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抹茶化的起源和發(fā)展歷史
小編看到日式抹茶制品都會定定的看上那么一會，然后摸摸口袋低頭離開。抹茶制品深受廣大年輕人的喜愛，那你知道抹茶的來歷嗎?下面是學習啦小編分享的日本抹茶化的起源和發(fā)展歷史，一起來看看吧。
日本抹茶化的起源和發(fā)展歷史
日本的《類聚名物考》中記載：“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開山，南浦昭明由宋傳入。”《本朝高僧傳》也有“南浦昭明由宋歸國，把茶臺子、茶道具一式帶到崇福寺”的說法。
在此之前的鐮倉時代，榮西法師把宋代的禪宗和飲茶習俗帶入日本。 那時的飲茶方式，正是現(xiàn)代“抹茶”的雛形：將干燥的茶葉磨成極細的粉，加入熱水，以茶筅快速攪動起泡沫。不過這種茶，在宋代被稱為“末茶”。
說來有趣，最早使末茶在日本風靡的原因倒不是品茶本身，而是宋代的“斗茶”游戲。斗茶是宋代風靡的一種游戲，是以競賽的形式品評茶質(zhì)優(yōu)劣的一種風俗，以茶面湯花的色澤和均勻度、盞的內(nèi)沿與湯花相接處有沒有水痕來衡量效果。色、香、味三者俱佳者，能取得最后的勝利。
不同于宋代斗茶品鑒茶品質(zhì)的優(yōu)劣，日本的“斗茶”是通過飲茶猜出茶的產(chǎn)地是否正宗來評判勝負。當時所說的正宗茶，都是京都的(木母)尾茶，這是榮西法師贈送給他的友人明惠上人種植的。在(木母)尾茶最盛行的時代，這個產(chǎn)地的茶才能被稱為“本茶”。今日的抹茶圣地宇治一直到日本戰(zhàn)國時代(1467—1615年)才得到認可，在當時只能被稱為“非茶”。
開慶元年(1259年)南浦紹明入宋，歸國時將一套徑山茶臺子(制作末茶的茶磨和茶磨盤)與茶道具，以及七部中國茶典一并帶回了日本，在寺內(nèi)推廣徑山的禪茶。后來南浦昭明的弟子宗峰妙超開創(chuàng)建了京都的大德寺，茶道器具和禪茶儀式也隨宗峰妙超到了大德寺。日后對日本茶道的創(chuàng)立有很大貢獻的一休宗純和村田珠光都出自大德寺。
茶道初傳入日本，并沒有立刻形成自己的風格，甚至并沒有“茶道”這個詞，而是以“茶之湯”為之表述。
早期的茶道并不像今日看到的這般清冷風格，相反，因為當時受到唐宋文化影響太深，要想成為茶道名人，必須擁有唐物(指從中國傳來的藝術品和陶器等)，茶道用具都是以使用昂貴華麗的唐物為榮，當時茶室的建筑風格與后來的茶室比較起來簡直浮夸，多為夸張的中國式、兩層建筑的茶亭，或者唐代書院式高大的建筑。茶會的主人和客人的打扮也都十分夸張，“主客雙方都要裝扮成具有相當?shù)匚坏暮蜕?，身穿緞子衣，外罩金線織花錦緞的袈裟，地上鋪著豹子皮，身體還要靠著憑肘”。(《茶道的歷史》)甚至，在那個時代做茶師，有時是拿生命在工作——如果跟織田信長或豐臣秀吉面對面做臺子點茶，稍有不慎，就要被砍掉腦袋。
所以，初期的的茶會可謂浮華的名利場，茶道是名利場上的工具。
16到17世紀，“茶之湯”大體是作為一個包含藏茶、吃茶的規(guī)范和精神理念的詞來使用的。直到17世紀中后期，作為有著內(nèi)涵吃茶作法的規(guī)范和精神理念的詞語的“茶道”一詞才初見文獻。而對于“茶道”到底是什么，日本學者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釋，但歸納起來，可以理解為一種以服用抹茶為契機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綜合性的文化體系。
日本的抹茶道真正興起是在中世(鐮倉、室町時代)的亂世。日本茶文化研究學者桑田忠親感慨地說，那個時代，無論是茶道鼻祖田村珠光、中興名人武野紹鷗還是最后的集大成者千利休，他們的理想都是以茶道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交文化作為基礎，來建立絕對和平的、充滿人間之愛的殿堂。
到了珠光時期，因為他擁有跟隨大德高僧一休和尚參禪的經(jīng)歷，所以把“佛法在茶湯中”的理念帶入了茶道，從外在和內(nèi)在改變了日本茶道的氣質(zhì)。
