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tǒng)文化論文范文

　　中國傳統(tǒng)文化論文范文篇2

　　淺析儒家管理哲學的核心理念

　　摘要：儒家管理哲學在長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實踐中一直是居于主導地位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哲學一貫強調以人為全部管理活動的中心，以實施道德教化作為管理活動的首務，以“修、齊、治、平”為實現(xiàn)管理職能的基本途徑。正是這些構成了儒家管理哲學有別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關鍵詞：儒家;管理哲學;核心理念。

　　關于儒家管理哲學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學界人士普遍認為，自儒家取得獨尊之勢以來，“歷代封建統(tǒng)治者，不管他們個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國的指導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學為主流的”[1]317;“在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從總體上看，還是‘治世’多于‘亂世’，‘穩(wěn)態(tài)'

　　多于’無序‘，’常態(tài)‘多于’變態(tài)‘。因而，反映農(nóng)業(yè)社會常態(tài)(穩(wěn)態(tài))運行規(guī)律的’治國之道‘———儒家管理哲學，就無可爭辯地成為社會管理的主導思想”[1]321。還有不少人認為，中國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國的管理史、哲學史、社會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國強兵，實非儒學莫能為。這些對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學的評價，是符合中國兩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實踐的基本事實的。的確，中國歷代封建統(tǒng)治者在治國安邦的指導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學為主流;歷朝歷代的先賢，不管他們從什么立場和角度對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選擇、補充、闡釋和發(fā)揮，基本上都是圍繞儒家圣賢所提出的幾個不變的中心理念來進行。正是這幾個一以貫之的理念，規(guī)定并指導著儒家管理思想的發(fā)展方向，體現(xiàn)出儒家管理思想與其他學派管理思想的本質區(qū)別，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學的核心理念。本文試圖對儒家管理哲學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討，以期對當今的政治管理實踐提供思想借鑒。

　　一、為政在人：以人為全部管理活動的中心。

　　儒家認為，造成天下治亂的根本原因在人。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亂臣賊子紛起，整個社會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亂之中。既然“天下無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個社會回復到“天下有道”，同樣也離不開人。因此儒家十分重視人在政治管理活動中的地位與作用，把人視為全部管理活動的中心，圍繞人這個中心來展開他們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實踐。儒家學說的開創(chuàng)者孔子首倡以“仁”為中心觀念的管理思想，主張“仁者愛人”。按《說文》解：“仁，親也，從人從二。”可見“仁”實際上是“二人”的復合字。這表明孔子將人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作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發(fā)點。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統(tǒng)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關于管理者如何“愛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顏淵。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磥恚?ldquo;仁”的方法不過是以本人為尺度，來調節(jié)本人與他人的關系，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關系的基本準則。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與自己相對而言的被管理者當作人來看待，主張關心人、愛護人，重視人的價值，反對“始作俑者”，反對“不教而殺”，認為這只是作為管理者的最起碼的條件和要求。其次，孔子進一步主張管理者對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2]憲問，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2]公冶長?？梢钥闯觯鬃邮菍⒐芾砘顒右曌骷毫?、己達進而立人、達人的活動過程來加以闡釋的。

