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軌與轉型及雙軌制的并軌論文

　　所謂“雙軌制”只是一種組織架構。即每個經銷商只需開發(fā)兩個銷售市場：以A經銷商為代表的A市場和以B經銷商為代表的B市場。如此發(fā)展下去，形成一個銷售網絡體系。如果你又開發(fā)了第三市場C經銷商，只能放在A市場體系或B市場體系中，而不允許放在自己名下。這樣一來既擴大了你的薄弱市場，同時又幫助了該市場中相關聯的人。真正體現人幫人，而不是以我為中心。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準備的：轉軌與轉型及雙軌制的并軌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閱讀，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轉軌與轉型及雙軌制的并軌 全文如下：

　　內容提要：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的過程，出現以過價格雙軌制為主的“舊雙軌制”，并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新雙軌制”在“舊雙軌制”的消失和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延續(xù)和滋生，其存在導致在缺乏監(jiān)督和大眾參與的公共權力及其背景者，在已經市場化了的商品和服務價格體系和遠未市場化的資金、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體系之間，以及在國有企業(yè)的產權壟斷定價和無序轉讓中尋租，并形成改革的兩大阻力，正加大我們的改革成本，阻礙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但市場經濟理念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轉，雙軌制必須以產權為突破最終并軌，并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和與之相配套的政治體制。

　　關鍵詞：雙軌制 轉軌與轉型 并軌

　　改革開始，是為了擺脫“窮社會主義”的困擾，打破計劃體制下產業(yè)結構扭曲、資源配置效率低落、企業(yè)缺乏競爭、勞動激勵不足與官僚尋租等癥結，以結束短缺經濟、解決溫飽問題開始。后來理論上也在傳統(tǒng)的指導思想中不斷突破，如“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最終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整個改革發(fā)展過程中，實質上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上嫁接市場經濟體制，要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和轉型的過程。

　　本文中所說的并軌是指現在既有計劃又有市場成分的“雙軌制”向完全的市場經濟體制并軌;轉型是指政府公共權力向適應市場經濟方向的過渡，最終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配合的政治體制。

　　一、價格雙軌制

　　由于原有單一的計劃經濟體制突現出嚴重的弊端，因而迫切需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長期以來，中國生產資料實行單一的計劃價格形式，許多生產資料價格嚴重低于價值，改革這種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和管理制度勢在必行。原來改革過程的方向設計是：除極少數重要生產資料外，絕大多數生產資料價格放開，實行市場調節(jié)。但考慮到如果一步到位，擔心全面實行(價格)完全市場化會引起過大的震蕩，各方面難以承受，因此就存在計劃和市場兩套機制并行，同時實行計劃調節(jié)和市場調節(jié)兩種運行機制，這就是在1985年中國正式形成的價格雙軌制。主要是包括主要農產品收購價格、主要工業(yè)產品出廠價格、緊缺商品價格的雙軌制，即同一城市、同種商品同時存在計劃內、計劃外兩種價格的狀態(tài)，國家計劃任務內的實行國家牌價，超計劃生產部分和按國家規(guī)定的比例允許企業(yè)自銷部分實行市場價格，這是經濟體制轉換時期新舊體制并存的反映。另外包括利率雙軌制、匯率雙軌制和其它廣義價格的雙軌制，這都是從過去單一的計劃價格轉向未來的有控制的市場價格的過渡措施。

　　同一商品中國家統(tǒng)一定價和市場調節(jié)價并存的價格管理制度，其利弊都很明顯。其有利方面表現在：

　　1、能刺激生產資料生產企業(yè)的積極性，增強企業(yè)活力。2、促使生產資料使用企業(yè)節(jié)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3、搞活生產資料流通，使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集體企業(yè)及一部分國營企業(yè)能通過非計劃渠道取得全部或部分急需的生產資料。

　　其弊端表現在：1計劃外沖擊了計劃內，計劃合同任務難以兌現。主要表現為企業(yè)將部分計劃內產品在計劃外銷售獲取利益。2、在存在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及部分計劃價格嚴重低于市場價格的商品的情況下放開生產資料價格，沒有國家的強制定價，會引起價格猛漲。3、引起市場秩序混亂，流通環(huán)節(jié)大增如“全民經商”，滋長投機倒把和腐敗現象。因為存在兩種價格，并有相當大的價格差，造成可以計劃調撥商品的部門和個人有尋租機會或成為尋租對象，也就是所說的“官倒”。因此要去弊存利，必須創(chuàng)造條件使兩種價格水平接近，最終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價格單軌制。

