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俄國廢除農奴制和美國廢除奴隸制的不同

時間：2017-05-04 10:11:42 睿檸13由分享

　　俄國發(fā)生了廢除農奴制的改革，而美國史上也廢除了南部種植園的奴隸制，兩國都為廢除奴隸制而做了改革，那兩國之間的改革有什么差異嗎?下面是學習啦小編分享的俄國廢除農奴制和美國廢除奴隸制的不同，一起來看看吧。

　　俄國廢除農奴制和美國廢除奴隸制的不同的論文

　　內容摘要：19世紀中期沙皇俄國與美國都廢除了各自國家的奴隸制，俄國是通過1861年農奴制改革，美國是通過1860—1864年的南北戰(zhàn)爭來結束奴隸制的，為什么俄國能采取改革而美國要采取戰(zhàn)爭的方式來廢除奴隸制。本文從兩國奴隸制特點的不同、政治體制的差異、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水平的不同、軍事制度和戰(zhàn)爭的影響、民族心理和思想文化的差異、地理環(huán)境及林肯與亞歷山大二世為代表的統(tǒng)治集團的影響來分析。

　　關鍵詞：俄國農奴制　美國種植園奴隸制　廢奴　1861年改革　南北戰(zhàn)爭

　　一、兩國奴隸制特點的差異對兩國采取不同方式的影響

　　以黑奴勞動為基礎的美國奴隸制經濟，一開始就依賴資本主義市場，是資本主義社會大生產鏈條中不可缺少的環(huán)節(jié)和組成部分。它的生產的最終目的和原動力是追求剩余價值，增殖財富。它不同與古典奴隸制而屬于商品奴隸制。為了從奴隸身上榨取每一滴血汗，它比古典奴隸制帶有更大的殘酷性。它是美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落后因素。

　　俄國封建農奴制特點是“第一自然經濟占統(tǒng)治地位，農奴制的領地必然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和閉關自守的整體，同外界很少聯(lián)系。地主為出賣糧食而生產糧食(這種生產在農奴制后期特別發(fā)達)這是舊制度崩潰的先聲。第二在這種經濟下直接生產者必須分得生產資料特別是土地，同時他必須被束縛在土地上，否則就不能保證地主獲得勞動力。第三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是這種經濟制度的條件。第四技術的極端落后和停滯是上述經濟制度的前提和后果。”[1]

　　從以上特點可以看出，美國的奴隸制度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確定后，資本主義制度逐步完善的前提下形成的，是一種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奴隸制。只不過它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在北美資本主義制度下殘余下來的某些落后因素。它是因為北美殖民地獨立后因領土不斷擴張并且大肆屠殺印地安人導致、勞動力極度缺乏，于是“三角貿易”應運而生，進入19世紀“在1860年以前美國種植園奴隸制既‘資本主義的贅瘤的形式’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在起發(fā)達的機器階段的一種結構而存在”[2]是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落后因素，已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在19世紀起負面作用也越來越明顯，嚴重阻礙了美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因此美國只能通過戰(zhàn)爭的方式來消滅起內部的落后因素。

　　俄國封建農奴制自15世紀來開始使農民農奴化直到17世紀中期，這種現(xiàn)象恩格斯稱之為“再版農奴制”但再版的農奴制并不同于歐洲13、14世紀前的農奴制，這一時期的俄國農奴制因國家統(tǒng)一和商品貨幣經濟的發(fā)展要求自給自足的農奴制經濟逐步適應新的國內市場，并向國內和國外市場提供糧食，而糧食一直是俄羅斯對外貿易的主要出口貨物。在19世紀后地主為出賣糧食而生產糧食的現(xiàn)象以非常普遍為了獲取更大利益，一部分地主階級便開始用雇傭勞動代替農奴勞動，這樣便從內部使農奴制逐漸崩潰。而這一部分地主又與統(tǒng)治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這樣就有利于沙皇政府采用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解決農奴制問題。

