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衡哲(1890～1976年)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回國后任教北大，是中國第一位女教授。她在20世紀20年代出版的《西洋史》是民國年間最早的世界史教材之一。截至1949年，這部教材已經(jīng)連續(xù)再版9次。1943年，陳衡哲應周恩來之邀到訪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紅巖村，周恩來對她說：“陳先生，我是您的學生，聽過您的課，看過您寫的書。”陳衡哲及其著作的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近年來，陳衡哲的《西洋史》繼續(xù)受到關注，上世紀末遼寧教育出版社再版了《西洋史》，進入21世紀后東方出版社、中國工人出版社、岳麓書社也紛紛再版此書。這樣的出版密度在同類史學著作中并不多見，可見此書作為中國的世界史教材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國內學界對陳衡哲及其著作的研究卻非常有限。就筆者所知，僅有何成剛、張安利的“一部‘帶有創(chuàng)作的野心的’歷史教科書——陳衡哲著述(西洋史)教科書特色述評”和黃蕾“陳衡哲史學成就論略”兩篇論文。因此，本文試圖以《西洋史》為著眼點，對陳衡哲的世界歷史觀做一初步考察，并希望以此為窗口，探尋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歷史觀。

　　一

　　陳衡哲的世界歷史觀有一個重要的現(xiàn)實基礎，那就是反對戰(zhàn)爭，主張建設一個和平的世界。這一思想基礎與她生活的時代及其人生經(jīng)歷有很大關系。陳衡哲赴美留學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她雖身處當時最安全、最繁榮的美國，遠離戰(zhàn)火，但她還是關注著戰(zhàn)爭。1916年8月，在東美學生會第12次年會上，陳衡哲參加了中文演講比賽，并獲得第二名，當時她演講的題目就是“平和與爭戰(zhàn)”。可見，那時的陳衡哲已經(jīng)開始對戰(zhàn)爭進行反思了。1920年回到中國后，國內的動蕩也使她深受其苦。正如《西洋史》上冊的第六版序言中所說：“此書的生命和下冊一樣，都是在槍聲炮影中得來的——前者作于內戰(zhàn)的四川，后者作于齊盧戰(zhàn)爭的南京。”(《原六版序》，她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撰寫《西洋史》上冊的時候，她曾隨丈夫到過四川，當時四川的貧窮、落后和閉塞使她非常震驚。1922年，她發(fā)表了《四川為什么糟到這個地步?》，文中歷數(shù)四川的弊端，并將這種亂局歸因于軍閥混戰(zhàn)：“第一個重要原因，是政界——等于軍界，因為四川此時除了軍事，沒有別的政事。”于是，陳衡哲夫婦聯(lián)合報、學、商界的朋友，在重慶發(fā)起成立一個“裁兵促進會”。正如她在給胡適的信中所說：“我現(xiàn)在做的事是(一)編西洋史大綱。(二)為川中的青年制造一點反軍閥的心理(演說、文章或在言論社交之間)。”所以說，陳衡哲的世界歷史觀明顯帶有著時代的烙印。與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她渴望和平，希望能用和平的方式制止武力沖突。

