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西格雷夫的《宋氏王朝》一書對抗戰(zhàn)后期蔣介石在重慶的緋聞津津樂道，那么你知道美國渲染蔣介石的花邊緋聞的原因嗎?下面是由學習啦小編為你提供美國渲染蔣介石的花邊緋聞的原因，讓我們一起來了解。

　　美國渲染蔣介石的花邊緋聞的原因

　　1942-1943年間，宋美齡以治病名義的訪美，推動了《中美平等新約》的簽署，將中美關系推向了蜜月期。但是兩個親密的伙伴，卻沒有品嘗到太久的友誼，信任迅速流失，到1944年秋“史迪威事件”爆發(fā)時，中美的親昵關系幾近破裂。

　　對于二戰(zhàn)后期，中美外交關系惡化原因的討論多種多樣，不過多是從政治或國際關系的維度進行分析。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陳雁另辟蹊徑，她將目光投向到1943-1944年間在重慶爆出的蔣介石超級緋聞，嘗試從國際關系中的社會性別因素解釋這一問題。4月5日，在蔣介石逝世40周年的日子，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代研究室、“中國現代史”創(chuàng)新團隊主辦的“民國政要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學術研討會上，陳雁以此為題做了發(fā)言。

　　美國人西格雷夫的《宋氏王朝》一書對抗戰(zhàn)后期蔣介石在重慶的緋聞津津樂道，稱“委員長的臉都被夫人抓傷了，一天，他在臥室中，夫人發(fā)現了一只白色高跟鞋，憤怒之中，把它扔到窗外，正好擊中一名衛(wèi)士的腦袋。”不少蔣介石的傳記都大同小異地引用了《宋氏王朝》里的這條花邊新聞。

　　這樁“緋聞”從1943年就開始傳播了，不僅在國民黨高層流傳，還廣泛地流傳于重慶的媒體與民間，并且也給宋美齡訪美取得的巨大成功蒙上了陰影。陳雁通過對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六組組長唐縱的日記、蔣介石日記等資料的考察，發(fā)現當時蔣介石夫妻之間確實出現了家庭危機。比如《唐縱日記》1944年10月3日寫道：“近來委座與夫人意見不和，夫人住新開市孔公館，不歸者數周。下午夫人歸官邸與委座晚餐后，又同赴新開市，宿一夜。”宋美齡和蔣介石分居數周，讓唐縱感覺到“夫人與委座不洽”。唐縱后又向蔣介石的侍衛(wèi)長俞濟時打聽，俞濟時沒有否認，還說與蔣緯國有關系。

　　陳雁從近年出版的《蔣緯國口述自傳》中發(fā)現了新的線索。據蔣緯國回憶，宋美齡有個其貌不揚的秘書，叫Pearl Chen(陳純廉)。而蔣緯國在1940年從美國回國途中結識的空姐，恰好也叫Pearl Chen，兩人有過短暫的交往，但隨著蔣緯國被父親送到陜西胡宗南部隊當排長，這段關系宣告結束。

　　因為空姐與宋美齡秘書同名同姓，于是后來就被訛傳為蔣緯國的女友在蔣家?guī)状纬燥埡?，被老蔣相中，以給宋美齡當秘書的名義霸占，而父親送兒子去胡宗南部隊鍛煉，也被演繹成蔣介石有意支走兒子。但是蔣緯國在口述自傳中，為父親辯誣，并以此來解釋重慶緋聞純系誤會，似乎自此“緋聞”問題迎刃而解。

　　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收藏的宋子文檔案中，與宋美齡有關的部分在2003年宋美齡去世后逐漸公開。里面幾封宋子文與宋子安兄弟間來往的電報，引起了陳雁的注意。這幾封電報往來于1944年宋美齡在巴西與美國養(yǎng)病期間，宋氏兄弟在里面一直提到一個叫“蘭頓”的人，說“蘭頓”不愿意從巴西去美國，稱“蘭頓”疑心重重，尋死覓活。