　　二、兩國政治體制上的不同對兩國采取不同方式的影響

　　(一)美國方面

　　美國的形成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建立有很大不同，他沒有經過封建社會，是英國在北美的十三個殖民地通過獨立戰(zhàn)爭自上而下推翻了英國在殖民地的統(tǒng)治建立起來，于是美國是先有各州的自治政府之后才有聯(lián)邦的中央政府，因此在1787年美國憲法頒布后美國雖然是實行聯(lián)邦制的國家但由于當時州權思想的盛行這樣在美國新憲法中關于主權所在問題和各州自由退出權問題都未能作出有利與中央的規(guī)定，使得內戰(zhàn)前很長時間內擁護州權派和擁護集權派的爭論不能解決，且雙方都曾利用新憲法中關于各州自由退出權問題未規(guī)定以退出聯(lián)邦來威脅聯(lián)邦政府，“……這樣一來不但制憲代表所希望的中央對與各州所處的最高地位在事實上未能實現(xiàn)，既純粹聯(lián)邦制下所應有的條件也沒有真正具備，聯(lián)邦制本身的基礎也沒真正確立。此時美國所謂聯(lián)邦制，實際上很像一群獨立的國家聯(lián)合體，而不是真正聯(lián)邦制下的國家。”[3]這樣各州始終保持著相當的獨立性。并且美國受啟蒙思想的影響實行三權分立的政體，總統(tǒng)與國會和最高法院相互制衡，在19時美國總統(tǒng)的權力并不大，國會掌握實權。

　　而美國國會的權力又集中在參議院的議員手中，且由于在1787年制定憲法時為了照顧小州的利益，規(guī)定無論大小各州參議員一律兩名，在南北戰(zhàn)爭前由于北方自由州與南方蓄奴州的數量相等，這樣南北雙方在國會內形成一種均衡，便使得南北雙方能暫時和平相處，但隨著西進運動的發(fā)展，不斷有新的州加入聯(lián)邦，對這種均衡形成沖擊，但由于北方資產階級還需要工業(yè)原料在南方還有大量的貸款，于是對南方一次又一次妥協(xié)退讓，在1819年達成“密蘇里妥協(xié)案”1854年頒布《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可無法滿足奴隸主的野心，雙方在西部領土上的爭奪日趨激烈，南北均衡逐漸破壞。北方資產階級以無法容忍奴隸制的存在。并且在內戰(zhàn)前夕美國總統(tǒng)是出身于南方的布坎南總統(tǒng)，這樣聯(lián)邦中央政府被南方奴隸主控制，使得南方能順利積累物資和軍火，增強實力，而中央政府又沒辦法制止這種行為，這樣一來一場平叛的戰(zhàn)爭不可避免了。

　　(二)俄國方面

　　19世紀的俄國是歐洲領土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但當西歐主要國家已完成或正在進行工業(yè)革命時，俄國仍是個落后的封建農奴制國家。俄國自彼得一世改革后其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異常強大，沙皇是全國最高的統(tǒng)治者、是俄國地主的總頭目，他既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表又是全俄的主宰，具有無限的權威，全國任命必須絕對服從，并且沙皇用軍隊和警察等國家暴力機關來維護統(tǒng)治。一旦農奴發(fā)生暴動分駐各地的軍隊立即前往鎮(zhèn)壓，沙皇政府還實行書刊檢查制度，限制人民的出版、言論自由。由此可見沙皇制度的國家機器是十分強大的。這些國家機器的使命是維護農奴制度和沙皇專制制度，這為沙皇政府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提供了條件。

　　在俄國對待農奴制問題上俄國一直存在兩種道路，一條是農民和革命主義者為主的主張進行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廢除農奴制，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另一條是以資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地主也對沙皇專制制度不滿，鼓吹走改良的道路。這樣俄國資產階級便產生了分裂，無法集中力量來反抗沙皇專制政府。在五、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義者進行了大量的革命鼓動活動，“1858年有86次暴動，1859年有90次，1860年有108次，這些暴動表現(xiàn)在以反抗整個農奴制度為目標，而不和以前一樣單為反抗個別的地主，各地農民都拒絕履行‘強迫勞動’及支付‘免役稅’并對派往鎮(zhèn)壓的官吏和軍隊進行抵抗”[4]這使得俄國出現(xiàn)了革命的形勢，但由于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且由于沙皇還擁有著強大的軍隊和警察等國家暴力機關能有效的鎮(zhèn)壓農民起義，于是革命形勢沒有演變?yōu)檗r民戰(zhàn)爭。這讓沙皇政府能夠自上而下進行有利于地主的改革，從而能緩解矛盾進而瓦解了可能進一步發(fā)展的革命形勢。早在1856年亞歷山大二世就第一次提出了要廢除農奴制，他說“農民和他們的地主之間存在著敵對情緒，不幸的是由于這種敵對情緒，發(fā)生了一些不服地主管束的事情。我相信，我們遲早會解決這個問題，我想諸位會同意我的意見的，因而自上而下解決要比自下而上解決好得多”[5]。