　　為此，陳衡哲在《西洋史》中闡釋了三個遏制戰(zhàn)爭的方法。首先，摒棄狹隘觀念和陰暗心理。在對歷史進行總結后，陳衡哲認為貪欲和仇恨是導致戰(zhàn)爭的重要原因。例如，在談到上古時期游牧民族對農(nóng)耕民族的入侵時，陳衡哲這樣寫道：“游牧人領著他們的牲畜，到處去尋水覓草，不免時時要侵犯那土著人的田林。他們又看見土著生活的安樂，不免又起了羨妒的念頭……什么日爾曼人的人寇羅馬，阿剌伯人的北犯歐洲，都不過是這兩種人民的戰(zhàn)爭罷了。”在談到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的起因時，她強調了斯巴達對雅典繁榮的“又恨又妒”以及雅典人的反斯巴達心理。因此，陳衡哲相信，只要能摒棄這些狹隘的觀念和陰暗的心理，戰(zhàn)爭就可以避免。其次，揭露軍人政客的黑幕。在陳衡哲看來，戰(zhàn)爭主要是受了個人行為的影響。她從反正兩個方面對此進行說明。反面的例子是促使普法戰(zhàn)爭爆發(fā)的富于煽動性的“愛姆斯公文”，她認為“釀成這個戰(zhàn)爭的情形，是最能表現(xiàn)軍人政客愚弄人民的罪惡的”。正面的例子是在整部《西洋史》結尾所引用的《維多利亞女王傳記》：“美國的內戰(zhàn)是已經(jīng)開始了，英國因與北部諸州的爭執(zhí)，看上去似乎也要牽入戰(zhàn)爭的漩渦了，于是路索爵士便以一個極嚴重的公文送呈女皇(維多利亞)。但親王(阿爾白特)覺得，若不把這個公文的語氣改變一下，戰(zhàn)爭將不可免。在十二月一號的早晨七點鐘，他從床上起來，用戰(zhàn)抖的手寫了一些意見，使這個公文的語氣可以變?yōu)榫徍?，而這個問題的解決，也可以因此得到一個和平的道路。”既然這些軍人政客可以左右戰(zhàn)爭，那么讓民眾了解軍人政客的內幕就可以阻止戰(zhàn)爭的爆發(fā)。正如她在《西洋史》中所指出的那樣：“我的編輯《西洋史》有兩個動機。其一，是因為近年來讀史的結果，深悟到戰(zhàn)爭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同時，我又信戰(zhàn)爭是一件可以避免的事。避免的方法雖不止一端，然揭穿武人政客的黑幕，揭穿他們愚弄人民的黑幕，卻是重要方法中的一個。”第三，實現(xiàn)和平的根本方法是培養(yǎng)國際主義，使國際主義戰(zhàn)勝帝國主義。陳衡哲這樣闡述國際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目的及其相互關系：“國際主義的目的，是在求人類的彼此了解，及各國文化的成為世界的共產(chǎn);他的重要工具，是世界的永久和平。帝國主義的目的，則適與國際主義的相反，他是以增加人類的誤解及怨仇為任務的;他的重要工具，是戰(zhàn)爭。所以這兩個現(xiàn)代文化勢力的競爭，即不啻是戰(zhàn)爭與和平的競爭。使國際主義而能戰(zhàn)勝帝國主義，那么，和平的夢想，即可實現(xiàn)。”由此可見，陳衡哲把國際主義看成是實現(xiàn)世界和平的最終解決方案。

　　對和平世界的追求，使陳衡哲把世界歷史的重心放在了文化方面。綜觀陳衡哲的《西洋史》，反對武力、強調文化交流成為全書的主基調。這種世界歷史觀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文化是世界歷史的重要內容，文化興衰是各國歷史變遷的重要表現(xiàn)

　　陳衡哲在《西洋史》導言中明確提出：“我們當把文化作為歷史的骨髓。”因此，文化的內容在《西洋史》中占有特別突出的地位，例如在講到希臘時，關于希臘文化成就的篇幅與講述希臘歷史的篇幅大體相當?！段餮笫贰分袑ξ乃噺团d的系統(tǒng)分析表明，陳衡哲十分看重這一文化現(xiàn)象，稱之為“西方近代文化的總淵源”。她還撰寫了小冊子《歐洲文藝復興小史》，自述其寫作原因是：“因為我今春編纂那本《西洋史》中的文藝復興章時，曾處處感到不能盡意的苦痛。我曾極力的削足適履，去求減少他的篇幅，但結果仍得到了一個在一萬三千字以外的長章;而我對于文藝復興所欲說的話，卻仍是未能盡其什一。”

　　就篇幅而言，《文藝復興》這一章在《西洋史》中并不突出，但是這個文化味道最濃的章節(jié)顯然是作者最鐘愛的部分。又如第六版對章節(jié)目次進行了規(guī)模較大的調整，第五版中的“埃及”、“兩河流域及其西鄰”、“希臘”和“羅馬”，在第六版中變成了“埃及古文化”、“西亞古文化”、“希臘古文化”和“羅馬古文化”。陳衡哲對文化的強調由此可見一斑。