　　孔子這種“貴人”思想，率先確立了人在管理活動中的中心地位。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學始終沿著這個方向，把人作為管理的主要對象，一切管理活動都是圍繞著“安人”和“安百姓”來展開的。生活在戰(zhàn)國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為基礎，把天道運行和人事區(qū)分開來，認為人處于與天、地并參的地位。“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3]天論。人的職責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時地利來創(chuàng)造屬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與天地參，是因為“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3]王制。荀子認為人之貴，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級管理組織，懂得分工協(xié)作把大家的活動協(xié)調起來，將單個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禮”來規(guī)范人們的思想行為和調整人與人的關系，促進社會整體的和諧發(fā)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對孔子“貴人”思想作出重大發(fā)展的是孟子。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體現(xiàn)在他的“仁政”學說中，而“仁政”學說的基礎是“貴民”，即重視廣大民眾的力量對維護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孟子一反西周時期一切政治經(jīng)濟制度都為貴族而設，貴族是國家管理的中心的觀點，大膽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為天子”[5]盡心下的思想。這一“民本”思想可以說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發(fā)點。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對于維護政治決策權來說，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眾的擁護才有國家最高決策權，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擁護，就失去政權，失去君位。因此對于維護整個國家最高決策權來說，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權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為基礎，發(fā)揮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首先，孟子對“仁政”何以能夠推行作了論證。他以“性善論”為出發(fā)點，認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5]公孫丑上。“仁政”并非什么特別難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從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發(fā)，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這就是“仁政”。其次，孟子對“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嚴密的設計。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產(chǎn)生活這個國家管理的中心問題，站在“民”的立場對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在他看來，“民之為道也，有恒產(chǎn)者有信心，無恒產(chǎn)者無恒心”[5]滕文公上。民有恒產(chǎn)是整個社會穩(wěn)定和發(fā)展的基本保證。為此，孟子設計道：“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yǎng)公田;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違農(nóng)時，谷不可勝食也。數(shù)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yǎng)生喪死無憾也。

　　養(yǎng)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shù)口之家可以無饑矣。”[5]梁惠王上孟子認為，管理者如能把這種藍圖變?yōu)楝F(xiàn)實，就是王道的開始，然而也僅僅是開始而已。因國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產(chǎn)，生產(chǎn)生活有充分保障，還應重視教化民眾，使其“明人倫”。所以孟子接下來又對“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設計：“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梁惠王上也就是說，在“富之”的基礎上還要進一步用道德理想來“教之”，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5]滕文公上這樣才能使全體民眾都獲得全面的健康的發(fā)展，造就出一個和諧完滿的社會，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總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學中始終是一個中心話題，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緊密圍繞著“安人”、“安百姓”來加以展開。故《禮記·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6]一句話，“為政在人”[6]。

　　二、為政以德：以實施道德教化為管理活動的首務。

　　作為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治道的主流，儒家思想從它產(chǎn)生起就一直倡導“為政以德”，主張用道德教化來感化百姓，從而達到有效的治理?？鬃用鞔_提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政，有恥且格”[1]為政。在他看來，用道德教化來感動人心，要比一味的懲罰效果更好。“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1]為政。孟子則更加明確地主張“貴王賤霸”，提倡以德服人的“王政”，反對以力服人的“霸政”。他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公孫丑上。當齊宣王問及齊桓公、晉文公之事時，孟子毫不猶豫地回答：“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5]梁惠王上。齊桓公、晉文公都是春秋霸主，孟子卻聲稱“未之聞也”，其原因乃在于“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后仁義也”[7]梁惠王章句上。漢儒董仲舒也強調：“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8]。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雖然強調“為政以德”，但并不一味排斥“禮治”和“法治”的作用。

　　“禮”是西周時期用以調節(jié)“君子”即貴族之間的關系的一種不成文的行為規(guī)范，其作用介乎于“德”和“法”之間?？鬃泳椭鲝?ldquo;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認為在實施道德教化的同時，也要用“禮”來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荀卿更是進一步主張德與禮、法、刑、賞并舉。但是儒家始終強調“禮”、“法”的外在控制一定要與內(nèi)在控制結合起來，并且以德治為主，輔之以禮治和法制，才能真正有效。禮與法必須通過道德教化最終“內(nèi)化”為人們的自覺的信念和習慣，才有長久的穩(wěn)定的效果。如果釋德治而一味任法制，最終必定走向粗俗和野蠻，而粗俗和野蠻的管理是不會有長久的生命力的。