　　三、兩國關系資本主義發(fā)展水平不同對兩國采取不同方式的影響

　　(一)美國方面

　　在19世紀前期美國通過購買、武裝顛覆和發(fā)動戰(zhàn)爭等手段不斷地進行領土擴張，直到19世紀中期，美國領土從大西洋沿岸擴張到太平洋沿岸，領土從1783年的200多萬平方公里擴大到內戰(zhàn)錢的780萬平方公里。

　　領土的不斷改擴張，大大刺激了美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美國工業(yè)生產在世界生產中所占的百分比從1820年的6%提高到1860年的15%增長了兩倍多。在1860年前美國鐵路網已達到四萬八千公里，并且北部各州在經濟上大大超過了南部，迄內戰(zhàn)爆發(fā)前，北部的鐵路網比南部長一倍(北部為32000公里，南部為16800公里)北部有130萬產業(yè)工人，南部則有20萬。北部工業(yè)企業(yè)的資本達85000萬美元，南部則為17000萬美元。到1860年美國工業(yè)占世界第四位”[6]但正由于南方片面發(fā)展種植園奴隸制，再加上扎棉機的發(fā)明和西歐及美國北部開始了工業(yè)革命，對棉花需求量陡增，從而使種植棉花有利可圖。于是南部以犧牲工業(yè)為代價大力發(fā)展棉花種植業(yè)，大量的購買黑奴殘酷的剝削奴隸來獲取高額利潤，這使得在18世紀末已趨于消亡的奴隸制又重新繁榮起來。

　　但是南北經濟中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北部需要大量的雇傭勞動力，南方奴隸主卻把幾百萬黑奴禁錮在種植園內;北部需要大量的棉花等工業(yè)原料，南部奴隸制經濟卻帶有殖民地經濟性質，產品多銷往英、法等國;北部需要南方作為商品銷售市場，一貧如洗的黑奴卻無力購買任何工業(yè)品;北部資產階級需要提高關稅以保護自己的工業(yè)，控制聯(lián)邦政府的南方奴隸主卻極力降低關稅以購買廉價的外國商品。”[7]而南北雙方斗爭的焦點圍繞西部領土問題展開，由于領土的不斷擴張美國掀起了“西進運動”不斷有新的州加入合眾國，種植園奴隸主力圖增加蓄奴州，是因為奴隸主的資金主要用來購買奴隸和土地，所以無力改良土壤，只能對土地實行掠奪式耕作，導致一塊土地在幾年后便失去地力而無法繼續(xù)耕作。因而“不斷擴張領土，不斷擴張奴隸制度到舊界之外，卻是聯(lián)邦各蓄奴州的生存規(guī)律”[8]這樣美國新生產力的發(fā)展日益受到舊的生產關系既南部奴隸制的存在發(fā)生激烈矛盾，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受到奴隸制的嚴重阻礙“當前南部與北部之間的斗爭不是別的，而是兩種制度即奴隸制度與自由勞動制度的斗爭，因為兩種制度再也不能在北美大陸上和平共處，它只能以其中一個制度的勝利而結束。”[9]