　　眾所周知，“舊雙軌制”(價格雙軌制)從孕育、出臺到淡出，給我們的記憶帶來了不幸，那些屬于先富起來的部分人，或多或少地、合法非法地都拜“雙軌制”之賜，少部分官員也從“舊雙軌制”中尋找到了腐敗的溫床(鐘偉，2004)。據當年胡和立一份非常有震撼力的研究報告顯示①，僅僅在1988年，我國控制商品的價差總額在1500億元以上，銀行貸款的利差總額在1138.81億元以上，進口所用牌價外匯的匯差總額在930.43億元以上，這三項合計的價格雙軌制差價就在3569億元以上，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30%!這也是出現的是在上一世紀末的“權力腐敗”(如“官倒”)問題，引發(fā)在“自由派”知識分子與“新左派”知識分子之間的論戰(zhàn)，在民間也出現強大的反對聲音的原因，并引發(fā)。雖然使改革的走向出現了“向左轉”的勢頭，但最終使價格雙軌制基本實現并軌，“官倒”現象失去了大部分尋租的“價差”。

　　但無可否認的是，隨著“舊雙軌制”的淡出，除了能保持國有企業(yè)占主體成份外，還培育了大量的非國有企業(yè)，也使絕大部分一般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已經市場化了，各種商品和得到極大的豐富，使我們告別了商品短缺的時代。

　　二、“新雙軌制”

　　“舊雙軌制”已經另我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但我們還算是幸運地收獲了比代價更為繁華的“果實”。而“新雙軌制”的出現，是在“舊雙軌制”的衰亡中不斷滋生形成，被經濟不斷快速發(fā)展所掩蓋。隨著貧富分化的進一步加劇，改革得益群體與弱勢群體悲涼命運的巨大反差的加深，特別是國有企業(yè)改革的激烈爭論中而被人們所揭示和認識，但實際上部分是在舊雙軌制中的延續(xù)，雙歸制并沒有真正消失。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fā)展，土地、資金、勞動力等市場要素變得越來越重要，但由于大部分的一般性消費商品和服務均已經市場化，而對于土地、資金、勞動力等要素價格仍未真正市場化，市場發(fā)展則相當滯后，其價格受到嚴重的人為扭曲。使公共權力和有公共權力背景者可以在已經市場化了的商品和服務價格體系和遠未市場化的資金、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體系之間獲取巨額租金。主要表現有：

　　1、資金價格管制和資金配置失衡。如扭曲利率市場價格，利率不能市場化，存貸款利率受行政管制，以低于正常使用價格的資金通過銀行再流向貸款量最多的國有企業(yè)及其它有相關背景的企業(yè)(如自有資金不足需大量支持房地產企業(yè)等)，使存款人的利益受損;

　　2、用地制度扭曲的市場化和征地制度明顯的權力尋租化。如一系列法律法規(guī)及政策所設計的“征地、補償、批租”制度，為政府及有其背景者濫用“公眾利益”之名而損害農民利益在法理上大開方便之門，對農村集體土地的低價“征用”后高價轉讓和國有土地劃撥后獲取巨大收益;

　　3、勞動力價格的惡性競爭和資方利益的難以撼動。如工人工資特別是農民工的工資長期低下，近十年無實質增長，而且工作環(huán)境惡劣、勞動保護欠缺，災難事故不斷發(fā)生，更有長期對“農民工”甚至是全體農村居民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欠帳;

