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訴苦時，我希望聽到你們說些什么

　　真正痛苦的、需要陳述的人，往往只能將痛苦壓在心底，成為沉默的大多數。

　　機緣巧合之故，我陪一位年長的先生，跟別人吃過許多次飯;也不知是否巧合，每次吃飯，他都會申述這一段：

　　“我小時候，在某某鄉(xiāng)村長大，家里很苦啊(此處描述里，加一些細節(jié)，感官印象鮮明生動，對桌的人都停箸不食，面露不忍之色);后來還生了什么什么病，平時不發(fā)作，發(fā)作起來要人性命;后來工作了也不容易(此處加一些慘淡的故事，對痛楚的描寫格外逼真，對桌的人把筷子直接放下來了)……現在呢，終于闖出來啦!”

　　——每次聽這位先生訴完苦，沒那么多苦可訴的客人們都深感過意不去，紛紛安慰，而訴苦的那位先生便滿面沉郁堅強加泰然，滿面“都熬過來了”的半自豪狀。仿佛孫權數周泰身上的疤痕，每道疤痕讓他飲一杯酒。這些苦難成了他的勛章，于是大家便豎起耳朵，聽他情不自禁的念叨：

　　“我是看透了，人生啊，就是得如何如何(此處添加一些用口語描述的成功學秘訣)……”大家都側耳傾聽，哪怕有些人之前已經聽過，也被迫在這苦難歷程之前收心懾神，安靜聆聽。

　　理所當然的，我以前，很是不喜歡這樣的做法。

　　中國古來文化里，很是推崇“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而這種邏輯，其實有個微妙的反推，即：“接受過苦難的人，比一般人，更接近天將降大任的那位爺”。

　　這個邏輯未必嚴密，但許多人說話時，不免抱持著這樣的心理：

　　“別看我們現在差不多，但我起點比你們低得多;我經歷過那么多苦難=付出的努力比你們多得多=心志也更堅毅=見識也更寬廣=對人生的體悟也更深，你們應該尊重我，就像低難度游戲玩家對高難度游戲玩家頂禮膜拜一樣。我炫耀渲染的苦難越多，我游戲的難度就越大!”

　　對弱者的尊重，在這個時代成為一種政治正確。所以在臺面上，苦難越多，在這個時代越有發(fā)言權——所以許多選秀節(jié)目到后來，總得去比誰更慘。

　　這種境況，自然有好有壞。好的一面是：當“陳述苦難自數傷疤”在一個時代吃得開，而不是招人嘲弄，那至少說明一點：這個時代的大眾共識，還是比較傾向于保護弱者的——這算文明的標準之一。

　　但是“炫耀苦難自數傷疤”，另有一種不大妙的傾向。因為大多數陳述苦難者，到后來都難免落入這樣一種敘事語境：我生于叢莽，是從苦難里摸爬滾打出來的;所以我被迫信賴叢林法則，因為我過早經歷了弱肉強食的世界……這東西如今，簡直成了美國電影的俗套：一切有反社會人格的家伙，小時候一定吃苦受難，哪怕經濟上寬裕，精神上也會倍受打擊，所以總有借口。如是，少年的苦難，可以解釋許多后來的行為，讓人覺得許多事兒情有可原，反派也很值得悲憫……

　　但如果再往前邁一步，就有點危險。一旦將苦難發(fā)揚成為擋箭牌，比如“別看我做這些看去不厚道，我是苦出身”，仿佛受了苦難，人就有豁免權，可以不受道德指責似的。如果依此考慮，則大多數炫耀苦難的人，因為其最后總能獲得某種程度的報償和豁免權，于是其陳述苦難本身，似乎也帶有目的性了。

　　這種苦難陳述者，通常都帶有騙子屬性。

　　但世上，還有另一種人。

　　司馬遷著名的《報任安書》里，列舉了一大堆例子，比如周文王被幽禁，于是演了《周易》;孔子受厄，作了《春秋》，屈原放逐，賦了《離騷》;左丘明瞎了、孫臏壞了腳、韓非死在監(jiān)獄里，才有作品傳世。

　　他的結論是，“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簡單說吧，一個人要倒了霉，想發(fā)泄，才有東西可寫。

　　但這其實是個偽命題，是司馬遷的自我安慰：要不然，古往今來那么多受了宮刑的，為什么只有他一人寫了《史記》呢?但你也可以理解他，以及大多數苦難者的心路歷程：

　　因為經歷苦難，他們失去了許多東西，他們對此憤懣不平，而且時常會向命運叩問“為什么會是我”;人的心理衛(wèi)護機制，讓他們傾向于從缺失中尋覓回報，他們必須說服自己：苦難是有價值的;他們反復陳述，也是希望周圍多給出鼓勵;他們其實知道苦難本身是壞的，但如果相信自己天生倒霉而毫無收益，就會讓自己崩潰;所以必須不斷的吸取贊許，來說服自己：苦難也是有價值的。而從周圍汲取各類資源，其實也都是這種自我說服的一部分。

　　我一個遠房叔叔，遠房到了不是過年就聚不到一起。半個世紀到四十年前那十年，他倒了些霉，后來每逢吃飯，也還會反復陳述：

　　“其實那也不是很差勁，我還是有許多收獲的”，大人們都會聽著點頭，哪怕他說過許多遍，大家也會耐心傾聽，甚至還會各自傾吐些各自的倒霉事。

　　一開始，我覺得有些煩;后來才隱約感受到，其實諸位長輩對他的心態(tài)心知肚明，但因為他的時光已經流逝，無從復回;對苦難的敘述和自我安慰，是他的一種自我療愈手段，我們給出的認同、寬慰甚至分享，就是他的自我療傷。每個人到最后，都可能會積一肚子的苦水，希望去跟別人傾吐，所以對這種苦難陳述的原諒，除了體恤與憐憫也是給自己留一條后路。

　　所以，世上有兩種苦難陳述者。前一種是騙子，反復陳述自己的苦難是為了獲得道德制高點，而后一種則希望獲得各類反饋，什么反饋都行。如果你表示“你吃的苦算什么，我也吃過”，他就會覺得不那么孤獨;如果你表示“確實太苦了，你真不容易”，他就獲得自尊心的慰藉;如果你默默傾聽，他也能夠減少一些委屈。

　　這里的悖論是：真正痛苦的、需要陳述的人，其實遠比陳述痛苦的騙子們多;但因為騙子們更煽情、更動人，所以通常能感動人的是騙子。

　　而更多口齒不靈便，只能默默將痛苦壓在心底，十成里只能傾吐一成的，卻遍布我們周圍，可能就是我們的父輩，可能就是我們老去的鄰居，但因為他們的羞澀或習慣，于是他們的痛苦甚難被發(fā)覺。你去問他們，很可能問出一些駭人聽聞的故事，看見他們精神上瘡痍滿目的疤痕，勝過虛構的傳說，但他們卻會笑笑說，都過去了。因為在漫長的、對精神痛苦不加過問的人生里，他們習慣了這樣的默默自愈和小范圍內分享，于是也就這樣過去了——某種程度上，他們才是沉默的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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