　　(二)俄國方面

　　在19世紀中期俄國仍以自給自足的封建農奴制經濟占主導地位，但此時俄國農奴制以走向衰落，是由于西歐資本主義經濟的影響，促使商品經濟從內部瓦解著俄國的農奴制經濟。如“谷物的商品率在19世紀初為10%，到19世紀中葉增加到20%，這樣地主的農民越來越多地與國外市場發(fā)生聯(lián)系。中央黑土省份成為商品糧食的生產和貿易基地，除商人外貴族也直接參與糧食貿易。農民經濟是小商品經濟，在糧價上漲的刺激下，農民也越來越多地把剩余糧食和畜產品運往市場，以換取貨幣。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漸被打破。”[10]于是土地也逐漸商品化了，土地買賣頻繁。隨著俄國糧食出口的激增使得地主們?yōu)榱司S護和提高自身利益不斷地強迫農民勞動，甚至收回份地，農民幾乎成為奴隸，但這樣不但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反而使生產率越來越低，剝削農奴已無利可圖。社會矛盾不斷被激化，破產者增多，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并且俄國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也異常緩慢，在19世紀中葉英國已完成了工業(yè)革命，法、美等國的工業(yè)革命也正在進行中，而俄國沒有一點工業(yè)化的跡象。“1860年俄國鐵產量為29萬噸而德國鐵產量在1850年就有40.2萬噸，俄國的鐵路有1500公里，而英國有1.5萬公里，且俄國出口的是農產品進口的是工業(yè)品。這一切都表明俄國以逐漸淪為西歐各國的原料供應地。”[11]

　　這是因為封建的農奴制將農奴緊緊的束縛在土地上，使工業(yè)的發(fā)展缺乏勞動力，而又由于地主對農奴的殘酷剝削使農奴無力購買商品，這又使本國資本主義缺乏國內市場，這都表明農奴制度已成為生產力發(fā)展的主要障礙。

　　這些情況迫使沙皇政府不得不考慮如何繼續(xù)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他們意識到只有廢除農奴制度實現(xiàn)資本主義工業(yè)化才是俄國的出路。因此可以說“改革是由于俄國經濟發(fā)展的整個趨向而成為必要的，在19世紀中葉時強迫性的農奴勞動在經濟上的不利，不論在工業(yè)方面或在農業(yè)方面，都已十分明顯，假如農奴制不被廢除則國家生產力再進一步發(fā)展是不可能的。”[12]列寧在分析這個問題時也指出“什么力量迫使他們改革呢?這就是把俄國拖上資本主義道路的經濟發(fā)展的力量。地主、農奴主不能阻止俄國同歐洲商品交易的增長，不能保持住舊的崩潰中的經濟形態(tài)。”[13]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不得不進行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

　　四、美國軍事體制和克里米亞戰(zhàn)爭對兩國采取不同方式的影響

　　軍隊是國家的暴力機關，是統(tǒng)治階級鎮(zhèn)壓被統(tǒng)治階級的工具。在19世紀美國由于歷史的原因美國沒有一只強大的政府正規(guī)軍。地方治安等任務多是靠各地的民兵，這時候美國聯(lián)邦政府的正規(guī)陸軍為13000人。美國總統(tǒng)是全國軍隊的最高統(tǒng)帥，在內戰(zhàn)前夕，美國聯(lián)邦總統(tǒng)是布坎南總統(tǒng)，他利用鎮(zhèn)壓印地安人反抗的機會將大部分軍隊調往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區(qū)，在河西地區(qū)布置了12000人的部隊，而在密西西比河以東只有1000人的部隊。這樣南方各州對聯(lián)邦政府有恃無恐，他們積極購買物資和軍火、訓練軍隊且利用布坎南總統(tǒng)大量轉移軍用物資到南方。而北方對此毫無防備，這就使南方奴隸主覺的有機可乘，增長了南方進行武裝反抗的決心。

　　且在內戰(zhàn)前夕，由于南方奴隸主控制著國會，總統(tǒng)也是南方人，軍隊的高級將領也多是南方人，這些將領紛紛加入南方使南方了解北方的軍事部署和實力，這樣使得聯(lián)邦政府在南方籌劃武裝反抗時一時無法集中全部力量進行鎮(zhèn)壓，讓南方奴隸主們有時間來增強實力，從而一場維護國家統(tǒng)一的平叛戰(zhàn)爭不可避免的發(fā)生了。

