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黨，就沒有我們的好日子;那么你知道有關黨的歷史故事嗎?下面由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黨的歷史知識故事，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黨的歷史知識故事一

　　毛澤東與他的26個國慶節(jié)

　　1949年10月1日，在隆隆的禮炮聲中，毛澤東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從那一時刻算起，共和國到今年已經(jīng)走過了62個春秋。毛澤東，度過了其中的頭26個國慶節(jié)。

　　圖：1949年國慶節(jié)，驢騾走過天門。這是開天辟地的一年，此時的開國領袖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世界宣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從此，新中國有了自己的國慶節(jié)，(歷史故事，www.gs5000.cn)隨后還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式。因為當年條件所限，大炮只能由驢子、騾子拉著，通過天安門前，這在世界閱兵史上都是罕見的。

　　1950年國慶節(jié)，毛澤東不懼打炮。當時，人民解放軍的武器還沒有來得及換裝，參加閱兵的部隊只是換上了新軍裝和大檐帽，所攜帶的仍是戰(zhàn)爭年代繳獲的各式輕兵器。比較引人注目的是人民解放軍騎兵部隊駕馭的1900匹白馬以6路縱隊通過天安門廣場。還有一個插曲，當時形勢復雜，國慶節(jié)前北京市公安局破獲了一起國民黨特務圖謀在國慶慶典時炮轟天安門的案件。為此，在上天安門城樓前，毛澤東還開了玩笑：“如果真遇到打炮，誰也不許跑。”

　　黨的歷史知識故事二

　　周恩來一生中的三次重要談話

　　周恩來一生，居功之偉，他是全黨工作的典范，也是團結的典范。他終身從事的工作，就是如何把黨內力量聚焦起來。這從他一生三次重要的談話中，即可略見一斑。

　　第一次談話。1934年長征之初，毛澤東曾經(jīng)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表示自己不走,要帶領一三軍團和紅九軍團的20師留下來，堅持蘇區(qū)的斗爭，最后歡迎中央再回來。這封信交到了中央主要負責人博古手中。博古當時很年輕，不知道怎么辦，于是把信交給了周恩來。周恩來看完信，帶著三個警衛(wèi)，連夜騎馬從中央所在地瑞金趕到毛澤東的住處，與毛澤東徹夜長談。那天晚上毛澤東與周恩來談話的內容沒人知道，但是，毛澤東在談話后就決定和大部隊一起走了。這個決定改變了中國的命運。這是周恩來對中共極為重大的貢獻。

　　第二次談話。遵義會議開過以后，博古不適合再擔任黨的主要領導，由張聞天同志接任。但是博古同志不愿意把權力交出來。所以，周恩來與博古徹夜長談。周恩來對博古講，你我都是留過洋的，我們這些留過洋的人對中國的情況都不是那么了解。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人搞不成，我們要另外找人，找真正懂中國的人。毛澤東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我們共同幫助毛澤東，把中國革命搞成功。聽了周恩來的這番話，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全部權力交到了中共中央。在后來毛澤東與張國燾、與王明的斗爭中，博古也堅決地站在毛澤東一邊。博古后來說，周恩來那一席話影響了他的一生，中國革命確實一定要由一個懂中國的人來搞。

　　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集團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這樣的領袖的結合，他們相互彌補，彼此完善。他們都是偉人，但并不是完人。他們互相之間也會有分歧，也會有意見。不像現(xiàn)在所拍攝的領袖電視劇那樣，毛澤東不出來誰都不出來，毛澤東一出來大家都跟著出來。毛澤東不說話大家都不吭氣，毛澤東一說話大家都贊同，都爭著去執(zhí)行。我們黨是一個生機勃勃的黨，領袖之間的矛盾是難以避免的，意見分歧，方法觀點不一樣的地方俯拾皆是。他們之間的斗爭，他們之間的矛盾，使我們黨更加有了生命力。中國共產黨正是依托這樣一個生機勃勃的、活力四射的整體，才能夠戰(zhàn)勝中國近代史上空前強大的蔣介石集團。

　　第三次談話。1935年6月，一、四方面軍會合。張國燾騎著一匹白色的駿馬，在十余騎警衛(wèi)簇擁下飛馳而來，毛澤東率領政治局全體委員走出3里路，于蒙蒙細雨中恭候。當時，毛主席給予了張國濤極大的尊重。因為，自中共“一大”至“六大”，張國燾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直在中共中央核心層。當時，張國燾在中共黨內的資格，除了陳獨秀，誰都蓋不過他。毛澤東卻長期游離于中共中央核心層之外，一直到1927年8月的八七會議，才被增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所以，以毛澤東當時在中共黨內的資格，跟張國燾還無法相比。張國燾當時很感動，但張國燾隨后發(fā)現(xiàn)，中央紅軍人數(shù)很少，而且衣衫襤褸，槍支長短不齊，沒有一件重武器。一渡赤水后，最后一門50毫米山炮被扔到赤水河里面了，中央紅軍一門重火力炮都沒有了，最重的火力就是60炮，這在今天屬于步兵輕武器。所以，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就出現(xiàn)了問題，四方面軍8萬人，中央紅軍1萬人。張國燾對遵義會議的合法性產生了質疑。事實上，一、四方面軍分裂不是因為政治的原因分裂，而是因為力量失衡。對于一、四方面軍的分裂，今天有些描述寫的很輕易：張國燾南下，走向失敗，走向黑暗;毛澤東北上，走向勝利，走向光明。其實，當時毛澤東把一四方面軍分裂和被迫北上稱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敗還要黑暗。

