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青銅器的特點都有什么

時間：2017-12-14 12:00:31 世芳35由分享

　　秦代青銅器產生于青銅時代的晚期，在我國青銅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接下來就和小編一起來了解一下關于秦朝青銅器的特點，歡迎閱讀!

　　秦朝青銅器的特點

　　中國關中地區(qū)春秋戰(zhàn)國時期秦墓出土的青銅器。它繼承了西周傳統(tǒng)，并具有自身的風格。迄今發(fā)現最早的秦國青銅器是陜西寶雞西高泉村1號墓出土的一組器物。其中壺、豆 2件，為西周遺物;三角鋒的戈，則是春秋前期的標準型式。陜西戶縣宋村及甘肅靈臺景家莊墓葬所出青銅器在形制上已有明顯特點，鼎腹極淺，蹄足粗壯,開創(chuàng)了東周秦鼎的獨特型式,簋口微斂，兩耳小而無珥，是秦簋的通制。紋飾以竊曲紋、鱗帶紋為主。

　　1978年在寶雞太公廟發(fā)現青銅器窖藏，其中有镈 3件，甬鐘5 件，從銘文看當是秦武公之器。以上 3組器尤以秦公鐘最為重要，它是春秋早期秦的標準器(見圖)。寶雞秦家溝、鳳翔八旗屯一期墓所出土的青銅器，器形與戶縣等地秦墓中所出相仿，但紋飾中出現了一種細密的蟠螭紋,年代略晚于戶縣、靈臺等器群,屬于春秋前期偏晚。寶雞福臨堡所出青銅器則更晚些,形制近于秦家溝,蟠螭紋從細密轉為疏散,器種中增加了有蓋束頸的敦,為春秋中期的新器型。

　　春秋中晚期至戰(zhàn)國早期隨葬品多仿銅陶器，銅器出土不多。戰(zhàn)國晚期秦墓，如鳳翔高莊野狐溝1 號墓等,出現了鍪、蒜頭壺等富有特色的典型秦器,并延續(xù)到秦代。戰(zhàn)國晚期秦國從統(tǒng)一戰(zhàn)爭中俘獲的別國青銅器很多，在出土資料中，已難區(qū)別單一的秦器。

　　秦朝青銅器分析

　　秦樂府鐘

　　戰(zhàn)國末至秦漢末這一時期，傳統(tǒng)的禮儀制度已徹底瓦解，鐵制品已廣泛使用。至東漢末年，陶瓷器得到較大發(fā)展，把日用青銅器皿進一步從生活中排擠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這時鐵器早已占了主導地位。

　　隋唐時期的銅器主要是各類精美的銅鏡，一般均有各種銘文。自隋唐以后，青銅器便不再有什么發(fā)展了。正因為這樣，秦漢至隋唐的千百年間，所遺留下的青銅器便更顯得彌足珍貴了。

　　秦陵二號銅馬車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掃平齊、楚、燕、韓、趙、魏六國，統(tǒng)一中國，建立了大秦帝國。歷史上，秦始皇及其儀仗隊曾經5次浩浩蕩蕩巡視統(tǒng)一后的秦帝國。秦始皇坐在裝飾精美華麗的車上，威風八面，在前呼后擁的皇后、嬪妃、寵臣、文武百官、皇子公主侍候下，踏上出巡征程。

　　秦始皇坐的車稱為“金銀車”，由6匹馬所駕，讓太仆親自趕車。前面的馬以虎皮蒙著眼，警蹕車開道;后面的馬掛著豹尾，并用桃木制作的弓箭辟邪驅魔，其場面之大出乎常人想象。

　　銅車馬，稱立車，又叫高車，屬儀仗中負責警衛(wèi)性質的兵車。因為馭手的駕車姿勢不同，而有“立為高、坐為安”的分別。

　　秦陵一號銅馬車

　　秦始皇做了皇帝之后，就開始修建自己的陵寢，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觀念，其陵寢中也有車馬、兵器等陪葬品。而在秦始皇帝陵銅車馬坑，便發(fā)現了兩輛用青銅制作，以4匹馬拉的戰(zhàn)車。

