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1997年散文創(chuàng)作情況
’96、’97散文界的情形大致延續(xù)著90年代以來散文的熱風景。其弊端來自熱鬧喧嘩背后隱含的浮躁、隨意的炒作氣息：副刊散文困擾于文化快餐品味；數(shù)量膨脹的期刊散文質量萎縮，精品意識淡漠。不過，在散文虛熱的內里，新時期以來所形成的幾大創(chuàng)作群體版塊均保持了較為穩(wěn)定的存在狀況。
女性散文進一步成熟，老中青三代的集合占據(jù)著散文界半數(shù)的天空。女性意識的表達與女性書寫的風范在這兩年里得到進一步展現(xiàn)。最為值得推重的是部分本著女性主義思想進行的創(chuàng)作。部分女作家在指訴長期以來男權壓迫的同時，有意識地返回自身生命體驗，在極具其強勢力量的男性話語潮中探尋女性的聲音，在自我反省、自我否定、自我調整的過程中，艱難展現(xiàn)女性意識覺醒的復雜的精神歷程，截然不同于溫煦甜糜、顧影自憐的“小女人散文”。筱敏《血脈的回想》〔1〕在不無辛酸的回朔中，超越于對外祖母、母親兩代人命運的描摹，將銳利的目光鍥入她們的精神事實：外祖母的“空無一物”，母親被伉儷情深遮蔽的生命。指出“我”的不同是審視自我，以獨立的姿態(tài)面對捕獲、抵抗剝奪。作者對女性問題的思考帶有歷史的縱深感與現(xiàn)實的厚重感。葉廣苓《母親的輝煌》〔2〕、木子《度過昨日》〔3〕也是審視女性命運的作品。華姿《尋找一個兄弟》〔4〕表達了渴望與男性建立靈魂平等關系的理想，尋求“兄弟般的情誼”；而杜麗《美好的敵人》〔5〕卻恰是從經驗出發(fā)，以豐滿的感受抒寫了謀求異性情誼時的困頓與理想的破滅。作者清醒地意識到追求兄弟情誼時面臨著肉體與精神的雙重阻隔。
部分女性散文直抵生命本真，以不凡的睿智洞察人格、世象，亦或質疑、瓦解了許多空洞的能指，如：親情、故鄉(xiāng)、理想。周曉楓《抱菊而眠》〔6〕詮釋了“B” 的人格氣質秉性，對善良的負面寄寓了深深的憐惜。張愛華《親情解析》〔7〕淡去了曾經安撫過無數(shù)靈魂的纏裹在親情之上的理想主義光環(huán)，還原給我們冷酷的真實。華姿《生活在別處》〔8〕以開闊的空間感解構了“渴望遠方”與“回望故鄉(xiāng)”的憧憬，顯露出激情背后的虛妄。對于女性哲理的詩情體悟，在遲子建《滴水可以活多久》〔9〕、《木器時代》〔10〕中有所展示。作品以水以木提供了生命本質狀態(tài)的隱喻，提供給人們超拔的生存觀。
橫向鋪陳各種感覺，直至細到神經末梢的觸動在鐘怡雯《垂釣睡眠》〔11〕、阿嗚《破碎》〔12〕、北北《劃過夏季的玻璃》〔13〕、唐韻《生命從指間消失》〔14〕中體現(xiàn)得極為鮮明。女性把握瞬間感受、體驗微末的能力在女性散文中得到淋漓盡致的揮灑。
青春、愛情、主婦生涯、親子之情、童心童趣歷來是女作家熱衷表現(xiàn)的領域。龐天舒的《主婦生涯》〔15〕、程黧眉《那時我們正年輕》〔16〕、周曉楓《驢和騾子》〔17〕、《懶洋洋的天》〔18〕、元元的《一地月光》〔19〕、唐敏《可愛的小老鼠》〔20〕、《小別贈言》〔21〕雖然不無單薄稚弱、模式化夸張與自我欣賞的形象營造等弱點，然而，其氣度迥異于“小女人散文”的小情調，內中包含有較多的優(yōu)游于煩惱人生的豁達從容。
這兩年，女性散文的優(yōu)秀作品體現(xiàn)的走勢為：走向開闊的思維、詩情與哲理的體悟、成熟的陰性表達。由此可見，女性散文在新時期的崛起并非偶然，它的豐盈、壯大證明散文這種心靈性、情感性較強的文體會在女作家手中繼續(xù)繁榮。
中年實力派作家葆有以往的實力。他們的創(chuàng)作延續(xù)了以往的超拔的精神、激越的情感、男性的理性與大氣。周濤《塔里木河》〔22〕從民族、文化、歷史的角度解讀了維吾爾民族性格的本質：憂傷?！秹袅卫贰?3〕給予北疆軍旅生活深切的體驗。周濤善于從異族、自然等異己力量中汲取智慧啟迪、精神力量。由英雄情結引發(fā)的雄渾豪邁和探究人類文化學帶來的終極關懷色彩，已成為他作品的主要特點。以宗教理想為標尺的張承志 1996年在《花城》的《鞍與筆》專欄發(fā)表了6篇長及萬言的散文，以精神獨白的方式展現(xiàn)自己的人生理想。《冰山之父》〔24〕在對三大山的造訪中，自我心史與諸民族心史并進，在對山河的崇拜中追求生命觀念的神圣與崇高。哲合忍耶精神與詩質的激情再度結合而有《把黑夜點燃》〔25〕與《沙漠中的唯美》，〔26〕抵抗的絕決與不被理解的苦澀使這兩部作品充滿了悲劇感。史鐵生《聆聽與跟隨》〔27〕具有史鐵生式的超越生存困境、執(zhí)著追求精神家園的嚴肅、認真、通脫。
繼90年代中國社會的技術理性化轉向之后，小說的客觀化、詩歌的文體束縛使散文因其主體性、自由性特征成為張承志、張煒、史鐵生等精神求道者的棲居地?？释硐?、崇高的人文精神與詩性的激情結合產生了一批富于精神含金量的散文。此類散文出自中青年作家之手，這兩年除前述張承志的創(chuàng)作，還有瘦谷《海底的火焰》〔28〕、林賢治《一個人的愛與死》〔29〕、摩羅《巨人何以成為巨人》?！?0〕它們對世俗世界采取了較極端的疏離態(tài)度，以其強烈的思想、精神內質與世紀末思想貧血的頹勢形成對照，但也因此顯露出其直露的意識形態(tài)情結。
