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歷史學通常有以下三種常規(guī)劃分：（１）過去的事實，這是歷史學家的研究對象。（２）歷史編纂（historiography），這是歷史學家關于研究對象的寫作話語。（３）歷史哲學，這是對研究對象和研究話語之間可能關系的研究。“歷史”不僅僅是指我們能夠研究的對象及對它的研究過程，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某種寫作話語而達成的與 “過去”的某種關系。我們對歷史的經驗與我們關于它的話語是不可分離的，歷史話語以其具有文化意義的形式現(xiàn)實化為一類特定的寫作，這種寫作是對歷史學家所掌握的任何關于過去的資料和源于過去的知識的種種闡釋。從簡單的編年史或史實目錄，到高度抽象的歷史哲學，歷史闡釋的形式多種多樣。本文考慮的正是歷史寫作問題，也就是歷史學家歷史研究的話語類型，在我看來，任何獨特的歷史話語一旦形成，便產生了一個可以當做一種哲學的或思考批評的主題。對于中國近百年歷史而言，“五四”就是這樣一個最具典范意義的“歷史話語。”仔細分辨關于“五四”的歷史話語七十六年來的變化，可以發(fā)現(xiàn)，“五四”作為一種象征“現(xiàn)代化”的抽象雕塑，被不同階級、不同黨派、不同思想家和文學家甚至不同代人持續(xù)不斷地進行雕造和闡釋，“五四”作為一種我們民族的“集體記憶”，早已積淀于現(xiàn)代中國人的心理結構之中，尤其成為知識分子精神傳統(tǒng)甚至個人內心的精神節(jié)操的一部分。人的歷史記憶是被不斷建構和闡釋的，而且往往是依照個人或團體利益或社會政治現(xiàn)實去建構的，“五四”的“集體記憶”同樣具有某種社會政治性格。在二十世紀末回顧中國近百年以來艱難的文化歷程，“五四”當然是一個最基本的出發(fā)點和聚焦點。

　　一

對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本世紀最大的遺憾恐怕就要算“五四”文化啟蒙運動的中途夭折了。百年中國為什么沒有發(fā)展出近代意義的科學？中國為什么沒有誕生民主政治？為什么沒能形成資本主義及產業(yè)革命？如果沒有迫在眉睫的救亡圖存情勢，如果沒有那許許多多的政治干擾，如果沒有……，還可以舉出更多的假設來。于是五四啟蒙主義象一場輝煌悲壯的百年夢想，牢牢地抓住了知識分子的意識中心，他們忍耐著等待著，沉默地思索著，一旦有機會就不顧一切地想一圓這百年長夢。當夢想一次次被殘酷的現(xiàn)實粉碎后，他們不是反思夢想本身的價值取向、思維定式、操作方式中的內在缺陷，而是嘆息傳統(tǒng)的惰性，政治的專制和國民的愚弱。進入九十年代以來，知識界在經濟大潮的強烈沖擊下，明顯流露出一種驚恐失措、心神不定和落魄困頓的心態(tài)，最近人文精神成為知識界的時髦話題頗能說明問題［（１）］。這雖然貌似知識界有識之士對商品大潮中道德失范、價值失衡和庸俗文化泛濫的一種隱憂，本質上卻是一種“五四”經驗，“五四”夢想，“五四”情懷的回顧與再現(xiàn)，也就是說這場討論仍然是在 “五四”語境中展開的。問題不在于五四精神傳統(tǒng)本身的虛妄（我至今仍以為五四精神是本世紀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而在于我們必須心平氣和地坦然面對“后五四”時代的來臨［（２）］——經濟建設中心論終結了意識形態(tài)的論爭；現(xiàn)實生活的物質需求淡化了空前的政治意識；商品價值顛覆了知識與科學的形而上色彩，科學技術早已不再作為一種精神和境界，而是作為第一生產力與現(xiàn)實社會生活息息相關；大眾文化的蓬勃發(fā)展使以“經國之大業(yè)”自許的純文化、純學術、純文學黯然失色，“文學政治”不再成為主宰中國的歷史主潮，而成為社會邊緣文化的一部分；后殖民語境下民族文化、傳統(tǒng)意識的追尋消蝕了對西方文化的一味慕崇，中國文化不再作為西方話語中的“他者”而是作為文化自主體而存在。這一切都標志著 “后五四”時代的來臨，啟蒙主義的式微。在此種情境下，作為一個神話和寓言的“五四”，作為一種境況和經驗的“五四”，作為一種傳統(tǒng)和精神的“五四”，作為一個民族記憶甚至歷史分期的“五四”，才到了可以真正反思的時機。用余英時先生的話講：“一方面肯定‘五四’的啟蒙精神，另一方面超越‘五四’思想境界，這就是中國文化重建在歷史現(xiàn)階段所面臨的基本情勢。”［（３）］這種“超越”在我看來只有在“后五四”語境中才能得以根本實現(xiàn)。在“后五四”時代仍然沿用種種“五四”話語，繼續(xù)沿用“五四”的思想操作方式，就很難擺脫中國“堂吉訶德”的悲劇命運。