　　陳衡哲認為，文化興衰是各國歷史變遷的重要表現(xiàn)，在一個民族或國家的興衰中，文化的力量遠遠大于武力的力量。這從陳衡哲對武力與文化之間關系的論述中得到了體現(xiàn)。首先，陳衡哲在《西洋史》中闡述了武力對文化的破壞。她從上古史中總結出一個“埃及模式”：埃及文化在金字塔時期進入了黃金時代，可謂“外無侵寇，內無爭亂”，王國在建筑、商務等方面都獲得了巨大發(fā)展。但后來?？怂_人(現(xiàn)譯喜克索斯人)“把埃及占據(jù)了。后來又來了些希伯來人，他們幫著海克薩人來收埃及的稅，管埃及人的民事。這兩族人民一來，竟把好好的一個埃及國逼為一個尚武之國了……埃及人居然靠了武力，把異族趕了出去。但不幸就此動了征伐外族的念頭。”而武力擴張最終導致了埃及的衰落。簡單地說，“埃及模式”遵循了這樣一個軌跡：文化繁榮——外族入侵——被入侵民族變得尚武——走向侵略擴張——文化衰落。這個模式除了適用于埃及，還可適用于西亞的亞述人和近代的日本人。此外，在論及古羅馬文化時，陳衡哲用幾乎全部的羅馬歷史論證了一個觀點：破壞共和和葬送帝國的“乃是羅馬自己的武功，和那個武功所產(chǎn)生的效果”。其次，陳衡哲承認武力有時也會起到一些積極作用，但這只是“偶然的”，實不足取。她說：“武力是帝國的重要分子。所以帝國的成立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他的結果，卻常常能得到些意外的進步。我們須要明白，原動力和意外的結果——又名“副產(chǎn)品”——的關系完全是偶然的。歷史上有許多進步，許多文化事業(yè)是萬惡原動力的意外結果。帝國主義便是一個例。但意外的結果總是意外的，總是靠不住的。”第三，武力雖然可以破壞文化，但不能徹底毀掉文化，文化要素還可以保留下來，因此文化的力量要遠大于武力。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她指出：“武力的勝利在一時，文化的勝利在永久。”這是她在《西洋史》中闡發(fā)的中心論點之一。

　　(二)科學發(fā)展與文化交流是歷史發(fā)展的重要推動力，也是推動世界走向文化“一國化”的重要因素

　　在《西洋史》中，陳衡哲從歷史的視角提出了一個和平世界的理想：“一個國家個性的要素，乃是一個共同的過去，和共同的將來。具體而言，即是一個共同的歷史，和共同的信仰……他日全世界的人類，如能創(chuàng)造一個共同的歷史，如能發(fā)生一個共同的信仰，那么，全球便不啻成為一個國家……而近世因列國個性發(fā)達過分，而生產(chǎn)的混亂局面，也可以像封建制度一樣，被一個更為偉大的勢力去掃除了。這豈不是值得我們夢想的一個希望嗎?”在此，陳衡哲以國別史來推論世界史，提出世界各國在文化上的“一國化”，希望通過這一途徑而達到消除混亂局面，實現(xiàn)世界“大同”的理想。世界文化走向“一國化”是否可能?陳衡哲認為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有“科學”這個重要因素。她論述科學的作用說：“近代的科學，直接的既已成為一切學問的基礎，一切進步及人類謀求幸福的工具;間接的又靠了工業(yè)革命的勢力，成為工業(yè)、商務以及政治、社會、一切事業(yè)的原動力。他實是近代文化的中心點。不但如此，他又能不問宗教，不問民族，不問語言，不問天然或地理的限制，但知以真理賜與全世界人類，所以科學又是一個可貴的國際勢力。”由此可見，在陳衡哲看來，“科學”具有跨宗教、跨民族、跨語言和跨國家的特征，是全人類謀求幸福的工具，既能夠為各國普遍接受，也是社會發(fā)展的“原動力”。“科學”的這些特性，使它成為推動世界各國文化“一國化”的重要力量。

　　除了“科學”之外，陳衡哲認為，文化交流也是實現(xiàn)世界“一國化”以及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在《西洋史》中，文化的交流乃是貫穿全書的重要內容。在該書第一編的結論部分，陳衡哲指出，文化交流推動了上古歷史的發(fā)展。這種觀點滲透到書中的許多章節(jié)中。文化交流如何促進文化融合與世界和平?陳衡哲在《西洋史》中對此并未進行具體闡述，尤其是對于中國和西方的文化交流涉及很少。但是，她在另一篇文章中給出了答案：“這種中國舊有美德與現(xiàn)代西方新文明的結合不是隨意的混和，也不僅是相互的遷就，而是一種原本彼此呼應的因素之間的和諧融匯。”因此在陳衡哲看來，文化交流不應是簡單的“物理變化”，而應是可以使文化達到和諧融匯的“化學變化”，通過這種“化學變化”而創(chuàng)造出一種更先進的共同文化，這種共同文化即可成為“一國化”的基礎。