一批涉足散文的中年小說家也常有佳作。較好的作品有：劉心武《小顆顆》〔31〕在一個淺顯的“人生必得做減法”的哲理中融入了真性情。王蒙《冬季》〔32〕鋪陳展示了追尋精神故鄉(xiāng)、追尋理想的艱辛；游歷劍橋結晶的《晚鐘劍橋》〔33〕溫馨細致。馮驥才《冬日絮語》〔34〕象喻新穎。小說家散文往往在不期然間過度發(fā)揮敘事才能，對實生活層的過多描摹令情感性、生命體驗性受挫。
概言之，中年實力派作家延續(xù)了他們以往的風格與寫法。
《大家》推出了“新散文”；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最為活躍。這兩年突出的新現(xiàn)象是1997年由《大家》雜志推出了60年代出生的龐培、張銳鋒的散文新作?！洞蠹摇穼⑵涿麨?ldquo;新散文”。龐、張“新散文”的代表作品有龐培的散文長卷《五種回憶》〔35〕、《鄉(xiāng)村肖像》〔36〕，張銳鋒的長篇散文《倒影》。〔37〕這些作品對童年記憶作共時性展露，而不是將事件依時間順序連屬；寫作起始于心靈在記憶中的漫游，著眼于細處的鋪陳。其零星組合式的文本、間雜的形而上闡示提供了一種新的寫作模式。他們的思考致力于普通人的存在，這使他們在個人化記憶與歷史、時代、人類的普泛性之間尋找到了溝通的可能。在挖掘記憶的同時，他們對童年不是加以簡單的描摹和再現(xiàn)，而是進行某種超越材料本身的深度凝煉。龐、張“新散文”表現(xiàn)出一定的虛構傾向，只是，其目的旨在從被時間“磨損了現(xiàn)場提取往事的指紋，”“重現(xiàn)業(yè)已消逝了的東西，并使其恢復完整性。”(兩段引文均見《大家》98〈1〉張銳鋒《讓隱匿的事物發(fā)亮——我的新散文寫作及其它》)想象形成了“新散文”“過去進行式”的敘述。
“新散文”較多長篇制作與手記體，以手記出現(xiàn)的作品中，海男《生發(fā)者手記》〔38〕、于堅《棕皮手記在西藏》〔39〕較為能夠擺脫手記的紀實性、藝術粗糙等缺憾。
“新散文”涉及的作家還有王小妮、鐘鳴等人，他們之間缺乏一致的美學主張，存在種種分野，諸如：繁復鋪陳與各種手記的粗糙報告傾向；面向心靈的倡導與為寫作而寫作的傾向。過分沉溺于寫作技巧是一部分“新散文”產生危機的隱患。“新散文”多有長篇巨制，存在書寫失控的問題；龐大的信息量有時令其由零散而瑣碎，銷蝕著讀者的耐力；知識性、理念化與虛構如果不得限制，也會傷害散文文體。作為新現(xiàn)象，它的特點還有待于進一步辨析。
50年代中后期及60年代出生的作家是這兩年散文界最具活力的群體——龐培、張銳鋒、鐘怡雯、周曉楓、葦岸、瘦谷、包爾吉·原野、筱敏、華姿、劉亮程、王俊義、王開林、韓春旭、丹婭、程黧眉、唐韻、海男、張立勤、于堅等等。他們兼有較好的文化與人生積累，或多或少地親歷了20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革，受東西方文化再次碰撞的變革時代的影響，他們更注重從個性心靈出發(fā)而不失厚重。他們同時趕上了文藝美學的語言學轉向，駕御語言的熱情與潛力有勝于他們的前輩之處。他們變革散文的多種嘗試，一時難以看清，但探索的努力終究是應予肯定的。
散文的藝術探索尚顯拘謹局促，“無技巧”的自然本色寫作仍然是創(chuàng)作的主流；散文體式向長篇發(fā)展。散文藝術歷來存在兩個向度。一部分作品試圖突破傳統(tǒng)的散文創(chuàng)作模式，擴大散文的表現(xiàn)方式，這種努力仍然局限于少量篇目，如：《“潛在自殺者”敘事》〔40〕(魏黎)的荒誕手法，《月亮領著靈魂走》〔41〕(王俊義)的蒙太奇結構；《一個人的愛與死》〔42〕(林賢治)的詞條的形式；《尸體》〔43〕(林耀德)感性體驗與理性敘述的間陳。藝術框架下的文本實驗應該是散文變革的重要內容。這兩年，優(yōu)秀的作品更多地集中于“無技巧”的自然本色寫作內。季羨林、張中行等老一代作家素來樸素寫作，一向精巧獨到的余光中也有了質樸之至的寫父女親情、從師經歷的《日不落家》〔44〕、《自豪與自幸》。〔45〕徐曉悼亡之作《永遠的五月》〔46〕用如泣如訴的生活語言大規(guī)模、不隱諱的追敘丈夫的血肉之軀。人格的魅力與性格的缺憾、善良的天性與不幸的命運、刻骨銘心的愛情共同賦予作品豐厚的內涵。菡子的《重逢日記》〔47〕在祥和安謐的氣氛中，將“我 ”與“LM”兩位古稀老人在短暫的重逢中重返十八歲純潔真摯的初戀情懷傳遞給讀者。以日記的斷片記錄的這一段初戀的復活富于即時性的真切。孫少山的《父親》〔48〕是罕見的以犀利筆鋒“審父”的作品，誠如作者所言：“一個人不能審問父親就像不能審問自己一樣”，在逼視我們自身難以啟齒的問題上顯示了勇氣。黃永玉《此序與畫無關》〔49〕引用了赫伯特·里德“我深信美學上的價值也正是道德上的價值，”深刻地肯定了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李蔚紅《苦難麥茬地》〔50〕在素樸的敘述中飽含了對苦難的樸素的悲憫。該類寫作從本質上實現(xiàn)的是生命與語言的同構，體現(xiàn)了用生命去寫作的立場。“無技巧”的自然本色寫作必得有深厚的生命內容作支撐，由于散文對現(xiàn)實人生的切近，就使這種寫作能夠在散文文體內長盛不衰，不斷產生佳作。
