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是我國重要的一項政治制度，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民族自治權作為其核心內容。保障民族自主權的實現，是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重要目標。中國共產黨從接觸到民族自決的思想到抗戰(zhàn)時期民族自治思想的選擇，再到如今民族區(qū)域自治的發(fā)展，我黨不斷探索并成功構建了符合國情的處理國內民族問題的適當模式。

　　【關鍵詞】民族區(qū)域自治;民族自決;民族自治

　　一、馬克思主義民族自決理論

　　民族自決權，最早由歐洲啟蒙時期的思想家闡述，馬克思主義民族自決理論是伴隨著馬克思主義的產生而產生的，是民族自決理論的一個分支。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民族自決權，早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就堅決主張被壓迫民族有民族自決權。

　　列寧和斯大林繼承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于依靠無產階級消除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從而消滅民族壓迫等的一些思想。列寧提出民族自決權的出發(fā)點完全是為了維護各民族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他始終堅持民族自決要服從無產階級革命利益的要求，在權利平等基礎上促進各民族聯合和團結。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后，靈活運用民族自決原則，采取民族共和國和民族區(qū)域自治等形式實現各民族的獨立自主，促進各民族的團結。

　　斯大林繼承了列寧的民族自決的思想，自決權是解決民族問題的一個必要條件。在斯大林看來，“自決權就是：只有民族自己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誰也沒有權利用暴力干涉這個民族的生活，毀壞它的學校和其他機關，破壞它的風俗和習慣，限制它的語言，削減它的權利。它反對用暴力壓迫民族，僅僅維護由民族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同時要進行鼓動，反對該民族的一切有害的風俗和機關，使該民族的勞動階層能夠擺脫這些有害的東西。”

　　中共民族政策的創(chuàng)立直接導源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列寧與斯大林關于民族問題的學說和共產國際因之做出的決策，決定了中共早期民族政策的內容和走向。聯邦制與民族自決在中國革命進程中一定程度上起到政治動員作用，但實際上并不適用于歷史上就是統一的多民族的近代中國。

　　二、民族自決與聯邦制

　　1922年，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對于民族綱領是正式的提出來了，在這次會議黨正式的指出：“我黨要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民主主義的統一，需要由人民來主持建立我們真正的民族共和國，然后在回疆、西藏、蒙古建立三個自治聯邦，最后由我們的民族共和國與三個自治聯邦聯合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1923年中共三大制定的黨綱草案再次明確提出：邊疆少數民族與“中國本部”的關系，“由各該地民族自決”。在地域上，增加了青海。在1928年《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中強調：“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重申承認民族自決權，以此作為團結和動員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并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一面旗幟，并且將它列為黨的十大政治口號之一。

　　在創(chuàng)建之初，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是聯邦制和民族自決的制度設計，在1931年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所體現的民族政策中規(guī)定了“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中國地域內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qū)域。”對于我黨以法律的規(guī)定來確定少數民族人民的自決權，是有重要的進步意義的。一方面它是對少數民族人民民族自決權的重要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它是我黨法律發(fā)展的重要進步。這是我黨第一次明確提出：國內的民族問題可以采用聯邦制和區(qū)域自治兩種形式并存的方法來解決，從而提出了民族區(qū)域自治的形式做了探索。1934，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也重申了1931年憲法大綱中關于少數民族問題的規(guī)定。這一時期所提出的“民族自治區(qū)域”的主張，雖然同后來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民族區(qū)域自治不完全相同，但包含了“在統一國家之內實行民族區(qū)域的自治”的含義，即已具有了區(qū)域自治的思想萌芽。

　　從中共創(chuàng)建到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之初，中共堅持以聯邦制與民族自決為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制度選擇，由于條件不具備，并沒有產生與之相符的結果。但它在黨領導的革命斗爭中，起到了重要的政治動員作用。“它的現實意義――動員少數民族群眾投入反帝反封建斗爭，大于用以解決民族問題政治形式的未來意義”。