　　這個蘭頓，陳雁認為可能就是代指“宋美齡”，如此則各種費解之處就豁然開朗。 比如1944年10月3日，宋子安致電宋子文：

　　蘭頓病狀據醫(yī)密告，甚嚴重，有變?yōu)?a href='http://www.zbfsgm.com/yangsheng/shenjingnake/' target='_blank'>神經病或自殺之虞?，F在診治方法系使其一日廿四小時處于昏迷狀態(tài)，以防萬一。此病原因當然為重慶事件所感觸，而最近與美國情形日趨惡劣，亦其原因之一。

　　陳雁認為，這幾封電報至少間接證明了宋美齡在重慶確與蔣委員長發(fā)生了重大的爭執(zhí)，受到重大打擊，并由此推斷“看來‘緋聞’可能并不只是‘謠諑’。”

　　緋聞傳播源頭來自美國人

　　那么，這樁花邊“緋聞”最初是從哪里傳出來的呢?

　　這樁“緋聞”有很多版本，更早的版本中，女主角雖然仍是“陳小姐”，但卻非陳潔如，有說是陳姓女護士，也有說是陳立夫的侄女。一本上世紀70年代末港版的《侍衛(wèi)官雜憶》以蔣介石侍從室侍衛(wèi)官的口吻描述過蔣介石偷腥的具體場景：在一所掛著“黃山小學”的房子里，蔣與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姐見面，“至少有半點鐘的光景，先生才興匆匆地出來，似乎有點兒氣喘。小姐再沒有露面，不知道是為什么。”

　　各種版本的“緋聞”雖然故事情節(jié)有出入，女主角亦各異，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情節(jié)生動，細節(jié)具體。陳雁順著這些具體細節(jié)，找到了“緋聞”的源頭，是一本名為《在中國失掉的機會》(The Lost Chance in China)的書。這本書是抗戰(zhàn)期間在美國駐華使館擔任三等秘書的美國外交官謝偉思(John S.Service)的戰(zhàn)時電訊文稿集。

　　在謝偉思“個人保存的文本”中，一份寫于1944年5月10日，名叫“蔣介石家庭內的糾葛”，詳細敘述了這樁緋聞，其中部分情節(jié)和措辭，與《宋家王朝》如出一轍。所以陳雁認為，“顯然謝偉思的個人文件是目前能夠找到的這個‘緋聞’流傳的信息源。”

　　蔣介石與史迪威的交鋒

　　盡管在1944年7月5日，蔣介石約集了政府各院院長、各部高級干部以及歐美人士等75位客人，在國防最高委員會里“辟謠”，在這天的會上宋美齡也公開支持蔣介石，為丈夫的私德背書，但是“謠言”并未隨之消散。這讓蔣介石憤恨不已，在日記中表露：“最可憂者，美國朝野對我個人生活之謠諑層出不窮，尤關于我夫婦家庭間之猜測亦未已。”

　　顯然，蔣介石認為“緋聞”的制造與散布者首先是美國人。1945年初，蔣介石在日記里總結“去年一年間，中共與美國駐華大使館協以謀我之陰狠，實有非人想象所能及者，今春美國大使館之失火，其內容乃為滅絕其對我各種陰謀文書，故而故意縱火也。思之寒心。”

　　重慶“緋聞”事件讓中美關系急轉直下，而后爆發(fā)的“史迪威事件”更是讓中美間的沖突擺到了臺面上。

　　史迪威從1942起擔任駐華美軍總司令，此前他就有著長期在駐華美軍、美國駐華使館工作的經歷，也與蔣氏夫婦有過其樂融融的時光。然而，很快蔣介石與史迪威就勢如水火。

　　在私底下，史迪威稱蔣介石為“peanut”。這個英文詞匯，不只有花生米的意思，在美國俚語里還表示渺小的人、矮小的人、小政客等。在史迪威的日記里，蔣介石被表現為不折不扣的小丑形象，或者是不堪一擊的老婦人。

