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善化寺“金碑”之文化分析
1、佛教之信息善化寺是大同城內(nèi)的一座古寺，在歷史的歲月中屢跪?qū)移?，深蘊著昔時佛教因果義理弘揚與傳承的盛貌，記錄與儲存著豐富的佛教文化信息。據(jù)寺內(nèi)現(xiàn)存碑記記載，善化寺創(chuàng)建于唐朝開元年間(713741年)，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明皇李隆基頒敦詔書，令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并按年號稱寺名，統(tǒng)稱“開元寺”，而善化寺的舊寺舊址就是唐代的一處開元寺。至五代后晉時( 936946年)，開元古寺改名為大普恩寺，遼金時亦稱此名，迄明英宗始賜名善化寺。在明萬歷年間的《重修善化寺記》和《重修善化寺碑記》中，善化寺已經(jīng)成為這座古老寺院的正宗名稱，當?shù)匕傩談t一直以其位居城南而以“南寺”俗稱。
善化寺在明大同城之南門的西側(cè)，其東側(cè)也有佛寺稱“七佛寺”。善化寺地勢低凹，座北朝南，寺內(nèi)的主要建筑一如唐代布局，皆分布在中軸線上，三重大殿，由下而上，由小漸大，在體積和量的變化中，體現(xiàn)出一種宏大、莊嚴、肅穆和高貴的盛唐古風。在三重大殿的東西兩側(cè)，還有兩座唐代遺風的閣樓，西閣為普賢閣，東閣文殊閣于民國初年在火災中塌毀。另外還有東西配殿，構(gòu)成了“伽藍七堂”的古制。在善化寺三圣殿內(nèi)保存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記”碑，以真實的記傳文字，儲存和傳達出那個時代這座古寺豐富的佛教文化信息。
在佛家看來，興建寺宇、崇飾塔廟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善化寺“金碑”中即以簡潔的語言表達為:佛、菩薩是以有所關(guān)懷的“應世”姿態(tài)，展現(xiàn)“誘接眾生，同歸于善”的崇高言教境界，善化寺“金碑”稱之為“佛菩薩境界”。在世俗看來，釋迎牟尼棄世出家專心求法，就是放棄人世的一切欲念與利益。在佛教傳人中國后的西晉時代，大和尚慧遠在《沙門不敬王者論》中，稱佛教是“方外之賓”。佛教僧徒披裂裝，斷蓄發(fā)，托缽念佛，顯然與世俗之人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狀態(tài)。然而，到了唐代百丈懷海和尚的時代，佛教僧徒則以一種積極應世的姿態(tài)，參與人世間所有善事和公益活動，以此作為修煉佛法的重要內(nèi)容，修路架橋，販濟災民，做善于世，益事于人，積極引導眾生“同歸于善”。所以，本著這種思想認識，佛教寺廟和佛教形象正是以這種方式參與世俗社會的思想文化建設(shè)，使人人心存善念，這即是佛菩薩的一種期待，也是佛菩薩的一種境界。在善化寺“金碑”的開題段落中，撰者朱棄以南朝時的印度僧人達摩蘆葦渡江，與南朝梁武帝蕭衍進言救世以為“功德”，四次闡述佛教“應世”的觀點，這種功德就如同現(xiàn)世哲王的救弊補世一樣，以此之為功德，大矣廣矣。
與上述相結(jié)合，佛教表明了一種觀點和態(tài)度，那就是興建寺宇崇飾塔廟，不僅僅是信仰行為，也不僅僅是建筑藝術(shù)行為，而是佛教積極“應世”，參與世俗社會思想文化建設(shè)的一種姿態(tài)和境界。這種努力的結(jié)果和收益，就如同英明睿哲的世俗社會管理者一樣，有著明顯的利益眾生的功德，而且其為功亦大矣。鑒此，我們可以說，這樣的論述和闡釋，正是朱棄所撰這篇碑文的出發(fā)點，也是建寺修廟的目的。