　　(三)在世界歷史進程中，各國的政治和社會發(fā)展道路可以有多種選擇

　　陳衡哲雖然提出了全球文化“一國化”的理想，但是在總結了歐洲及亞洲國家的歷史變遷之后，她對亞洲國家的政治及社會發(fā)展道路進行了思考。在《西洋史》的最后一章，她指出了亞洲國家發(fā)展的三條道路：“亞洲的人民卻只有三條道路可走。其一，是效法列強的武備以自救;其二，是因不肯效法而淪為列強的奴屬;其三，是憑著自己的天才，另去創(chuàng)造一個新道路。第一類的代表，是日本;第二條的代表，是印度;而彷徨于這兩條歧路之間，而又未能另自創(chuàng)出一條新道路者，則有我們的中國。”這一概述，既是對歷史經(jīng)驗的總結，也是對亞洲現(xiàn)狀的思考。各國的國情不同，在西方霸權面前，它們可以選擇不同的應對方式和發(fā)展道路。對于中國來說，以日本和印度為代表的道路行不通，因為這兩條是“歧路”，中國應該“憑著自己的天才”，“去創(chuàng)造一個新道路”。但遺憾的是，在陳衡哲所生活的時代，她看到的是中國“未能另自創(chuàng)出一條新道路”，而是正處于“彷徨”之中。她希望中國走出一條全新的道路，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命運。她認為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命運非常重要，這點在她的一篇寓言散文《運河與揚子江》中有所體現(xiàn)。這篇文章模擬大運河(代表被人創(chuàng)造)與揚子江(代表自我創(chuàng)造)的對話，她借揚子江之口說出：“你不懂得生命的意義。你的命，成也由人，毀也由人;我的命卻是無人能毀的。”由此可見，她認為，日本和印度的道路都是列強強加的，是對外來勢力的屈從，這樣的命運“毀也由人”。中國只有走出自己的道路，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成為自己的主人。因此，在《西洋史》中，陳衡哲敘述的雖然是以西洋為主的世界史，但是她所思考的卻是中國的命運和中國的發(fā)展道路。

　　二

　　陳衡哲的世界歷史觀形成于20世紀20年代，當時中國的世界史學科尚處于起步階段，她的《西洋史》及其世界歷史觀對于世界史的教學、研究和學科發(fā)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陳衡哲引入了美國先進的歷史教學方法。在就讀瓦莎大學期間，指導陳衡哲的是兩位很有能力的教授：歷史系主任露西·沙蒙(lucy)和歐洲史教授埃勒維茲·埃勒雷(eloise ellery)。她曾選修露西·沙蒙的“新聞紙的歷史價值”課程，考試時老師把學生帶到圖書館，發(fā)給每人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從下面的報紙中，編出那一個時代和地方的小史來。”這種考試形式非常新穎，突出了尋找史料和運用史料的基本功。這使陳衡哲受益匪淺，她體味到教學過程中啟發(fā)引導和師生互動的重要性，這對她以后的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貒鴪?zhí)教北京大學后，她將這種方法引入其世界史教學，鼓勵學生自己尋找史料。但是在當時，即便是在北大，可用的材料也并不是很多。正如陳衡哲所言：“(編著《西洋史》的)第二個動機，是我三年前在北京大學教授《西洋史》時所得到的。我是最反對注入式教育的一個人。在史學界中，這個方法尤為無益有害。所以我曾特別注意學生的自己搜求材料，作為輔助或是證明我的演講之用。但這個努力的結果，不過使我感到中文參考書籍的缺乏。于是我便決意辭去教職，專門編書。”所以說，《西洋史》本身乃是實踐國外歷史教學法的產(chǎn)物。這種方法摒棄了“注入式教育”，為沉悶的世界史教學注入新鮮空氣，也是陳衡哲對文化交流和借鑒的親身實踐。