事實上，許多富有學識的知識者已經開始確實地反省自己所秉守的這份價值關懷本身。最近，在“世紀之交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筆談”中，陳思和先生的一段內心獨白頗能代表“五四”研究者內心的困頓。他說，隨著研究的深入，對過去一直所遵從的“五四”神圣傳統(tǒng)產生了懷疑。“這不僅僅是這一傳統(tǒng)自身在價值取向上存在著虛妄性，而且從實踐的觀點看，正是這種依持了激情而不是理性來參與社會改造的知識分子行為，導致了后來足以引以為教訓的歷史。”陳思和坦承他內心的矛盾困境：“一方面是必須依持新文學傳統(tǒng)作為抗衡各種現(xiàn)實勢力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又明明知道這一傳統(tǒng)在現(xiàn)實環(huán)境里越來越顯出自身的虛妄與局限。”心存了這樣的矛盾來做現(xiàn)代文學研究，他認為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回避內心感受到的真實，僅把現(xiàn)代文學當作過去的文本去研究與鑒賞；二是把“五四”傳統(tǒng)縮小到個人守護的一種節(jié)操。陳思和選擇了后者，這仍然是“五四”語境中無奈而又令人可敬的選擇。問題在于當內心感受與學術思路產生根本齟齬，特別是當這種學術成果與現(xiàn)實需求之間產生邏輯上的逆差的時候，怎樣面對和平衡研究工作的尷尬境地呢？又如何提出一個完整的歷史分析方式，既避免偏頗，又對文化的未來進程提供可資借鑒的歷史圖景？因為，歷史從來就是一門批判的科學，它的職責不只是記錄和闡述，而且還是，當我們認識和理解歷史發(fā)展過程時，要估價什么可算作歷史發(fā)展中的進步和成果。沒有這種批判觀點，就沒有歷史。這也是衡量一個歷史學家是否成熟的起碼標準。陳思和先生的自白道出了眾多學者共同感到的內心真實，看來，我們正面臨一個歷史觀上的分界線，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將決定我們整個歷史研究的未來命運，不管承認不承認，愿意不愿意，每個歷史研究者都將不可避免地完成這一嬗變，這恐怕是建立中國現(xiàn)代學術品格的唯一選擇。
一位思想史家曾經指出：“一切都得從‘五四’講起。中國現(xiàn)代史好些基本問題都得追溯到‘五四’，在思想文化、意識形態(tài)領域內，尤其如此”，［（４）］四十年代走紅的張愛玲也在后來的文章中說過，“五四”是中國現(xiàn)代史的大背景，不了解“五四”，就不了解現(xiàn)代中國［（５）］。研究“五四”，在我看來，決不能僅僅作為一個純粹的歷史時期來對待。研究和闡釋文化變革，猶如研究一個時間的分水嶺，不能僅僅作為一個時代的歷史來看待，而也應該作為一種現(xiàn)象，一種象征，從宏觀的，整體的角度進行形而上的文化分析。“五四”所具有的鮮明特征，使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個整體來對待。對“五四”進行一次全面地探討，從某種程度上講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需要。把握大轉折時代“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關系，探討近百年以來，中國文明的衰敗與復興，都無法繞開這個分水嶺。從“五四”的整體研究出發(fā)，我準備采取“五四學”的概念。這個概念的提出，并非想為本來夠熱鬧的學術殿堂，再增加一門界限模糊、縱橫曼衍、卮言之辯的學科，把“五四”膨脹為一頭龐然怪獸，甚至成為歷史神話迷思，使之根本無從把握。而是基于一種歷史的考慮，基于一種觀念的變革，一種研究方法的更新。從“后五四”時代的語境出發(fā)，我的問題是：“五四”作為一種精神神話是怎樣誕生的，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五四傳統(tǒng)又是怎樣左右了幾十年來中國政治、思想、文化以及思維和行為模式，我們對五四作科學的理解和判斷所依據(jù)的原則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由于什么動機為人們所領悟并發(fā)展起來。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全面地梳理對“五四”種種觀念和話語的演變過程，這顯然不是本文所能夠解決的。這里只想針對歷史研究長期襲用的“三分法”和“雙半說”進行一點辨證分析，逐步確定“五四學”內涵。