　　4、國有企業(yè)壟斷定價和無序轉讓問題。通訊、能源、電力和交通等類型國有企業(yè)通過行政壟斷價格在民眾中取得收益，如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yè)從1998年到2003年實現利潤從213.7億元提高到4951.2億元，增長了22.2倍，2004年1-11月實現利潤6970億元②，那么在六年時間利潤就增加了超過33倍，這在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寶鋼集團、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等7家公司實現的利潤，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業(yè)利潤的78%，其中6家是國家壟斷的石油石化和電信行業(yè)③。這種利潤的來源是高度集中的壟斷，也可以說是對企業(yè)所有者實行壟斷價格而來的，因為這些企業(yè)是“全民所有”，但其產品及服務大部分來源于“企業(yè)所有者”的中國公民的消費，出現企業(yè)所有者的企業(yè)“剝削”企業(yè)所有者的現象。另外，就是在“國退民進”過程中對國有企業(yè)的轉讓無序，權力與資本在缺乏大眾參與下實施的國有企業(yè)改革，造成一定意義和數量上國有資產流失，并形成既得利益階層和弱勢階層。

　　據統(tǒng)計，新雙軌制給中國經濟帶來的直接損失每年至少在11500億元[鐘偉，2004]。而胡鞍鋼通過論證計算，從1994年-1998年，由于雙軌制下存在的腐敗損失，包括各類稅收流失性腐敗損失、大規(guī)模的非法經濟導致“黑色收入”、腐敗造成大量公共投資和公共支出流失、行業(yè)壟斷造成大量的租金損失，僅僅以上四種主要類型的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水平福利損失平均每年在9875億元-12570億元之間④。

　　“新雙軌制”的延續(xù)滋生及其帶來的巨大代價，是人們開始所料不及的，更形成了多年來“中央靠金融，地方靠土地，非公經濟靠勞動力”這種形式的“掠奪經濟”，也是錢穎一教授所說的“壞的市場經濟”(錢穎一，2004)。錢穎一教授指出：我們發(fā)現壞的市場經濟共同的特點是對兩種掠奪約束不夠，第一對私人掠奪約束不夠，也就是說政府該做的事情它沒有做。第二，對政府包括通過政府權力的掠奪，往往是政府的原因，也就是說它做了很多不該做的事情，政府的權力大，必然會導致這類情況出現。

　　經過二十多年多年的改革，最終使原來的價格雙軌基本實現合并，卻又在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延續(xù)和滋生新的雙軌制。雖然中國的改革憑借此實用主義的態(tài)度取得了今天中國的經濟成就，并被總結為有別于其他國家的中國漸進式改革的典型，更被國外學者認為是有別于“華盛頓共識”的“北京共識”。但是，卻產生眾多的、不可遏制的腐敗現象，也導致兩極分化、貧富差距擴大，產生命運悲涼的弱勢群體。最終暴露出來的實質是——轉軌過程中的艱難轉型。

　　三、艱難的轉軌與轉型

　　“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時期，這個時期我們不再討論是不是計劃和市場的問題，但是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要避免壞的市場經濟，走向好的市場經濟。目前首要的是約束政府的掠奪，包括權力過大造成的腐敗。最后是走向好的市場經濟。”(錢穎一，2004)。但現實問題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轉軌時期的經濟運行同時承擔著經濟體制轉軌和經濟發(fā)展階段的任務，也同時包括公共權力的轉型，即在經濟體制與經濟發(fā)展的轉軌的同時實現政府的轉型，具有“轉軌一轉型”的雙重內涵，建立“好的市場經濟”并非一帆風順。中國所特有的漸進式改革，在經濟體制與經濟發(fā)展的轉軌過程中，導致雙軌制下所出現的腐敗和收入不公等社會問題，更導致人們的思想價值觀念的更新轉換和政府公共權力的轉型十分艱難這種特有現象。

　　由于在整個改革過程中，市場因素始終是政府為了經濟發(fā)展而引入的，市場框架是在強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并需要在此框架上不斷修正完善，公共權力的影子隨處可見，使制度既有市場的特征又有計劃的特征，更形成了社會分配比真正的市場經濟甚至以往的計劃經濟存在更大的不平等。其特征如下：

　　1、在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既有市場的特征又有計劃的特征的雙軌制下，國家公共權力一直主導資源配置，包括支配著大部分的生產資料和人們的消費資料。

　　2、由于國家公共權力對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支配(分配)權，形成了依附于這種權力的龐大群體。如政府官員(包括一般公務員及事業(yè)單位職員)、不屬于公務員的國有企業(yè)管理者、國有企業(yè)職工等。這些依附于分配權力的群體實質是原有體制的得益者(相對于占大多數人口比例的農民來說)，至少是受保護者，他們一直在計劃體制下“享受”著比最低層人群(農民)相對要好的待遇。