　　被編號為1號的戰(zhàn)車是立車、單轅雙輪，車廂為橫長方形，車門在車廂的后面，車上有圓形的銅傘，傘下站著御官，雙手馭車，前駕4匹馬。

　　秦青銅鼎

　　2號車為安車，也是單轅雙輪。車廂為前后兩室，兩者之間有窗，上車的門在后面，上有橢圓形車蓋。車體上繪有彩色紋樣，車馬均有大量金銀裝飾。

　　秦始皇陵銅車馬兩乘總重量2.3噸，由6526個零部件組裝而成，這兩輛銅車馬都是事先鑄造而成，后又經過細部加工的。是造型最大、系駕關系最齊全、制作工藝最復雜的陪葬車馬。因工藝過于復雜，陪葬物僅是實用物的二分之一大小。然盡管如此，它依然堪稱我國古代冶金史上的奇跡，被譽為“青銅之冠”。

　　秦青銅戈

　　1號戰(zhàn)車為單轅雙輪車，車內配置了弩、矢、盾等多種兵器。轅長2.46米，輪徑為0.59米，通高1.25米，總重量1061千克，由3064個零部件組成。

　　車前套駕4匹銅馬，中間的兩匹服馬舉頸昂首正視前方，兩邊的驂馬略視外側，馬口微起，鼻孔翕張，像是正在喘息一般。兩側馬頭微向外轉，靜中寓動，造型風格和秦陵陶馬相似。

　　秦青銅戟

　　伯樂《相馬經》一書中論述駿馬時說：馬頭要方，目要明，背要平，胸要厚，腿要長。

　　這4匹馬無一不符合這些條件，它們個個耳若削竹，目似懸鈴，頭方肚圓，脊干平整，胸部肌肉隆起，腿部筋腱隱隱可見，就連馬口中的6顆牙齒都鑄得清清楚楚，表明這些馬正處于精力最充沛的青壯年時期。

　　車上立一御官俑，頭戴鶴冠，身佩寶劍，身份相當于兵馬俑坑中的將軍俑。他目視前方，謹小慎微，體現出古代封建社會森嚴制度下“伴君如伴虎”的高度緊張感。

　　然而，嚴肅的表情中又透出一絲輕松。這是因為，他并不是為皇帝御駕而僅是護衛(wèi)，表現了心理上的一種踏實。秦代雕塑家一絲不茍、入木三分的雕刻技藝，令人嘆為觀止。

　　秦青銅箭鏃

　　車分前后，平面呈凸字形，凸突部分是馭手所坐之處。跪坐著的銅御者高0.51米，重52千克。其神態(tài)恭敬中又有一絲得意，充分表現出一個高級奴仆的心理。

　　車室的后面有門，左、右與正前辟有3個窗戶。正前窗板為鏤空的菱形花紋，窗板可以開啟，便于主人與馭手互通信息。

　　兩側窗可以前后推拉，窗板也是鏤空菱形紋，從室內可以觀察到車外的情況，但外面的人難以看清車內。篷蓋面積達2.3平方米，將馭手也罩在下面。篷用銅骨架、銅條支撐，上覆以絹帛。

　　4匹馬的高度為0.91米至0.93米，長度為1.1米至1.5米。4匹馬的重量也不相同，分別為177千克、180.7千克、183千克和212.97千克。聳立于馬頭之上的是車撐，用于支撐車轅，這樣在長途中休息時可減輕馬的壓力。

　　2號戰(zhàn)車通長3.17米，高1.06米，總重量為1241千克，由大小3462個零部件組裝而成，其中青銅制件1742個，黃金制件737個，白銀制件983個。