所謂“三分法”，是指中國近百年歷史研究中近代、現(xiàn)代和當代史的劃分。以此類推文學史的研究也遵照這一“三分法”而被人為地割裂開來。這種劃分完全是按政治斗爭史的標準，基本上忽略了文學史的內在邏輯發(fā)展，忽略了中國文明在現(xiàn)代變革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的內在生命力，忽略了傳統(tǒng)本身的衰敗與創(chuàng)生過程。作為對這種學術慣性的反撥，學術界有人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和“近百年中國文學史”的概念，出發(fā)點即是一種“歷史整體性”的考慮。但“常識告訴我們，‘整體性 ’只能是為了研究上方便所提出來的概念，并沒有任何一個思想程式可以完全包攝它。”“所謂歷史整體性（必須包括所有的時空）和歷史客觀性（即假定所有具體事件都可以得到驗證）是永遠無法真正達到的。”［（６）］從時間上對近百年歷史進行統(tǒng)攝打通，只完成了工作的一半，問題在于必須找到一個貫穿始終的歷史參照系，一個完整的歷史分析方式，否則任何打通的努力只能是形式上的整體，內在邏輯上仍然是條快分割的碎片。我們講近百年文學是走向世界化和現(xiàn)代化過程的轉型期，講二十世紀文學所面對的種種外在的（政治與文化）沖突和內在的（新與舊）的沖突，講文學現(xiàn)代化進程中悲涼色彩濃厚的啟蒙主義精神，都必須回到“五四 ”。中國現(xiàn)代化的序幕甚至可以說是從第一篇白話小說，第一本白話詩集開始的，一群文學青年和大學教授成為這個舞臺上的主持人，這種特定的“文學情緒”幾乎奠定了中國近百年文化啟蒙運動的基調。——激情大于理性，浪漫多于現(xiàn)實，夢想超越實踐，這種五四精神和思維方式，深刻地影響幾乎整個世紀，直到八十年代末我們仍然可以尋到它的蹤跡。因此我們說二十世紀中國史在一定意義上講是“五四”的歷史，當然不是指其單純的政治屬性，而是指其廣義的思想文化啟蒙意義。亦即問題的實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為什么一個文學上的變革，而初始僅僅是一個語言的變革，竟然激起整個文化的反省與批判，繼而掀起一場整個社會的改造和重建運動？社會學的理論表明，任何變革雖然首先在文化界產生，但只有當它在社會結構內得到肯定時，才能真正發(fā)揮作用。中國近百年歷史的演變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文化界的思想啟蒙要得以發(fā)揮作用，必須把這種變革的觀念植根于廣大民眾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之中，最終又體現(xiàn)在具體的日常生活中，整個社會才得以進步。這個過程決非一個政治事件（如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就可以一蹴而就。按法國史學家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說法，歷史可分為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三個層次。長時段是一種結構，指長期不變或變化極慢的起長期、決定性影響的因素，如思想傳統(tǒng)、社會結構、文化模式和精神心態(tài)等。局勢、情狀、思潮屬于歷史的中時段，是歷史的周期和節(jié)奏。最后，歷史的一系列事件屬于短時段，指各種突發(fā)性的事變。在這三個層次中，研究長時段即各種結構最有意義，因為長時段包括深遠的和結構性的變化，而這才是歷史發(fā)展的真正標志。將這種歷史研究的層次分解法用于中國近百年歷史的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無論是政治事件如戊戌變法、五四學生運動、延安整風運動等，還是戰(zhàn)爭如鴉片戰(zhàn)爭、甲午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等都是短暫的時段，而其中貫穿始終的則是長時段的人的思想結構、文化心態(tài)、社會結構的變化，這種變化緩慢而又一以貫之，既有內在的邏輯，又有統(tǒng)一的目標指向，而這正是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學史真正的對象。中國近百年歷史無疑是文化傳統(tǒng)和文明模式變遷結構的邏輯展開。“五四學”概念的提出，著眼于歷史變遷的整體結構的轉換，根本的目的在于打破近代與現(xiàn)當代的人為之分，厘清五四運動的廣狹義之分。在“五四學”的范疇里，“五四”，不再是五四學生運動（短時段），不再是新文化運動（中時段），而是指晚清以來，中國社會掀起的旨在變革傳統(tǒng)文化，尋求現(xiàn)代化道路，爭取民族獨立的長達百年之久的思想文化運動和社會結構變革運動，是一場既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又有著深遠的歷史回聲的百年啟蒙運動。在這里，正如西方的“文藝復興”一樣，“五四”是指一種歷史的代碼，以此為中心，中國百年史可分為前 “五四”階段，“五四”階段和后“五四”階段，作為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的一個重要文化支點，“五四”統(tǒng)攝了整個歷史變革的漫長行程。“五四學”概念在學術意義上也將改變歷史學與思想史、文化史、文學史的相互隔膜，使得百年史研究在一種新的綜合視野中產生“史學重寫”的強烈愿望。