　　1853—1856年俄國和英、法為爭奪土耳其爆發(fā)了克里米亞戰(zhàn)爭，當時土耳其日益衰落，且地處亞歐非三洲的交界處，地理位置極為重要，其境內的土耳其海峽溝通海和地中海，俄、法、英等國都想控制海峽，而這涉及到俄國的切身利益，于是俄國與英、法爆發(fā)了克里米亞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是帝國主義間的戰(zhàn)爭對于雙方來說都是非正義的侵略戰(zhàn)爭。從彼得一世開始，沙俄就南下黑海，向地中海擴張，為此曾發(fā)生了幾次俄土戰(zhàn)爭。1853年，俄國借口土耳其迫害東正教教徒，大舉攻土，俄土戰(zhàn)爭爆發(fā)。為了遏制俄國向地中海擴張，1854年，英法對俄宣戰(zhàn)，克里米亞戰(zhàn)爭發(fā)生。1855年，俄國因塞瓦斯托波爾要塞失陷，向英法求和，簽訂巴黎和約。俄國失去了在黑海保有艦隊及在黑海保留要塞的權利?？死锩讈啈?zhàn)爭失敗的原因主要是俄國社會經濟落后。而經濟落后的根源又是農奴制的存在。由于經濟落后，俄軍裝備極差，軍需不足，從俄國中部調兵所需時間甚至超過英法從國內調兵時間，這必然影響戰(zhàn)爭的進行。大戰(zhàn)爆發(fā)，沙俄政府為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進一步殘酷剝削農奴，引起農奴的反抗，結果造成后方吃緊，軍需不足，大大削弱了軍隊戰(zhàn)斗力。

　　在戰(zhàn)爭中俄國士兵雖然勇敢頑強但是落后和腐敗使俄國毫無勝利的希望，恩格斯談到這場戰(zhàn)爭時說“克里米亞戰(zhàn)爭的特點就是采用原始生產形式的民族對幾個擁有現(xiàn)代生產民族進行絕望的搏斗。”[14] 克里米亞戰(zhàn)爭的失敗激化了農奴制的危機，和國內矛盾，這樣亞歷山大二世就不得不提出解放農奴的問題，可是“這不出于任何什么人道的動機，而出于純粹的國政的打算克里米亞戰(zhàn)爭后農民解放問題特別尖銳的被提出來，各省發(fā)生的火燒莊園事件，乃是對沙皇政府的警報，并迫使沙皇政府去推動改革的事情。”[15]

　　而此時沙皇專制主義的國家機器仍十分強大，全國有數以百萬計的軍隊供其調遣，能迅速的鎮(zhèn)壓人民的反抗，但同時此起彼伏的農民暴動又使沙皇專制統(tǒng)治面臨嚴重的危機，于是統(tǒng)治階級就不得不考慮用何種方式來維護統(tǒng)治“連大臣和沙皇在內的政府人員自己都意識到專制體制的搖搖欲墜，并竭力尋求各種機會來改善這種根本不能使他們滿意的處境。”[16]同志階級逐漸認識到要防止革命只有廢除農奴制才是俄國的出路，他們意識到必須立即進行改革，沒有時間再耽擱了。于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可避免的展開了。

　　五、兩國思想文化、民族心理和傳統(tǒng)對兩國采取不同方式的影響

　　(一)美國方面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其文化帶有多元性的特征，其文化不僅是對歐洲文化的繼承，更是對歐洲文化的發(fā)展。當美國先民們從歐洲到新大陸那種艱苦環(huán)境使得美國人更注重個人英雄人物主義和崇尚自由主義而非權威主義的思想觀念。而且美國的獨立是在啟蒙思想下產生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當奴隸制在大多數地區(qū)已經廢除而在美國南部蓬勃發(fā)展時，這種情況是與世界歷史潮流和人民愿望相違背的。

　　正因為這種崇尚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對美國人民思想和心理上的影響社會上許多進步人士都反對奴隸制要求廢除奴隸制，于是廢奴運動在美國北部迅速興起。早在19世紀年代北部廢奴運動以形成了大規(guī)模的群眾運動，1833年全國性廢奴組織“美國反對奴隸制協(xié)會”成立，出現(xiàn)了一大批廢奴運動的領袖，并且組成了“地下鐵道”來幫助南方黑奴逃到北方，到1840年該協(xié)會已有2000個地方組織，會員達25萬人。正是在廢奴運動的影響下南部爆發(fā)了一系列、大規(guī)模的奴隸起義，雖然奴隸主瘋狂的鎮(zhèn)壓起義，但是卻制止不了廢奴運動的進一步發(fā)展。在1852年斯托夫人出版了《湯姆叔叔的小屋》控訴了南方奴隸制的殘暴，宣傳了廢奴思想，引起許多人對奴隸制的憤恨，林肯說這本書引起了一場戰(zhàn)爭。