　　銅車馬是帝王之車，其裝飾極盡豪華富貴。在這輛車上，所用的金銀飾重達7500克之多。加之大量施以彩繪，使整個銅車馬顯得雍容華貴、光彩奪目。

　　尤其是銅車馬的冶金鑄造技術更是令人驚嘆不已，采用了鑄造、焊接、鉚接、子母扣連接等10多種工藝方法制作而成。

　　如車上的傘篷蓋，當初采用了澆鑄和鍛造兩種工藝。傘蓋最厚處有0.4厘米，最薄處僅僅0.1厘米，而且有一定弧度。如澆鑄水平不高，就會在制造過程中導致銅液流動停滯不前的后果。而秦代工匠能做得如此完美，充分體現了他們高超的技術水平和卓越的創(chuàng)造力。

　　秦青銅矛

　　車窗兩頭的內孔滾圓，如車門、前窗用的活動鉸頁，系馬肚子、馬頸的套環(huán)采用了策扣連接。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磨和彩繪相結合，大大增強了藝術效果。作者按馬體的不同部位的毛向銼磨，再涂彩色，造成真實的皮毛感。細部的真實和鮮明的質感是這乘銅車馬造型藝術的一大成就。

　　車馬通體彩繪，圖案花紋風格樸素、明快、大方，以白色為基調的彩繪肅穆典雅，配以大量的金銀構件，更顯得華貴富麗，這套大型的人俑車馬代表了秦代青銅鑄造工藝的突出成就。

　　秦陵銅車馬綜合各種工藝技術于一車，是秦代青銅制造、冶金工藝達到高度成熟的集中體現，是中華民族具有光輝燦爛古代文明的歷史見證。

　　秦始皇陵有大型的兵馬俑坑，在這里發(fā)現的青銅劍比春秋時代的吳、越王劍晚了近200年，兩者最大的不同在于長度。春秋以前的劍很短，只有二三十厘米長，春秋時的劍發(fā)展到0.5米至0.7米左右，而秦陵完整的9把劍，最長的達0.94米，最短的也有0.81米。

　　這反映了劍的功能從主要以顯示身份的象征物向戰(zhàn)場上實用兵器方向發(fā)展。

　　另外，秦劍在設計上不僅長，而且薄、窄，狀如柳葉，特別是劍身不完全平直，在離劍頭的地方有束腰，即呈弧形內收，從而增加了穿刺的速度和力量。另外，秦劍全是鑄造成型，然后進行銼磨。銼磨之后，采用拋光工藝，使劍身光亮平整，沒有沙眼，經測試，光潔度很高。2200年前的加工技術能達到這么高的水平，令人驚異。

　　秦銅盾

　　青銅劍一般都是短劍，它無法做長的原因是青銅材料易折斷。在青銅時代，鑄劍的關鍵是在冶煉時，向銅里加入多少錫。錫少了，劍太軟;錫多了，劍硬，但容易折斷。

　　秦兵馬俑坑中發(fā)現了一把完全不同的青銅劍，這把劍的長度竟然超過了0.91米。秦王劍之所以長度超出0.6米，不僅僅是增加錫的比例，主要還是它的外形決定的。

　　秦王劍從正面看，由劍鍔部開始到劍尖，整把劍的形狀是呈梯形由寬至窄逐漸變窄，從側面看，也是由粗變細的，劍身的形狀略似于錐體，這樣的形狀可以減少劍身前端承受的應力，自然不容易折斷。

　　秦劍的代表左劍通長0.93米，身長0.72米。右劍通長0.92米，身長0.71米。兩劍的形制相同，劍體長而窄薄，中部起縱脊，近鋒處束腰，而且首、格、鞘附件齊全。特別是劍通體光亮，刃鋒銳利。經檢測，劍表面經過鉻鹽氧化處理。我國在2000多年前就發(fā)明了這種先進工藝，堪稱冶金史上的奇跡。

　　除秦皇陵青銅車馬和劍之外，秦朝比較著名的青銅器還有陜西咸陽長陵車站發(fā)現的秦青銅蒜頭壺，高0.37米，環(huán)形腹，細長頸，在壺的近口處鼓大呈蒜頭狀，分為6瓣。蓋底，圈足，通體素面。

