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屠城到底殺了多少人
清初屠城事件,又稱清軍入關屠城、清朝入關暴政、滿清大屠殺,是指明朝滅亡時,清軍在侵吞中國的過程中采取民族壓迫政策,強迫廣大的漢人以及一些其他民族剃發(fā)易服。清初屠城到底殺了多少人這個是大家都很關注的!下面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整理的關于清初屠城到底殺了多少人的信息,供大家閱讀!
清初屠城到底殺了多少人
因而清兵屠戮百姓甚眾,而且具體數(shù)目已難以統(tǒng)計出,只能通過一些史料推算。明代中國人口,最后的全國官方統(tǒng)計,為五千一百六十五萬五千四百五十九人,時間為明光宗泰昌元年。 按照歷史地理學專家葛劍雄所著的《中國人口史》所記載:明萬歷六年(1578年)中國全國有人口陸仟零六十九萬,但是當時的中國還需要繳納人頭稅,所以民間隱匿了大量人口。許多的專家認為明朝人口頂峰的時候在一億以上,葛劍雄認為明末人口接近兩億。
四千萬說
但是到了明末時期的天災、瘟疫和疾病、戰(zhàn)亂等,導致了大量人口的死亡,因此清軍入關時的人口應在八千萬到一億五千萬之間。而清軍凡燒殺三十九年始定。清朝最初的全國人口統(tǒng)計,為一千零六十三萬三千三百二十六人(減少了四千多萬),時間為清世祖順治八年(1651年)。
五千萬說
而在清朝控制全國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關后第48年),全國人口也只有一千九百四十三萬兩千七百五十三人。僅相當于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滴跷迨?1711年)全國人丁數(shù)僅兩千四百六十四萬余,當時的總人口也應在六千萬左右。所以即使說清初也存在同樣的人口瞞報現(xiàn)象,估計清朝入關后,人口的減少,極端保守的估計最少也有五千萬人。如果再考慮人口出生的因素,在清朝入關后,中國人口損失的總數(shù),很可能是一個大大超過五千萬人民喪生,最多可能超過一億。
六千萬說
還有一說是至少六千萬人慘死,可能遠不止此數(shù),還有很多被掠為農(nóng)奴。
八千萬說
從明末李自成起義到清初吳三桂敗亡,期間混戰(zhàn)五十四年,達半個世紀之久。史載,明末人口為一億,到清世祖時全國人口只剩下1400萬人了,銳減了80%多,損失人口8000多萬。想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也不過死了5000萬人。
清初屠城的社會評價
清朝大屠殺是野蠻民族對先進文明的殘酷破壞,其令人發(fā)指的野蠻行徑必將受到全人類的唾棄。清軍在中國各地進行了血腥的鎮(zhèn)壓,導致中國人口銳減,絕大部分有氣節(jié)的漢人都被屠殺殆盡(使中國人口從明朝后期的五千多萬多減至順治十七年的一千九百萬,凈減十分之九以上), 留下了少許亡命天涯的忠義之士和委曲求全的少部分百姓,還有賣祖求榮漢奸,給中國人民造成極大痛苦,亦使中國的社會經(jīng)濟和生產(chǎn)力遭到極大破壞,嚴重摧殘了明朝中后期以經(jīng)方興未艾的資本主義萌芽,中國的經(jīng)濟直到乾隆年間才基本恢復到明代萬歷時期的水平。
清廷統(tǒng)治者從努爾哈赤、皇太極到多爾袞,都以兇悍殘忍著稱于史冊。他們的做法通常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就是說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軍民,不論參與抵抗或未參與抵抗,通通屠殺或掠取為奴婢。
努爾哈赤在遼東的屠戮漢民,皇太極時三次深入畿輔、山東等地的屠殺搶掠在許多方志中有明確記載,連經(jīng)歷了文字獄鬧得最厲害的乾隆時期的御用文人紀昀(紀曉嵐)也在《閱微草堂筆記》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清軍屠刀下的遭遇。