　　儒家所倡導的道德教化所以能行，是有一定的人性理論作為基礎和出發(fā)點的。如前所述，人是整個管理活動的中心，任何管理思想、理論都是以對人的本性的認識和理解作為前提的。在儒家那里，人性問題不僅僅是管理理論的必要前提，而且是整個管理活動的中心。儒家的思想家們在人性問題上都持“人性可塑”的主張。人性可塑，則道德教化能行?？鬃勇氏忍岢?ldquo;性相近也，習相遠也”[2]陽貨的觀點，認為人人所稟受的天性是大體一致的，沒有很大的分別，但是經(jīng)過后天的習染，人與人之間便漸漸地拉開了差距，不再相近了。孔子雖然沒有言及人性的善與惡，但是肯定了人的本性是可以通過后天的環(huán)境和教養(yǎng)來加以改變和塑造的。以后的儒家，雖在人性的善惡問題上有較大的分歧，但是人性可塑，相信人的本性經(jīng)過塑染之后能達到善這一點上卻是完全一致的。孟子以為人性中有仁、義、禮、智“四端”這四種根本的善，是人性所固有的，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良能良知，是人之所以為人、人之所以異于禽獸的基本特征。仁義禮智之所以叫做“端”，是因為僅處于萌芽階段，論其數(shù)目不過是“幾希”，有待于放大和擴充。因此，道德教化的主要任務就是：“存其心”，“養(yǎng)其性”[5]盡心上。在孟子看來，性猶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若能擴而充之，則為君子;若喪失之、遮蔽之，則淪為小人。如果人人皆能擴充此四端，則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的性善論在儒家中占有很大優(yōu)勢，后來李翱、王陽明、王船山、戴東原等人對人性的看法，與孟子十分相近。

　　在人性問題上另一有代表性的觀點便是荀子的“性惡論”，荀子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3]性惡人性都是好利多欲、自私自利的，其中并無仁義的成分，所有的善都是經(jīng)由后天的教化和訓練獲得的。人性雖本為惡，然而人有相當?shù)穆斆鞑胖?，可學而能，去惡返善，“化性起偽”。普通的人只要通過學習積累善的東西，達到“全之”、“盡之”的程度，也可以成為圣人。如果說孟子的觀點代表了“性善可塑論”，那么荀子的觀點可以說代表了“性惡可塑論”。

　　此外，在儒家的陣營里還有以告子為代表的“性無善無不善論”，以世碩為代表的“性有善有惡論”和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性未善論”等觀點。無論這些觀點之間的分歧有多大，它們都把理論的落腳點放在了如何塑造人性這個核心的問題上。在儒家看來，作出某種人性的判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如何改造和塑造人性———去惡揚善;管理活動不僅是對人性的順應過程，而且是對人性的塑造過程。道德教化之所以能行，是因為人性是可塑的。

　　三、正己正人：以“修、齊、治、平”為管理的基本途徑。

　　儒家既然主張以道德教化為管理活動的首務，不以外在的強行控制為重點，就必定帶來一個相應的問題，即管理者怎樣才能營造出一種人人向上，個個向善的社會效果呢?人性可塑，則后天的習染既可導人向善，也可導人向惡，那么在管理即在人性的塑造過程中如何排除可能的惡(包括先天的惡和后天的惡)?儒家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途徑莫過于“正己正人”，也就是說，管理者要管好他人，首先得管好自己;要引導他人為善，則自己首先應當成為道德上的楷模。在這里，“正己”是“正人”的前提條件，“正人”是“正己”的擴充和自然延伸。“正己”就是修己的內(nèi)圣功夫，是己立、己達;“正人”就是安人的外王功業(yè)，是立人、達人。欲達成理想的功業(yè)，“正己”即修身的功夫是根本，儒家始終把管理者的修身功夫視作治國安邦的根本。

　　《論語》記載：季康子曾經(jīng)問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說“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2]顏淵這就表明為政之道，關鍵在于正己，正己才能正人。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2]子路管理者只有重視自身的道德修養(yǎng)，能夠以身作則，才能夠感化、影響和帶動被管理者，取得上行下效的效果。因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2]顏淵。管理者自身的品行和作風會對被管理者產(chǎn)生重要影響，是被管理者效法的榜樣。正因為如此，孔子對管理者自身的德行修養(yǎng)作了非常多的闡述，比如“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子罕，“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2]憲問;比如說君子有五行：“恭、寬、信、敏、惠。恭則不悔;寬則得眾;信則任人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2]陽貨。

　　孟子進一步發(fā)揮了孔子的這些思想。他說：“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5]離婁上;又說“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5]盡心下。荀子也同樣重視修身的作用，以修身為治國之本。他說：“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子儀也，民者景也，儀正而景正。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而水圓。”[3]君道儒家經(jīng)典《中庸》有曰：“知斯三者(仁、智、勇)，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6]

