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育寧演講：不忘初心，問心而擇
傅育寧演講：不忘初心，問心而擇
傅育寧是華潤集團董事長，今天學習啦小編給大家分享一篇傅育寧在集團2015年“七·一”主題活動上的勵志演講，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傅育寧演講：不忘初心，問心而擇
今天，我們在遵義舉行華潤集團2015年的“七·一”主題活動。去年古田的“七·一”主題活動，我結(jié)合古田會議精神，以《鑄魂》為題，和大家交流了一些我的觀點，提出一個組織應該有其精神支柱，軍隊要有“軍魂”，企業(yè)要有“企魂”。我們還共同探討了新時代下的“財富觀”等問題。這次我們來到遵義，學習、弘揚遵義會議精神，我想結(jié)合目前的“三嚴三實”專題教育，以《問心》為題，再和大家做一次思想上的交流。
一個組織解決了“魂”的問題，只是解決了其使命、方向、旗幟、價值觀等問題。在實踐組織之魂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各種各樣的考驗和選擇，如何面對考驗，特別是在面對公與私、義與利、法與欲等選擇時，如何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出選擇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地叩問個人內(nèi)心的過程。所以，“問心”是每一個人每天都需要做的功課，也可以說是個人的“修行”。我們經(jīng)常說“問心無愧”，這實際上是一個很高的境界，做人、做事能達到這樣的境界，就可以面對任何考驗了。
這里所說的“心”，具體而言就是理想信念。今天很多領導干部出這樣那樣的問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在理想信念上出了問題。他們忘記了“初心”，遇事、做事時忘記了有這個“心”的存在，更忘記了“問心”。我們面對選擇，特別是重大選擇時，一定要學會問問“心”，看和我們的理想信念符不符、和我們的價值取向符不符、和我們的為人處世準則符不符。特別是在今天這樣一個社會急速變遷、各種利益誘惑增多、思想與價值觀多元化的時代，我們不僅要牢牢地把握住、堅守住理想信念這個“初心”、“本心”，更要學會“問心”，從心而動，做出正確的選擇。
一、每個組織、每個人在面臨考驗和選擇時，都應不忘初心，問心而擇
每個組織、每個人在其成長過程中，都會遇到無數(shù)的選擇，其中，有些重大歷史關口的選擇事關一個組織、一個人的整體命運，必須要慎重選擇。而在這樣的選擇過程中，不忘初心、問心而擇至關重要。在選擇中，必須要放下個人、放下眼前，看看我們這個組織、我們個人一生，所為何來?所欲何求?也就是我們經(jīng)常所說的要牢記我們的理想信念。80年前，在遵義這個地方，21名偉大的革命者在這方面給我們做出了榜樣。
遵義會議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從1921年到1949年，在28年的奪取政權(quán)的歷程中，1935年召開的遵義會議剛好處在中間。前14年是苦苦摸索、被動挨打的階段，后14年是逐步成熟、不斷走向勝利的階段。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可以用很多詞來描述，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詞，就是“選擇”。這次會議最大的成果，就是選擇了毛澤東，在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的實際領導地位。實際上，這一選擇的背后，是以博古、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為代表的一批革命理想主義者內(nèi)心的選擇。博古是當時中央的臨時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是實際的軍事指揮負責人，張聞天是遵義會議之后新推舉出的。