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變法與王安石變法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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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的變法與張居正的改革都是歷史上著名的改革，那么王安石的變法與張居正的改革兩者有什么區(qū)別呢?以下是學(xué)習(xí)啦小編為你整理的張居正變法與王安石變法的不同，歡迎大家閱讀。

　　張居正變法與王安石變法的不同

　　第一，改革策略不同。改革是社會危機的產(chǎn)物，但即使是同一類型改革，也會因改革者所采取的策略不同而產(chǎn)生不同效應(yīng)。和王安石變法相比，張居正改革阻力較小在于他具有較高的策略水平，這主要表現(xiàn)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時 (1160年)上《萬言書》時，就提出要改變現(xiàn)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是，他任相之后，卻亮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觀點，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來的法令制度。安石此舉雖然給希望變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興奮劑，但在思想還很保守的宋代，改變“祖宗之法”無疑會招來守舊派的激烈反對。這種思想在當(dāng)時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因此，王安石亮出的變法旗幟使他在變法之初就遇到了強大阻力。張居正的做法與王安石則不同，他認為“法制無常，近民為要，古今異勢，便俗為宜”，說明他主張變法應(yīng)以順應(yīng)民心為要，即應(yīng)“法后王”。但他又說，“法后王”并不是更改明太祖所制定的各種制度，相反，對于唐宋以前的君主而言，明太祖是“后王”，因此“法后王”就是恢復(fù)太祖之制中本來面貌，革除正德以來的弊政。這樣，改革并沒有違背先賢所主張的“法先王”之旨。這樣，張居正在改革中始終打著“恪守祖制”的旗幟，從而抑制了守舊派之口，減少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改革步驟不同。宋、明兩朝發(fā)展到中葉時，都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因此，王安石和張居正上臺時，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攤子，扭轉(zhuǎn)財政危機是他們的共同任務(wù)。然而，在制定改革方針，應(yīng)該孰先孰后時，王安石和張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驟，體現(xiàn)了他們在謀略上的差異。

　　王安石變法，一開始就著手整頓財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農(nóng)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役、保馬、方田諸役，相繼并興，號為新法，頒行天下”。這表明王安石為改革“積貧積弱”局面，一開始就把改革重點放在整頓財政上，以儉財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過程中用人不當(dāng)，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為擾民、困民之舉，遭到百姓反對，且變法對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觸犯頗多，故又遭到這部分勢力的反對?？梢?，在吏治沒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沒有打破之前，改革是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的。

　　和王安石相比，張居正顯然要老練許多。在他看來，“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否則，吏風(fēng)不正，一切政令都會流于形式。“上澤雖布而不得下疏，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即是當(dāng)時官僚作風(fēng)的寫照。正德、嘉靖年間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敗所致，張居正對此深有體會。因此，雖然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他卻沒有一上來就貿(mào)然整頓財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由此，張居正是在獲得了一個得心應(yīng)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運用這個經(jīng)過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經(jīng)濟、軍事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貫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產(chǎn)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

　　第三，改革者的地位與權(quán)限不同。中國封建社會，權(quán)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權(quán)至高無上。因此，要革舊圖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權(quán)支持，故韓非說：“事在四方，在要中央;圣人執(zhí)要，四方來效。” 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變法，不僅決定了改革者所擁有的權(quán)限大小，也決定了改革最終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變法也有不如張居正改革之處。

　　熙寧元年(1068年)，王安石調(diào)入京師后，宋神宗謙虛地說：“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聊此意?？上ひ廨o朕，庶同躋此道!” 此時神宗對變法充滿了幻想，因此在變法初期對安石給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開。但是，隨著反對派聲勢的高漲，神宗對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對變法也動搖起來。

　　其實，宋神宗對安石的牽制遠不止此，在用人政策上他也留了一手。變法之初，安石就提醒神宗不要為異論所惑，神宗表面允諾，卻又把司馬光、馮京、文彥博等反對派留在朝中，以牽制和監(jiān)視變法。對神宗這種態(tài)度，安石也有所覺察，嘆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隨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 并暗責(zé)神宗“只從得五分時也得也!” 這些情況都表明，當(dāng)反對派大舉進攻新法時，神宗的動搖性就暴露出來，使反對派抓住他這一弱點，從而給變法造成了難以逾越的障礙。

　　明神宗即位時，只是個十多歲的孩童，還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正是這一因素使張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權(quán)的支持，牢牢掌握著改革大權(quán)。居正任首輔后，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與司禮太臨馮保的信任，成為他們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居正又利用自己作為帝師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輸改革思想，這樣，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張居正奉若神明，對改革更唯居正是從。因此，神宗這時只不過是皇權(quán)的符號，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權(quán)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權(quán)這把尚方寶劍來清除障礙，有力地推動了改革的進行。

　　明神宗成年后，更把居正視為頂梁柱，因此無論對朝廷還是對他本人來說，居正都不能離開。這一點神宗十分清楚，故有人提議居正“奪情”時，神宗立即同意，并下詔說:”父制當(dāng)守，君父尤重”，明確表示要居正奪情，使輿論大嘩。神宗申明：“綱常人紀，君臣為大”，斥責(zé)反對派”藐朕沖年，忌憚元輔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綱常之說，肆為排擠之計，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為悖逆不道，傾危社稷，大傷朕心。” 反對派果然被鎮(zhèn)住，使居正得以集中精力把改革推向深入。

　　神宗在改革過程中是給予了居正以極大的支持的，而不是像宋神宗那樣處處制肘王安石。至于居正死后，神宗幾乎盡廢其法，并抄居正家產(chǎn)和削官奪爵，卻不是神宗反對改革本身所致，而是諸種因素綜合作用所引發(fā)的悲劇。