就體式而言，這兩年的散文有明顯的長篇制作傾向，1997年尤其明顯。期刊散文動輒達到五千字以上，萬言以上的散文屢屢可見。散文長卷從根本上說是散文尋求變革的方面，是信息擴充的要求。不過，目前散文的長篇發(fā)展又往往存在著失去控制、不加剪裁、過多枝蔓等問題，很大程度上由散文界浮躁、隨意之風所引發(fā)，正因為如此，它已經在向讀者的閱讀承受極限挑戰(zhàn)。
從題材取向考察，生靈、生態(tài)題材和都市題材的散文篇目日漸擴大；文化散文(準確地說是文化隨筆)依然在各類期刊中占據(jù)龐大篇幅。與環(huán)境意義的提升同步，散文里的自然——家園意識逐漸增強，生靈、生態(tài)題材的散文已經構成顯明的一族。對自然生靈世界的關注體現(xiàn)出兩種意向：其一是生態(tài)意旨，其二是生命平等意識。這兩年的期刊中不僅出現(xiàn)了“環(huán)保散文專輯”，還出現(xiàn)了一些佳作，如：《美生靈》〔51〕(張煒)、《淚的重量》〔52〕(林希)、《羽毛的浮力》〔53〕(周濤)、《鹿的眼睛》〔54〕(許淇)、《大地上的事情》〔55〕(葦岸)、《敏感的河流在我心中顫栗》〔56〕(劉元舉) 《象腳花瓶》〔57〕(喻麗清)、《蝙蝠悲歌》〔58〕(戴小華)，等等。這些作品在生態(tài)意識之上體現(xiàn)了自然、生靈與人類生命靈魂的相系相依，在獨立自足的生態(tài)生靈世界內寄寓了包含人類在內的生物界至高至美的理想，生物的靈性被納入到與人性平等甚至高于人性的地位加以言說。主體的投映賦予自然生靈世界人格化的表達使這部分作品脫離了“問題文學”的機械。
都市題材的散文伴隨著近十年中國城市的都市化進程而來，這兩年漸漸清晰?！冻鞘兴逘I地》〔59〕(王開林)、《上海人的“面子”與“夾里”》〔60〕(陳丹燕)、《小洋房里的主婦》〔61〕(潘向黎)、《生活在城市之中》〔62〕(丹婭)集中反映都市人心軌跡與價值方程。作家主體對都市文化的剪裁集中于：都市人的生存情狀，受物欲擠壓的價值觀，都市邊緣人傳奇，失去故園的流浪心跡。流浪與孤獨、欲海中人的異化與自守是常見的主題。由于鄉(xiāng)土與都市兩種文化的異質性，就使都市題材的散文呈現(xiàn)出較多藝術上的新追求，《城市寓言》〔63〕(瘦谷)、《隱形的城市》〔64〕(呂約)、 《月亮領著靈魂走》〔65〕(王俊文)對象征、隱喻、蒙太奇手法有充分的運用，現(xiàn)代藝術手法的介入給這類散文帶來了豐富的表現(xiàn)力。都市題材散文的深化發(fā)展將會成為散文多元景觀的重要一元。
自80年代末由余秋雨開創(chuàng)的文化散文延續(xù)及今已成為當代散文的題材傳統(tǒng)。其內部演化出的兩種積弊可以歸納為：一、主體為歷史材料的抑制，有學術筆記的學理化傾向。二、沿襲余秋雨散文模式作比附式的文化感喟，超越于主體個性。這兩方面是影響1996、1997年文化散文文學價值提高的主要問題。何向陽《澡雪春秋》〔66〕、韓春旭《新人類》〔67〕、肖復興《尋找勃拉姆斯》〔68〕、肖克凡《激情行動》〔69〕、韓靜霆《梵高與青藤》〔70〕，分別抒寫的是孔子、尼采、勃拉姆斯、海明威、梵高與徐渭，以人物為核心而打破了傳記式的史實演義，代之以對文化人物的透視，攝取極富有精神價值的歷史人物所輻射到今世的靈魂之光。在將自我的理想人格價值投映到歷史人物的真實言行上，重組形象的不朽時，這些作品都燃燒著主體強烈的生命意識或動人的人格精神。
在蔡翔的《底層》〔71〕、《北方傳奇》〔72〕、王俊義的《撫摸漢朝》〔73〕中，文化已非典籍記載，而是活在民間的血液中的活文化。蔡翔既是底層文化、北方民間文化的歌者，也是其尋夢者。
近兩年，散文界存在著較濃厚的理性化氛圍，究其原因應該是社會轉型深化引發(fā)的情的消退以及要求散文承擔文化史、時代史書寫責任的呼聲。其表現(xiàn)首先是隨筆篇幅占據(jù)著寬泛的散文概念內的相對優(yōu)勢，文化散文的學術理性趨向是其中的一部分。文化散文目前最大的危險是陷入文化解釋、陷入主體空洞的史的消費不能自拔；能否打破既成的模式是對文化散文的考驗。
死亡的主題下容納了一些佳作；回憶與悼亡是散文的重要主題之一；聯(lián)系國內值得紀念的大事，產生了一大批相關的散文。死亡是生命的悲劇，歷煉著人世的創(chuàng)痛，但接近死亡，本質上是向往、熱愛生命的極端。這兩年離世的散文作家有汪曾祺、戴厚英、李佩英、林耀德。步履倉促的戴厚英、林耀德分別留下了令人悚目驚心的《說夢》〔74〕、《尸體》?！?5〕兩篇遺作關于“托夢”的神話與圍繞尸體的縱橫捭闔，行文怪誕，感受獨特。李佩芝纏綿病榻多日，留下了血淚交融的《守望靈魂》〔76〕，殷切傳送了“敬重生命、善待生命”的囑托。