2,史之信息碑記之文，在于記事，在于述史。在善化寺“金碑”中，朱棄用了很大一部分文筆來記事述史。要點有三:一是從“大金西都普恩寺，自古號為大蘭若”寫起，追溯普恩寺的佛緣久遠。然后一筆過去，具體陳述遼末保大二年(1122年)金遼大戰(zhàn)給佛寺帶來的巨大災禍，原本莊嚴宏偉的古寺，頓然間“樓閣飛為埃扮，堂殿聚為瓦礫”，“僅存者十不三四”。在這一災變的背景下，“驕兵悍卒”橫沖直撞搶掠寶藏，而“殘僧”和“遺黎”則為此而掩泣嘆息。這種景象，就像是我們在戰(zhàn)爭影視片中常?？吹降拿商妫悄菢拥恼鎸嵑托蜗蟆Ｖ鞐壱晕馁x之筆記寫戰(zhàn)爭之景，在了解史實情狀的基礎(chǔ)上，給讀碑文之人以巨大的精神震撼與心靈感染。二是重點記寫普恩寺住持圓滿大師忍辱精進重建大寺的經(jīng)過。圓滿大師少有慧根，前有宿因，入于佛門，精進勇猛，從不退轉(zhuǎn)，是一位堅定自信的佛教修行者。然而，面對遼末保大年間戰(zhàn)火對普恩寺的嚴重破壞，他帶領(lǐng)所存僧人“合謀協(xié)力”千辛萬苦化緣聚資，經(jīng)過長年累月地努力，從金代天會六年(1128年)至皇統(tǒng)三年(1143年)，用了整整15年的時間把殘毀的大普恩寺重新修建而成。其時的大普恩寺建筑，有大殿、東西朵殿、羅漢洞、文殊閣、普賢閣、前殿大門和左右斜廊，合計80余楹。從此記敘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圓滿大師的大功德，也可以體悟到朱棄由此而產(chǎn)生的輕松和愉快的心情。接下來朱棄用24句有詩賦特征的句子來描寫大殿和佛像的美妙與壯麗，來描寫前來瞻仰游覽者的欽佩與贊嘆。以此具體的大功德回照應證碑文伊始處對佛教利益眾生功德世間的議論的闡發(fā)，于文完整圓合矣。遞進而下，再寫已74歲的圓滿大師成此功德的艱難與不易。朱棄以親眼所見和親身經(jīng)歷，寫下圓滿大師為重新修建普恩大寺的種種努力，記事之下，情動于衷。二是點出自己撰此碑文的機緣，實事實寫，真情實感，讀來亦頗讓人感動。撰寫碑文的朱棄，落款署名為“江東朱棄”，所以后世人們將這通善化寺“金碑”稱之為“朱棄碑”。從提款得知，朱棄時任宋通問副使，與正使王倫一行前往北地問安兩宮(宋徽宗和宋欽宗)，當他們行至西京時，被金人扣留，長達17年之久。在此期間，金人也曾以高官厚祿誘降，但朱棄終不為所動。做為南宋的一名官員，在北方?jīng)]有親人沒有自由的17年羈押，其生活的艱辛和精神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唯一能使他感到松暢和愉悅的就是他“遷于茲寺，因得與寺眾往來”的這14年。做為一個“親身見之”的當事人，他責無旁貸地擔當了普恩寺重新修建之后立碑以志的撰文者，為我們保存和傳達出豐富的歷史信息。在碑文的最后，朱棄又補敘了普恩寺的歷史，寺建于唐，唐明皇李隆基賜“開元”名號，五代后晉時更名大普恩寺，并對鐘樓上銅鐘的落款“清泰三年”做了考辯，對其網(wǎng)文做了說明，有主有次，事史圓整。
3、文化之信息從本質(zhì)上講，佛教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一切活動，都是人類精神追求和心靈向往的一種表現(xiàn)，都是人類以創(chuàng)造的姿態(tài)美化人生的一種努力。佛教文化中的建寺塑像撰文刻碑本身就是一種文化表現(xiàn)，是一種文化信息的傳達。在善化寺《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記》中，透露出一種莊嚴凝重的佛教文化信息，也透露著遼金時代的社會文化信息，流露出碑文撰寫者的人生際遇和感悟。