　　與此同時在50年代廢奴動中的暴力革命興起，主張通過武裝斗爭來廢除奴隸制，許多白人參與之中，最有影響的是約翰·布朗起義，雖然起義被鎮(zhèn)壓下去但是布朗和他的戰(zhàn)友用自己的生命譜寫了反奴隸制的壯歌，正如他在臨死前說的“我，現(xiàn)在完全相信只有用鮮血才能洗清這個罪惡深重的國家的滔天罪行。我現(xiàn)在人為把那不經流血就可以達到這一點大想法來安慰自己，是徒勞無益的。”布朗給整個美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廣大人民意識到只有通過流血的革命才能完全廢除奴隸制。

　　同時美國有是一個年輕的國家，沒有經歷過封建社會，因此中央權力不大。并且美國是由13個殖民地通過革命的方式推翻了英國的殖民統(tǒng)治，走上了獨立的道路。于是美國人民認識到了革命的力量，認識到一群弱小的殖民地能夠打敗當時世界上最強的殖民帝國就是依靠革命。正式因為這種傳統(tǒng)因素的影響使得南方種植園主與北方資本家矛盾日益激烈的時候都向到通過戰(zhàn)爭的方式來消滅對方，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因此一場內戰(zhàn)不可避免。

　　(二)、俄國方面

　　]19世紀中葉的俄國是一個封建專制的國家，沙皇嚴厲控制人們的思想，限制人們的言論、出版自由，廣大農民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因此農民多數愚昧無知，只知逆來順受。還因為俄國地廣人稀，資源豐富于是就形成了俄國人民淳樸、忠厚、老實的民族性格，他們在沙皇的統(tǒng)治下經過幾百年的時間，雖然對農奴制不滿但不敢也不想到要推翻沙皇的統(tǒng)治。所以俄國在1861年改革前的封建沙皇專制統(tǒng)治是比較穩(wěn)固的，雖然有一些農民暴動但未達到顛覆沙皇統(tǒng)治和割據一方的地步。

　　俄國人的精神支柱是東正教，而東正教又被沙皇嚴密控制，這樣一來沙皇不僅僅是世俗的統(tǒng)治者而且還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表，是人間的主宰。這樣沙皇在精神上對全體國民進行控制，這樣文化程度低的廣大人民對沙皇的權威便有了與生俱來的恐懼感，對以沙皇為代表的地主階級十分畏懼。這樣對農奴制的廢除便不能依靠落后的農民階級進行自下而上的革命了。

　　另外俄羅斯地跨歐亞大陸能吸收兩洲的先進思想文化，但由于其中心在歐洲所以受歐洲文化影響較深。且在彼得一世后俄國主要向西方學習，引進西方文化，于是資本主義的文明也滲透進俄國，當時較落后的俄國就不可避免的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在幾個世紀里俄羅斯都在接受西歐的先進文化，因此當沙皇設立秘密委員會研究農民問題時因受歐洲啟蒙思想的影響認為解放農奴是合理的。

　　而且在俄國傳統(tǒng)歷史上，“無論是16世紀50年代的伊凡四世時期，還是18世紀的彼得一世和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無一例外的都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的途徑達到振興和挽救封建王朝的目的，這以成為俄國封建統(tǒng)治者治國安邦的既定方針和傳統(tǒng)。”[17]所以當俄國統(tǒng)治階級發(fā)現(xiàn)農奴制已無利可圖，并且農民暴動愈演愈烈開始威脅其統(tǒng)治時整個同志階級都不約而同想到對農奴制進行有利于地主改革，從而消除革命的危機，來鞏固統(tǒng)治和維護利益。

　　六、地理環(huán)境的差異對兩國采取不同方式的影響

　　(一)美國方面

　　美國地處西半球，受季風氣候影響全國大部分處在季風區(qū)。夏季手表東南季風的影響高溫多雨，冬季受西北季風影響寒冷干燥，這樣南北方氣候差異顯著，呈現(xiàn)出明顯的緯度地帶性差異，既氣候因緯度的不同而變化。又由于南部墨西哥灣沿岸諸州受墨西哥灣暖流影響即使在冬季也比較溫和濕潤，如美國南部的新奧爾良、邁阿密等地區(qū)全年日照充足，降水豐富。且南方土地肥沃這為農業(yè)在南部各州占主導地位提供了基礎。