張立勤在《追不上生命》〔77〕中抒寫了深味生命脆弱后，頓悟與死亡之抗爭價值的心理過程；王曉華《關于死亡》〔78〕論敘了由恐懼到超脫死亡的心路；老高《然后》〔79〕是對死亡的最原始的“記錄”。人們以各種形式與心態(tài)探問死亡，對死亡的探討意味了散文生命體驗性的深入。
回憶與悼亡散文目前存在的問題是由于對人物缺乏足夠的了解與理解，或者情感份量不足，因而止于滿足于二、三事的連綴，再揉合上表面化的抒情。縱觀這兩年的散文，悼亡之作當推：《永遠的五月》〔80〕(徐曉)、《遙想艾青》〔81〕(徐剛)、《痛悼戴厚英》〔82〕(杜漸坤)、《永別亡約》〔83〕(艾曉明)、《伴靈絮語》〔84〕(綠原)、《春蠶到死絲已盡》〔85〕(舒婷)?；貞浬⑽漠斖疲骸吨軗P的目光》〔86〕(王蒙)、《冰心與木香花》〔87〕(張昆華)、《黑娘》〔88〕(牛漢)、《夢與淚》〔89〕(舒乙)、《一桿紅木秤》〔90〕(魯光)、《汪曾祺在大連》〔91〕(徐城北)、 《真亦可畏》〔92〕(周汝昌)、《從往事門前走過》〔93〕(裘山山)、《我擦洗我爸爸的臉》〔94〕(王小妮)、《艾草清涼》〔95〕(顏顏)。人物的立體化與情感的懾服力歷來是回憶與悼亡散文取勝的重要砝碼。
近兩年，各雜志紛紛就“’97香港回歸”推出紀念征文或專輯欄目，但鮮有佳作。圣光《香港感覺》、〔96〕陶然《“1997”之夜》〔97〕可作代表。朱建信《從瑞金出發(fā)》，〔98〕主題是紀念長征勝利60周年。紀念“”三十周年，反思當年的瘋狂、野蠻和荒誕，控訴它所造成的心靈傷害的散文有：孫紹振《滿臉蒼蠅》、〔99〕李平《祖父》、〔100〕張?zhí)煊印洱嬋坏年幱啊?、?01〕程乃珊《冬》。〔102〕高紅十《黃土如詩》、〔103〕梁南《我那間泥屋》〔104〕系知青題材的散文。應時代而作的作品往往由于心靈積淀不足易于失敗。
1996、1997年散文研究情況
伴隨90年代的散文創(chuàng)作熱，散文研究漸次升溫，它直接表現(xiàn)為研究文章篇目數(shù)量的顯著增長與研究群體的崛起，此種情形持續(xù)到1996年，在1997年有所回落，但并無頹勢。’96、’97散文研究有步入“狀態(tài)”的趨向，研究的綜合化、探討的縱深化、論文的專業(yè)化發(fā)展是近年、也是這兩年散文研究的總體方向。
理論倡導“三家鼎立”，帶動著散文文體研究。散文研究存在至今的難題是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都難以借鑒到一套既成的、富于建設性的系統(tǒng)理論作參照，由此引起了散文理論、評論、創(chuàng)作三體彼此脫節(jié)、互動失效、難以共同步入良性循環(huán)。在國內散文理論建設的工程中，爭論開始于最基本的問題，即：“什么是散文?”“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散文?”由這一問題決定的散文理論研究目前形成了兩種分歧、三方倡導。
“凈化文體”論倡導者劉錫慶在《棄“類”成“體”是散文發(fā)展的當務之急》〔105〕一文中，鑒于作為“文類”的傳統(tǒng)散文觀念的滯后性、龐雜性，力主散文實現(xiàn)文體的自覺。文章規(guī)劃了“凈化文體”的具體目標，繼續(xù)將棄“類”成“體”，解決散文向文學的提升視為當代散文的歷史重任。在長篇論文《世紀末：對散文發(fā)展的回顧與思考》〔106〕中，劉錫慶回顧了現(xiàn)當代散文創(chuàng)作與理論的階段性演進歷程，闡釋了當代散文文體觀念的進化過程，總結了幾點建設性意見。“1.漢語散文必須走自己的路；2.高揚‘文學’的大旗是‘規(guī)范’散文的標尺；3.舊有‘散文’范疇的‘文體凈化’是當務之急；4.散文由生活而藝術的‘轉化’、‘升騰’是產生‘精品’、‘大作’的關鍵。”這兩篇文章繼續(xù)張揚“藝術散文”的主張，重新規(guī)范了藝術散文的“范疇論”、“審美特征論”，描述了人性表現(xiàn)的五個層面，“范疇論”和“審美特征論”的明確化將有利于“藝術散文”的深入研究與理論成熟。
近年來，“藝術散文”的主張不斷地受到理論界的重視、呼應與補充。施戰(zhàn)軍〔107〕W·“菱形秩序”描繪了藝術散文的內部運動機制，張國俊、常效東〔108〕則從當代社會文化語境的變遷指出，藝術散文的表現(xiàn)性、精粹性和無規(guī)矩性，在構成散文美的同時也使其自身具有某些局限性。
與劉錫慶主張不同，早在西安《美文》創(chuàng)刊〔109〕之時，就將多種實用文體劃入散文，倡導‘大散文’。1996年，賈平凹指出：“大散文”的提出是為了造就散文大家的氣氛和土壤?！?10〕代迅在《散文：告別與復歸》〔111〕中認為：當代散文路徑狹小，只有“回歸古代的大散文概念”才能拓展路徑。但是作者又承認：“其實賈平凹曾經簡略地談到過向古代的大散文復歸，但應者寥寥。”大散文的倡導者始終沒有給出全面而清晰的論證闡述，這使倡導缺乏理論支持。
