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條約是如何被廢除的
在中國的歷史上曾經(jīng)簽訂過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那就是辛丑條約。在后來，又怎樣廢除了這個條約?是誰從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天就和小編一起來看看辛丑條約是如何被廢除的。
辛丑條約的簽訂背景
在1901年，那時候是各大列強準備來瓜分中國的時候，這也是造成了中國的危機特別嚴重，由于當時的閉關鎖國，整個國民經(jīng)濟和科技落后太多，這時候人們才真正的覺醒過來，才明白了救國才是最主要的目標。1898年的時候資產(chǎn)階級維新運動的失敗，1900年在此爆發(fā)了農(nóng)民為主體的反帝國的運動，義和團的出現(xiàn)使當時的各國列強感到恐慌。他們八個國家聯(lián)合起來準備入侵中國的土地。在當年八月開始從北京進行入侵，清朝的皇后慈禧帶著皇帝逃往西安，這時候清朝被迫只能向帝國求和。
在之后的一段時間，清朝開始壓制義和團的反帝國行動，甚至開始反過來攻打義和團，這也導致了義和團的滅亡速度更加加快，之后義和團被清朝加上八國聯(lián)軍的剿滅失敗之后，列強發(fā)現(xiàn)中國境內已經(jīng)沒什么威脅他們的力量，于是繼續(xù)開始實行壓榨政策，壓榨中國的土地和巨額的賠款，這時候清朝由于自身的軍事力量幾乎沒有，再加上八個國家迫使的壓力中國無奈只能簽署這個喪權辱國的條約。辛丑條約的簽訂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簽訂的，由于清朝軍事力量的薄弱，再加上八個國家的施壓還把義和團給剿滅了，清朝無力反擊只能簽署。
辛丑條約是在清朝時期慈禧受到八八國聯(lián)軍入侵中國之后和八國列強簽訂的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在之后的很長時間里中國無論是經(jīng)濟還是軍事都在不停的倒退。
辛丑條約的廢除方式
1、戰(zhàn)時外交
在最艱難的時期，蔣介石依然表現(xiàn)出堅忍的不服輸?shù)囊庵尽?939年9月，他在日記中寫道：“國際情勢雖甚險惡，如我擇善謹慎運用，余深信必能使我國家從此復興也。”因而，對于外交的過問，蔣介石表現(xiàn)出從未有過的審慎。
而抗戰(zhàn)開始后，國民政府的外交大權也開始迅速地集中到蔣介石的手中。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決議改組國防最高會議為國防最高委員會，以國民黨總裁為委員長。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擁有緊急處分權，“對于黨政軍一切事務，得不依平時程序，以命令為便宜之措施”，蔣介石的權力空前強大。1941年底，由于新任外交部長宋子文常駐美國，蔣介石便兼理起外交部長職務，正式成為中國外交的最高決策者。
大權在握的蔣介石，也施行了一些極具個人色彩的外交方式。他往往打破常規(guī)、不問手續(xù)，并不拘泥于傳統(tǒng)的職業(yè)外交方式。他曾在日記中批評中國的職業(yè)外交官說：“中國外交人才，怯懦無骨氣，無責任心，惟私利是圖，徐謨之膽小如鼠，尤為可鄙。”他說：“中國從前的外交人員，尤其甲午以來的外交人員，就是抱著這自居卑下，甚至枉屈自全的心理，以為外交無法轉變國家的形勢，所以自前清以來，一切事業(yè)，都無進步，而以外交落后為尤甚。因為外交人員懷了這種錯誤的心理，所以行動就缺乏勇氣，處事就沒有剛毅精神，不能發(fā)揚國家的威信，達成政府的使命。”在他看來，大多數(shù)職業(yè)外交官“總還脫不了舊官僚與政客的習氣，生活不能緊張，心理不能改革，辦事松懈因循，不切實際”，很難適應戰(zhàn)時外交的特殊情況。
因而，在蔣介石處理對外關系時，他更樂于使用非正規(guī)的外交途徑，常常倚重一些“外圍人物”。在對美關系上蔣介石可以倚重宋美齡、宋子文和商震，對英有杭立武和王世杰，對蘇有孫科和楊杰，對德有李石曾和蔣百里——如此龐大的非職業(yè)外交人員群體，使蔣介石在選擇外交途徑時游刃有余。且圍繞在蔣介石身邊的外國顧問——如拉鐵摩爾，也使他獲取外交信息的途徑變得更加多元;諸如居里、威爾基等穿梭于重慶、華盛頓之間的外國特使，更使得蔣介石有能力繞過常規(guī)外交渠道，從容地施展他的“人身外交”。
以蔣介石“人身外交”為主要特征的中國戰(zhàn)時“元首外交”，極大地改變了中國自有現(xiàn)代外交以來根深蒂固的過分依賴職業(yè)外交官的傳統(tǒng)。蔣介石所派出的私人代表與外交特使，又多為孔、宋兩家人員，他們利用自身巨大的活動能量，反而會取得一些意想不到的外交成果。
2、廢約交涉
戰(zhàn)時外交，除了在軍事、經(jīng)濟上爭取得到國際社會的援助外，另一個重要方面便是在政治上爭取獨立自主的大國地位。
1940年11月，日本與汪偽政權簽訂條約，“撤銷其在中華民國所有的治外法權，并交換其租界”。日本放棄在華特權，實際上是一種策略，在政治上迎合整個民眾一直以來的廢約夢想，爭取更多民意，以瓦解已遷都重慶的國民政府的抗戰(zhàn)意志。
因而，為了提升重慶國民政府的地位，并挽救其日益受到挑戰(zhàn)的威望，蔣介石也將廢除各國對華的不平等條約作為外交的主要內容。