　　第四，與同僚關(guān)系不同。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賴官僚機構(gòu)和各級官吏。改革者如何處理與同僚的關(guān)系，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這方面，張居正顯然又比王安石略勝一籌。

　　王安石在變法時，對反對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和排擠，就掃清變法障礙而言，此舉無可指責(zé)。然而，對那些只是指陳新法過失、對新法并無惡意的大臣，以及居于變法與反變法之間的大臣，安石也沒有采取積極措施爭取他們，而是一律予以壓制，把他們推向了反對派一方，壯大了對立勢力，給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此外，變法派內(nèi)部也存在集團利益之爭，可見，安石不僅不善于處理與中間派的關(guān)系，即使同是變法派內(nèi)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時，他們也會作殊死搏斗，暴露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短視，這就難怪變法會以失敗而告終了。

　　張居正在處理與同僚關(guān)系方面的情況，要分期來看。在奪情以前，居正在這個問題上很有理智，對于那些“以言亂政”者堅決予以清除，而對持不同政見者，則把他們安排到非要害部門，或令其退休。同時，他又注意錄用人才，事實上，居正也是按這一原則來舉薦官員的。正是憑借這一有利形勢，居正得以把改革全面推行開來。在奪情以后，居正受到極大刺激，加上已大權(quán)在握，對形勢判斷不清，凡反對改革，或上疏言事但有利于改革的士大夫，他一概貶斥不用。從此以后，居正開始以個人感情任用官員，給改革造成了不利影響。不過，由于居正掌握了內(nèi)外大權(quán)，仍能按既定的方針施政，所以改革能推行無阻，但居正身死之后新法被廢的隱患也由此種下。

　　第五，改革者信念和毅力不同。歷來凡是改革者都會遭到攻擊和誹謗，因為改革會觸動一部分人利益，他們勢必不遺余力地阻撓、破壞改革。這時，改革者信念和毅力就會經(jīng)受嚴峻考驗，其信念和毅力也將決定他們采用什么態(tài)度來反擊反對派的進攻，從而繼續(xù)推行改革，取得更大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也不如張居正。

　　王安石任相前，曾大力提倡要求重視人才，可當(dāng)他開始變法時，卻沒按這一方針來推行吏治改革，而是把目光放在經(jīng)濟改革方面，這其中固然有宋神宗急于求成的原因在內(nèi)，但安石鑒于慶歷新政的失敗，不敢得罪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正因為下面官吏的陽奉陰違，才使王安石變法失去了初衷。因此，不敢力行吏治改革，可以說是安石毅力欠缺的一種表現(xiàn)。當(dāng)他兒子王雨方死后，安石更是悲傷難抑，力請辭職。神宗見他去意已決，也對他失去信心，讓他去了江寧。從此，王安石就以寫詩來消愁解悶。由此可見，王安石對變法并沒有堅定的信念，他本人的毅力也不足以使他擔(dān)當(dāng)北宋中葉救弊圖興的變法重任。

　　相反，張居正在這方面卻勝過王安石。早在隆慶年間，徐階致仕，將國事托付居正，他表示：“大丈夫既以身許國家、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fù)何言!” 改開始后，居正明知整頓吏治會招致既得利益者反對，但他毫無畏懼，表示自己“且受深恩，義當(dāng)死報，雖怨誹有所弗恤也。” 當(dāng)他遭到自己門生劉臺彈劾時，仍堅持初衷，聲稱“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使吾為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表現(xiàn)了改革者的無畏精神。居正直到臨死時還把改革大權(quán)抓在手中，在病榻上還想著如何把改革推向深入。因此，張居正改革能夠取得巨大成就，與他堅定不移的信念及勇于任事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綜上所述，就“政治家”這一稱謂而言，王安石有不如張居正之處;就變法本身而言，王安石變法在策略和步驟上不如張居正改革那樣靈活;就改革者的地位和權(quán)限而言，王安石更不能和張居正相比;就改革班子而言，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也不如以張居正為首的改革派那樣齊心協(xié)力。因此，王安石變法的成就自然不能與張居正改革相提并論。

　　張居正改革的內(nèi)容

　　張居正是明朝中后期的改革家和政治家，在明代萬歷年間實行了改革新政。張居正作為宰相，推行的改革措施，對明朝經(jīng)濟復(fù)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且張居正改革推進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而張居正也成為了一代賢明宰相的典范。

　　在政治上，張居正加強了中央集權(quán)制。針對朝廷中大量的冗官，他向明神宗奏明處理辦法，即就是精簡朝廷官員，并且按時考核朝廷各級官員的行政水平和行政業(yè)績。

　　在經(jīng)濟上，張居正實行“一條鞭”法，大致的內(nèi)容就是，百姓在上交稅收之時，廢除以人力代替稅收，統(tǒng)一攤丁入畝。這樣一來，保證了國家財政收入的穩(wěn)步增長，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土地和百姓的矛盾。在農(nóng)業(yè)方面，張居正派遣水利專家，加大建設(shè)黃河以及淮河流域，在當(dāng)時，黃河、淮河對泥沙的治理已經(jīng)初見成效。

　　在軍事上，張居正派遣戚繼光和李成梁鎮(zhèn)守邊境。戚繼光負責(zé)東南部的沿海安全，李成梁負責(zé)東北部的邊境安全。有了戚家軍和李家軍，保障了明朝在國防上的安全。

　　文化上，大力推行程朱理學(xué)而大力打擊“心學(xué)”的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進步者的思想，張居正還下令拆毀各地的書院，實行一家之言。張居正在文化方面的改革，無疑是一次失敗的探索，他打壓了進步者解放思想的天性，從根本上阻礙了社會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