如果這些人從個人私利出發(fā)考慮的話，都可以選擇不去建立、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但他們確實是一批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一批真正的革命家，他們從理想信念出發(fā)、從革命事業(yè)大局的需要出發(fā)，放下一己私利，做出了一個高尚的選擇，一個有歷史意義的選擇，把毛澤東推上了在紅軍中的實際領導地位。這是一個正確而關鍵的選擇，已經(jīng)被后來的歷史證明。這些人，許多在當時并不缺飯吃、不缺官當、不缺錢花，他們是為了實現(xiàn)一個偉大的理想而投身革命，理想信念在他們的心里重于泰山。因此，面對重大選擇時，他們自然而然地能問心而擇，能放下個人名利從理想信念出發(fā)決定自己的行為。
其中一個人，一個塵封垢埋卻愈見光輝的靈魂，這里我想特別提出來對他致以特別的敬意，他把問心而擇的精神帶到了另一次重大會議上，把自己心中的理想信念保持始終，這個人就是有書生兼教授之稱的張聞天。他在遵義會議上，被選為總負責人，其后把毛澤東推上了領袖的位置。遵義會議后，毛澤東的實權(quán)并沒有一步到位，只是協(xié)助周恩來指揮軍事。張聞天作為，知人善任。他說：“二次回遵義后，我看出周恩來領導戰(zhàn)爭無把握，故提議毛澤東去前方當前敵總政委”。后來又決定毛澤東分管軍事，從此毛澤東、周恩來就調(diào)換了位置，周恩來成了毛澤東的軍事助手，毛澤東借軍事方面的才能進而一步步確立了權(quán)威。后來，張聞天并不得志，官越做越小，以政治局委員的身份被低配做省委書記、駐蘇大使、外交部副部長等，但他都毫無怨言，不管組織交給什么樣的工作都滿腔熱情、兢兢業(yè)業(yè)。直到1959年，張聞天再次回到歷史的中心，雖然只是沖天一鳴，但足以使他名垂青史。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張聞天以歷史的責任感，再次挺身而出，發(fā)出沖天一鳴。實際上，張聞天發(fā)言之前，不是沒人好言相勸，他自己不是沒有認真考慮過。當時，田家英聽說他要發(fā)言，忙電話告之，“大煉鋼鐵”的事千萬不要再說，上面不悅。張聞天放下電話，沉吟片刻，對秘書說：“不去管它!”胡喬木也感到山雨欲來，打電話勸他，這個時候還是不說為好，一定要說也要少講缺點。張聞天表示：“吾意已決”。短短的四個字，透出的是一股力量、一種精神。出于對國家命運高度負責的使命感，張聞天下定決心必須發(fā)言。
從1935年到1959年，從遵義到廬山，24年間，變化的是時間和地點，不變的是毛澤東和張聞天這兩個主角;變化的是在遵義時張聞天擁護毛澤東，廬山時張聞天批評毛澤東，不變的是張聞天不管擁戴還是批評，都是問心而擇，都是為了理想信念而拋開一己私利的選擇。1959年后，又是一個10多年，直到1976年去世，張聞天始終未低頭、未消沉，始終在思考國家、政黨、人民等重大問題，他的思考文章后來集成了學界著名的《肇慶文稿》。他在沉潛期間還專門寫了一首小詩以明志：“能工作時就工作/不能工作時就寫作/二者皆不能/讀書、積累、思索。”
可以說，像張聞天這樣的老一輩革命家，理想信念已經(jīng)深深地植根于他們的內(nèi)心，伴隨他們一生。不管遇到多少考驗，不管面臨多么艱難的選擇，在心中都有一把尺子，不忘初心，仰天俯地，無愧無怍。
今天，我們依然強調(diào)理想信念，為什么很多人對老前輩的故事、老前輩的風范，聽起來激動、說起來感動、做起來不動,甚至反動呢?實際上，反映的是理想信念沒有神圣性，內(nèi)化不夠，淪為空洞的理論，淪為求取功名的敲門磚，自然導致這部分同志遇事問利不問心。比如，原山東省委、濟南市委書記王敏就是這樣一個反面典型。王敏喜歡看紅色電影，常常一個人獨自一遍一遍地看。每當看到片中英雄人物奮不顧身沖鋒陷陣，看到革命烈士壯烈犧牲時，他都激動難抑、淚流滿面。落馬后，有人問他，既然常常主動看紅色電影，會不會聯(lián)系自己的所作所為去反思?王敏幾乎是不假思索地作答：“不會，從來不會。當時的感動是真的，但第二天自己想做啥還做啥。”王敏的行為很具有代表性，內(nèi)心深處，理論層面上他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但在現(xiàn)實生活中遇到各種選擇時，還是問利不問心。當一個人為人處世，忘記了“初心”，自然地也就不會去“問心”，或隨一己私利出發(fā)，或隨波逐流，不問是非黑白，就必然會扭曲、異化，直至敗亡。我們一定要吸取這方面的教訓。