多爾袞進關之初,為了取得漢族官紳的支持曾經(jīng)一度有所收斂。從順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開始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殺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屠城悲劇。“揚州十日”、“嘉定屠城”因為有專書記載為人們所熟知。
此外像1649年(順治六年)鄭親王濟爾哈朗占領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總兵姜瓖為首的山西反清運動,不僅大同全城軍民屠戮殆盡,“附逆抗拒”州縣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殺;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與耿繼茂攻克廣州時的屠城,這類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屢見不鮮,充分暴露了滿洲貴族標榜的“吊民伐罪”的偽善。順治六年正月,多爾袞道貌岸然地說:“君,父也;民,子也。父殘其子,情理之所必無。況誅戮所以懲有罪,豈有無故殺人之理?自元年以來洗民謠言無時不有,今將六年矣,無故而屠戮者為誰?民肯從此回想,疑心必然冰釋。” 幾天之后,他就“諭大同城內(nèi)官吏兵民人等曰:姜瓖自造叛逆大罪,搖惑眾人,誘陷無辜,爾等被圍城中,無所逃避。止因姜瓖一人作惡,遂致無罪眾人同陷死地。朕命大軍圍城,筑墻掘濠,使城內(nèi)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紅衣火炮攻破,盡行誅戮” 。同年二月,“兵部以總兵官任珍陣獲偽官兵四十九名,俱撫養(yǎng)不殺奏聞。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撫之以示恩,抗者殺之以示懲。如此則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來歸矣。今平西王等將陣獲之人撫而不殺,……此事甚不合理。爾部其移咨平西王吳三桂、墨爾根侍衛(wèi)李國翰知” 。古語云:“殺降不祥。”清軍往往以“惡其反側”等借口將來降軍民屠戮一空。順治八年福臨親政以后,把各地屠戮無辜的責任全部推到多爾袞身上,說:“本朝開創(chuàng)之初,睿王攝政,攻下江、浙、閩、廣等處,有來降者,多被誅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竄匿。”
實際上,清兵的濫殺無辜根源于滿洲貴族的迷信武力和民族歧視,多爾袞不過是他們當中的代表人物罷了。在清廷上同多爾袞爭奪權利的“輔政叔王”鄭親王濟爾哈朗統(tǒng)師出征時表現(xiàn)出同樣的野蠻,就是一個證據(jù)。只是因為這種瘋狂的屠殺政策不僅沒有嚇倒?jié)h族人民,反而激起更加頑強的抵抗,清廷在屢遭覆師失將之后,才被迫在政策上作出部分調(diào)整。
清初屠城的影響
清兵轉戰(zhàn)燒殺37載,方才初步平定中國。清朝統(tǒng)治者的大屠殺,使得中國很多地區(qū)“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 魯迅評價說:“清軍入關屠盡明朝漢人的骨氣廉恥。” 大明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盡,留下的是大抵順服的“奴才”。清朝的大屠殺死亡人數(shù)之多是中國歷次改朝換代之最。其實東方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滅亡。
經(jīng)濟
土地荒蕪
清軍在征服中國各地的過程中,生產(chǎn)遭到嚴重的破壞,從華北各省到江南各地,到處都呈現(xiàn)出土地荒蕪,人口流亡,滿目凄涼的景象。“人民多遭慘殺,田土盡成丘墟” ,江南各省“大兵所至,田舍一空” 。
各地因屠城和戰(zhàn)爭所導致的土地荒蕪情況
直隸南部 ; 順治初年,“逃亡人丁十居六七,一望極目,田地荒涼,四顧郊原,社社冷煙”。
近京州縣 ; 無主荒地甚多。 據(jù)直隸巡撫董天機報稱,順治十二年二月近畿之地還是“荒熟參半”。
山西 ; “田地榛荒,生齒凋耗,舊日里甲徒存牘稽之名,有一甲止存數(shù)人,甚有一里一甲全然脫落,其僥幸如故者十不一二”。