田村珠光首先改革了浮夸的書院式茶室，創(chuàng)造了“數(shù)寄屋”式茶室，這種草庵茶室更接近日本農(nóng)村的建筑形式。珠光說過“草屋拴名駒，陋室配名器”，意思是，寒酸破舊的茅屋(茶室)外拴著名貴的馬(階層)，簡陋的茶室里有名貴的茶器，這就是差異的搭配，而這其中就蘊藏著“茶味”。珠光通過改革茶室構造，倡導“人人平等”的理念，來參加茶會的人，無論貴族與否，都要從“窩身門”進入，用“蹲踞”式的洗手臺和“下腹雪隱”的廁所。換言之，以大家都成下人的方式實現(xiàn)了人人平等，這就是日本茶道的核心精神——侘。因為人人平等，所以珠光提倡主客在茶會中應該相互關照，彼此真心相待，這就是我們熟悉的“一期一會”的思想。
茶書《南方錄》中說：“小草庵的茶之湯，首先要依佛法修行得道為根本。追求豪華住宅，美味食品，乃俗世之舉。屋，能遮雨;食，能解饑，足矣，此乃佛之教誨，茶之湯之本意也。”所以從珠光的草庵開始，日本茶道的根基在于，它是以佛教為引導的，基于對人的欲望、對作為人的最低需求進行深刻反省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文化。而從珠光開始，日本的茶道由之前的物質(zhì)炫耀上升為精神本位的茶。對茶本身的生物性要求降低，對吃茶的社會性要求提升。
武野紹鷗時代，茶道更加日本化。紹鷗最大的貢獻在于，他能夠從凡人認為平常普通的事物中發(fā)現(xiàn)驚人的美，這就是所謂的“目明”。雖然作為一個富有的皮革商人他擁有60件唐物，但正是他的“目明”，使得日本茶道用具走上了拋棄唐物自我發(fā)展道路。他完全打破了凡物不能入茶道的原則，善于在日常中發(fā)現(xiàn)有“侘寂”之美的物件：比如“天目茶碗”是來自中國的唐物茶碗，“耀變天目”和“油滴天目”是十分鮮艷的，但“紹鷗天目”是用信樂的民間陶器生產(chǎn)的無釉陶，只是外觀上模仿了天目盞，并不漂亮。著名的茶具“阿彌陀堂釜”原本是放在有馬溫泉的阿彌陀堂走廊下的燒水鍋，被發(fā)現(xiàn)后變成了茶釜。
以前茶室中掛在壁龕中的字畫也都是來自唐代的繪畫，以山水、花鳥或人物畫為主。但紹鷗首次把日本的和歌掛在了茶室壁龕中，打破規(guī)矩，創(chuàng)造了新傳統(tǒng)。
正是由推崇華麗奢侈的唐物到能發(fā)現(xiàn)本土“平凡之美”的轉變，讓日本茶道的美學載體實現(xiàn)了轉變，形成了以真誠、謙遜、不奢華為核心的“侘”茶精神。這些看起來“侘”的茶器，并非真的簡單寒酸，而是在制作和發(fā)現(xiàn)過程中包含著謙遜的“侘”之心，這些器物體現(xiàn)出來的，也就是茶會主人的謙遜之心。
到了千利休的時代，他在器物和空間改造上都有成就，被認為是茶道的集大成者。
首先是器物上進一步日本化。創(chuàng)造出了真正的日本抹茶茶碗，就是今燒茶碗，也是后來“樂燒”的開端。除此之外，還發(fā)明了吊桶水壺、竹制鍋蓋架等茶具，完全取代了唐物，形成與唐物精致華美相反的，追求樸拙、自然風格的寂寥的“侘”茶道用具體系。千利休幾乎不考慮茶具與茶的顏色搭配，而更側重于茶人修為深淺與道具的協(xié)調(diào)。如《心之文》說，“此道最忌自高自大，固執(zhí)己見……初學者爭索備前、信樂之物，真可謂荒唐至極。”
在茶室空間設計上，利休建造了只有兩張榻榻米大小的“待庵”茶室，這種小空間的茶室，能更好的拉近主客之間的距離，提升茶道的精神和交往功能、營造出彼此關愛的和諧氛圍。主人的技法成熟，客人必須也得具備同樣的茶道修為，主客間必須做到心心相印。點一碗茶的過程，其實也恰是建立各種人際關系、進行角色轉化的一個訓練過程。在“一期一會”的空間里，“雪下青青草，春意已盎然”(千利休詩)的侘茶精神，就是在嚴肅的稍顯寂寥的點茶喝茶中(雪下青草)，賓主通過執(zhí)行各自的禮儀完成茶會，實現(xiàn)一味同心、異體同心的交流，從而實現(xiàn)情感的最大滿足(春意盎然)。
日本抹茶文化的現(xiàn)狀
九世紀末，中國的抹茶隨遣唐使進入日本。當時的日本上至朝廷下至庶民都視大唐文化為“三個代表”，視為珍寶加以學習、傳承。日本茶人將品茶與宗教哲學、社會道德、品行修養(yǎng)融為一體，把“品茶”與“論道”結合起來，把喝茶(其實用“吃茶”更為恰當)上升到“道”的高度，形成獨具特色的日本茶道。今天，茶道已成為日本的國粹，抹茶已成為日本招待國賓貴客的禮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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