1941年7月，蔣介石在和他的美國政治顧問拉鐵摩爾長談時說：“中國進行了足足四年的抗日戰(zhàn)爭，到頭來卻發(fā)覺自己依舊處境孤立……步入抗戰(zhàn)的第五年，卻沒有一個盟國。”與此同時，日本卻利用這種狀況大肆宣揚說，白人依舊把中國作為一個殖民地加以對待，中國盡管進行了四年的戰(zhàn)爭，卻仍然沒有得到民主國家的平等對待，因此應該另謀出路。
蔣介石說：“如果這一現(xiàn)象不加以制止，將會削弱中國的抗戰(zhàn)力量”。隨即，他向羅斯福總統(tǒng)提出兩個建議：建議之一是，由羅斯福倡議英國和蘇聯(lián)與中國結成同盟。建議之二是，中國參加英美澳和荷屬東印度召開的太平洋聯(lián)防會議。“這兩個建議中的任何一個付諸實施，都將保證中國與其他民主國家處于平等地位，并消除歧視中國人的感覺。”
然而在此后的一段時期內，盡管蔣介石做出了積極的外交努力，但英蘇忙于歐戰(zhàn)、無暇顧及遠東，美國也極力避免過早地與日本發(fā)生沖突，所以對蔣的建議反應冷淡。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向美國不宣而戰(zhàn)。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蔣介石命運的轉機也隨之來臨。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中國政府便向日德意三國宣戰(zhàn)，宣布所有一切條約、協(xié)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中德、中意之關系者，“一律廢止”。
這樣，中國與日本、意大利及其軸心國同盟的西班牙所簽署《辛丑條約》的相關條款至此廢止，而德國從《辛丑條約》中所獲得一切權益也早在一戰(zhàn)后就被中國收回。
不止如此，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迅速變化，中國與其他《辛丑條約》簽約國的廢約交涉也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契機。
1942年1月1日，中國、美國、英國、蘇聯(lián)等二十四個國家在華盛頓簽訂了《聯(lián)合國家宣言》，這一宣言標志著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從此，中國與英美正式成為反法西斯的盟國關系。從法理上，這些不平等條約依然將中國在盟國中置于不平等的地位，就成了不合時宜的東西。從現(xiàn)實需要講，中國戰(zhàn)場牽制著百萬日軍，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有利于鼓舞中國軍民的士氣。
于是，國民政府將全面廢除不平等條約提到了議事日程。1942年10月，蔣介石在接見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的代表維爾基時說：“中國今日尚未能取得國際上平等之地位，故深盼美國民眾能了解中國，欲其援助被壓迫民族爭取平等，應先使其本身獲得平等地位始。”
3、《辛丑條約》的終結
1943年1月11日，駐美大使魏道明與美國國務卿赫爾在華盛頓簽訂《關于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之條約》。條約第二條，規(guī)定大致如下：美國認為1901年9月7日之議定書，應行取消。并同意該議定書及其附件所給予美國政府之一切權利應予終止，美國愿協(xié)助中國與其他有關各國成立協(xié)定，將北平使館之行政與管理，連同使館界之官有資產(chǎn)及官有義務，移交中國。
同一天，外交部長宋子文與英駐華大使薛穆也在重慶簽訂《關于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條約第三條內容與中美條約第二條規(guī)定大致相同。中國與英、美兩國之間的《辛丑條約》正式廢止。
中國與英美交涉的成功，對其他的國家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1943年10月20日，中比條約第二條，1945年5月29日，中荷條約第三條;1946年2月28日，中法條約第三條，均做出同樣規(guī)定，廢除《辛丑條約》?！缎脸髼l約》原簽字國，共十一國。除上述英美比荷法，五國外，其余如德、奧、俄、日、意大利、西班牙六國，因宣戰(zhàn)或改定新約，也已取消。
至于瑞典、挪威、丹麥、葡萄牙、雖非辛丑條約簽字國，因有使館界等關系、于1945年4月5日、1943年11月10日、1946年5月20日、1947年4月1日，先后以條約或換文放棄。至此，《辛丑條約》強加于中國的約束基本得以清空，列強通過《辛丑條約》在中國獲得的權益只剩下使館界一些房屋的產(chǎn)權而已。
當時，在美國商洽軍援的外交部長宋子文也向美國提出了廢約的問題。10月9日，美國政府通知宋子文及中國駐美使節(jié)魏道明：美政府準備立即與中國政府就廢約問題進行談判。同日，英國政府亦發(fā)表類似聲明。雙十節(jié)后，中國與美、英就廢約問題正式展開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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