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姚思廉
姚思廉(557—637)，字簡之，一說名簡，字思廉,吳興(今浙江湖州)人，唐朝初期史學家。下面是學習啦小編搜集整理的歷史上的姚思廉，希望對你有幫助。
歷史上的姚思廉
祖父姚僧垣“少好文史”，還“醫(yī)術(shù)高妙，為當世所推”。曾多次治愈皇帝和王公大臣的疑難病癥，得到賞賜頗多。名聲也越來越大，以至于邊地和外域都前來求醫(yī)。僧垣“每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姚察、姚最兄弟就是靠這種較充裕的收入，游歷求學，購聚圖書，見聞日益廣博。姚察十三歲時就顯露出才華，“于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姚察這種勤奮好學的精神保持終生，即使在當了陳朝吏部尚書以后，仍大力尋求天下圖書，遇到?jīng)]見過的書即馬上抄錄下來。他聚書多達萬余卷，并都閱讀過，為梁、陳、隋之際公認的著名學者。隋平陳以后，隋文帝楊堅也以能得到姚察而高興，他對臣下說：“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姚察的著作很豐富，有《漢書訓纂》30卷，《說林》10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鐘》等記各1卷，還有《文集》20卷，并行于世。此外，還有未撰成的梁、陳二史。
這樣的家學傳統(tǒng)，對姚思廉有良好影響，少年時就喜好史學，不僅聰穎，而且勤奮學習，除了讀書，再沒有其他嗜好，甚至從不過問家人的生計狀況。
歷史上的姚思廉三朝仕宦
姚思廉所處的時代，正值中國由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大統(tǒng)一之際，一生經(jīng)歷了三個朝代。陳時，為衡陽王府法曹參軍，轉(zhuǎn)會稽王主簿。入隋后，補漢王府行參軍，掌記室，尋除河間郡司法。入唐后，授秦王府文學，貞觀初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貞觀九年(635)拜散騎常侍，賜爵豐城縣男。在仕途上還較順利。 隋煬帝大業(yè)十三年(617)，李淵乘農(nóng)民大起義浪潮，在太原起兵直取長安。這時鎮(zhèn)守長安的是隋煬帝孫子代王楊侑，姚思廉正任職于隋朝，為代王侍讀。李淵率兵占領(lǐng)長安后，代王府僚屬都驚駭走散，唯獨姚思廉依然服侍代王，不離左右。唐兵涌入王府，思廉大聲呵斥道：“唐公舉義本匡王室，卿等不得無禮于王。”正往里沖的眾兵將聞聽此言十分驚愕，見思廉獨自一人伴隨代王而面無懼色，心中也覺欽佩，于是紛紛停立在大堂臺階之下。李淵聞知，于是準許思廉扶代王下堂。直到代王被安置到順陽閣后，思廉才哭泣著拜辭而去。目睹此事者都很感慨，稱他為“忠烈之士”。李淵、李世民父子由此便賞識和重用姚思廉。李淵稱帝后，即授思廉為秦王文學。秦王李世民開文學府，招攬一些有文武韜略、兼通文史的博學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褚亮、陸德明、孔穎達、許敬宗等十八人，受到延聘親重，姚思廉就是“十八學士”之一。
武德年間，李世民曾率軍赴魯南征討徐圓朗，戰(zhàn)爭間隙，他與人議論起隋朝事，談到姚思廉挺身而出保護代王之舉，感慨嘆道：“姚思廉面對利刃而顯示大節(jié)，即使古人也很罕見。”當時思廉遠在洛陽，于是李世民專派使者帶帛三百段賞賜思廉，并附信說：“想節(jié)義之風，故有斯贈。”這是很不尋常的優(yōu)禮之舉。李世民命著名畫家閻立本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并命文學褚亮各為贊語，對思廉的評價是“志苦精勤，紀言實錄。臨危殉義，余風勵俗”①。從史學才能和政治節(jié)操兩方面對思廉作出褒獎。“玄武門事變”之后，李世民當上太子，思廉也隨即升遷為太子洗馬。
姚思廉對于政事“直言無隱”，督促太宗勤于國事。太宗因思廉是秦府舊人，許可他隨時就政事的得失直接秘密上奏，思廉也利用這個有利條件，充分發(fā)表自己對政事的見解，“展盡無所諱”②。有一年夏天，唐太宗準備往九成宮避暑，思廉勸諫說：“離宮游幸，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言辭懇切尖銳。唐太宗只好下諭解釋說：“朕有氣疾，熱便頓劇，固非情好游賞也。”為獎賞姚思廉的直諫，賜帛五十匹。姚思廉去世后，唐太宗深為哀悼，為之廢朝一日，贈太常卿，謚號“康”，特準許葬于昭陵。
