿態(tài)紛呈的 地域小說。

　　· 當前鄉(xiāng)村小說中地域色彩的淡化、乃至消退，則表現出另外一種更為復雜的 情景，當然武斷地說當前鄉(xiāng)村小說中地域色彩已完全消失，也并非客觀事實，地 域色彩在某些地區(qū)的某些作家創(chuàng)作中，依然頑強地保留著，甚至表現得非常突出 和成熟。 —— 段崇軒名句

　　· 久居城市，憑走馬觀花式 地體驗生活，道聽途說，就去編造農村的改革故事，怎么可能寫出貨真價實的地 域小說來?一方土地的地域色彩、地域文化，是一個獨特的、有機的生命體，它 深藏在山水土地間、蘊含在民情風俗里、沉淀在鄉(xiāng)民的性格心理中，作家只有老 老實實地深入進去，用你全部的思想感情乃至生命去感受、體驗、辨析，才有可 能真正寫出這一地域的形態(tài)與神韻來。

　　· 站在世紀之交的門檻上，回望本世紀這最后近十年的中國鄉(xiāng)村小說，我們仿佛看到了一片豐收的田野，赤橙黃綠、多姿多彩，五谷茁壯、碩果累累。這豐厚的收成，是腳下這片熱土孕育的結果，是無數勞動者汗水的凝聚。九十年代的中國鄉(xiāng)村小說，以它豐盈多樣的姿態(tài)，告別了沉重的過去，走向一個新的世紀。

　　· 一個時代的文學，如果不能敏銳地、忠實地、多方位地表現當代社會的主流生活，那將是一種軟弱的甚至病態(tài)的文學。八十年代后期直至九十年代出現的新寫實小說、新狀態(tài)小說、晚生代小說等等，雖然都切入了當代生活，但它們往往側重于表現個體困擾和自我的欲望等等，在急劇變革的宏大時代面前，就顯出一種柔弱、狹小甚至病態(tài)來。

　　· 所謂“平視角度”，即一個作家在看取和表現生活時，要以平等的態(tài)度、平行的位置來對待農村和農民，不抱偏見、成見，不先入為主，用一顆真誠、寬容的心走近農村和農民。這同我們過去一些作家采用的“俯視角度”和“仰視角度”是很不相同的。

　　· 在對歷史發(fā)展的闡釋上，當代著名的法國年鑒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提出了“總體史”的歷史思想，他把歷史劃分為長、中、短三種時段，所謂長時段就是指自然環(huán)境、社會組織、文化思想傳統這樣一些長久起作用、變化最慢的現象，他把這稱之為“結構”;所謂中時段是指如人口變動、長期的物價演變等變化較慢的現象，稱之為“局勢”;而所謂短時段是指如戰(zhàn)爭、革命等變化最快的現象，稱之為“事件”。 —— 段崇軒名句

　　· 在長期的農業(yè)文明中，農民聚族而居，相依相幫，和睦相處，形成了一種古老而和諧的人倫關系。在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越來越隔膜、功利的情形下，農民之間那種融融樂樂的關系就顯得尤為珍貴。

　　· 八十年代中期，隨著對西方文化的大量引進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入反思，在知識界形成了一個空前的“文化熱”運動，它直接促進了“尋根文學”的誕生。許多有思想的作家，把他們的藝術目光從現實生活中撤離出來，投注到窮鄉(xiāng)僻壤、蠻荒的異域，以及一些怪異的民間人物身上，去探索民族的文化之根。

　　· 在工業(yè)文明的蠶食下，田園牧歌式的鄉(xiāng)村已漸漸面目全非，鄉(xiāng)村的廢墟上聳立起來的是一座座現代化小城，物質的世界變得如此美好、豐富，而人的靈魂世界卻變得飄飄忽忽、無處著落。我相信這是許多現代化農村的農民們的精神狀態(tài)，更是許多敏感的作家的心靈圖象。

　　· 他們果然滿載而歸，一時間收獲了大批引人矚目的文化鄉(xiāng)村小說。“尋根文學”使鄉(xiāng)村小說產生了一次突破性的發(fā)展，使鄉(xiāng)村小說具有一種深厚的文化品格。至此以后，文化鄉(xiāng)村小說作為鄉(xiāng)村小說整體中的一個支流，一直發(fā)展到九十年代，優(yōu)秀之作層出不窮，造就了一批卓有建樹的鄉(xiāng)村小說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