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饒宗頤的簡介
饒宗頤是我國當代的文化明星，其對于不同領域均有涉獵，又是杰出的翻譯家。香港大學副校長曾引用余秋雨的話說：“香港如果出了一個饒宗頤，就不會是文化沙漠了?！庇腥艘詾轲埾壬梢耘c季羨林齊名，并稱之為“南饒北季”。下面是學習啦小編搜集整理的國學大師饒宗頤的簡介，希望對你有幫助。
國學大師饒宗頤的簡介
饒宗頤(1917年8月9日-)，字固庵、伯濂、伯子，號選堂，生于中國廣東省潮安縣。著名國學大師，香港中文大學、南京大學等學校名譽教授，西泠印社社長。饒宗頤的學問幾乎涵蓋國學的各個方面，且都取得顯著成就，并且精通梵文。2011年12月13日，饒宗頤被推選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長。2013年3月23日，在第五屆世界中國學論壇中，饒宗頤被授予“世界中國學貢獻獎”。2014年9月，獲得首屆“全球華人國學獎終身成就獎”。2015年4月3日，在北京舉行的影響世界華人盛典上，饒宗頤獲得“終身成就獎”。
國學大師饒宗頤的學術地位
(一)、本世紀的中國傳統(tǒng)人文學術研究，一個大的趨向即如何在乾嘉諸老的基礎上再向上一層。向上之路，依學者個人的天資稟賦與治學風格、學術背景的差異而呈現(xiàn)不同面貌。饒宗頤經(jīng)其特殊的個性聰明才智，正是處于此一學術潮流中的前線人物，其成績足以與當代名家相頡頑。
(二)、由于1949年至1978年的特殊時代因素所造成的閉關鎖國狀況，尤其是__十年動亂對于中國文化的踐踏，中國人文學術研究缺乏應有的成就與活力。而這一段時期，正是饒氏學問生命的精進期，也正是他成長為中國與海外漢學研究不多的橋梁人物之一的時期。譬如，一九五六年，饒宗頤發(fā)表《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將倫敦所藏這部反映早期天師道思想的千載秘籍，全文錄出，兼作箋證，闡明原始道教思想。其后不久，法國的中國宗教學權威康德謨即以此書教授諸生，以至引發(fā)后來歐洲道教研究的長期計劃。在二十一世紀的“東學西漸”史中，饒宗頤是一個重要的開風氣的人物。如果說，二十一世紀的東學西漸必資延續(xù)下去的話，饒宗頤的學術位置亦將因此而顯出其重要意義。
(三)、饒宗頤在學術上與藝術上的造詣均達到一定水準，他集學問與藝術為一身，以其博洽周流、雅人深致的境界，成為當代罕有的國學名人。同時，他的文化世界具有自信、自足、圓融、和諧的特點。整個二十世紀，一般知識人都覺得一定要在東方與西方、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新派”與“舊派”之間做選擇的時候，他卻沒有一種焦慮與困惑。他的世界里，東方與西方?jīng)]有鴻溝，古代與現(xiàn)代之間沒有裂罅。饒宗頤的學問、藝術與文化人格、與香港一地有極為重要的相似性。是特殊的地緣所造就的學術文化史現(xiàn)象。這一范式所樹立的標格，將對于未來的中國學術具有重要啟示意意義。
國學大師饒宗頤的社會評價
通儒，學兼中西。饒宗頤知古而不泥古，深植中華文化的沃土而能超越民族文化的局限，從世界人類文化的高 度審視本民族文化及其與各民族文化的關系。他走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道路，采用的治學方法卻有異于傳統(tǒng)，因而才取得超邁前人的成就。他的標新立異，首先源于他對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入研究，其次是以自己的中華文化之心去深刻理解和感受各不同文化的差異。 饒宗頤跳開中國看中國，所以對“國學”、“國學大師”等提法都有保留。他說，國學就是本國的文化，每個國家都有本國的文化，把中華文化稱為國學，放到世界上就不通了，因此主張稱“漢學”或“華學”更準確。他于1995年創(chuàng)辦以中文為媒介的大型國際性學報《華學》并自任主編，由香港大學 饒宗頤學術館、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中山大學中華文化研究中心及泰國華僑崇圣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聯(lián)合主辦，至今已出版8期。
他說，研究傳統(tǒng)中國學問，最好使用中文撰寫論文才不隔膜，《華學》發(fā)表的論文深受國際學術界重視。
采訪中筆者提到，內地有學者一反傳統(tǒng)觀念，指家喻戶曉的忠臣諸葛亮對天下大事看法一成不變，還是大大的奸臣，岳飛不是民族英雄等等。對這些“研究成果”，究竟應怎樣看?饒先生沒有正面回答，只淡淡地說：歷史人物要放到歷史環(huán)境中看，《三國志》是晉朝人編的，比如“隆中對”里是出山前的原話還是后代史家歸納的文字要搞清，否則站在后來的角度看當時，就真成了“事后孔明”了。
饒宗頤重視“國本”，又能會通古今中外。論者評價：“饒氏治學所涉及的時代，從上古史前到明清，幾乎沒有一個時代是‘交白卷’的。”他通曉漢語中文及閩、粵等多種方言和英、法、日、德、印度6國語言文字，對古梵文、古巴比倫楔形文字也頗有研究，這連其本國人都鮮有通曉的。因此他史識廣博，了解西方和東方一些國家的歷史文化，能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匯比照中，互動認知，不斷發(fā)明，提出和解答中國歷史文化的新問題，想他人所未想，道他人所未道。而一旦公布，便成人所共想，其觀點便為世所公認。
以他在域外漢學傳播方面的成就為例，他是編錄新馬華人碑刻、開海外金石學先河的第一人;是在日本東京出版《敦煌法書叢刊》、在國際學界講敦煌本《文選》和據(jù)倫敦敦煌卷子講禪宗史上摩訶衍入藏問題的第一人，如今“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已成歷史;是在國際上講巴黎所藏甲骨、日本抄本《文選》五臣注的第一人;是利用日本石刻證明中日書法交流并非始自唐朝的第一人;是講有關越南歷史《日南傳》的第一人;辨明新加坡古地名及翻譯譯名，并撰寫新加坡前代史《新加坡古事紀》的第一人;利用中國古代文獻補緬甸史的第一人;等等。這些都體現(xiàn)了他在學術研究上開闊的國際視野，既注重中國歷史文化和典籍在海外流傳的各種形態(tài)的研究，又對其在中國歷史文化的源頭不懈求索。在1956年《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中，將倫敦所藏這部早期天師道思想秘籍公諸于世，并作出箋注，從而引發(fā)了當年歐洲學界對中國古代道教研究的熱潮。
他也不是凡事必中國古代第一。比如他研究認為，人們引以為豪的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建立郡縣制，他則與波斯帝國大流士一世之父Cyrus于公元前五三九年克服巴比倫后統(tǒng)治萬民，在圓筒刻石上明功記德、稱百姓為Black-headed people(黑首)相比較，認為“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統(tǒng)一天下，刻石頌德，分立三十六郡，更民名曰黔首(黑首)，頗疑遠受到波斯分省制度之影響，而‘黔首’一名則承襲西亞之舊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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