　　3、雙軌制是既有市場的特征又有計劃的特征的不徹底的改革，必然導致依附于權力獲益的群體的最終分化，并且利益對立。也就是支配著大部分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權力通過權力(和權力背景)尋租雙軌制下存在“差價租金”來獲取利益，并形成一定數量的“權貴階層”，并再繼續(xù)尋求權力來保護和強化自己的利益。而缺少權力及權力背景的則因財富資源被權力控制或相當部分被瓜分，原有相對平等的現狀被打破并且差別不斷擴大，其利益受損而變成了弱勢群體，盡管今天他們的實際生活水平已超過計劃經濟時代，但同當時相對公平的無差別幸福感甚至相對于其他群體(如農民)有優(yōu)越感對比，要優(yōu)于今天落差巨大的不幸感。

　　因此，既有市場的特征又有計劃的特征的不徹底的改革的制度，存在更極端的分配不平等，其根源在于在計劃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還沒有同步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缺乏公眾的參與，公共權力主導資源配置仍未得到有效監(jiān)督與制衡而導致財富向少數人傾斜，使在原來體制中的共同得益者分化成既得利益群體和弱勢群體這兩大對立的群體，并形成進一步改革的兩大阻力：一是公共權力和有公共權力背景者的既得利益群體，千方百計要維護和強化他們的既得利益，不希望進一步改革使他們的權力及利益失去。二是多年改革形成的弱勢群體，他們未能分享改革帶來的成果，而對現有改革從心理上和現實行動上加以抵觸。

　　具有難以名狀意味的是，現在“需要被改革的已經是多年前改革的推動者，更是對深化改革的拒斥者”。就造成了現在的改革難以進一步的深化，經濟體制的轉軌和政府的轉型難以進一步推進的根本原因。

　　也許需要論證在轉軌過程中，我們所選擇制度及制度的改善與發(fā)展的模式相適應和匹配得當，經濟及社會的發(fā)展和運行才能取得明顯的績效。但在漸進式改革存在的雙軌制下，制度模式與發(fā)展模式畢竟處于沒有定型的動態(tài)和不確定狀態(tài)，必然難免使轉軌過程中出現制度模式與發(fā)展模式匹配失當的問題，帶來矛盾的累積和結構性失衡。這些已經在現實的轉軌過程中有所發(fā)生，如開始的農村土地承包改革和城市企業(yè)下放權力時幾乎馬上取得明顯的效果，而近幾年則暴露出經濟與社會發(fā)展嚴重失衡的問題，并由此引發(fā)巨大的爭論，造成對改革的徘徊不前。

　　但最大焦點和不能回避的是產權問題，并且不同的價值觀念，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多年的計劃經濟下形成的國有(集體)資產的產權歸屬問題仍然如何處置成為困擾改革的實質問題。所以，“政府所有產權，既是中國市場經濟發(fā)展中并發(fā)各類社會問題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國的市場經濟難以推動政治相適應發(fā)展的主要障礙，產權公有既障礙著中國的政治發(fā)展，又抑制著中國政治體制的正常改革” ⑤。

　　目前，出現以下不利于改革進一步推進的幾種思潮：1、徹底否定現有改革者。有的懷念50年代或計劃體制下的社會“純潔”，充滿了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并呼吁對已經進行的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進行清算⑥，是一種明顯的和危險的政治訴求。也引起失落群體回味以往，想繼續(xù)躲在原有體制下得到權力的“施舍”、要回到原有體制下“平等”生活;2、維持現狀者。認為不進也不退最好，其實這是目前形成了的“權貴資本”者，希望維持現狀繼續(xù)“渾水摸魚”;3、激進改革者。認為要一步到位，徹底完成市場經濟的并軌，“大亂求大治”。這幾種思潮都不利于進一步的改革，更阻礙著改革的進一步推進。

　　四、并軌與轉型

　　那么，我們是往后走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還是停止現有的改革維持現狀?還是完成從計劃經濟完全并為市場經濟?或者還有第三條路?大方向不明確是很難在具體問題上找到答案，最終只不過是修修補補而已，所發(fā)生的矛盾和問題最終將會激化。