河南 ; 順治初年,“滿目榛荒,人丁稀少幾二十年矣”。
黃河以北三府所屬州縣 ; “荒地九萬四千五百余頃,因兵燹之余,無人佃種”。
黃河以南嵩縣 ; 原有地12000頃,其中10887頃為無人耕種的“無主荒地”, 直至順治十六年全省行糧熟地只有383707頃,僅占原額行糧地畝的1/3。
山東; 順治二年正月,“地土荒蕪,有一戶之中,止存一二人;十畝之田,止種一二畝者”。
四川; “大約全川民存十分之一,地荒十分之九”,省會成都一帶,“千里無煙, 蒿萊滿目”,米貴過珠。湖廣于大亂之后,“彌望千里,絕無人煙”,無主荒地遍布于各個州縣。
南直隸江寧府 ; 十室九空,“一望皆無人煙,惟見空房四壁”。
江西 ; 自萬安到贛州,“二百余里,沿途之廬舍俱付灰燼,人蹤杳絕,第見田園鞠為茂草,郊原盡屬丘墟”。
福建、浙江 ; 由于用兵,百姓苦于攤派,“十室九空”。
云南、貴州 ; 據(jù)順治十八年云貴總督趙廷臣奏稱:“滇、黔田土荒蕪,當亟開墾”。
湖南 ; “ 彌望千里,絕無人煙”。
東南沿海 ; 由于遷海“盡夷其地空其人” 。
各地多是“官雖設而無民可治,地已荒而無力可耕” 。
經(jīng)濟最稱發(fā)達的江浙地區(qū),更遭受異常殘酷的焚殺和掠奪,揚州、江陰、嘉定、蘇州、嘉興、金華幾個經(jīng)濟繁盛都市,差不多都被焚殺精光。 康熙元年(1662)江南一帶仍是“所在蕭條……人稀者,地亦荒”。
同時,中國各地的人口銳減,全國的耕地面積急劇萎縮,生產(chǎn)遭受空前的破壞,在北京附近以至山東、河南境內(nèi)大量圈占的土地共達168至527頃,這還不包括牧場和各省六萬多頃的駐防旗田。
這種圈地, 在經(jīng)濟上與關內(nèi)原有“經(jīng)濟發(fā)展處于對立的地位”,阻礙了經(jīng)濟的發(fā)展,摧毀了大批的生產(chǎn)力。更為嚴重的是,在被圈占的土地上,生產(chǎn)方式倒退到農(nóng)奴甚至奴隸制。大量的戰(zhàn)爭俘虜、被掠人口、罪犯家屬淪為奴隸。一時間,人口買賣頗為盛行。與此對應,在世界的那一邊,英國人也在圈地,但那是為了發(fā)展資本主義,而中國的圈地卻在向農(nóng)奴至奴隸制倒退。這頗具諷刺意味。
戰(zhàn)亂和滿洲人帶來的落后的生產(chǎn)方式所造成的社會經(jīng)濟的嚴重倒退,經(jīng)過近一百年才得以逐步恢復和發(fā)展,當經(jīng)濟又達到或超過明代后期的水平時,中國已經(jīng)與西方拉開了距離。
根據(jù)《明代與清初耕地數(shù)的歷史比較》一文統(tǒng)計,明代崇禎時期,全國人口約為兩億,而康熙初期全國人口約為五千萬,人口損失近四分之三。萬歷三十六年,明朝的耕地面積是1161萬8948頃,等于11億6189萬多畝土地,而清代順治十八年,全國耕地數(shù)量是500多萬頃,也就是五億多畝。耕地面積損失過半。
工商業(yè)萎縮
不僅農(nóng)業(yè)遭到如此嚴重破壞,而且各地的手工業(yè)和商業(yè)所遭到的破壞亦極為嚴重。河南開封,明代人口不下百萬,“滿城街市,不可計數(shù),勢若兩京”〔15〕,順治之初,一片荒涼。江蘇揚州明代相當發(fā)達,順治二年四月,清兵攻克該城,燒殺淫掠10日,“富家大室方且被搜括無余,子女由六七歲至十余歲搶掠無遺種” 。一座具有數(shù)百年歷史的繁華城市成為頹垣廢墟。嘉定和江陰同樣大肆焚殺搶掠。
蘇州、杭州織造局是明代官營紡織業(yè)的重要基地。時至清初,蘇州織造局所存僅頹房幾間,“罄懸零落” 。杭州織造局“停止二十余年,機房頹壞無存” 。作為明代棉織業(yè)中心的松江,由于戰(zhàn)爭的破壞和影響,“滿目傷痍,積棘載道” 。“商賈不通,城市罷織,民無生業(yè)”。山西潞安絲織業(yè),自明季以來,“舊時之機戶,大半逃亡,僅存十數(shù)家” 。四川成都蜀錦,“燹于兵火,錦坊盡毀,花樣無存” 。井鹽生產(chǎn),“承大亂之后,井灶已毀” 。明代興旺發(fā)達的江西景德鎮(zhèn)瓷業(yè),也因戰(zhàn)亂而“衰微破敗,大都歇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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