從文化信息的角度看，善化寺“金碑”主要有三個方面的信息傳達:一是在朱棄看來，佛教中的佛菩薩在世俗生活中的出現(xiàn)與張揚，同以救弊求安求富為己任的世俗社會中的帝王是一樣的，不管他們表現(xiàn)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其所追求的利濟眾生的目的是一致的。這在佛家看來就是功德之事。不過，就功德而言，言的功德與行的功德顯然還是有區(qū)別的，那些以不力之體，經(jīng)過千辛萬苦而崇飾塔廟，興建寺宇，以示現(xiàn)佛菩薩境界者，達到饒益社會與眾生的，才是最大的功德，重修大金西都普恩寺的圓滿大師就是這種大功德的實踐者。注重善的實踐，注重佛教修行的社會效益，提倡有為功德，是大乘佛教的一種精神追求。像圓滿大師那樣，以古稀之身精勤修業(yè)募化建寺，這在江東才子朱棄看來就是無尚的大功德，是應該昭彰其功頌贊其德的。二是朱棄的筑館教授，為北地傳播文化教育。朱棄是《宋史》和《金史》皆有其傳的人物，在宋徽宗和宋飲宗被金人俘押到女真故地黃龍府后，他以吉州團練使的身份被朝廷選為首批赴金問安兩帝的通問副使。對其個人而言，命運便由此改變，歷史也因此有了宋金沖突糾葛的另一筆記載。當作為通問副使的朱棄和正使王倫到了西京后，卻被扣留于此地，前不能進，后不能歸，在金人的威逼與利誘面前，展現(xiàn)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生動故事，期間的痛苦、孤獨、憤悶和磨難是可想而知的。當結(jié)束扣留，歸于南方的時候，他在北地西京已經(jīng)度過了整整17年時光。在被扣留于西京3年后，他“筑館”當了傳道授業(yè)的教書先生，而且在西京還很有影響，即使是上層的女真貴族，也把子弟送人塾館中接受其教育。朱棄將深厚儒雅的江南文化帶人刀光劍影雄勁粗獷的西京之地，對文化的交流與知識的傳播做著默默無聞的貢獻。從他那文筆暢爽記議妙佳的碑文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江東才子的大氣與宏雅。三是遼與金的爭戰(zhàn)和金與宋的沖突。契丹和女真皆屬于東胡游牧民族，皆起于遼河與嫩江流域。契丹建立遼朝后，在行政區(qū)劃上設(shè)五京之制，而女真滅遼建立了金朝后，也沿襲前朝五京之制。遼在西京興建了大華嚴佛寺，并且以國家宗廟的格局“奉安諸帝石像、銅像”，皮藏佛教典籍與其他文化圖書，儼然像一個國家級的圖書館。金滅遼后，依然在西京之地重視佛教和文化上的建設(shè)，在被戰(zhàn)火毀壞的華嚴寺舊址上重構(gòu)盛大的廟宇伽藍，采用遼的風格和習俗，再現(xiàn)了大華嚴寺過去座西朝東矗立于高大月臺之上的盛貌。就其規(guī)模和風格而言，可以見出其文化選擇和審美時尚的趨同性。盡管有那場保大年間的遼金大戰(zhàn)，但共同的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和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文化觀念和歷史傳統(tǒng)，使得他們在西京華嚴寺的興建與重建上保持了高度的文化上的相通與一致，善化寺也是如此。金宋的戰(zhàn)與和，盡管也在碑文中顯露了出來，但表面上的沖突與糾葛并沒有斷殺他們在短暫安寧中的文化交流。朱棄在“筑館”授學中，在與善化寺僧眾長達14年的朝夕相處中，相互的感染和學習是必然的，朱棄碑文中表現(xiàn)出的儒佛共表、宗教與世俗同構(gòu)、義理與文采相映的特點，便是這種文化交流的明證。
遼金西京善化寺“金碑”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和文化價值，蘊藏有豐富的佛教信息、歷史信息和文化信息，對我們了解那個時代的社會、宗教、文化和民族的狀貌，定當會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