　　在長達近一個世紀(1917-1950)的時間里，占世界總人口1/3的國家進行了建立計劃經濟體制的“試驗”，但最終的結果是在20世紀末幾乎同樣徹底卻方向相反的體制變革，試圖重新建立市場并重新融入世界經濟之中。在當今全世界將近200個國家中只剩下有2個國家繼續(xù)實行計劃經濟：一個是朝鮮，一個是古巴。而且改革到了今天，對于已經加入WTO，已經融入世界市場經濟一體化大潮的中國來說，已不能置身度外，而且市場經濟理念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轉。因此，是選擇計劃經濟體制還是市場經濟體制，這已經是不用再爭論的話題。

　　由于體制轉換要在經濟一刻不停的運行中進行，并在經濟運行的效果中檢驗、校正，這不可能避免有問題出現。改革也是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建立和調整新的利益格局的過程，肯定會有部分人利益受損。那些一直在計劃體制下“享受”著比最低層人群(農民)相對要好的待遇，在今天相當部分變成了事實上的弱勢群體，認為改革對他們不公平，但為什么他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他們極少為農民的不公平而呼喊呢?在所謂“公平平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多年來可以剝奪最大群體——農民的利益而轉移向其他群體，甚至在二十多年的改革過程中他們幾乎一直“喪失”話語權，這對于他們又是否代表著公平平等呢?

　　當然，改革并非就忽視社會的公平，如果忽視了社會公正，任何改革都不可能真正獲得成功。二十多年的改革歷程已經告訴我們，改革如果失去了社會的公正，就會出現社會危機，那么反對改革者就會以維護“公平”名義的糾集力量，甚至用意識形態(tài)和道德的批判來阻礙改革，使改革夭折。但建立市場經濟更加需要的是公正。例如在執(zhí)行同等規(guī)則下，體育競賽后的結果產生冠亞季軍等名次，其獲得的獎勵各有不同，我想沒有人說結果不公平。所以，公平是指競爭結果的平等，而公正則指競爭過程的平等。目前中國的確實存在著嚴重的分配不公及兩極分化的現象，但問題并不是在于市場經濟的建立而出現的市場自由化、和思想自由化，更不在于普通民眾剛開始享有的有限的財產權和經濟自由，而是公共權力及有公共權力背景的既得利益者極大地阻礙著市場的自由化和思想自由化及其公正競爭格局的形成。其實，而且二十多年來形成了各個社會階層，都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改革也是各方面利益相互博弈的過程，因此，在經濟發(fā)展和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需要允許公民的政治權利隨著經濟的發(fā)展而同步擴張。

　　既然要實現經濟體制的并軌則需要有相配套的政治體制，也就是建立民主法制社會。所謂市場經濟，是以交換為主要特征和內容的社會制度，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社會資源的高效配置，其實質是法治經濟，必須明確執(zhí)政黨與政府之間、政府與社會之間、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yè)之間、企業(yè)與企業(yè)之間、個人與社會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更需要明確公共產權與私有產權，這必須用嚴肅的法律來確定下來，并有獨立的司法加以保證。雖然以往有過制訂法律的“躍進”時期，但缺乏各方面利益的參與和博弈，法律的嚴肅性和可操作性及效果并不理想。另外，市場經濟的社會，必須要對權力和資本加以約束，使其不能背離社會全面發(fā)展的目標。解決權利和資本這些改革障礙，無論是對資本的制衡還是對權力的制衡，都離不開法治，單憑道德力量的約束和簡單的道德批判及意識形態(tài)的專制，不可能建立公正的規(guī)則和秩序。

　　要實行法治經濟，也就需要政府的轉型，需要從國家社會向公民社會的轉變。雖然在中國的權力結構沒有根本改革之前，改革難免受權力所左右，但改革畢竟在中國制度中引入了全新的約束，中國的政治體制在經濟改革的基礎上已經并繼續(xù)在發(fā)生深刻的變化，也動搖了中國社會中傳統(tǒng)一元化的權力結構，從而有利于在中國社會造就民眾能夠監(jiān)督和約束國家權力的利益格局和經濟基礎，擴大了公眾的自由。在經濟體制上的改革過程中，公眾越來越渴求政治體制能與之相配合和相適應，不能隨意支配公眾資源，也就需要政府的轉型，使其真正轉到“裁判”和服務的職能上面來。政府的重要職能是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也就是用公眾提供的公共財政去滿足大部分人的公共物品或服務的需要;按社會公眾的集體意愿提供市場機制無法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或分配活動。