在“大散文”的爭論之外，樓肇明創(chuàng)立了“復調散文”的概念。他與老愚合作的論文《散文：從單調走向復調》〔112〕，出于解決當前散文危機的目的，認為散文需要質變，“復調散文”可以打破封閉的寫作者中心，產生“一種平等的文體”，實現(xiàn)質變可能。他論述了復調散文的四個方面：“一是維度的改變，不再是一件事、一種情感、一個道理；二是一個主題包括二個母題，一個意象包括二個縮影，在兩個層次、兩個側面上展開；三是宏觀時空和微觀時空碰撞、兩個敘事人、雙重視角；四是七嘴八舌、敘事人非常隱蔽。”樓肇明將提倡思想者、學者和詩人的三位一體，提倡復調散文，視為打破散文在封閉中惡性循環(huán)的方法。
散文的論爭與理論倡導不斷地啟發(fā)文體研究。邱景華〔113〕歷史地追尋散文的發(fā)展軌跡，用“母體”與“子體”之說界說“大散文”與“藝術散文”，試圖闡釋散文內部的裂變衍生過程。陳平原〔114〕依據(jù)古典小說與散文的姻親關系，肯定了文類邊界的跨越。張思齊〔115〕以西學和日本學中的相關觀念為參照，重新界說了駢文、散文、美文等概念。劉衛(wèi)英〔116〕多方面辨析了記人散文與短篇小說在體裁上的差異。文體研究的深化勢必為散文理論的建立創(chuàng)造機緣。
關于“散文熱”的研究熱：貶多褒少。90年代的散文熱是研究界的熱門話題，其背景、成因、問題、態(tài)勢備受關注。王岳川《90年代文學和批評的“冷風景”》〔117〕將散文走紅歸因于“世俗化的策略使然”、俯就大眾期待視野的結果。他呼喚：“重建散文的體裁，重建散文的深度，重建散文的個體經驗與母語經驗。同時開拓散文全新的文化語境和更有創(chuàng)意的審美境界。”樓肇明、老愚《矯情泛濫大眾得到了什么》〔118〕措辭激烈，抨擊文壇負面種種，力主實行“三個否棄”：“文化快餐”、“文以載道”、“文化霸權”。實現(xiàn)與“五四”和世界人文精神的接軌。譚桂林《90年代散文熱的文化透視》〔119〕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將散文熱視為國人規(guī)避政治話語、淡化意識形態(tài)性、尋覓生命溫馨的“集體嘗試”，也是生活節(jié)奏調整使然。作者認為散文熱呈現(xiàn)衰相的根本原因在于“散文評論創(chuàng)作本身的軟性化與私語化傾向走到了極端”，造成散文“嚴重的思想貧血”與“天地的日益狹窄”。丁帆、山谷、費振鐘合作的《散文：多了些什么?少了些什么?》〔120〕批評了散文創(chuàng)作的四個誤區(qū)：矯情(偽深沉、偽機智)、驕情(以老男人散文居多)、嬌情(多見于小女人散文)以及故作褻瀆意識，消解人的存在價值。王兆勝《走出當前散文創(chuàng)作的誤區(qū)》〔121〕歸納創(chuàng)作弊端為“知識爆炸與精神萎縮”、“濫情矯情與生命衰弱”、“中西失調與心理偏狹”。作者指出：散文“‘繁榮景象’本質是泡沫式的，具有內質的虛假性”?？傮w上說，關于90年代散文發(fā)展態(tài)勢的研究中批評多于褒揚，批評的焦點多集中于商品經濟背景下散文主體精神與情感世界的平庸與畸形。
當然，中性與褒揚的聲音也不乏存在。楊經建《論90年代的散文復興運動》〔122〕將散文熱稱為“散文復興運動”，其特征是“呈現(xiàn)出由藝術消費調節(jié)出版，出版又調動創(chuàng)作的逆向運作方式”，有雙重原因促使散文復興：創(chuàng)作隊伍空前的擴大和作家結構的多元化；創(chuàng)作觀念的開放和藝術思維的拓展。傅瑛《走向世俗：跨世紀中國散文的發(fā)展態(tài)勢》〔123〕認為目前興盛的兩類散文：生活散文與文化散文，均致力于對世俗人生認同的探索。作者將散文走出“純散文”象牙塔接受大眾散文滋潤視為值得迎接的“民眾慶典日”。傅德岷《世紀之交：中國散文的風景》〔124〕將女性散文、學者散文、雅俗散文稱道為世紀之交的幾條“蔚為壯觀的風景線。”
以史的觀念縱論當代散文的論文尚不足。陸明《談當代大陸散文的演變軌跡》〔125〕、梁向陽《當代散文創(chuàng)作個性精神的式微與復歸》〔126〕立足不同基點梳理了當代散文的脈絡。
部分理論文章就具體問題深入論述，研究多維度展開。李曉虹《當代散文的讀者召喚與審美期待》〔127〕從接受美學入手，既將散文熱歸于當前社會審美趣味、文化規(guī)范與創(chuàng)作的遇合，又從閱讀的審美性、本文與讀者的相互作用出發(fā)，呼吁創(chuàng)作力避粗制濫造。孫紹振《論臺灣和大陸散文中之軟幽默和硬幽默》〔128〕以“幽默”的美學范疇分析臺港與大陸幽默散文，認為臺港散文較多調侃性、戲謔性的軟幽默，戲謔性與抒情性結合是大陸幽默散文的主流。薛奇一、晏美華《論散文敘述》〔129〕以小說敘述為參照剖析散文敘述，綜論散文敘述的特征、地位與作用。李正西《散文情感論》〔130〕以心靈外化、人的生命本質力量的體現(xiàn)論證散文情感。此類論文大多是調動現(xiàn)代美學、文學理論開展研究的結果，有利于散文思維的轉變，必將促進散文理論建設的立體化。目前，這種研究還沒有充分展開。