　　其次，陳衡哲為當時的世界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在20世紀20年代，世界歷史在中國是一門新興學科。當時，世界史應該研究什么，應以何種觀念進行研究，都在探索之中。陳衡哲在《西洋史》中回答了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研究范圍。陳衡哲所寫的是歐洲史，但這個歐洲不是“地理的歐洲”，而是“文化的歐洲”，所以除了歐洲之外，該書還涉及了西亞北非地區(qū)。按照作者的計劃，該書還應包括“歐化”的美洲，但由于篇幅所限，這本著作中并未包含美洲部分。但是《西洋史》的討論范圍還不僅限于此，書中的許多論述都涉及亞洲，上文提到的亞洲國家的三條發(fā)展道路就是個例證。在講到新帝國主義的時候，她還特別寫了中國。換句話說，陳衡哲的世界歷史觀是包括中國的，而且中國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她的世界歷史觀體現(xiàn)了一種整體史的思路。這一思路是作者重點強調的，例如，在談到研究歷史的目的時，陳衡哲寫道：“我們所要研究的不是某某皇帝的家譜，也不是武人政客的行述，乃是我們人類何以能從一個吃生肉的兩足動物，變?yōu)橐粋€代表現(xiàn)代文明的人……現(xiàn)在我們研究的范圍，雖然只以西洋各國為限，但無論哪一部分人類的歷史，都具有普通和特別的兩個性質……普通的性質，是人類所共有的。所以我們研究了人類一部分的歷史，不但可以了解那一部分的人類，并且可以了解自己的一部分。”由此可見，陳衡哲的整體史觀念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她認為世界歷史應該研究人類全體，而不是某一特定地區(qū)的人;二是雖然她所寫的是歐洲史，但她希望從中得到一種跨越民族和國家界限的普遍規(guī)律，這個規(guī)律適用于整個世界，中國當然也包括其中。但遺憾的是，在世界史日后的發(fā)展過程中，中國逐漸被排除在外，于是世界史變成了沒有中國的世界史，這不得不說是世界史研究中的一個缺憾。

　　第二個問題是研究觀念。陳衡哲強調世界歷史中的文化和文化交流，她所理解的文化是一種廣義文化，它“不單是政治，也不單是經(jīng)濟或宗教，乃是政治、經(jīng)濟、宗教以及凡百人類活動的總和”。在世界史研究中以文化和文化交流作為主線，這一觀念不僅在當時為世界史學者提供了研究思路，甚至對于當今的世界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因為20世紀下半葉興起的宏觀世界史或曰全球史就非常關注整體史和跨文化交流，其理論和方法與陳衡哲的世界歷史觀有著諸多相似之處。

　　再次，陳衡哲的《西洋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歐洲中心論”，從受壓迫國家的角度思考世界歷史，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當時的“西洋史”類著作往往以歐洲的視角看待世界歷史發(fā)展，但陳衡哲的《西洋史》卻并非如此，該書對歐洲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許多問題提出了批評，對歐洲對世界其他地區(qū)的殖民侵略尤為不滿。在講到新帝國主義時，陳衡哲提到了中國，她寫到：“新帝國主義最大的目標物，即是大宗的原料，投資的機會，及消耗盈余出品的商場，于是我們中國便成為他們最好的目的物了。原來我國的原料是最為豐富的，投資的機會是最為廣大的，人民不但繁庶，而且又是最能消耗‘洋貨’的，這豈不是列強資本家的烏托邦嗎?”顯然，她是站在中國的角度來看帝國主義，而不是站在歐洲的立場上敘述殖民擴張。又如，談到未來發(fā)展時，她認為各國應該“以己國對于文化的貢獻，視為國家榮譽的標準者，于是他們便能以藏兵毀甲為發(fā)達國家個性的第一步驟了。這猶之高尚孤潔之士的不以富貴利祿而以一己的人格來作為生命成敗的標準一樣”。不以富貴利祿為榮的“高尚孤潔之士”是比較典型的中國士大夫形象，可見陳衡哲希望中國的道德準則能夠成為未來世界的標桿之一，這個呼吁再次體現(xiàn)了她對中國文化本位的堅持。此外，陳衡哲指出的亞洲發(fā)展的三條道路，其中日本是西化的代表，但這正是她所否定的。因此，陳衡哲顯然是不贊同“全盤西化”的，她的世界史觀并沒有陷入“歐洲中心論”的陷阱。