　　于是早在美國獨立前南部各州如喬治亞、南北卡羅萊納等地區(qū)就主要以農業(yè)為主，并且在19世紀中葉時，由于西歐及美國東北部開始工業(yè)革命對棉花需求劇增，而南方氣候又十分適宜種植棉花，再加上黑奴的廣泛使用，南部便形成了奴隸制種植園經濟。

　　而美國北部各州由于深居內陸，這樣氣候以干燥為主，冬季較為寒冷，但是北部煤鐵資源豐富且五大湖區(qū)航運、鐵路運輸又十分便利，這樣為工業(yè)在北部的迅速發(fā)展奠定了基礎，像芝加哥、底特律等城市很快成為交通運輸中心和重工業(yè)中心。

　　正由于南方各州與北方各州的經濟條件不同，于是美國形成良種不同的經濟區(qū)域，這就使得南部各州在經濟上帶有一定的獨立性，并沒有與北方形成統(tǒng)一的密不可分的國內市場，這也為南部各州的獨立埋下了伏筆。

　　另外從地理形勢上來說，美國東部的阿巴拉契亞山脈呈東北、西南走向美國南部諸州大部分地區(qū)都在山的南麓如南北卡羅萊納等州。并且南部各州與北部各州交界處河流密集不利于軍事行動，同時美國除了密西西比河外再沒有一條溝通南北的河流，這使南方各州在地理上形成單一的區(qū)域，較為封閉易守難攻，又因為南方的積極備戰(zhàn)，這樣南部各州的叛亂不可避免。

　　(二)俄國方面

　　俄國地跨歐亞兩洲，主要領土在北緯45度以北，大部分國土處在亞寒帶范圍內，且國土呈東西走向，于是俄國領土呈現(xiàn)為南北短、東西寬的長方形。因此其緯度差異較小，全國呈現(xiàn)出較明顯的大陸性特征，既夏季溫和冬季寒冷，其氣候呈現(xiàn)出經度地帶性差異，就是因經度的不同導致氣候的差異，所以俄國東西氣候差異明顯。

　　在19世紀時期俄國主要人口和糧食種植區(qū)都集中在東部歐洲部分的平原地帶，全國主要經濟區(qū)都在一個單一的氣候區(qū)內，其東部烏拉爾山以東的西伯利亞地區(qū)基本上是荒無人煙這樣一來西部人口稠密，且地處平原沙皇軍隊能快速的調集起來集中鎮(zhèn)壓農奴暴動，把農民起義消除在萌芽狀態(tài)。

　　并且俄國的可耕地集中在南方黑土省份(庫爾斯克、奧爾洛夫等)這些省份的地主希望能繼續(xù)保持對土地和農民的統(tǒng)治權。而非黑土省份(莫斯科、卡盧加等)因工業(yè)發(fā)展較迅速急需勞動力，不愿繼續(xù)保持農奴制，而希望解放農奴來獲取贖金。草原省份(赫爾松、塔夫里達等)則地廣人稀，缺乏勞動力，地主們同意把土地分給農民但希望有一個較長的過渡期，讓農民繼續(xù)服勞役。

　　這樣由于各地地理因素的不同，對解放農奴在統(tǒng)治階級內部產生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大部分地主都主張對農奴制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這些改革的想法有利的推動了沙皇政府對農奴制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七、以林肯和亞歷山大二世為代表的統(tǒng)治集團對兩國采取不同方式的影響

　　(一)林肯和共和黨

　　自華盛頓就任美國第一任總統(tǒng)以來到內戰(zhàn)前的72年中南方種植園主控制了聯(lián)邦政府，占據總統(tǒng)職位達50年，而林肯的當選打破了這種局面，于是奴隸主們害怕林肯上臺后采取非常激烈的措施來反對奴隸制，他們?yōu)榱司S護和擴展奴隸制就以林肯當選為借口挑起了內戰(zhàn)。