　　五、并軌與轉型的路徑選擇

　　轉軌只是一個過程和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終目的是建立起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和與之相配套的政治體制，但如何實現雙軌制的并軌和政府的轉型，需要選取正確的路徑，以降低并軌與轉型的成本。

　　眾多觀點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落后于經濟體制改革，這也是存在的事實，但并不代表現有執(zhí)政集團沒有執(zhí)政的合法性，因為今天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態(tài)勢下，還沒有能取代現有執(zhí)政集團的政治力量，實現雙軌制的并軌和政府的轉型仍需要現有執(zhí)政黨強有力的領導，而且市場因素始終是政府為了經濟發(fā)展而引入的，市場框架是在強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并需要在此框架上不斷修正完善和培育，因此在并軌與轉型過程執(zhí)政集團所領導的政府的角色仍然起主要作用。因為：

　　1、私有產權是市場經濟存在的前提條件，必要條件，是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結論。由于從計劃經濟體制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最基本的特征是需要將全民(集體)所有的財產轉為公民私有財產，并明確界定屬于全體公民的公共服務財產和公民私有財產產權的過程，而現階段仍然有大量的全民(集體)所有的財產存在的現狀下，如果在這一過程政府權力失效，全民(集體)所有的財產就會在無序與混亂中瓜分，將發(fā)生嚴重的社會危機甚至動亂，經濟及社會發(fā)展將出現極大的倒退，改革的經濟與政治成本將十分巨大。

　　2、現執(zhí)政集團仍然有強大的能力延緩改革或推進改革，但畢竟推進改革意愿更大。雖然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過程遇到不少阻力并發(fā)生搖擺，社會上也仍然存在反對改革的力量，但現執(zhí)政集團并沒有改變過向市場經濟轉軌并軌的大方向，因此需要現執(zhí)政集團“消除對改革的阻礙和反抗”。從現執(zhí)政集團以往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到現在增加的“政治文明”以及要建立“黨內民主”，均表現出現執(zhí)政集團也在調整以適應經濟體制的轉軌。這或許是執(zhí)政集團要穩(wěn)固執(zhí)政地位之舉，但證明民主的理念正在深入，也證明了市場力量和社會公眾力量的影響力在擴大，民主政治正在得到認同。

　　3、民主政治的發(fā)展在中國仍需要過程。亨廷頓認為：“民主的前景取決于經濟發(fā)展的前景” ⑦?，F代民主政治必須要有市場經濟力量的支撐，公民公共服務財產和公民私有財產所有權的確立才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了制約了公共權力。通過公眾力量制約公共權力來為公眾服務，這也是實現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之一。但由于上面所說，我們不能采取經濟與政治成本巨大的激進改革來實現市場經濟的并軌，也就不能用激進的方式來實現民主政治，而且在中國還不具備以激進方式實現民主政治的條件，因為政治發(fā)展過程中民主力量的產生，需要市場經濟力量和民間組織形成，而中國目前還沒有形成強大的屬于民間的市場經濟力量和政治組織，一些民間經濟力量如私營企業(yè)有相當部分因為在雙軌制下與政府建立各種聯系，甚至有不合法占有公眾利益并繼續(xù)與公共權力“合作”尋求利益的現象。民間團體如工會、婦聯、消協、工商聯等仍由政府所主導，甚至代表幾億農民的團體仍沒有建立，仍然靠“國家公有”的土地生存，或游離于公共權力保護范圍之外的工作。隨著共有產權向私有產權的轉移，民間經濟力量與政治組織才能得到相互發(fā)展，并能脫離政府的主導，民主力量才能建立并最終實現民主政治，這需要過程。

　　4、任何市場經濟社會，都不可能完全否定國家--政府的作用。市場經濟并非萬能，需要政府之手的作用，而且在漸進式改革過程，也需要政府在宏觀經濟上加以適度調整，更需要政府解決在轉軌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分配不公、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化解危機，保證轉軌并軌過程的平穩(wěn)。

