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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論辯藝術(shù)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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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是戰(zhàn)國時代首屈一指、技壓群雄的論辯大師,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天才的雄辯家。善于論辯是《孟子》最突出的藝術(shù)特點,其論辯藝術(shù)技巧主要有回避術(shù)、轉(zhuǎn)換術(shù),求同求、擒縱術(shù),圈套術(shù)、包抄術(shù),比附術(shù)、詭辯術(shù),追問術(shù)、反詰術(shù),鋪陳術(shù)、排比術(shù)等,可謂集先秦論辯藝術(shù)之大成。下面學習啦小編整理了《孟子》的論辯藝術(shù)技巧,一起了解吧。

  孟子的辯論技巧一、 回避術(shù)、轉(zhuǎn)換術(shù)

  孟子在游說國君和與人論辯時,難免遇到對方提出一些自己不愿回答或難以回答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孟子便采用回避術(shù)和轉(zhuǎn)換術(shù)。

  如著名的“齊桓晉文之事章” (《梁惠王上》),記錄的是孟子和齊宣王的一場談話和論辯。一開始是齊宣王發(fā)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是要孟子給他講講齊桓公、晉文公這兩大春秋霸主稱霸的事理。我們知道,孟子是主張“王道”、反對“霸道”的,并且認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對齊宣王的這一問題,孟子顯然是不愿談的,他豈能將“罪人”的罪過當功勞宣揚并讓齊宣王效尤!那么,孟子此刻該怎么辦呢?孟子對曰:“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他很干脆地回避了對方的問題,又迅速轉(zhuǎn)換了話題,這就是所謂回避術(shù)和轉(zhuǎn)換術(shù)。在這里,孟子是以假裝不知進行回避的,所說并非實話。據(jù)《論語》所載,孔子與其弟子曾多次談到齊桓、晉文,一則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二則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以答子路;三則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匡天下,民到于今而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以答子貢(均見《憲問》);且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怎么能說仲尼之徒無道其事是以無傳呢?在《孟子》中,他自己也多次與人談及桓、文,如“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公孫丑上》);“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霸” (《公孫丑下》);“晉之《乘》,楚之《木壽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離婁下》)作為學者,孟子對桓、文之事豈能不知,怎么能說臣未聞之呢?這顯然是假話。但是面對齊宣王出的難題,試想,倘若不說這假話,要么違心告之,要么正言拒之,均非良策,相比之下,孟子佯裝不知,避而不談,委婉拒絕,仍不失為明智之舉,聰明人也會聽出其不愿談此話題的弦外之音的。如果說這一回避術(shù)還不值得特別稱道的話,那么他一下子將話題由“霸道”轉(zhuǎn)到“王道”,來了180度的急轉(zhuǎn)彎,而且轉(zhuǎn)得那么突然,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則無疑令人頷首稱道了。這一手很厲害,因這一轉(zhuǎn),使他擺脫了不利處境,變被動為主動,迅速掌握了主動權(quán)。

  又如《梁惠王下》中這樣一章: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于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

  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筑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滕文公“事齊”、“事楚”之問,不好回答,故孟子以“是謀非吾所能及也”予以回避,又轉(zhuǎn)而談了自己的一項建議,即鑿池筑城,與民共守云云。朱熹注曰:“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于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可見孟子是要對方在加強守備[2](P323)的同時,大力推行仁政,“守義而愛民”。這也是很快就將話題轉(zhuǎn)入其政治主張的軌道。

  再如《梁惠王上》“孟子見梁惠王章”中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晉天下莫強焉章”中梁惠王欲向齊、楚報仇雪恥,問“如之何則可”?孟子卻說:“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諸如此類,都是成功運用回避、轉(zhuǎn)換之術(shù)的范例。

