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間歷史上的首次軍事對抗：白春江戰(zhàn)役 在古代中日兩國交往的歷史長河中，雙方曾發(fā)生過幾次直接軍事對抗。公元663年的白村江(今韓國西南部的錦江)海戰(zhàn)，是中日之間的第一次正式交鋒。正是這次戰(zhàn)爭，影響了中國、日本和朝鮮半島國家的歷史發(fā)展進程，改變了當時的東亞國際關系格局。下面由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整理了白春江的戰(zhàn)役相關知識，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白春江戰(zhàn)役：戰(zhàn)火緣起朝鮮半島

　　公元4世紀，朝鮮半島形成高句麗、百濟、新羅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濟因受到高句麗和新羅的威脅，想借日本之力進行對抗。日本則企圖利用這種形勢，在朝鮮半島建立自己的統(tǒng)治勢力。4世紀60年代，日本大和(奈良)朝廷出兵侵略新羅，征服弁韓之地(今韓國慶尚南道)，設“日本府”進行統(tǒng)治。百濟由此成為日本的朝貢國。4世紀末，隨著日本國土統(tǒng)一、國力增強，大和朝廷又多次入侵朝鮮半島。

　　公元594年，高句麗、百濟、新羅開始向隋朝朝貢。日本也于600年向隋朝派遣使節(jié)。622年，唐朝與高句麗、百濟、新羅建立冊封關系。7世紀中葉，朝鮮半島紛爭升級。655年，高句麗與百濟聯(lián)合進攻新羅，新羅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派大將率水陸聯(lián)軍13萬前往救援，大敗百濟，俘獲其國王。同年九十月間，百濟遺臣兩次遣使日本朝廷，請求援助，并要求送還在日本作人質的豐璋王子。大化改新后的日本，開始由農奴制向封建制轉化。為了轉移國內守舊勢力的鋒芒和人民群眾的不滿，擴大在朝鮮半島的影響，日本借機出兵朝鮮半島。于是，朝鮮半島的糾紛擴大為東亞地區(qū)的國際爭端。

　　白春江戰(zhàn)役：中日激戰(zhàn)白村江

　　661年正月(農歷，下同)，日本齊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后來的天智天皇，668年即位)親赴九州，欲統(tǒng)兵渡海西征，但齊明女皇因旅途勞頓，于當年七月病死，出征計劃被迫推遲。八月，中大兄皇子監(jiān)國，令先遣部隊及輜重渡海。九月，5000日軍護送百濟豐璋王子歸國即位。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濟贈送大批物資。同年五月，日本率舟師170艘增援。日本本土則“修繕兵甲、各具船舶、儲設軍糧”，隨時準備渡海作戰(zhàn)。663年三月，日本又增兵2.7萬人，唐朝也任命右威衛(wèi)孫仁師為熊津道行軍總管，統(tǒng)舟7000進駐熊津城(今韓國公州)。五六月間，百濟君臣之間發(fā)生嚴重內訌，實力銳減。唐軍與新羅軍隊趁機調兵遣將，于八月十三日包圍了百濟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韓國扶安)。至此，慘烈的白村江海戰(zhàn)拉開序幕。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將劉仁愿、孫仁師與新羅王率陸軍團團圍住周留城。唐將劉仁軌、杜爽與百濟降將扶余隆則帶領戰(zhàn)船170艘列陣白村江口。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軍萬余人，分乘戰(zhàn)船千艘，與唐朝水軍不期而遇?！度龂酚洝分忻枋龅溃?ldquo;此時倭國船兵，來助百濟。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濟精騎，岸上守船。新羅驍騎，為漢前鋒，先破岸陣。”翌日，日軍諸將與百濟王商討對策。他們依仗兵力優(yōu)勢，妄言“我等爭先，彼應自退”，遂未加整頓部署，便“率亂伍中軍之卒，進打大唐堅陣之軍”。結果，唐軍“左右夾船繞戰(zhàn)”，巧施包抄合擊之術，致使日軍“赴水溺死者眾，艫舳不得回旋”。《舊唐書·劉仁軌傳》史載：“仁軌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戰(zhàn)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戰(zhàn)后，百濟豐璋王逃亡高句麗，殘軍盡皆投降，百濟復國化為泡影。

　　白春江戰(zhàn)役：一戰(zhàn)決定東亞格局

　　白村江戰(zhàn)役，基本上決定了當時東亞地區(qū)的政治格局。百濟滅亡后，667年，唐朝和新羅聯(lián)軍乘機進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麗滅亡。

　　白村江之戰(zhàn)，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余年(至1592年豐臣秀吉侵略朝鮮)間未敢再大規(guī)模入侵朝鮮半島。白村江戰(zhàn)敗后，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與新羅軍隊進攻日本本土，于是從664年起，花費巨資，先后構建了四道防線。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實際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壩，壩長1.2公里，底部寬80米，高十幾米，外側是一條5米深的水溝。為了保險，667年，日本將都城從飛鳥遷至近江大津宮。然而，唐朝和新羅的軍隊并沒有乘勝進軍日本本土。

　　白村江的戰(zhàn)敗，也加深了日本國內的階級矛盾。人民群眾對沉重的戰(zhàn)爭負擔深為不滿，守舊勢力趁機向革新派施加壓力。在守舊勢力的攻勢下，天智天皇一方面采取妥協(xié)退讓政策，另一方面頒布法典，編制戶籍，積極致力于內治，為奈良時代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白村江海戰(zhàn)，是日本與唐朝的一次直接較量，它確立了唐朝在東亞地區(qū)的中心地位。面對強盛的大唐帝國，戰(zhàn)爭的慘痛教訓，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對外政策。于是，日本及時修正對外政策，恢復了與唐朝的國交，開始積極選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學習唐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

　　在白村江戰(zhàn)役之前，日本已經派遣過4次遣唐使。但史實證明，白村江戰(zhàn)役后，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頻率、使團規(guī)模和影響力都遠遠超過戰(zhàn)爭之前。最具典型意義的第7次至第10次(669-733年)遣唐使，使團規(guī)模較大，一般為4條船，五六百人，約是戰(zhàn)前的兩三倍。這一時期中日間的文化和經濟交流也最為興盛，彪炳史冊者很多。遣唐使作為日本朝廷派遣的國使，政治上發(fā)展與唐朝的睦鄰關系，經濟上交換宮廷貴族需求的珍貴物產，文化上積極吸取唐代豐富的典章制度，他們推動日本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