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驛站長》中的現(xiàn)實主義藝術(shù)特點

　　一、人民性

　　一部俄國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發(fā)展史就是作家們從不間斷地描寫俄國社會現(xiàn)實，反映俄國人民疾苦的苦難史。正如杜勃羅留波夫所說：“文學要表現(xiàn)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愿望。真實地反映出人民的生活狀況，寫出他們的貧窮和煩憂，同時也要正確表達出人民的美好和力量。”[2]作為貴族出身的普希金能夠在19世紀30年代拋棄其階級的局限而與普通大眾站在一起是相當難能可貴的，這也成為他是俄國現(xiàn)實主義奠基人的有力憑證。他的作品富有人道主義精神，體現(xiàn)了俄國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人民性。

　　他的創(chuàng)作已全然不同于18世紀羅蒙諾索夫式的對沙皇統(tǒng)治者的頌歌式的贊揚，更不同于卡拉姆辛在《苦命的麗莎》中感傷的嘆息，而是積極地暴露了身處底層的維林被損害和被侮辱的苦難境遇。但由于普希金所處的時代還不是俄國最黑暗恐怖的階段，所以維林悲劇性的人生既有社會的因素，也有性格中的缺陷。

　　作品中的人民性不光體現(xiàn)在作者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替人民說話，更重要的是整部作品中深深浸透著作者對小人物的悲憫和同情，充滿著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如借“我”在省長的晚宴上受到了仆人的冷遇，和驛站長在接待來往旅客時所受欺辱的同命相連，呼喚人們對下層小人物要有一顆同情心，倡導人們之間相互理解，相互關(guān)愛，尊重人性，這種博愛之情在列夫托爾斯泰那里得到了發(fā)揚光大。正是出于這種全人類的博愛精神，所以《驛站長》中圍繞著譴責明斯基的巧取豪奪致使維林失去精神支柱外，也從人性角度作了立體的思考，似乎維林，冬妮婭，明斯基每個人都有錯，但每個人所作所為似乎也都有合情合理的方面，并非是罪不可赦的。所以這種糾結(jié)的沖突為作品獲得了悲劇性的效果，這種沖突不光是社會的，也是人性亙古就有的沖突。從而使作品獲得了很高的美學價值。作為父親的維林理所當然要保護自己的女兒，避免她受到欺騙和拋棄;作為年輕漂亮的冬妮婭，她也有擺脫那種終日提心吊膽受人欺壓而躋身上層社會的愿望。而對于身為驃騎兵的明斯基遇到了自己鐘愛的姑娘，雖然他的愛是出于對冬妮婭美貌的艷羨，但這也符合男性的求愛心理，似乎不該加以責備，他自信能給冬妮婭所要的幸福。我們似乎可以大膽地想象，所謂的“被拐”只是維林的一面之辭，他是從一個捍衛(wèi)父權(quán)的家長的立場出發(fā)的。作品中《浪子回頭》的畫極富象征意義，這里似乎表達了作者的一種心愿：但愿冬妮婭不像宗教典故中的浪子一樣混得山窮水盡才皈依父親。而編織作品悲劇性結(jié)果的正是這種人性的矛盾和糾結(jié)，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父愛的被剝奪。維林因失去自己心愛的女兒而悲觀厭世，直至最終的毀滅，雖然作品獲得了悲劇性的美學效應(yīng)，但作為宣揚人性和博愛精神的普希金是通過描寫小人物的不幸來實現(xiàn)自己的文學價值觀的。具有俄國民主革命的思想傾向。

　　19世紀是俄國文學開始真正發(fā)軔的時代，作為現(xiàn)實主義奠基人的普希金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保留了浪漫主義的痕跡，如較多的主觀抒情。這直接導致的是作者的感情過于外露，與處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契訶夫的作品的含蓄相比確實缺乏深度，但作為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他的貢獻是功不可沒。

　　二、典型性

　　典型性是現(xiàn)實主義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手段。巴爾扎克說：“典型指的是人物，在這個人物身上包括著所有那些在某種程度跟它相似的人物最鮮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類的樣本”[1]。。不僅人物有典型問題，環(huán)境也有典型問題。

　　“連續(xù)二十年，我走遍了俄羅斯的東西南北，差不多所有的驛道我都知道，好幾代的車夫我都熟悉，很少有驛站長我不面熟;很少有驛站長我不曾跟他們打過交道。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所積累的饒有趣味的旅途見聞能夠問世。”[2]通過這段抒情議論，作者高度概括了像驛站長這樣的下層人民在俄國不計其數(shù)，而作者對他的典型化塑造，有利于增強作品的感染力，激起讀者情感上的共鳴。

　　在第一次到達驛站時，映入“我”眼簾的是“有那幾盆鳳仙花、掛著花布幔帳的床”，通過這個典型環(huán)境可以看出，維林和女兒冬妮婭過著安詳和幸福的生活，而此時的主人公維林也“五十來歲”，但“精神飽滿，容光煥發(fā)”，“綠色長禮服上用褪色的綬帶掛著三枚獎?wù)?rdquo;， “這小妖精看了我第二眼就察覺了她給我的印象，她垂下了淺藍色的大眼睛。我開始同她說話，她很大方地回答我，像個見過世面的姑娘”通過對父女倆形象的描繪，可以看出，父親為有人見人愛的女兒而如沐春風，而年幼的冬妮婭雖然美麗動人，但其長期所處的環(huán)境把她過早地催化成一個性心理早熟的姑娘，儼然失去了十四五歲少女該有的那種純真，在此作者除了對冬妮婭以后生活道路的選擇做了鋪墊以外，還暗暗地譴責了那個可惡的社會。

　　在與父女依依惜別之后的若干年，“我”又由命運帶到了這所驛站，當我重新踏進房間時，“桌子和床還放在原來的地方。但是窗臺上已經(jīng)沒有花，四周的一切都顯出破敗和無人照管的景象”今昔對比如此強烈怎使人不心生懸念：究竟發(fā)生了什么?而看到驛站長“花白的頭發(fā)，望著他那好久沒刮胡子的臉上深深的皺紋，望著他那駝背”─——不能不感到驚奇，怎么三四年的工夫竟會把一個精力旺盛的漢子變成一個衰弱的老頭。。在通過維林的講述，我們身臨其境，仿佛親眼看到了愛女被拐，尋女被驅(qū)單位整個過程。

　　而“我”第三次故地重游又是過了許久之后，此時的驛站已經(jīng)是物是人非事事休，而“我”也幾乎要欲語淚先流了。 “四周光禿禿的，毫無遮攔，滿眼都是木頭十字架，沒有一棵小樹遮蔭。有生以來我不曾見過這樣凄涼的墓地”這是可憐的維林艱辛一生的最后歸宿，向讀者展示了一個典型的俄國下層小人物的悲慘一生，激起了讀者的無限悲憫和同情，達到了悲劇的藝術(shù)目的。

　　結(jié)語：普希金的《驛站長》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環(huán)境下的典型人物，他的這種開創(chuàng)性為后來的《誰之過》、《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提供了哲理性的思考話題。在他之后果戈理筆下的《外套》和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命運》雖各具特色，但都繼承了普希金創(chuàng)作中的光榮傳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