  孟子不只在論辯的開端運用回避轉(zhuǎn)換之術(shù),在論辯過程中也常常用到。如“齊桓晉文之事章”中王問“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問所謂后必有災(zāi)“可得聞與”?孟子都未直接回答,而是避開話頭,由他另起話題,反問對方,再轉(zhuǎn)彎摸角地引入原題。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由此可見,善于回避和轉(zhuǎn)移話題,是孟子在論辯中慣用的戰(zhàn)術(shù),也是聰敏善辯之人為控制局面、駕馭對方、避其鋒芒 、出其不意、反客為主、轉(zhuǎn)守為攻而擅長運用的一個重要招數(shù)。

  孟子的辯論技巧二、 求同術(shù)、擒縱術(shù)

  如前所說,論辯跟打仗一樣,用兵之道講究有張有馳,有擒有縱,欲擒故縱,論辯亦然。孟子深諳此理,在論辯中很善于運用求同術(shù)和擒縱術(shù)。所謂“求同”,就是尋求與對方在某一方面的共同點,適當?shù)亟o予肯定,以靠攏對方,取得對方的信任和好感,為下面的辯異、反駁作準備。求同只是手段,駁異才是目的。所謂“擒縱”就是有縱有擒,先縱后擒,欲擒故縱,從而將對方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二者都有以退為進、以屈為伸、以伏為起的特點,有著較密切的聯(lián)系。

  在“齊桓晉文之事章”中,孟子將話題引入“王道”后,隨之向齊宣王指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并肯定他可以“保民而王”,齊宣王不知何由,于是孟子便講述了從胡齒乞那里聽到的宣王“以羊易牛”的故事,說明“是心足以王矣”。從“臣聞之胡齒乞曰”可以看出,孟子事先是做了一定的調(diào)查了解的,這很有必要。對對方的情況有所了解,心中有數(shù),知己知彼,才能百戰(zhàn)不殆。講完故事后“不識有諸”一問,是明知故問,既是為了讓對方證實,更是為了抓住對方,牽著其鼻子走。這就像我們平常所見到的某些能言善辯者說話總是能拿住人一樣。接著孟子便就“牛羊”之事進行辨析,施展其求同、擒縱之術(shù):“是心足以王也”——一縱;“百姓皆以王為愛(吝惜、小氣) 也”——一擒;“臣故知王之不忍也”——又一縱;在齊宣王作了“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的認同和辯解后,孟子又一擒——“王無異于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這下把齊宣王搞得暈頭轉(zhuǎn)向,無法回答,不無尷尬地笑曰:“是誠何心哉?”并無可奈何地承認“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在此情況下,孟子又來了一縱——主動解圍,替其辯解說:“無傷也,是乃仁術(shù)也,見牛未見羊也。„„”這一精彩辯說,抓住了問題的要害,顯示了孟子的聰明,更說到了齊宣王的心上,難怪宣王非常高興和激動地說:“《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以上論辯,孟子一拉一送,有縱有擒,但總體上還是為了求同靠攏,以縱為主。經(jīng)過一這回合的談辯,孟子用自己的聰明智慧贏得了對方的信任,使之不得不心悅誠服,甚至感激含戚,從而達到了預(yù)期目的。然而當讀到下文“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獨何與“時,我們又恍然大悟:上述求同靠攏,完全是欲擒故縱!原來孟子胸有成竹,精心策劃、成功實施且親自導演了這一幕求同、擒縱之戲。其戰(zhàn)術(shù)之高超,令人不禁為之叫絕!

  這樣的戰(zhàn)術(shù)的在《孟子》其他篇章中也多有運用。如《滕文公下》“陳仲子章”,針對匡章所謂“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之說,孟子先退后進,對曰:“于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后可也。„„”這也是采用了求同立異、先縱后擒之辯術(shù)。

  需要說明的是,孟子的“求同術(shù)”,完全是為駁斥異說、宣傳自己的思想主張服務(wù)的,與后世某些人為謀取私利討好巴結(jié)權(quán)貴不可同日而語。其“擒縱術(shù)”也是正大而不詭譎,高明而不卑瑣。這都值得我們悉心領(lǐng)會,認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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