二

建國以后，尤其是在１９５４年后，對于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近百年歷史，學術界一般均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予以界定，這就從理論上將階級斗爭視為貫穿整個近現(xiàn)代中國歷史的基本線索。近百年中國豐富多變的歷史被描繪成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一步一步地把中國變?yōu)橹趁竦亍胫趁竦匕敕饨ㄉ鐣?，以及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前赴后繼進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過程，而對近代中國社會文化、生活生產方式、社會結構和普通民眾心理心態(tài)等方面的逐步變化卻完全忽視，以至于到八十年代中期龐樸先生還不無遺憾地指出：
多年來，我們從文化角度研究歷史的工作做得太少了。我們還沒有文章和典籍從“一場最廣義的文化沖突”角度來闡明自己的近代歷史。作為被侵略、被損害、被凌辱者，我們難免義憤填膺，把中國近代史直觀地描繪為斗爭史、反抗史；而難得站得更高一點，從太空俯瞰蕞爾小球上所發(fā)生的這一切，至少從人類歷史長河來估量這剎那的瞬息。如果一旦試著如此做去，那時我們便將攝像鏡頭推向文化的變遷，有如我們今天用“文化”去界分遙遠的龍山時期，大汶口時期那樣；因為歷史留下的積極成果，正在于文化方面的貢獻，而那些喧囂一時的政治風云，很快便從記憶中漾去，沉淀下來的只是文化類型而已［（７）］。遺憾的是八十年代以來，史學界產生的這種理論自覺，并未得到健康自由深入廣泛的討論，“重寫歷史”還只尷尬地停留在“美好愿望”的階段。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我簡稱“雙半說”）理論由于受到當時國際國內歷史情勢的影響，明顯帶有戰(zhàn)時文化政策強烈鮮明的政治色彩，它是從當時異常尖銳、激烈的國際國內的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的實際出發(fā)，從宏觀政治的視角考察近百年中國歷史的。在那種政治氣氛下，不容許也不適宜對中國近現(xiàn)代史作深入的反省和文化上的梳理，而作為指導近半個世紀歷史和文化研究的綱領性理論，其局限性也將隨時代的發(fā)展越來越明顯，八十年代以來，學術界對這個框架的質疑與討論證明了這一點。其實，問題并不在于用什么樣的概念、理論、話語對近代史進行概括，比如有人認為：“資本主義近代化是近代中國的發(fā)展線索。”或有人認為“近代中國更為深刻的還是因文化結構逐步展開的文化沖突”等等觀點，而關鍵在于我們的歷史觀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任何歷史研究都是暫時的，有待修正而非蓋棺論定的。只有這種把歷史的闡釋看成是暫時的理論自覺，才能使我們與永恒的不斷變化的歷史過程保持連續(xù)不斷的聯(lián)系，才能使我們永遠充溢著對歷史重寫的激情，一旦忽視了這種自覺，便很容易巧托真理而以偏概全，使歷史研究僵化不前。
在承認這種歷史的開放意識的同時，我們還必須樹立歷史的整體意識，也就是說，一方面必須看到，具體歷史的全部記載是無法做到的；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確實想使選擇的歷史細節(jié)獲得任何意義，能夠作為整個歷史長河中濃縮的瞬間，歷史的整體意識是不可或缺的。歷史的整體意識強調的正是一種邏輯的、內在聯(lián)系的因素，這是我提出“五四學”概念的最基本的出發(fā)點。“五四學”著眼的正是其“作為整個歷史長河中濃縮瞬間”的特征。近代中國歷史變革的諸多命題如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秩序與變革，保守與激進，民主與自由，以及新與舊、體與用之間的沖突，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得到最集中，規(guī)模最大，矛盾最激化的呈現(xiàn)。