　　蔣、史的矛盾起源于美國屢屢逼迫蔣介石出動駐扎在云南的遠征軍征緬，然而蔣一再拖延，雖然授與史迪威全權指揮，但又透過杜聿明等遙控。隨后，在美國對華租借物資的處分權、對待共產黨員和調動八路軍等問題上，兩人的分歧愈發(fā)嚴重。所以，史迪威試圖說服羅斯福威脅蔣介石交出軍事指揮權。1944年9月19日，史迪威當面將羅斯福措辭激烈的“最后通牒”交給了蔣介石，并在事后得意洋洋：“我將這包辣椒粉遞給了他，然后嘆口氣坐了下來，這一槍打中了這個小東西的太陽神經叢，然后穿透了他。”甚至在2天后，史迪威給夫人寫了一首詩，里面極盡蔑視那個中國最有權勢的男人：

　　我久久地期待著復仇——

　　終于我得到了機會，

　　我盯著“花生米”的眼睛，

　　照他屁股上狠踹一腳。

　　……

　　這個小畜牧一陣戰(zhàn)栗，

　　失去言語的能力，

　　他的臉色變青，肌肉顫動，

　　拼命壓下尖叫聲。

　　(節(jié)選)

　　但是，史迪威判斷錯了，蔣介石并未因此而退讓，反而不顧眾人勸阻，態(tài)度強硬地要求羅斯福撤換史迪威。羅斯福考慮到中國在遠東對日本的牽制作用，最后讓步了。10月28日，美國正式撤換了剛剛榮升為四星上將的史迪威。這回輪到蔣介石揚眉吐氣，他在日記中甚至將此視為“我中國解放之開始”。

　　1943年，羅斯福夫人與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在美國國會。

　　美國要做男性兄長，保護柔弱的中國妹妹

　　美國為何要渲染、傳播，甚至如某些學者所言的制造重慶“緋聞”?在陳雁看來，這可以從國家層面的性別霸權加以理解。

　　陳雁認為，抗戰(zhàn)后期，中國對美國的強烈依賴，使得美國一直想要扮演的雄赳赳、氣昂昂的“兄長”國角色得以強化，而被侵略、受蹂躪的中國愈發(fā)呈現出“女性”特質。

　　宋慶齡的訪美，雖然給中國帶來了大量的美援，但這些援助不僅附帶著各種條件，同時又時時處處提醒著中國人注意和接受中美文明間的優(yōu)劣對比。而且，陳雁分析，對于當時的美國人來說，宋美齡這樣一個“嬌弱”、“依賴”、“求助”的女性形象，正是中國女性化形象的具現。幫助宋美齡——中國，給霸權主義正在迅速膨脹中的男性之國——美國——尤其是美國的男人們帶來了極大的滿足感與成就感。

　　但是，隨著中美、中英平等新約的簽訂，中國至少在法理上擺脫了半殖民地位，而1943年的開羅會議讓中國躋身四大國——不管是不是徒有其名——都激發(fā)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領導人想要擺脫受保護的“女性國”角色的雄心。

　　只是這種雄心卻與美國人在國際外交中日益膨脹的男性霸權特質格格不入。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宋美齡訪美所帶來的中美關系的蜜月會如此迅速地終結，而美國外交界、政界會以“下三濫”的手法來打擊蔣介石這個正在努力“雄起”的國民政府領袖——大概沒有什么比“緋聞”更能迅速地消解男性領袖的正面形象了。

　　陳雁強調，德國歷史學家關于“緋聞”使男人“女性化”的分析，用在1943-1944年間中美因“緋聞”而引發(fā)的一系列外交沖突也同樣適用。美國人正是藉由“緋聞”的廣泛傳播而“女性化”、“矮化”國民政府領袖，進而“女性化”這個國家，強化其受保護的弱國形象。而這個被“矮化”的領袖并未坐以待斃，當外交上的沖突，在某種程度上演變成理念和性別的沖突時，不僅“信任”迅速流失，“沖突”也會顯得無法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