　　三、民族自治思想的形成

　　七七事變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全面侵略，利用“民族自決”的幌子分裂我國少數民族，中國共產黨意識到中華民族必須實現高度團結，漢族與各少數民族結為一體，形成牢固的抗日。而這時再強調民族自決權的原則，實際上就是強調少數民族從國民黨的統治下分離出來，獨立出來，這樣只能從內部瓦解統一戰(zhàn)線。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特別強調中國要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并在這一前提下，建立各少數民族的自治區(qū)，行使自治權。

　　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論新階段》的報告中，科學地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民族理論、民族工作的經驗。他指出：“允許蒙、回、藏、苗、瑤、夷、番各民族與漢族有平等權利，在共同對日原則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同時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這里中國共產黨明確了中國各民族要建立統一的政府，明確了黨的民族政策不是建立聯邦形式的國家，表明了我黨經歷了從“民族自決”到“民族區(qū)域自治”的歷史轉型，開始摒棄聯邦制，逐步確立民族區(qū)域自治的歷程。1945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關于內蒙工作方針給晉察冀中央局的指示》中提出，解決內蒙古民族問題的基本方針是“實行區(qū)域自治”，并決定“首先從各旗開始，爭取時間，放手發(fā)動與組織蒙人的地方自治運動，建立自治政府”。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明確規(guī)定了中國共產黨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原則，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qū)，應實行民族的區(qū)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qū)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凡各民族雜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區(qū)內，各民族在當地政權機關中均應有相當名額的代表。”至此，中國共產黨將民族區(qū)域自治政策最終確定為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和制度，不僅是我黨將學習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理論的學說與我國實際的民族問題充分結合的產物，并且是歷史發(fā)展的結果，而且是中國各族人民共同的、自主的歷史選擇。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其中明文規(guī)定了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即單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在各個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qū)域自治，在少數民族自治區(qū)域內設立民族自治機關，少數民族群眾獨立的在法律法規(guī)范圍內行使高度的自治權。民族區(qū)域自治的基本前提是我國的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而非聯邦制，首要的背景是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民族區(qū)域自治的核心是由民族區(qū)域自治地方的民族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由聚居區(qū)內的少數民族掌握自治權，根據其各自民族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特點管理自治地方的事務。

　　四、堅持和完善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

　　前蘇聯實行的以民族自決權為核心的共和國聯邦制，經過70多年的實踐發(fā)展出了問題，最終導致其解體，原因之一就是蘇維埃聯邦制所具有的特殊性，導致各種矛盾以民族問題的形式出現，影響到聯盟的穩(wěn)定。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行的民族區(qū)域自治“強調在政治上各個民族行使平等參與和自主管理的權利，在經濟和文化上國家采取措施扶助少數民族發(fā)展、重視培養(yǎng)和使用少數民族干部，最根本的目的是要促進少數民族地區(qū)的全面發(fā)展，實現真正的民族平等與民族自治。

　　從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確立到發(fā)展與完善，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來實施一直以來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對于我國國家穩(wěn)定統一和民族事業(yè)的發(fā)展以及我國經濟的快速飛躍提供了重要助力。民族區(qū)域自治是民族因素和地域因素的結合，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的結合，它的特點和優(yōu)點就是把國家的集中統一與民族地區(qū)的自治有機地統一起來，既能保證少數民族人民當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內部的地方性事務和國家事務，又能保證國家的統一領導，鞏固和發(fā)展中華民族的大團結。

　　從中國共產黨二大開始提出民族自決的口號，再到抗戰(zhàn)時期的民族自決和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探索，到解放戰(zhàn)爭時期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實踐，最后再到建國前的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最終完善，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民族政策的探索，經過各個時期民族政策的理論與實踐的驗證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洗禮，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最終選擇了適合我國國情的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正是這種政策的選擇，使中國共產黨在各個時期都得到了中華各民族的支持。新中國建立后，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推行，既保障了少數民族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的權利，又從根本上改變了舊中國許多民族地區(qū)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割據狀態(tài)，實現了國家在政治上的高度統一，使得祖國的邊防得到鞏固，各少數民族人民翻身成了國家的主人。但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建設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探索與解決，但隨著時代與社會的發(fā)展與進步，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也將會不斷豐富自己的內涵，完善自身，使之更加符合社會發(fā)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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