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文壇四杰的詩文雖未脫齊梁以來綺麗余習，但已初步扭轉(zhuǎn)文學風氣。那么初唐文壇四杰是誰呢?下面學習啦小編給大家說說初唐文壇四杰是誰，供大家閱讀!

　　初唐文壇四杰是誰

　　初唐四杰，中國唐代初年，文學家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合稱。簡稱“王楊盧駱”。

　　四杰齊名，原并非指其詩文，而主要指駢文和賦而言。后遂主要用以評其詩。杜甫《戲為六絕句》有“王楊盧駱當時體”句，一般即認為指他們的詩歌而言;但也有認為指文，如清代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謂“此首論四六”;或認為兼指詩文，如劉克莊《后村詩話·續(xù)集》論此首時，舉賦、檄、詩等為例。

　　四杰名次，亦記載不一。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說，唐開國后“復有王楊盧駱”，并以此次序論列諸人，為現(xiàn)所知最早的材料。張說《贈太尉裴公神道碑》稱：“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則以駱為首。杜甫詩句“王楊盧駱當時體”，一本作“楊王盧駱”;《舊唐書·裴行儉傳》亦以楊王盧駱為序。

　　四杰的詩文雖未脫齊梁以來綺麗余習，但已初步扭轉(zhuǎn)文學風氣。王勃明確反對當時“上官體”，“思革其弊”，得到盧照鄰等人的支持(楊炯《王勃集序》)。他們的詩歌扭轉(zhuǎn)了唐朝以前萎靡浮華的宮廷詩歌風氣,使詩歌題材從亭臺樓閣、風花雪月的狹小鄰域擴展到江河山川、邊塞江漠的遼闊空間，賦予詩以新的生命力。盧、駱的七言歌行趨向辭賦化，氣勢稍壯;王、楊的五言律絕開始規(guī)范化，音調(diào)鏗鏘。駢文也在詞采贍富中寓有靈活生動之氣。陸時雍《詩鏡總論》說“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調(diào)入初唐，時帶六朝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壇上新舊過渡時期的杰出人物。

　　初唐文壇四杰貢獻意義

　　四杰齊名，原指其詩文而主要指駢文和賦而言。四杰的詩文雖未脫齊梁以來綺麗余習，但已初步扭轉(zhuǎn)文學風氣。四杰正是初唐文壇上新舊過渡時期的人物。盧、駱的七言歌行趨向辭賦化,氣勢稍壯;王、楊的五言律絕開始規(guī)范化，音調(diào)鏗鏘。駢文也在詞采贍富中寓有靈活生動之氣。陸時雍《詩鏡總論》說“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調(diào)入初唐，時帶六朝錦色。”

　　初唐文壇四杰作品風格

　　他們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華的詩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時代就獲得“四杰”的美譽。

　　他們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詩人，他們在初唐詩壇的地位很重要，上承梁陳，下啟沈宋，其中盧、駱長于歌行，王、楊長于五律。后人所說的聲律風骨兼?zhèn)涞奶圃?，從他們才開始定型。

　　他們開始把詩歌從宮廷移到了市井，從臺閣移到了江山和塞漠，題材擴大，思想嚴肅，五言八句的律詩形式由他們開始了初步的定型。他們懷著變革文風的自覺意識，有一種十分明確的審美追求：反對纖巧綺靡，提倡剛健骨氣。他們的詩盡管未能擺脫南朝風氣，但其詩風的轉(zhuǎn)變和題材的擴大，預示了唐詩未來的發(fā)展方向，并起了積極進步的作用，他們是真正的唐詩的揭幕人。在唐詩史上，他們是勇于改革齊梁浮艷詩風的先驅(qū)。唐太宗喜歡宮體詩，寫的詩也多為風花雪月之作，有很明顯的齊梁宮體詩的痕跡。大臣上官儀也秉承陳隋的遺風，其作風靡一時，士大夫們爭相效法，世號“上官體”。

　　在齊梁的形式主義詩風仍在詩壇占有統(tǒng)治地位的時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來反對初唐詩壇出現(xiàn)的這種不正之風，接著其余三人也都起來響應，一起投入了反對“上官體”的創(chuàng)作活動之中。

　　他們力圖沖破齊梁遺風和“上官體”的牢籠，把詩歌從狹隘的宮廷轉(zhuǎn)到了廣大的市井，從狹窄的臺閣移向了廣闊的江山和邊塞，開拓了詩歌的題材，豐富了詩歌的內(nèi)容，賦予了詩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當時詩歌的思想意義，展現(xiàn)了帶有新氣息詩風，推動初唐詩歌向著健康的道路發(fā)展。四杰對唐詩發(fā)展所作出的貢獻大致說來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表現(xiàn)在作品題材與內(nèi)容上，其中包括有詠史詩和詠物詩，還有山水詩，像王勃的《滕王閣序》;或為抒發(fā)登臨送別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千古傳誦的名篇;以及駱賓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邊遠戍的，描寫征夫思婦的，與表達對不幸婦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們比較接近社會現(xiàn)實，所以常用詩歌對某些社會現(xiàn)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來改變齊梁時遺下的不正詩風，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其次，初唐四杰為五言律詩奠定了基礎，并且使七言古詩發(fā)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現(xiàn)，唐初詩人王績(王勃系王績侄孫)曾作過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時候，五律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發(fā)揮，并在他們的作品中被逐漸的固定下來。“四杰”以多數(shù)量、高質(zhì)量的詩篇為稍后于他們的沈佺期、宋之問的律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五言古詩在三國時期以后盛極一時，而七言古詩卻是到了唐代才興盛起來，四杰(楊炯無七言詩)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詩推向了成熟階段。所以初唐四杰在發(fā)展詩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楊以五律見長，盧、駱擅長七古(七言)。他們在文學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作用。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杜甫就對“四杰”十分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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