有關臺港散文存在狀態(tài)的綜合研究漸漸深入。長期以來對臺港散文的研究較多停留在史的片斷與具體作家的評論上，這兩年對臺港八九十年代的散文整體現(xiàn)狀有深化的描述與研討。樓肇明、蔣暉的《散文傳統(tǒng)的地域推移和文化變異——關于香港散文》〔131〕采用“散文文體在文化、文學系統(tǒng)中的功能性結構分析方法”，將香港散文劃分為傳播完成期和發(fā)展成熟期兩個階段，從五個側面評述了香港散文的總體風貌，肯定了曹聚仁、葉靈鳳、徐訏、董橋、梁錫華、劉以鬯、梁秉鈞、鐘曉陽等一批作家的創(chuàng)作。文章認為：香港散文“既是我們民族文化的一種變異，又仍然是20世紀中國散文總體格局中的一部分。”樓肇明、江遺芳《臺灣散文和閱讀市場》〔132〕分析臺灣散文在大陸市場的存在情況，討論了多位臺灣散文家的創(chuàng)作，得出了“在眼下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填平雅俗文化之間的鴻溝，俗中見雅，外俗內雅，可能會贏得最大的讀者市場。”臺港散文作為現(xiàn)代散文傳統(tǒng)的繼承者與變異者對大陸散文有顯明的啟示性，研究臺港散文的創(chuàng)作與理論狀況應當是大陸研究界不可忽略的部分。1997年，林幸謙在大陸發(fā)表了重要論文《90年代臺灣散文現(xiàn)象與理論走向》〔133〕，論文著眼于臺灣90年代散文在危機中的自我轉化，探討了“后散文”的“主體性變奏”：“一為敘述觀點的轉變，作者不再占據(jù)主體位置；一為散文體式的轉變與擴大，不再固守舊有窠臼。”從理論上總結了散文創(chuàng)作對于書寫模式的重新定義。預期了散文發(fā)展的新路：“由個人命運介入整體社會——歷史或民族——文化層次，把公眾領域納入私人領域，同時亦把作者的私人性格納入公眾(他人)性格中。”論文涉及的散文小說化、詩化、虛構、想象等問題是多年來大陸散文理論界敏感的問題，它必然會引起大陸理論界的爭鳴，進而促進散文理論建設。
有規(guī)模地對新時期以來作為“代”與“類”出現(xiàn)的作家群體的綜合研究有建樹。新時期以來，散文的世代性與類別性日益彰顯，構成了散文創(chuàng)作中的集團特色，針對日漸成熟的各類群體進行研究極為必要。樓肇明、止庵的《瀚海冰川話滄?！贰?34〕將新時期20年近乎奇異的文化現(xiàn)象：“老生代”散文作為整體施以研究，認為“老生代散文溫故而知新的意義是大于創(chuàng)新的意義的。”文章總結了老生代作家的突出特點和對于當代文學史的意義，指出：“堅持文化品味和人文精神，反庸俗，反小市民氣，反商業(yè)習氣，反卑劣人格是老生代作家的共同特征。”作者對老生代的肯定最終回歸到作者一貫的主張，即強調散文的文化本位。樓肇明、止庵《關于新生代散文的對談》〔135〕對新生代在文壇的崛起進行了追本溯源，從理論上認識了新生代的成績、問題、風格特點。在將新生代視為“正在覺醒的團體 ”(文體的覺醒、觀念的覺醒)時，正視他們身上文化虛無、理想主義、鄙俗化等傾向。在作者的視野中，由于新生代對文體的重視，使他們得以告別“文以載道” 的散文模式，而努力為散文文體重新定位。“小女人散文”系近年廣為爭議的論題，甚至殃及“女性散文”。王干《話說“小女人散文”》〔136〕為“小女人” 散文做了清晰的界說，討論了“小女人散文”存在的可能及其局限性，將它定性為“小康型”散文。文章將滬粵優(yōu)越的經濟環(huán)境、中國家庭文化的待發(fā)展、文學發(fā)展的多樣性視為“小女人散文”存在的依據(jù)。這是第一篇綜合討論并同情“小女人散文”的文章，在對“小女人散文”的一片聲討聲中發(fā)出了不諧調音。馮軍勝《新時期女性散文的“權力話語”》〔137〕、何京敏《新時期女性散文的主體意識》〔138〕殊途同歸地論述了女性散文在當代追問社會歷史文化、張揚和重建女性主體精神、建構女性審美標準的努力。再次確立了女性散文的價值。

作家作品評論基本停留在感受式批評上，力作較少；1996年，余秋雨研究再掀高潮。散文評論歷來停滯于感受式、零星化的批評階段，改變這種狀況有賴于批評者素質的提高與散文理論建設的推進。這兩年，優(yōu)秀的評論可作如下概括：劉錫慶《品評葉夢》〔139〕較為全面地把握了新時期以來葉夢的散文創(chuàng)作歷程，將藝術散文的理想應用于批評，肯定了葉夢開掘自我“性靈”、抒寫“生命體驗”的創(chuàng)作道路。批評容納了葉夢迄今為止全部的創(chuàng)作實踐。孫紹振《超越審美超越抒情：樓肇明散文對當代散文的意義》〔140〕，中肯地為樓肇明別樹一幟的散文藝術人格定位，顯示了篤定自信的評論風范。文章指稱樓肇明散文“力圖在詩情與智性，形而下的寫實和形而上的超越，傳統(tǒng)價值觀念和現(xiàn)代西方價值觀念之間，在敘述、描寫、抒情的連續(xù)和紛繁的以隱喻為特色智性思緒板塊組合之間尋求某種綜合平衡。”黃書泉《意義的誘惑與形而上的陷阱——我看王英琦散文近作》〔141〕、范川鳳《陽光縫隙中的生命抗爭——評張立勤散文集《陽光是我的歲月》〔142〕、余亞梅《對自然的歌唱與冥想——論張煒散文》〔143〕、王堯《生命由夢想展開：論史鐵生散文》〔144〕都從生命體驗的深度看待散文，正如范川鳳所說：“散文是一種表達生命體驗的文體。”王干《冰消：透明的流動和凝化：評遲子建的散文集〈傷懷之美〉〔145〕提出了“寒冷美學”，歸結遲子建散文的審美內核為由冰的精神升華而來的“追求冰潔的美學品格和人格力量”。張鵠《一個云霞霓變的無窮天空：〈洞簫說劍〉的語言“陌生化”現(xiàn)象透視》〔146〕以語言“陌生化”為突破口，對李元洛散文集《洞簫說劍》的語言藝術進行審美觀照。鄭振偉《黃國彬旅游散文的崇高感：評〈華山夏水〉和〈三峽蜀道峨嵋〉》〔147〕，運用朗吉駑斯以來的“崇高”美學理論為理論依據(jù)。散文評論的實踐表明，評論者自身文學與美學理論素養(yǎng)有待提高。