二、修身之嚴、用權(quán)之嚴、律己之嚴，都須做到問心而止
后，中央馳而不息地抓作風建設，推開了“四個全面”的戰(zhàn)略布局,提出了“三嚴三實”的要求，對此我們務必要認真學習領會，并結(jié)合企業(yè)發(fā)展實際深入貫徹落實。
“三嚴三實”既是紀律和準則的要求，更是理想和信念的要求。不管是“嚴”、還是“實”，首先都與每個領導干部的理想信念息息相關。
提出，要“嚴以修身、嚴以用權(quán)、嚴以律己”。所有這些嚴，首先要嚴在心上，要在心中有理想信念，心中有一把尺子、一面鏡子。遇事要問心，與心中的尺子對一對、向心中的鏡子照一照。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紅線不能碰。特別是要知道一個“止”字，做到問心而止。
(一)在修身上，要講正己，做到行為知恥
非常重視干部的道德修養(yǎng)，強調(diào)“見賢而思齊焉，見不賢而內(nèi)自省也。”把“修身”擺在“三嚴三實”的首位，可見對修身問題的重視。
修身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價值取向。在古人看來，無論是做人還是為政，個人品德修養(yǎng)問題至關重要。早在《易經(jīng)》中就有：“謙謙君子，卑以自牧”的話，意思是說，謙遜有禮的君子，總是懷著謙卑的心態(tài)修養(yǎng)自身。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影響比較大的儒、墨、道、法等各家都非常強調(diào)修身，并各自建立了一套修身立德理論。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古人精神生活最為重要的文化資源,其修身立德論的中心就是強調(diào)如何提高人們的道德水準和境界，最終成為“圣賢”。儒家經(jīng)典《大學》中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大學》把修身立德看作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出發(fā)點，強調(diào)上自天子下至庶人、人人都要以修身為本。先哲們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人都有成為圣賢的可能;但又強調(diào)，優(yōu)秀的道德品質(zhì)不是生來就有的，而是后天長期修養(yǎng)磨練而成的。因此需要通過道德修養(yǎng)，經(jīng)過不懈努力和長期積累，使自己的境界不斷提高。當代各級領導干部講的修身是堅定理想信念、追求高尚情操，這種要求和境界與古人講的“修身”文化不可同日而語，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就是要通過修身立德，把高尚的道德要求落實在日常行為上。
儒家講修身，特別強調(diào)要知恥，要“行為知恥”，對自己的行為應有知恥之心，以自己的行為不端而恥辱，這點也應是當代領導干部應有的修養(yǎng)。恥辱心是人生極為重要的一條道德堤防，只有修德、知恥，人才會“知止”，才能避免走入歧途。每一個人都應該在自己的內(nèi)心樹一桿秤，以自己的道德良心作為秤砣，凡事都問問心，用心中的理想信念、道德準則來衡量一下，應該不應該做?應該怎樣做?自覺抵制歪風、踐行道德的要求，知榮知恥。這樣的有所為、有所不為，不是出于任何外在因素，而是完全出自內(nèi)心榮辱觀、價值觀的主動約束。行為知恥，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道德自覺，是每名領導干部終生要堅守的。
(二)在用權(quán)上，要有規(guī)矩，做到明法守道
古人說：“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guī)矩。”人不以規(guī)矩則廢、國不以規(guī)矩則亂。遵義會議后，紅軍隨即開始了四渡赤水，在紅軍一渡赤水到達云南威信縣時，政治局會決定調(diào)整中央主要負責人，把博古撤下，博古隨即堅決服從組織決議，把權(quán)力交出，體現(xiàn)了極高組織紀律性和政治素養(yǎng)。