　　毛澤東很難判斷自己這7000人到底能堅持多長時間，他甚至準備把這7000紅軍打散，做白區(qū)地下工作，后來幸虧發(fā)現(xiàn)了陜北根據(jù)地。到陜北一看，紅二十五軍已經(jīng)把陜北完全控制了。紅二十五軍是原來張國燾的勢力。而陜北正在搞肅反擴大化，紅軍的高崗、劉志丹、習仲勛都被抓起來了。當時紅二十五軍的軍長徐海東，他如果聽張國燾這個偽中央的指揮，那中共中央真是毫無希望了。毛澤東給徐海東寫了一封信，要借2000大洋渡過難關。因為這時中央紅軍就剩6000多人，財政基本上已經(jīng)完全破產。當然借錢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要試探徐海東的態(tài)度。徐海東接到信，把軍中供給部長叫來問：我們還有多少錢。供給部長告訴他，我們還有6000多大洋。徐海東吩咐：我們留1000就行了，給中央紅軍5000大洋。是給，不是借。還附了一封信，表示紅二十五軍完全服從中央紅軍指揮，毛澤東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他后來多次提到，徐海東是于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如果徐海東在那個關鍵時刻，聽張國燾的指揮，那中央紅軍的前景不堪設想。徐海東同志一生受傷9次，由于嚴重傷病，沒有能夠參加解放戰(zhàn)爭。1955年授銜時，徐海東同志講，我不授銜也可以，因為解放戰(zhàn)爭我沒有參加。但是毛澤東堅持給徐海東授銜，而且授大將，地位僅次于粟裕。

　　到延安后，張國燾與毛澤東的矛盾日益加深，周恩來與張國燾進行了長談，但是這次談話卻失敗了，最終沒能說服張國燾。1938年張國濤叛變出走，做了戴笠的辦公室主任，告訴了戴笠很多中共黨內的派系斗爭。1949年中共獲得全國勝利，張國燾跑到香港，后來從香港跑到臺灣，1979年12月病死于加拿大多倫多的養(yǎng)老院。

　　黨的歷史知識故事三

　　毛澤東反腐：“是要他們倆 還是要中國”

　　有人為劉青山張子善說情毛澤東問"是要他們倆 還是要中國"

　　天津楊柳青有個不大有名、但卻很有些歷史的石家大院：占地6000多平方米，房屋278間，風格典雅華貴，人稱“津門第一宅”。解放初期，這里曾作為天津前后兩任地委書記劉青山和張子善的辦公室，而今，這里成了“新中國反腐敗第一大案展覽”地。

　　今天，記者在這里看到了戰(zhàn)爭年代立下過戰(zhàn)功、又曾在敵人的監(jiān)獄寧死不屈的兩個“紅小鬼”，如何在解放后做上大官不久變成震驚全國的大貪污犯的過程——

　　劉青山、張子善原來的辦公室不在石家大院。石家大院的解說員指著當年他們倆門對門的辦公室說：“他們覺得自己打仗有功，現(xiàn)在解放了，當大官了，應該好好享受了?？吹轿宕蟮姥蠓苛至?，那里有許多過去軍閥官僚的洋房，而自己的辦公室既狹小又黑暗，所以就搬進了小洋樓里。”

　　當官之后，倆人慢慢應酬多了，收禮多了，講究排場也多了，專門派人從香港購置豪華轎車和奢侈用品。這些花銷沒有專門開支，他們就利用職權盜用飛機場的建筑款、救濟水災區(qū)貧民款、河工款、干部家屬救濟款等，多達200多億的舊幣(相當于現(xiàn)在的170余萬元)。兩人將挪用和非法經(jīng)營所得，大肆揮霍浪費，生活奢侈腐化，劉青山甚至墮落到吸食毒品成癮的地步。

　　在劉青山、張子善案發(fā)前，當時的天津行署副專員李克才，也是他們的副手，幾次當面規(guī)勸他們，可劉青山卻大大咧咧地說：“老子們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樣?”李克才無奈，在1951年11月21日舉行的中共河北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向與會的800多名代表，揭發(fā)了劉和張的問題，引起全場轟動，隨后很快引起了中央注意。