　　陳衡哲的世界歷史觀有許多可取之處，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這種局限性主要表現(xiàn)在她的“精英意識”上。陳衡哲的出身和成長經(jīng)歷是造成這種精英意識的主要原因。她出生在一個官宦家庭，之后又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她自己就是精英階層中的一員。正如馮進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那樣：“陳衡哲顯然認為自己能稱職地擔任一個與外國讀者交流，告訴外來世界一個真正中國的文化代言人。她把自己的經(jīng)歷說成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做法正是她試圖向外國讀者確立自己資格的關鍵步驟。然而陳的這一做法其實造成了一個她不能解決的悖論，即，她根本不是大時代里一個普通的中國人。”陳衡哲認為知識精英可以擔當中西溝通的歷史重任。但實際上，這些高高在上的精英們既不能代表整個中國，也不了解中國社會的深層次矛盾。這不得不說是陳衡哲世界歷史觀中的一個不足之處。

　　陳衡哲的精英意識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陳衡哲認為能擔負起文化交流使命的精英人物是歷史的主人公。在1935年一篇文章中，陳衡哲將女性分為天才女子和普通女人兩類，她認為前者要走出家庭貢獻社會，而普通女人要相夫教子。如果將這一邏輯推而廣之，那么就可以籠統(tǒng)地將社會分為“精英”與“非精英”兩個階層。陳衡哲是如何理解“精英”的呢?在《自傳》中她寫到：“我們家在經(jīng)濟上并非大富之家。但過去在中國金錢并不受重視，特別是讀書人常常以他們的清貧自傲。”她在后文又寫到：“我家屬于士大夫階級……這個階級有自己的自負和偏見……士大夫階級總把學問上的成就和個人品德看得比什么都重，并且對也好錯也罷都以此為標準來判斷人。”由此可見，作者心中的“精英”并非當時西方所看重“政治精英”、“經(jīng)濟精英”，而是“文化精英”。陳衡哲自己顯然就屬于

　　“文化精英”中的一員。因此，在《自傳》結尾，她特別將中國派留學生赴美深造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相提并論，并突出了女留學生的作用：“耐人尋味的是，當整個世界將要被這場巨大的軍事沖突改變時，中國的整個國民生活也將因為政府首次派遣女生留美而發(fā)生巨變。這是因為，和過去政府派到西方國家的許多年輕男子和特使不同，這些年輕的女孩不是被派到西方國家去建立政治或軍事方面的關系的。她們被委派去學習西方國家的文化。這種對文化的強調培養(yǎng)了日后許多美麗的友情，最終在人們的心中——而不是在播種戰(zhàn)爭的政治領域，為一種無形但強大的聯(lián)盟的建立撒下了種子。”陳衡哲相信文化交流是國際和平的重要途徑，因此她留學的意義也就溢于言表了。簡單地說，陳衡哲的精英觀念與強調文化交流是密不可分的，因為在她看來，只有精英才能擔負起文化交流的重任。

　　另一方面，雖然同情一般民眾，但陳衡哲并不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并不認為他們是推動歷史發(fā)展的力量。因此，她根本不可能將人民群眾——尤其是下層民眾——視為歷史的締造者或救國于危難的人。這一點在《法國革命》一章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在七月十四日的那一天，那一群巴黎的暴民，便攜棍帶斧的去攻那個古堡。他們殘殺了看獄的兵士們……自此，法國革命中的暴民政治就開始了。”將法國大革命視為“暴民政治”不是《西洋史》的首創(chuàng)，但如此描述轟轟烈烈的攻占巴士底獄這一重大事件似不多見。她將巴黎人民稱為“暴民”、“流氓”和“游民”，還在文中突出了民眾的貪婪，“人民又希望憲法一成，租稅可以從此不出，面包可以不勞而獲”。在談到法國民眾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時，書中寫道：“下級的貧苦農(nóng)民和工人，也始終是革命的打鼓敲鑼者;中等社會……是那個運動的重要主人翁，平民不過做做他們的馬前卒，為他們搖旗吶喊，助助威風罷了。”

　　綜上所述，陳衡哲的世界歷史觀雖然存在不足之處，但對中國世界史學科的發(fā)展具有重要啟迪意義。從研究視角來說，陳衡哲強調文化與文化交流的意義，這是世界史研究的一條重要思路。從教學實踐層面來說，她所引進的教學法至今都有借鑒價值。從治史理念來說，她的西洋史中也包括中國，陳衡哲一方面從中國的角度認識世界，另一方面又以世界歷史來啟發(fā)中國的發(fā)展之路，這些都為當今中國的世界史研究提供了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