而且，我們還可以發(fā)現(xiàn)這樣一個事實：“五四”的諸多命題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曾經反復出現(xiàn)，而且總是迫切要求重新獲得完滿解決的方案。這些問題之被提出，常常是由于本身的缺陷和內部的矛盾。因此，在思想史上反復出現(xiàn)的不僅僅是思想的主要問題，而且還有謀求解決問題的主要方式方法。如，五四以來，近百年中國歷史的發(fā)展有許多令人困惑不解的問題：五四時代自我和個人意識的覺醒為什么漸漸漫滅在集體和民族的總體之中？為什么各種政治力量都以科學、進步為標榜，而民主、自由的實現(xiàn)卻遙遙無期？為什么整個社會越來越激進化，革新和革命不僅被視為社會發(fā)展的手段，而且成為目的本身？為什么竟至于為了革命的物質成果而不惜犧牲革命的精神成果？為什么掃除專制暴政的思想文化批判換來的是新形式的改頭換面的專制主義？當我們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能否從救亡圖存等外在情勢轉向五四啟蒙思想本身的結構、方式、路線等內在邏輯上尋找答案呢？歷史的發(fā)展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學史等在某一時期內，只能完全由內在聯(lián)系去理解，也就是說只能通過思想的內在必然性和事物的邏輯去理解。
余英時先生在治思想史過程中曾提出這樣一條思路：把思想史本身看做是有生命力的，有傳統(tǒng)的；這個生命，這個傳統(tǒng)的成長并不是完全依賴于外在刺激的，因此單純地用外緣來解釋思想史是行不通的。同樣的外在條件，同樣的政治壓迫，同樣的經濟背景，在不同的思想史傳統(tǒng)中可以產生不同的后果，得到不同的反應。所以在外緣之外，余英時特別強調思想史的內在發(fā)展，又稱為內在的理路（inner logic）。也就是說每一個特定的思想傳統(tǒng)本身都有一套問題，需要不斷地解決，這些問題，有的暫時解決了，有的沒有解決，有的當時重要，后來不重要，而且舊問題又衍生新問題，如此流轉而已。這中間是有線索條理可尋的［（８）］。余英時的思路有著深刻的西方學術背景，與西方史學界研究中國史觀的變化不無關系。當代西方史學界在經歷了種種價值觀的動搖和懷疑之后，對研究中國近代史中以西方為出發(fā)點之模式（如：“挑戰(zhàn)與回應”說等）提出挑戰(zhàn)，倡導以中國為出發(fā)點，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國社會內部的變化動力與形態(tài)結構，這一看法比較有代表性地反映在柯爾（Paul A.Cohen）的專著《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９）］中。值得注意的是柯爾提出的新概念“劇情主線”（story line）與余英時的“內在理路”概念極其相似，其特征是強調歷史的內在邏輯和個性發(fā)展，謀求中國近百年史本身的中心線索。顯然，單純以“反帝反封建”作為中國近百年史的中心線索并不能概括其要旨，這僅僅是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中國人對外在政治情勢的一種反應，是歷史的外緣、表象和顯層次，從根本上忽略了中國自身社會演化的內在動力和變革愿望，忽略了文化中國在世界現(xiàn)代化和資本主義化的大趨勢中所經受的文化結構的離析、分化和重構。如果我們并不把視野局限在１９４９年以前，而是擴展到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甚至不僅僅從中國自身的境遇來理解，而是在“二戰(zhàn)”和“冷戰(zhàn)”的世界格局中來理解，那么，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的中心線索一以貫之的是東西方文化的內在沖突，當然這種文化沖突是建立在以戰(zhàn)爭為手段、殖民化為目的的政治沖突和經濟沖突基礎之上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卻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內部結構的分化、調整和變遷。