我們手中的權(quán)力，是組織和人民賦予的，是一種信任、一種重托、一種責任，這是權(quán)力的本質(zhì)。所以用權(quán)要有“規(guī)矩”，這個“規(guī)矩”就是“法”，要明法守道。無論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嚴守規(guī)矩、敬畏法律，依法用權(quán)、按規(guī)矩辦事。要恪守按法律與規(guī)章說話辦事的原則，做到心中有法，慮必及法、言必合法、行必依法。面對金錢時，能不起貪婪之心，不取不義之財;面對親情時，能不因徇私情而違背原則;面對朋友時，能不因“哥們兒義氣”不講規(guī)矩。要克服“任人唯親”思想，摒棄權(quán)力“過期作廢論”，認真貫徹民主集中制，接受監(jiān)督。若信奉“有權(quán)不用過期作廢”的錯誤權(quán)力觀，自認為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里，我說了算”，老子天下第一，把組織和人民賦予的權(quán)力視為私有財產(chǎn)，拿手中權(quán)力作權(quán)權(quán)交易、權(quán)錢交易、權(quán)色交易，用手中權(quán)力這把利刃去割國家和人民利益這塊“唐僧肉”，最終必將觸碰到高壓線，導致身敗名裂。
(三)在律己上，要能自持，做到知止不殆
人皆有七情六欲，這是人的本性。但人類不同于其他動物之處在于，不僅能接受、感知信息，還能夠用理智去處理這些信息，而不是“為所欲為”。古人云：“祿優(yōu)而貪，禍將臨之。”這既是歷史經(jīng)驗，更是現(xiàn)實的教訓。對七情六欲若缺乏理性的控制，則很容易心理失衡、貪欲滋生，貽害無窮。
最近，中央編發(fā)了一系列“三嚴三實”專題學習教育用書，其中有一本《領導干部違紀違法典型案例警示錄》，里邊的案例都有一個共同的規(guī)律——就是貪欲永遠沒有滿足的一天，舊的誘惑剛實現(xiàn)，新的誘惑就又在招手，已有的貪欲剛滿足，更大的貪欲又已張開血盆大口。古人說欲壑難填，貪欲就是一個黑洞，你越填洞越大，永遠填不滿。有言道“良田萬頃，日食三升;廣廈千間，夜眠六尺。”所以要正確地把握欲望之度，時刻警醒自己“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生活上做到知足，用理性撲滅貪欲之火。
在去年集團反腐倡廉會議上，我提出過“在社會大變遷的洪流中我們何以自守”的話題，向大家提出了要“守正”，“守正”的根本就是要堅定理想信念。當代中國正處于急劇發(fā)展和變革的階段，社會在不斷進步的同時，也出現(xiàn)了矛盾多樣化，思想與價值觀多元化，許多負面的事情出現(xiàn)在我們面前，這些現(xiàn)象都或多或少地影響著我們的精神世界，搖撼著我們對理想信念的堅守。也正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出現(xiàn)了一些領導干部放棄理想信念，陷入迷茫，甚至被腐蝕的現(xiàn)象。今天，我們雖然沒有了當年紅軍所面臨的嚴酷環(huán)境，卻面對著更錯綜復雜、不見刀光劍影也使我們損兵折將的另類戰(zhàn)爭。據(jù)說國共交戰(zhàn)期間，宋美齡從美國記者處得聞延安的清廉正派，沉吟良久后說：“假如這是真的，那是因為他們還沒有真正嘗到權(quán)力的滋味”。今天，我們這些手握一定權(quán)力的國企領導干部，多多少少都嘗到了權(quán)力的滋味，面對金錢誘惑、美色考驗、權(quán)勢迷戀等等，能否守住道德和法律的底線?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抉擇，還是要靠內(nèi)心的約束、靠理想信念的引領。