　　另外還有雙詔橢升、北寖壺、弦紋鍪等，也都是秦朝不可多得的青銅精品。

　　中國古代青銅器的特點

　　就世界范圍來說，青銅器是所有文物中比較重要的一類，而在中國這一點尤其突出。青銅器以其量大、精品多、藝術與科學價值高而飲譽海內外，因此青銅器的鑒定也成為文物鑒定中最重要的一門學問。

　　中國青銅器究竟有多少，沒有做過精確的統(tǒng)計，其原因也在于它的數量太大，到處都有，難以確知。就陜西而言，從1949年10月到1979年，三十年間先后出土商周青銅器三千余件。1976年12月年扶風莊白出土微氏家族銅器群，一個窖藏就埋藏了103件精美的青銅制品，像這樣成百件青銅器一次出土的現象在清末及民國時期亦屢有所見。從漢代出土青銅器至今，僅僅有銘文的青銅器就在一萬件以上。當然有銘文的青銅器畢竟是少數，反過來推算，加上沒有銘文的青銅器，其數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青銅器不但數量多，而且造型豐富、品種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樂器、兵器、農具與工具、車馬器、生活用具、貨幣、璽印，等等。單在酒器類中又有爵。角、觶、斝、尊、壺、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個器種，而每一器種在每個時代都呈現不同的風采，同一時代的同一器種的式樣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區(qū)的青銅器也有所差異，猶如百花齊放，五彩繽紛，因而使青銅器具有很高的觀賞價值。而從文物鑒定的角度來說，無疑增加了鑒定的難度，鑒定難度大，反過來又使研究賞析更富有情趣，青銅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中國古代青銅器享有盛譽并非以數量取勝，關鍵在于它的質量。中國青銅器精品極多。尤其在商末周初，中國青銅器制造處于頂峰階段。此時的青銅器精品極多，以其制作精湛、形制瑰異、花紋繁縟、富麗堂皇而為收藏家們所鐘愛。當然春秋戰(zhàn)國也有很多式樣新穎別致的青銅器。在現存的商周青銅器中，司母戊方鼎以其巨大而聞名遐邇。它高133厘米，重875公斤，形體宏偉，外觀莊嚴。在奴隸社會的商代，要制作如此巨大的銅鼎，實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體現了中國古代青銅鑄造技術的高超水平。虎食人卣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通體作虎踞坐形，以虎后爪與尾為器的三個支撐點，而虎的前爪正有力地攫著一斷發(fā)跣足的人，作噬食狀，造型十分逼真生動。且從提梁至三個支點通體都是花紋，鑄造精致，給人以美的享受。另外像西周的何尊、墻盤、利簋、大克鼎，春秋時期的蓮鶴方壺，戰(zhàn)國時期的宴樂攻戰(zhàn)紋壺等，都是國之瑰寶、藝林中之珍品。所以說青銅器不同于甲骨。它有復雜的形制，多彩的花紋，增加了藝術的欣賞性。

　　中國青銅器的大宗在中原地區(qū)，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華夏族的居住地區(qū)，如陜西、河南、山東、山西等地區(qū)。但它的分布范圍遠遠超出中原地區(qū)，從東北到廣東，從西藏到東海漁島上都發(fā)現有青銅器。而由于各地文化面貌的差異，它們表現出各自的獨特的藝術風格。例如晉北、陜北及內蒙古河套地區(qū)的青銅器，即我們以前稱之為“鄂爾多斯文化”的青銅器，有不少青銅制品不同于中原地區(qū)，像羊首、馬首、鹿首之類的動物頭像作為裝飾，還有短劍、短刀和飾牌等，別具一格。它們體現了中國青銅文化的多樣性，同時也給青銅器鑒定帶來了新的課題。由于本書篇幅有限，所及只是中原地區(qū)銅器，其他地區(qū)的青銅器研究只好從略了。