透過紛繁復雜的歷史迷霧和變幻不定的政治風云，我們從文化沖突的角度仍然可以厘清歷史發(fā)展的鮮明階段性。大致說來，從鴉片戰(zhàn)爭至今，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化進程呈現(xiàn)出相互區(qū)別又彼此銜接的三大歷史階段。從鴉片戰(zhàn)爭到抗戰(zhàn)結束，是中國啟蒙主義文化運動時期；從內戰(zhàn)到“”結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時期；從七十年代末到未來若干時期，是中國現(xiàn)代主義文化運動時期。從文化沖突角度看，啟蒙主義文化運動時期的主要任務和權力話語是反封建。雖然在相當程度上，反帝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一直是這個時期明確的政治目標，但作為文化目標，反帝國主義文化只有到了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時期才被明確提出來，而此前在文化理想上，西化傾向或以西方現(xiàn)代化的模式作為一個既定標準，無論在什么派別的思想中都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權力話語和文化心態(tài)。向西方學習，作為長達百年的理論自覺只有到了建國后旗幟鮮明的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時期才最終被徹底拋棄?？v觀前兩個文化運動時期，其中兩個突出的特征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近現(xiàn)代化進程的性質、走向和內涵，這就是：
（一）文化上的移民化與政治上的反殖民化的內在沖突。
（二）從“抗戰(zhàn)”到“冷戰(zhàn)”的戰(zhàn)時文化特質。
在我看來，這兩個特征是理解中國近百年文化史、思想史、文學史最基本的參照系。文化上的移民化，即“文化中國”（封建傳統(tǒng)的、封閉自足的、僵化沒落的中國）向現(xiàn)代化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世界）的遷移。政治上的反殖民化，即面對世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侵略和殖民及其一系列強行將中國納入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行為所做出的本能的抗拒、排斥和斗爭。這兩種心態(tài)的內在沖突首先決定了中國文化進程的內在矛盾，中國近百年史上種種失衡與無序、矛盾與爭論，以至于難以形成有著統(tǒng)一的內在邏輯的現(xiàn)代化運動與此關系極大。其次，特定歷史時空下的戰(zhàn)時文化特質又從另一方面決定了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化必須首先從屬于戰(zhàn)備需要，難以形成從容平和、腳踏實地的文化營造氛圍。文藝標準的政治第一，藝術第二；思想上的專制劃一而非多元共存；文化上的保守封閉而非開放自信都與此有關。不明確這一點，也就難以從根本上對中國近百年的文化諸問題，得出合乎歷史必然性的正確理解。
從１９７８年至今，中國文化的進程雖然也部分地伴有反資本主義文化的性質，但總的趨勢卻是不可逆轉的現(xiàn)代主義文化運動。“冷戰(zhàn)”結束后世界文化格局是多元共存，雖然資本主義文化仍然是一股強大的無孔不入的擴展和滲透力量，但“西方中心”的一元論正在消失，一種擺脫了狹隘的政治主義和民族主義，站在人類普遍的立場思考未來的學術立場正在形成。擺脫以西方近代為基準的思考模式，把中國作為世界現(xiàn)代化發(fā)展多元化因素的一種特例，謀求中國自身的現(xiàn)代化過程及其特性，已經越來越成為世界學術界的共識。伴隨著商業(yè)大潮卷入國際市場經濟格局的中國文化，面臨本世紀又一次巨大的分化、更新和重構。“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內在沖突再次成為現(xiàn)代主義文化運動的主要矛盾。在這種背景下，“五四”以來的反傳統(tǒng)主義成為人們反思的對象，這是真正的“后五四”語境中的“五四反思”，受到挑戰(zhàn)的是五四以來根源于西方知識傳統(tǒng)中“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有論者指出，五四追求的個人解放和科學主義世界觀合成了一種反傳統(tǒng)的傳統(tǒng)，譬如：文學革命存在一種堅信一切“莫不因革命而新興而進化”的唯革命主義，由此形成了傳統(tǒng)與反傳統(tǒng)的兩極對立架構，早期文學論爭中“文言／白話”、“傳統(tǒng)文學／現(xiàn)代文學”、“死文學／活文學”、“舊文學／新文學”之類普遍通行的思考架構與語匯，即生于此，環(huán)繞著這種架構，言辯萬端，逐漸成為教條主義，成為一種占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堡壘。問題更在于這種反傳統(tǒng)的傳統(tǒng)所導致的中央集權，仍然沒能將中國擺脫困境，對于現(xiàn)代化事業(yè)來說，許多非傳統(tǒng)的東西構成了比傳統(tǒng)本身更為嚴重的障礙。