歷史上的姚思廉成就
史學思想姚思廉的史學思想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一、是以史為鑒的著述宗旨。唐初統(tǒng)治者極其重視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親自參與修史，這是急需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為當時政治服務。思廉承旨而撰梁、陳二史，也就突出了以史為鑒的宗旨。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這個思想，而思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給以繼承和發(fā)揚。
《陳書·何之元傳》中記述何之元修史事較詳，并錄其《梁典序》，稱何“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為梁氏肇自武皇，終于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跡，足以垂鑒戒，定褒貶”。“垂鑒戒”，主要著眼于總結(jié)前人的得失成敗經(jīng)驗;“定褒貶”，主要著眼于對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過的評價，力圖“敦勵風俗”。
姚思廉寫人物很注意褒揚或貶斥，以期用著史來影響世風。他為良吏立傳，注意突出各人的特點。如《庾蓽傳》敘其生活儉樸，為官廉潔;《沈瑀傳》敘其執(zhí)法嚴明;《孫謙傳》敘其體恤民情，重視生產(chǎn);《何遠傳》敘其抑富扶貧。為“悖逆”之人立傳，均置于全書末尾，以示貶斥。
二、是注重人事的進步史觀。姚思廉多次總結(jié)梁代太清之亂和陳代禎明淪覆的歷史經(jīng)驗，著重強調(diào)國家的治亂安危取決于人事情況如何，決定歷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他認為，歷史是發(fā)展的，政權(quán)的興亡更替是必然現(xiàn)象，“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shù)，盛衰相襲”①，認為歷史取決于人事。他在《梁書》的第一篇史論中，就鮮明指出，梁之亡國，“雖歷數(shù)斯窮，蓋亦人事然也”。他評述梁武帝從奪取帝位到餓死宮城這幾十年經(jīng)歷，是始終以人事來說明歷史的。他指出齊末政治昏亂，把蕭衍推上歷史舞臺，頗有時勢造英雄之意，接著又指出蕭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又總結(jié)蕭衍晚年之失。②陳太建九年(577)，陳派吳明徹率軍北伐，被周軍打敗，“眾軍皆潰”，明徹被俘，病死于長安。姚思廉認為，“金陵虛弱，禎明淪覆，蓋由其漸焉”③。他把吳明徹呂梁之敗與禎明年間陳亡于隋聯(lián)系起來考察，這種原察始終的方法是有一定識見的。陳亡的起因雖然不能僅僅歸結(jié)為呂梁之敗，但思廉能夠認識到，陳亡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陳亡的萌芽顯現(xiàn)較早，屬于人事問題，這就是對天命的否定。思廉還進一步分析呂梁覆師的原因。他指出，陳宣帝初即位時，命將出師，開拓土宇，取得很大成功。但以后則失之于驕傲，“享國十余年，志大意逸，呂梁覆軍，大喪師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④。姚思廉也有個別論述未完全摒棄天的作用，如論述侯景、王偉成篡盜之禍，在《陳書·后主紀》述陳亡原因，都是人事和天命并舉，這說明，由于封建皇朝宣傳方針的制約，思廉不可能在頭腦中完全排除天命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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