　　中國青銅器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鑄刻有文字，即我們通常所說的金文。這是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青銅器的一個明顯的不同之處。青銅器鑄刻銘文是從商代中期開始的，起初只是一兩個字，即郭沫若先生稱之為“族徽”的文字。商代晚期開始銘文增多，但最長也不過48字。西周時期是銘文大發(fā)展時期，長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銘達497字，是銘文最長的青銅器。春秋以后銘文漸趨減少，戰(zhàn)國時往往是“物勒工名”，罕見長篇銘文。這些銘文書體或粗獷或瘦勁，或工細或秀美，本身具有很高的書法欣賞價值。而文字對于歷史研究十分重要，一篇長篇銘文不亞于一篇尚書，可見其珍貴程度。而銘文本身又是我們鑒別斷代的重要依據。

　　中國青銅器流行時間很長，就青銅容器來說，在相當于夏代的二里頭文化期已經出現，經過商、西周、春秋、戰(zhàn)國，直至漢代。因為戰(zhàn)國以后青銅禮器便衰落了，所以本書一般講到戰(zhàn)國末期為止。當然工具與小件青銅飾件的產生則更早些，應該在原始社會末期。青銅器發(fā)展歷史之長，這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流行時間之長既為我們鑒定它提供了很好的發(fā)展序列，也增加了鑒別的難度。

　　中國青銅器的大宗是青銅禮器。這是中國青銅器的又一重要特征，在世界青銅器家族中擔任絕無僅有的角色。從上述論說可以看出青銅器的發(fā)展是以夏商奴隸制社會的建立為起點，在商宋周初奴隸制發(fā)展到高峰時期，青銅禮器也達到了它光輝的頂點。春秋以后，奴隸制開始衰落了，青銅器也開始走下坡路。到戰(zhàn)國晚期，青銅器主要是青銅禮器基本退出歷史舞臺。這是從整個奴隸制度發(fā)展與消亡來說。而在每一個奴隸制王朝，青銅禮器被統(tǒng)治階級用來祭天祀祖，宴饗賓客，歌功頌德，死后埋葬于地下。顯然它是為奴隸制統(tǒng)治服務的。對于一個奴隸制國家來說，青銅禮器尤其像鼎之類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征，它的存亡就是國家的存亡，所以古書有“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的說法。顯然青銅器不是一般的實用器。對于一個奴隸主貴族及其家族來說，青銅禮器又是他們身份與地位的象征。據文獻記載，天子用九鼎，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須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后埋葬也是如此。所以說青銅禮器被制度化、神秘化、權力化，它就不是一般的實用器了。在形制、紋飾的鑄造方面我們就不能簡單地用對待實用器的眼光去看待，這是我們在鑒定時必須注意的。很多器物的形制紋飾都表明它不適于生活中使用，原因就在這里。在青銅禮器上，各級奴隸主貴族寄托著他們的信條與期望，反映著他們的思想觀念。當這種要求用形制與紋飾表達仍嫌不足時，便訴之于文字。這就是中國青銅器銘文很多的原因之一。青銅器是物質的，但同時又是一種精神產品，這是中國青銅器的奇妙之處。

　　中國青銅器在鑄造工藝方面有自己的特殊傳統(tǒng)。外國鑄造青銅器用失蠟法，特別是印度用此法可作很細巧的東西。失蠟法的范可以用幾次，產生一批形狀花紋完全一樣的青銅制品來。而中國不大用失蠟法。最早用失蠟法在戰(zhàn)國早期，在此之前是用合范法。對此外國曾有錯誤的看法。國外最早研究中國的銅器是從銅鏡開始的。因為銅鏡用失蠟法，所以開始認為中國是用失蠟法，但后來發(fā)現早期銅器并不是用失蠟法，于是又180度大轉彎，說中國無失蠟法，是從外國傳入的。這都不對。中國既有合范法，也有失蠟法。只是合范法在商代與西周春秋時期大量使用罷了。合范法的特點是一般一范只做一件，青銅禮器中找不出兩個完全相同的器物，每一件青銅禮器都是獨一無二的。這無疑增加了中國青銅禮器藝術觀賞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