在余秋雨宣布“封筆”以后，有關他的研究反倒火爆起來。從核心理論期刊到各級各類學報，刊登的余秋雨研究層出不窮，從不同的角度開展的研究走向深入。例如：王強《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學問及文章》〔148〕、湯溢澤《〈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敗的標本》〔149〕、東方生《嚴肅與荒誕的巨大成功：余秋雨文化散文質疑》〔150〕、胡曉明《讀〈文化苦旅〉偶記》》〔151〕、仟從巨《余秋雨散文得失評說》、〔152〕唐韌《論余秋雨散文的文體創(chuàng)建》〔153〕、馬元龍《重返大家氣象：秋雨散文的超越》、〔154〕董偉建《余秋雨散文的藝術創(chuàng)新》〔155〕、武淑蓮《余秋雨散文的文化悲憫》?！?56〕對余秋雨散文的評論集中于文化與文學兩方面。批評者指責他：“組裝了歷史與文學”，〔157〕無藝術創(chuàng)見，而他的中國文化闡釋更是紕漏百出。稱道者則肯定他“為歷史造象”、〔158〕藝術上推陳出新、重建民族人格的執(zhí)著等等。余秋雨散文是當代散文創(chuàng)作實踐爭議最大的分歧點，有關的研究還會繼續(xù)，將散文定位于文化，是耶?非耶?還有待于在散文本質的進一步呈現(xiàn)中給以評說。

〔1〕《中國作家》1996年第6期。
〔2〕《美文》1996年第3期。
〔3〕《人民文學》1996年第2期。
〔4〕《當代》1996年第2期。
〔5〕《美文》1996年第10期。
〔6〕《作家》1997年第3期。
〔7〕《北方文學》1996年第4期。
〔8〕《作品》1996年第9期。
〔9〕《美文》1996年第9期。
〔10〕《美文》1997年第1期。
〔11〕1997年10月7、8日臺灣《中國時報》。
〔12〕《山西文學》1996年第6期。
〔13〕《散文天地》1996年第6期。
〔14〕《美文》1997年第3期。
〔15〕《天津散文》1996年第3期。
〔16〕《中華散文》1996年第3期。
〔17〕《中國作家》1997年第6期。
〔18〕《山花》1996年第11期。
〔19〕《青年文學》1996年第1期。
〔20〕《大家》1996年第4期。
〔21〕《福建文學》1996年第7期。
〔22〕《隨筆》1996年第1期。
〔23〕《人民文學》1997年第2期。
〔24〕《花城》1996年第1期。
〔25〕《花城》1996年第4期。
〔26〕《花城》1997年第4期。
〔27〕《當代散文》1996年第4期。
〔28〕《作品》1997年第3期。
〔29〕〔42〕《花城》1997年第2期。
〔30〕《山東文學》1997年第9期。
〔31〕《福建文學》1996年第8期。
〔32〕《上海文學》1996年第4期。
〔33〕《上海文學》1997年第4期。
〔34〕《中華散文》1996年第2期。
〔35〕《大家》1997年第6期。
〔36〕《大家》1997年第4期。
〔37〕《大家》1997年第5期。
〔38〕《十月》1997年第2期。
〔39〕《西藏文學》1997年第2期。
〔40〕《當代作家》1997年第6期。
〔41〕《北方文學》1997年第7期。
〔43〕〔75〕《臺港文學選刊》1996年第1期。
〔44〕《廣州文藝》1997年第8期。
〔45〕《散文·海外版》1996年第4期。
〔46〕〔80〕《天涯》1997年第1期。
〔47〕《當代》1997年第1期。
〔48〕《湖南文學》1997年第5期。
〔49〕《芙蓉》1997年第5期。
〔50〕《中國作家》1997年第6期。
〔51〕《莽原》1997年第3期。
〔52〕《美文》1996年第4期。
〔53〕《西北軍事文學》1996年第2期。
〔54〕《當代》1997年第1期。
〔55〕《散文天地》1996年第6期。
〔56〕《鐘山》1997年第5期。
〔57〕《散文·海外版》1997年第3期。
〔58〕《散文》1997年第9期。
〔59〕《十月》1997年第4期。
〔60〕《上海文學》1997年第3期。
〔61〕《青年文學》1997年第6期。
〔62〕《青年文學》1997年第11期。
〔63〕《山東文學》1997年第11期。
〔64〕《作品》1997年第11期。
〔65〕《北方文學》1997年第7期。
〔66〕《莽原》1997年第4、5期。
〔67〕《青年文學》1997年第4期。
〔68〕《散文·海外版》1997年第1期。