　　尤其可貴的是，作為“四書”之首的《大學》將上述思想作了進一步的深化和系統(tǒng)的總結，對修身與平治天下的關系以及修身的次第順序都作出了嚴密的闡釋和論證，使《大學》之道成了經(jīng)典的管理之道?！洞髮W》之道的主要精神體現(xiàn)為“三綱領” “八條目”。其中“三綱領”指“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是人生最高的理想追求;“八條目”即指“格物”、 “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體現(xiàn)了達到人生最高理想境界的順序與步驟。在“八條目”中，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談的是個人的身心修養(yǎng)，是內(nèi)圣的功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是將修身的功夫應用、延伸到治國安邦的大業(yè)上，是外在的功業(yè)?！洞髮W》的作者把這八個環(huán)節(jié)環(huán)環(huán)相扣，八個步驟步步推進，使其構成了一個前后貫通的邏輯結構。在這個邏輯結構中，《大學》強調“物有本末，事有始終”[9],修身是一切的根本，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反之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家不齊不可以治其國，國不治不可以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矣。”[9]

　　關于“格物而后致知”，按朱熹的理解：“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有不理，……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7]大學章句按朱注的意思，作為管理者，必須在已知的管理理念的指導下通過具體的管理實踐活動去探索和把握那普遍性一般性的規(guī)律，體會各種道德原則的意義和作用，認識道德修養(yǎng)與治國安邦的關系，從而提高修身與治國的自覺性。

　　關于“誠意”，《大學》指出：“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9]誠其意就是不要自己欺騙自己，以保持意志的純潔專一。相反，“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9]。小人的“善”是偽裝出來的，只能徒增虛偽。所以君子要做到表里如一，內(nèi)不自欺，外不欺人，要特別注意“慎獨”的功夫。因此，誠意者，就是要求管理者自覺把客觀的道法準則內(nèi)化為個人的自覺的道法行為，成為一種自然而然的習慣而不是徒有其表的作秀。

　　關于“正心”，《大學》指出：“身有所忿懥，則不及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及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及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及其正。”[9]此言忿懥、恐懼、快樂、憂患，是人的四種情緒，如果任其放縱不加控制，就會使管理者失去判斷是非善惡之能力，因為“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9]。故“正心”，就是要求管理者要穩(wěn)定和克制自己的情緒，才不至于偏離正確道德原則和管理目標。

　　關于“修身”，《大學》指出：“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9]這里的“辟”即“偏頗”之意。由于人們主觀認識上的偏頗和主觀情感上的好惡，在“修身”之中無法做到不偏不倚，就容易流于偏頗。因此，“修身”就是要求管理者要行為端正，真正以身作則，成為部屬的表率。

　　關于“齊家”，《大學》指出：“所謂治國必先齊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9];“一家，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9]。此所謂“孝”“弟”“慈”乃立家之根本，能真正實踐孝、弟、慈之道的人，才算真正懂得了“齊家”。而治國之道不過是齊家之道的延伸：事君需孝，事長需弟，使眾需慈，如此而已。

　　關于“治國平天下”，《大學》指出：“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9]。這實際上就是要求管理者發(fā)揚孔子一貫倡導的“忠恕之道”，自覺地接受倫理道德的約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9],推己及人，以崇高的道德風范來影響、感召一般民眾，最終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

　　以上八個環(huán)節(jié)，層層緊扣，步步推進。但核心的環(huán)節(jié)是“修身”，是前提和基礎;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目的和歸宿?！洞髮W》一再強調：修身為本。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過是修身功夫的自然延伸和擴充。管理者自身的道德水平提高了，思想品行端正了，自然可以做好民眾的表率，把國家治理好。這種思想正好與《中庸》之道所主張的“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6]的精神完全一致。無怪乎臺灣學者、著名中國管理哲學專家曾仕強先生認為：所謂《大學》之道，實際上就是管理之道;中國的管理哲學，就是《大學》以經(jīng)之，《中庸》以緯之?！洞髮W》和《中庸》以其微言大義集中體現(xiàn)了中國管理哲學的精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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