　　達爾所說，“民主和市場經濟就象兩個被不和諧的婚姻所束縛的夫妻。盡管婚姻充滿矛盾，但它卻牢不可破” ⑧。向市場經濟并軌的經濟改革不僅僅是體制的改變，也需要使人們的思想道德和信仰、價值理念、行為習慣的改變。由于中國特有的、與其他國家從根本上不一樣的國情，如人口眾多(特別是農業(yè)人口比例大)、人均資源缺乏、經濟基礎薄弱、社會保障未還沒有覆蓋到全體公民，因此現有以產權為核心的經濟體制改革不能不考慮此現實，更需要現有的執(zhí)政集團來保持社會和政治的穩(wěn)定，只能創(chuàng)造條件加快經濟與政治改革步伐，既不能放慢腳步，也不能冒險急進，最終是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及與相配合其民主政治體制，實現中國改革的目標。

　　六、結論及一點意見

　　漸進改革的轉軌過程中“舊雙軌制”的衰亡但也有延續(xù)并滋生“新雙軌制”，既有市場的特征又有計劃的特征的雙軌制存在雖然能降低改革過程中的社會危機和動亂的機會，但卻為此付出巨大的經濟成本，形成了社會分配比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更不平等，并影響改革的進一步推進。但不能否認向市場經濟并軌的改革大方向出錯，因為分配不平等正是由于市場經濟改革的不徹底存在的雙軌制，其根源是公共權力還支配著大量的資源，使民間經濟力量和民間組織仍存在“依附”于公共權力，并影響民主政治力量的形成，必須創(chuàng)造條件加速改革。

　　多年的計劃經濟下形成的國有(集體)資產的產權歸屬問題仍然如何處置成為焦點，變革產權已成為改革不能回避也不能放棄的問題。從計劃經濟體制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最基本的特征是需要將全民(集體)所有的財產轉為公民私有財產，并明確界定屬于全體公民的公共服務財產和公民私有財產產權的過程?，F代民主政治必須要有市場經濟力量的支撐，公民公共服務財產和公民私有財產所有權的確立才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了制約了公共權力，才能產生獨立的民間經濟力量和民間社會和政治組織，才能制約公共權力來為公眾服務，這是實現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之一，也是向民主政治社會轉型的基礎。

　　在中國特有的國情下，需要現有的執(zhí)政集團的力量來保持社會和政治的穩(wěn)定，采取先實施產權改革和將政治體制改革跟進的并軌與轉型路徑。

　　對于產權改革并非此文的論述內容，下面只是一點簡單的方向性意見，有待其他人研究具體解決的辦法。

　　將國有企業(yè)及國有控股部分在競爭領域中退出，但不可采取急進方式進行，需經專家學者研究和充分論證后制定初步方案，并公開方案征求民眾意見，再由人大討論決定。1、對于未上市的企業(yè)，則可公開拍賣出售轉讓。 2、最難的是在競爭領域的已上市企業(yè)，必須使國有股全部退出后實行全流通?？蓪⒎橇魍▏泄稍谑袌隽魍ê鸵源诵问桨词袌鰞r格公開轉讓，并暫停國有控股企業(yè)的流通股的交易，并指定過去的某一時間的流通股價為準，如賣出的國有股價格如低于流通股的價格，差價部分則在賣出的國有股所得中給予補償。由于指定過去的某一時間的流通股價為準給予差價補償，因而不會發(fā)生大眾哄抬流通股價現象，而且國有股份占市值達2/3，足夠補償差價部分。非流通國有股在市場流通和以此形式按市場價格公開轉讓，也是回歸市場價格，由市場定價，不存在資產流失現象。

　　上市的國有股和未上市的國有企業(yè)出售轉讓后，所得的資金用于三個用途：一部分給全體國民(包括農村居民)按年齡比例計算購買社會保障金;一部分補充入社會保障基金中，由全體國民共享;另一部分給40歲以上(具體而定)上的國有企業(yè)職工按工齡或就按工齡計算給予直接現金補償，這樣能平衡國有企業(yè)職工的歷史貢獻和不能象農村居民那樣擁有集體土地的利益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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