這是一種頗具威脅性的文化反思，它直接針對的是五四文學革命的思維模式，首當其沖受到挑戰(zhàn)的當然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寫作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文學史的框架和概念（比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近百年文學”）似乎還在其次，重要的是如何評價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性格和主要貢獻。八十年代以來，對二十世紀文學的基本性格和主要貢獻的評估經歷了從“啟蒙的文學”到“文學的啟蒙”。［（１０）］的變化。前者是用思想革命啟蒙論代替政治革命反映論的產物，后者是由文學的外緣轉向文學本體的嘗試，但二者都沒有離開文學的社會文化啟蒙的性格，以之概括五四新文學還差強人意，但擴展到二十世紀文學似乎有失偏頗。至少把三十、四十年代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先鋒派文學冠之以“啟蒙”就難以服眾。顯然這里涉及到一個文學研究的參照系問題。在我看來，文學史的重寫必須首先把參照系從政治革命、思想啟蒙等外在因素轉向人類五種基本關系上來，即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文明、人與人、人與自我的關系，這是文學所面對的和表現(xiàn)的最基本的關系，中國現(xiàn)代文學也不例外。這是一種永恒的參照系，既不受政治風云的左右，也不以人的意志而轉移——它探討的是人的存在問題。以此為參照，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寫作也許會呈現(xiàn)出另一種風貌？！當然這只是一種理論上的設想，限于篇幅我只能點到為止，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新風貌還有賴于幾代人堅持不懈的努力和大膽創(chuàng)新，對此我充滿信心。

（１）關于“人文精神”討論的評述請參見拙作：《尋求價值目標與歷史進程的契合》一文，載《東方》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２）目前學術界流行許多“后”字概念，且遭到許多人的譏諷，我以為，就中國的文化現(xiàn)實而言，“后”字概念是學術界逃避政治敏感點的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作為一種學術策略，未嘗不可行。本文亦難逃此例。
（３）余英時：《試論中國文化的重建問題》，載《中國思想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６月版。
（４）李澤厚：《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論》，第５０頁，東方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版。
（５）張愛玲：《憶胡適之》。
（６）葉維廉：《歷史整體性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之省思》，收入《中國詩學》三聯(lián)書店１９９２年版。
（７）龐樸：《文化結構與近代中國》，載《中國社會科學》１９８６年第５期。
（８）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
（９）［美］柯爾《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林同奇譯，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７月版。
（１０）這兩個概念來自于陳思和先生，參見陳思和《中國新文學發(fā)展中的兩種傳統(tǒng)》，載《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１９９０年第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