〔69〕《青年文學》1997年第3期。
〔70〕《人民文學》1996年第9期。
〔71〕《鐘山》1996年第5期。
〔72〕《花城》1997年第5期。
〔73〕《作品》1997年第7期。
〔74〕《隨筆》1996年第5期。
〔76〕《散文》1996年第3期。
〔77〕《長城》1996年第4期。
〔78〕《鐘山》1996年第6期。
〔79〕《鴨綠江》1997年第12期。
〔81〕《人民文學》1996年第8期。
〔82〕《隨筆》1996年第4期。
〔83〕《花城》1997年第5期。
〔84〕《紅巖》1996年第1期。
〔85〕《人民文學》1996年第1期。
〔86〕《讀書》1996年第4期。
〔87〕《臺南四川同鄉(xiāng)會年刊》1997年。
〔88〕《黃河文學》1996年第1期。
〔89〕《中國作家》1996年第2期。
〔90〕《中國作家》1997年第3期。
〔91〕《芙容》1997年第5期。
〔92〕《美文》1996年第10期。
〔93〕《四川文學》1996年第12期。
〔94〕《芙蓉》1996年第5期。
〔95〕《美文》1996年第10期。
〔96〕《中華散文》1996年第6期。
〔97〕《中華散文》1997年第6期。
〔98〕《山花文學》1996年第12期。
〔99〕《作品》1996年第1期。
〔100〕《香港作家報》1996年第11期。
〔101〕《陽關》1996年第2期。
〔102〕《香港作家報》1996年第12期。
〔103〕《美文》1996年第1期。
〔104〕《中國作家》1996年第4期。
〔105〕《文學世界》1996年第4期。
〔106〕《文學評論》1997年第2期。
〔107〕《90年代中國藝術散文觀察》，見《山東文學》1997年第10期。
〔108〕《藝術散文自身的局限性》，見《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6年第1期。
〔109〕《美文》創(chuàng)刊號1992年第4期。
〔110〕《美文三年》，見《美文》1996年第1期。
〔111〕《文藝評論》1997年第4期。
〔112〕《北京文學》1996年第6期。
〔113〕《論散文的“母體”與“子體”》，見《當代文壇》1996年第2期。
〔114〕《中國散文與中國小說》，見《當代作家評論》1996年第3期。
〔115〕《散文·駢文·美文：比較觀照中的文體辨析》，見《西南民族學院學報》社科版1996年第1期。
〔116〕《現(xiàn)當代記人散文與短篇小說體裁辨》，見《東疆學刊》1997年第4期。
〔117〕《文學自由談》1997年第3期。
〔118〕《工人日報》1996年4月13日。
〔119〕《理論與創(chuàng)作》1997年第1期。
〔120〕見《雨花》1997年第5期。
〔121〕《山東文學》1997年第11期。
〔122〕《中國文學研究》1996年第4期。
〔123〕《當代文壇》1996年第4期。
〔124〕《當代文壇》1997年第4期。
〔125〕《綏化師專學報》社科版1996年第2期。
〔126〕《延安大學學報》社科版1996年第3期。
〔127〕《當代作家》1996年第4期。
〔128〕《文藝理論研究》1996年第6期。
〔129〕《安徽教育學院學報》1996年第3期。
〔130〕《安徽教育學院學報》1997年第3期。
〔131〕《文學評論》1997年第5期。
〔132〕《臺港文學選刊》1997年第8期。
〔133〕《文藝理論研究》1997年第5期。
〔134〕《南方文壇》1997年第5期。
〔135〕 1996年12月20日《文藝報》。
〔136〕 1997年1月7日《光明日報》。
〔137〕《內蒙古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
〔138〕《當代作家》1997年第5期。
〔139〕《南方文壇》1997年第4期。
〔140〕《當代作家評論》1997年第6期。
〔141〕《當代文壇》1997年第2期。
〔142〕《長城》1997年第3期。
〔143〕《當代文壇》1997年第1期。
〔144〕《當代文壇》1996年第2期。
〔145〕《當代作家評論》1996年第6期。
〔146〕《中國文學研究》1996年第4期。
〔147〕《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1996年第2期。
〔148〕《文學自由談》1996年第1期。
〔149〕〔157〕《文學自由談》1996年第2期。
〔150〕《佛山大學學報》社科版1996年第5期。
〔151〕《文藝理論研究》1996年第1期。
〔152〕《山東師大學報》社科版1996年第6期。
〔153〕《遼寧大學學報》社科版1996年第4期。
〔154〕《華中師大學報》社科版1996年第1期。
〔155〕〔154〕《中南民族學院學報》社科版1996年第6期。
〔156〕《固原師專學報》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