去年的“4·17”事件，華潤的多位領導干部接受調(diào)查，每一位華潤人都深感震驚和意外。在前一段時間召開的集團區(qū)域首代工作會上，我曾經(jīng)提出過我的一個疑問：為什么當年革命先輩為了理想信念能拋家舍業(yè)，甚至犧牲生命，而現(xiàn)在沒有血雨腥風、槍林彈雨，物質(zhì)條件好了，個別經(jīng)理人反而丟棄了理想信念?為什么錢已經(jīng)多得幾輩子都花不完了，還要去貪?為什么官職那么高了，還去為了更高的官位投機鉆營?這些經(jīng)理人為什么會背離了初衷、忘記了信仰，走向了迷戀權(quán)勢、迷戀金錢的歧途?成因很復雜，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忘了“問心而止”。有兩類主要的原因：一是“漸變”，很多貪官早年也有信仰，也能很好地把握自己，甚至努力奉獻、努力工作，但從占小便宜開始，接受的東西越來越大，開始時收別人一個小紅包，認為是人之常情、卻之不恭，怕傷了同事感情，慢慢得紅包越來越大，最后無所謂了。二是不平衡論，覺得別人犯錯誤沒出事，我也沒事，從這點看，如果不從嚴治黨，就要出大問題了。
所以，每一名領導干部都要珍視自己的理想信念，自覺地守護好自己的精神家園，知止有定，堅守正道。
我們多數(shù)人，到遵義、到延安等圣地都會為之感動，但也容易感動之后慢慢就忘了。周邊的誘惑太多，社會風氣也并不好，如何能避免犯錯誤?問心這件事就是我們要經(jīng)常做的修養(yǎng)，自己要能夠問心而止，同時對我們身邊的領導干部經(jīng)常提醒甚至批評。現(xiàn)實生活中，每一個人，思想深處既有積極正派的一面，也會有不良的欲望，任何一個時刻，惡的一面占了上風的時候，就會犯錯誤。儒家文化講人之初、性本善，人人皆可為堯舜。那么，領導干部，尤其是權(quán)力更大的領導干部理應有更高的修養(yǎng)。在今天市場經(jīng)濟的環(huán)境里，我們不可避免地會接觸到利益、金錢，必須找到崇高理想信念、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現(xiàn)代商業(yè)文明的結(jié)合點，這一點至為重要。
三、謀事之實、創(chuàng)業(yè)之實、為人之實，要做到問心而進
“嚴”是要知止，“實”是要知進。如何謀事、如何創(chuàng)業(yè)、如何為人，也和理想信念有關。
新中國建國之初的30年，一味追求精神上的純粹，結(jié)果是人民生活一窮二白，經(jīng)濟上落后，國家也不富強,因此才有了改革開放，這個轉(zhuǎn)型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過去的30多年，過多強調(diào)物質(zhì)激勵，理想信念講得少了。把“實”字庸俗化了。認為理想信念、價值準則、事業(yè)追求等都是“虛”的，一切從個人利益角度出發(fā)去衡量，將“實”等同于實利、實權(quán)、實得，“無利不起早”，于己有利的就是“實”的，于己無利的就是“虛”的。有利的就多做些，沒利的就少做些甚至不做，做事只想著自己能得到什么、眼前能得到什么。今天，我們應該為“實”正正名。我們所強調(diào)的“實”，應該和我們的理想信念融合在一起，我們要從事業(yè)發(fā)展的需要、從理想追求的角度去看待什么是“實”、什么是“虛”。我們謀事、創(chuàng)業(yè)，要從“事業(yè)之實、組織之實”的要求出發(fā)，該作為的要作為，該擔當?shù)囊獡敚摯蚧A的要甘于做打基礎的工作。我們做事過程中，遇到困難、遇到矛盾、遇到問題、遇到公與私的選擇時，也應該“問心”，問問與我們心中的理想信念、事業(yè)追求是否一致，該進則進、該為則為。只有去除個人的私心雜念，做事的目的純潔了，才能真正地從實際出發(fā)，查實情、用實功、講實效。
(一)在謀事上，要重實際，力戒浮偽
我們的組織從小到大、由弱到強、歷經(jīng)挫折、走向輝煌，靠的就是“謀事要實”的品質(zhì)和追求。遵義會議不也正是“謀事要實”精神最好的體現(xiàn)嗎?在遵義會議上，革命先輩從實際出發(fā)，客觀而全面地分析了紅軍所面臨的困難及其產(chǎn)生原因，否定了“左”傾錯誤路線，結(jié)合實際情況，確定了紅軍新的組織形式、戰(zhàn)略方針和戰(zhàn)爭形式，最終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謀事不務“公實”而務“私實”，必然導致虛無縹緲，霧里看花，淺嘗輒止，弄虛作假，結(jié)果只能是虛擲公帑、勞民傷財、敗壞風氣。集團近期對某BU原負責人進行了通報。他作為這個BU的負責人時不真抓實干，關心的不是業(yè)務，更多的是個人如何能在社會留名。所以，對業(yè)務的發(fā)展，他沒心思、也不愿從長遠的角度和實際的需要去規(guī)劃，熱衷于一些華而不實、花拳繡腿的項目，為了制造看得到的“業(yè)績”，盲目投資、盲目上項目，給集團造成了損失。我們不能簡單地說他“謀事不實”，只能說他謀的是“私實”，而不是“公實”。從更深處看，實際上反映的是他理想信念的缺失，對事業(yè)責任感的缺失，他不是問心而進，而是趨利而進。