　　但林肯的當選是歷史條件的必然，自18世紀末美國開始形成兩黨制以來，由民主共和黨發(fā)展而來的民主黨一直代表著南方奴隸主的利益，把持著總統(tǒng)職位，而隨著廢奴運動的發(fā)展，和人們對奴隸制的憤慨以反對奴隸制為宗旨的共和黨于1854年成立。共和黨在1860年大選時便提出了“不再給奴隸制一寸新的土地”并許諾實行“宅地法”且共和國黨推舉的總統(tǒng)候選人林肯也主張限制奴隸制的擴張，并竭力維護聯(lián)邦的統(tǒng)一，林肯對奴隸制明確表示“我們始終痛恨奴隸制，我的想法是和一切廢奴派完全一致的。”[18]且“他一貫同情黑人，積極主動的為消滅奴隸制進行了不懈的斗爭，這是因為他代表了資產階級迫切需要廣泛勞動力來源的愿望，要使資本主義得到確立和鞏固就必須戰(zhàn)勝奴隸制，從政治上消滅奴隸主和奴隸制度，這一切都是林肯和資產階級竭力爭取的目的。”[19]這使得共和黨和林肯得到廣大工人、農民和北方資產階級的支持。再加上民主黨自身的分裂，分裂為北部民主黨和南部民主黨，這樣一來進一步削弱了民主黨的力量，為林肯的當選減輕了阻力。

　　因此林肯于1860年11月當選為美國第16屆總統(tǒng)，這也代表著共和黨的反對奴隸制擴張的綱領將要實施，這樣必然會引起南方各州的不滿，因此可以說林肯的當選是美國內戰(zhàn)的導火索。

　　(二)亞歷山大二世

　　俄國的亞歷山大二世從小接接受過歐洲的自由主義思想，并且又游歷了歐洲一些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國家，這為其后來的改革在思想上奠定了基礎。早在尼古拉一世時亞歷山大二世就擔任了秘密委員會的主席，專門研究農奴問題，并曾釋放過一批農奴，這些都讓亞歷山大二世清楚的認識到“強迫的農奴勞動，無論是在工業(yè)方面或農業(yè)方面，經濟上的不利情形已經是很清楚了。如不廢止農奴制度，國內生產力進一步發(fā)展是不可能的。”[20]

　　而且亞歷山大二世又是在克里米亞戰(zhàn)爭后即位的，他的父親尼古拉一世因克里米亞戰(zhàn)爭的失利而自殺，這給亞歷山大二世很大的觸動，他認識到克里米亞戰(zhàn)爭的失敗歸根到底是農奴制的腐朽、落后造成的，他如不想重蹈覆轍就不得不對農奴制進行改革來增強俄國的實力。

　　同時亞歷山大二世“頗似18世紀時代的開明專制君主，采取革命與反動的中間路線。”[21]所以在即位之初就著手進行改革，如1857年亞歷山大二世就親自主持召開了農民事務機密委員會，試制訂解放農奴的草案。但由于內部矛盾分歧嚴重，直到1861年亞歷山大二世強調，繼續(xù)拖延只會引起革命，對國家特別是地主會造成有害的、災難性的后果，因而應盡快通過改革方案。于是在1861年3月3日亞歷山大二世正式簽署改革法令，標志著俄國農奴制改革的開始。

　　參考書目：

　　[1][16]列寧：《列寧全集》第二版，第三卷，第161—162頁第五卷第23頁

　　[2][6] [蘇]葉菲莫夫：《美國史綱(1492—19世紀70年代)》瘐聲譯三聯(lián)書店出版 1962年4月第一版第98頁第443頁

　　[3] 曹紹濓：《美國史論文集》‘美國聯(lián)邦制演變中的兩個問題’三聯(lián)書店出版 1980年9月第一版

　　[4][12][蘇]潘克拉托娃主編：《蘇聯(lián)近代史》中華書局1953年4第三版第259—260頁

　　[5][蘇]波諾馬廖夫主編：《蘇聯(lián)通史》第一卷莫斯科 “科學”出版社1966年第30—31頁

　　[7]吳于瑾、齊世榮主編：《世界史近代史編》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3月第2版第133頁

　　[8][9][14]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6頁第353頁第365頁

　　[10]劉祖熙：《改革和革命—俄國現(xiàn)代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第14頁

　　[11]穆哈爾：《工業(yè)和國家財富》倫敦—紐約 1896年版第164、143、76頁

　　[13]列寧：《農民改革和無產階級農民革命》《列寧全集》第17卷第103頁

　　[15]中國人民大學世界通史教研室：《世界通史教研資料》近代史部分第二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4年版第104—1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