　　1952年劉青山、張子善案發(fā)后，正趕上全國的“三反”(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運動進入高潮，各地都抓住了一些“老虎”，劉青山、張子善就屬于“大老虎”。毛澤東等領導開會聽取劉青山、張子善案情的匯報。曾在冀中擔任過區(qū)黨委書記，看著張子善成長的黃敬同志堅持請時任華北局第一書記的薄一波同志，向毛主席轉報他的請求：考慮劉張二人過去對革命有功，不要槍斃，給他們一個改造的機會。毛澤東說:“是要他們倆，還是要中國?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黃敬同志應該懂得這個道理。”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法院組織臨時法庭，在當時的省會保定市廣場召開了兩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省主席楊秀峰宣布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準令。“拿我做個典型吧，處理算了，在歷史上說也有用。”這是劉青山的遺言。“傷痛!萬分傷痛!現(xiàn)在已經(jīng)來不及說別的了，只有接受這血的教訓!”這是張子善的遺言。

　　劉青山、張子善被處決后，在全國引起強烈震動，對領導干部為官清廉、嚴守黨紀起到了極大的警示作用。

　　黨的歷史知識故事四

　　錚錚鐵骨,一生忠誠：葉挺的故事

　　賣過燒餅愛好攝影

　　1927年11月，葉挺作為總指揮發(fā)動廣州起義，卻以失敗告終。共產國際東方部的領導人聽信王明的讒言，對葉挺產生了偏見。葉挺一氣之下出走西歐，與黨失去了聯(lián)系。

　　葉挺先后在德國和法國度過了5年時間。當時他賣過水果蔬菜，還在柏林開過小吃店，賣油條、燒餅。后來，他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十分氣憤，但遠居海外，消息閉塞，就回到夫人娘家所在的澳門。他的長子葉正大回憶說：“只有在澳門我們全家聚得最齊。母親當時已經(jīng)生了7個孩子，一家人常去野餐、游泳、拍照。父親那時就是一個攝影發(fā)燒友了。他從香港買來暗房器材，自己在家里沖洗膠卷。那時我們全家拍了很多照片，現(xiàn)在看來，還照得很有藝術性。”葉正大還隱約記得，一次父親勃然大怒，批評他的侄子葉欽在國民黨里混飯吃的做法，認為就是回家種地，也比去國民黨那里干凈。

　　把革命比喻成爬山

　　1937年9月28日，蔣介石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因為他不能允許共產黨派人來當軍長，而葉挺已經(jīng)脫離共產黨達十年之久，他認為可能會聽他的話。張聞天、毛澤東發(fā)出電報，問葉挺是否愿意恢復黨籍。葉挺表示：“在黨的組織之外，但愿在黨的領導之下，堅決抗戰(zhàn)到底。”又表示如果中共不同意，他可辭職。

　　10月19日，張聞天、毛澤東又致電詢問葉挺“是否可來延安及八路軍總部接洽一次?”葉挺很高興，愿意接受黨中央的考察。

　　11月3日，葉挺抵達延安。中共中央決定同意葉挺擔任新四軍軍長。8日，中共中央召開歡迎葉挺大會。

　　葉挺表示：“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險，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現(xiàn)在又跟上來。今后，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和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堅決抗戰(zhàn)到底。”

　　13日，葉挺回到武漢即以新四軍軍長的身份向《大公報》記者發(fā)表談話說：“我們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已經(jīng)是忍無可忍，這一次出于不得已而抗戰(zhàn)，我們只有一個字，就是拼。”

　　“請槍斃我吧!”

　　1942年5月12日晚上八時半，蔣介石試圖勸降在押的葉挺。蔣介石說：“爾這個人太老實，上了人家的當還不覺悟，人家叫爾回去爾就回去，叫爾打就打，人家利用爾完了還會殺爾。”蔣介石連用了幾個“人家”，指的就是“共產黨”。

　　葉挺的回答避開他的挑撥，另辟蹊徑，反過來用具體事實揭露蔣介石蓄意制造“皖南事變”的陰謀：你蔣介石指定路線要新四軍到指定地區(qū)去，新四軍途中要和日軍作戰(zhàn)又不給補充武器彈藥和糧食，同時布置了一個口袋，集中七個師包圍我部。“這個時候，我打電報辭職，又沒有批準，我只好帶著部隊逃命。”

　　緊接著，葉挺引用了“小杖則受，大杖則逃”的古話之后說：“我們不善于逃命而遭受滅亡，則是我對部下不起，現(xiàn)在上饒還監(jiān)禁幾百干部，我對他們應該負責。我處置失當，我愿受軍法裁判。”

　　蔣介石又說：“我指示爾一條正路，爾能絕對服從我跟我走，爾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爾就算完了。”葉挺坦然地說：“我早就決定我已經(jīng)完了!”

　　蔣介石馬上改變口氣，說：“也不是那樣意思，我叫爾去三戰(zhàn)區(qū)去好好休養(yǎng)，爾的前途是光明的。”

　　葉挺寸步不讓：“如果照這樣做，大家一定說我自私，怕法律處置，我不能這樣做。”

　　蔣介石無計可施，讓第三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郭懺繼續(xù)勸降。他們談了一個小時，葉挺的答復是：“我不能這樣做，請槍斃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