(二)在創(chuàng)業(yè)上，要敢擔當，有位有為
曾國藩在《誠信篇》中有這么一句話：“以茍活為恥，以避事為恥”。對領導干部來講，“避事”而不積極干事，“躲事”而不認真處事，在其位不謀其政、任其職而不盡其責，是最大的恥辱。
在這點上，當年的革命先輩也給我們樹立了榜樣。二渡赤水后紅軍再次攻占了遵義城，打了長征以來的最大勝仗，士氣高漲，林彪向中央提出要進攻打鼓新場，并起草了詳細的作戰(zhàn)方案。中央在茍壩開會討論時，除毛澤東外，都同意打。毛澤東堅持應該在運動戰(zhàn)中消滅敵人，不應與重兵集結(jié)的敵人硬拼，但在會議上他未能說服眾人,還被撤銷了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毛澤東此時表現(xiàn)出的是一個革命者在理想信念驅(qū)使下的擔當，他深感攻打打鼓新場會給紅軍帶來極大損失，半夜提馬燈前去勸說周恩來“把命令暫時晚發(fā)一點，再想一想”。并最終說服了周恩來，第二天再開會時，周恩來說服了大家，取消了攻打計劃。如果當時毛澤東不敢擔當，歷史也可能就重新改寫了。
作為領導干部，如果只想當官不想干事，只想攬權(quán)不想擔責，只想出彩不想出力，遇到問題繞著走、碰到難題往后退，就沒有資格當領導干部。面臨宏觀經(jīng)濟增長放緩、市場競爭加劇等不利因素，華潤的零售、五豐、煤炭、醫(yī)療、紡織等業(yè)務都面臨著調(diào)整轉(zhuǎn)型、優(yōu)化結(jié)構(gòu)等發(fā)展問題，這就更需要經(jīng)理人勇于擔當，積極作為、抓住機遇，深入推動改革、轉(zhuǎn)型。如果缺乏原則與堅持，心存“和氣升官”思想，工作中缺乏魄力、勇氣和擔當精神，當“好好先生”，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的為官準則，對上級的問題不敢說、對同級的不足不明說，對下級錯誤不深說，那這樣的領導干部必定碌碌無為，這些人也不配當領導干部。當仁不讓，只能源于理想信念。所謂“憂讒畏譏”之慮，都是忘了“初心”，忘了“問心”。只要務“公實”，忘“私實”，就會“公而勇，私而怯”。
(三)在做人上，要講求誠實，知行合一
華潤以“誠信”為企業(yè)的核心價值觀，要求所有的領導干部必須“誠信”，宋林曾提倡“三個不能丟、兩個牢記”，“對經(jīng)理人要嚴、對員工要善”，“價值觀不向業(yè)績妥協(xié)”等一系列理念。這些企業(yè)文化理念主題也都是在倡導艱苦奮斗、廉潔從業(yè)、嚴于律己等精神，理念是正確的，也是有積極意義的，為華潤領導干部樹立了做人、做事的標尺。但是價值觀再好，標尺再清晰，沒有知行合一、身體力行，又有什么用呢?宋林作為倡導者就沒有帶頭去以此律己。從更深層次講，這也與一個人的理想信念有關。如果一個人心中只有利益的考量，沒有更高層次的理想追求，他很難做到誠實。因為在利益面前，所有的行為都被簡單地當做一種成本，考慮的只是投入產(chǎn)出，其他一切價值層面的約束就都沒有了。
總體而言，對遵義會議精神的學習和繼承，對“三嚴三實”的理解和踐行，都應該牢牢地把握住理想信念這個根本，將其內(nèi)化于心。我希望，在離開遵義時，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把“問心而擇、問心而止、問心而進”三句話帶到工作和生活中。今后在面對任何考驗、誘惑、選擇時，都學會“問心”，用心、上心、無愧于心，習慣拿心中的尺子量一量，這樣我們就一定不會進退失據(jù)，犯不該犯的錯誤，摔不該摔的跟頭。不管是個人、還是組織，也由此才能實現(xiàn)可持續(xù)的發(fā)展，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