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經濟市場化若干問題的思考
關鍵詞：經濟市場化，正解與誤解，現代化必由之路，市場環(huán)境建設
一、關于經濟市場化的概念與內涵
關于經濟市場化的概念與內涵的理解，學術界主要有九種觀點：制度論、條件論、經濟自由論、市場經濟自主論、市場經濟中性論、市場經濟優(yōu)劣論、產權論、經濟生活權利論、市場精神論。
制度論把經濟市場化理解為現代經濟在市場經濟體制框架下的運作。認為現代企業(yè)制度、現代市場制度、現代政府行政制度和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共同構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整個框架，它們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促進。在此框架下，強調市場主體深化和市場制度深化。市場主體深化是指市場主體的市場化和現代化，即要形成體現服務政府、有限政府、效率政府、法治政府的現代政府主體；形成國資產權人格化、投資主體多元化、產權管理價值化的現代企業(yè)主體；形成充分發(fā)揮其協(xié)調、溝通非正式社會管理功能的現代中間組織主體。市場制度深化是指市場制度的成熟化和現代化，具體要求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建立起名副其實的權利制衡機制；完善價格信號制度，消除制度性價格歧視；完善市場規(guī)則制度，為相互競爭的各市場主體提供公平交易、平等競爭的市場環(huán)境；完善市場法律制度，保證市場法律法規(guī)等契約的有效性；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經濟健康運行創(chuàng)造穩(wěn)定的社會基礎等。 董輔礽將市場化歸納為自由化、規(guī)范化、法制化、國際化四個方面，也主要屬于制度論的解釋。 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結合公有制與市場機制來解釋經濟市場化，認為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可以產生市場機制；“鐵飯碗”不是公有制的本質，勞動力通過自由契約的形式實現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是公有制的內在要求；在公有制企業(yè)中，所有權與經營權是可以相對分離的；通過制度創(chuàng)新，公有制企業(yè)的預算約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硬化。也是一種制度論。
條件論認為只有形成了良好的市場條件，才會有良好的市場。要搞“市場化”，就是要化出這些條件。首先就要形成合格的市場主體：有獨立財產權利，自主決策，自負盈虧的市場參與者。這是根本，是基礎。其次要形成合理的市場關系，即市場主體間平等競爭、優(yōu)勝劣汰的關系。還有其它一些必要條件，如不存在顯著的信息不完全、不對稱的情況，不存在個別成本與社會成本的重大差異，不存在突出的可“搭便車”現象。條件論不認為市場失靈的地方，政府就靈。認為所謂市場失靈，是說在一些必要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市場便不能有效運作，所以面對市場失靈問題，重要的是盡可能提供并改善市場的作用條件，而不是簡單地用政府取代市場。實際上，市場因缺乏某些條件而做不好的事，如果由政府來做，其中有些事會因為缺乏同樣的條件而搞得更糟。條件論比制度論對市場化基礎的要求更廣。
經濟自由論認為經濟市場化就是法治規(guī)范下的經濟自由化。市場經濟從本質上來說是自由經濟，具有三個特征：(1)市場經濟內在地具有效率的特點，要求資源配置的最優(yōu)化，即追求帕累托最優(yōu)。即資源配置達到了這樣一種狀態(tài)，無論作任何改變都不可能使一部分人受益而沒有其他人受損。(2)市場經濟具有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3)市場經濟是“價高者得”、“價低者售”的經濟，價格作為競爭的一種標準，是市場經濟所固有的。市場總在尋求交易成本趨零或最小化的方式，同時也在追求質高價廉的交易結果。而現代市場經濟則是法治基礎上的自由經濟。法治約束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任意干預，也約束經濟人行為，其中包括產權界定和保護、合同和法律的執(zhí)行、公平裁判、維護市場競爭。
市場經濟自主論認為，所謂市場化至少有兩重含義:第一是政府盡可能不干預企業(yè)的市場活動。即盡可能不作為當事人去參與市場活動，主要負責制定規(guī)則、維持秩序。第二個含義就是由市場定價。如果仍由政府廣泛控制價格，就算不上市場經濟。同時，市場化也分為三種情形:一是在可以實現相對充分競爭的領域放手市場調節(jié)，這些領域生產的產品可以依靠市場來定價；二是在競爭不充分的領域，政府對壟斷做適當的限制；三是應該由政府做的，但是可以按照市場化的規(guī)則委托私人機構去做，如計劃生育、環(huán)境治理等，哪家價格低、質量好就委托哪家私人機構來做。這三種類型實際都可以說是市場化的形式。
市場經濟中立論主張市場中性，認為市場既不是導致兩極分化的直接禍首，也不是消除貧富差距的觀世音。市場經濟本身不具有自動調節(jié)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功能，也不具有調節(jié)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功能。市場經濟中立論反對權力市場化和市場權力化。認為市場作為一種獨立的運行主體和資源配置方式，無所謂好與壞、積極與消極、正面與負面，“市場”這個詞本身也是個中性詞。任何社會資源的配置，只有通過市場這個杠桿，才會得到最有效、最公平、最合理的利用。市場化的根本特征是祛除權力因素，祛除非市場因素的干擾，也即祛除人治因素的干擾，祛除權貴集團和壟斷集團的干擾，讓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唯一有效因素，讓一切非市場的因素統(tǒng)統(tǒng)退出。強調市場化的主體應該是公民個體；市場化的外部環(huán)境必須有法治化作保障；市場化的過程必須排除外部因素的強行干預？如果市場化的主體都是一些權貴集團和強勢集團，那么所謂的市場化就是權貴資本主義化；如果市場化沒有法治化作保障，那么所謂的市場化就是“權力尋租”的過程；如果市場化有太多非市場的外部因素的強行干擾，那么所謂的市場化就可能是暴利化。市場中立論反對行政權力主導市場運作、宏觀調控和資源配置的“權力的市場化”；也反對市場向權力靠攏，甚至為權力所左右的“市場的權力化”。市場中立論區(qū)分了市場化與暴利化、盈利化、非國有化的概念差異。認為暴利化不等于就是市場化，非盈利性的單位也同樣可以進行市場化改革，國有單位可以實現市場化，非國有單位并非就一定實現了市場化；市場化不等于私有化，國企產權的私有化改革不等于就是市場化改革。認為真正的“私有化”是指公民個體所有。而在目前的中國的社會語境中，“私有化”、“公有化”和“國家化”本質相同，其主體都是權貴集團。 條件論、經濟自由論、市場經濟自主論與市場經濟中立論在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問題上看法是相同的。
市場經濟優(yōu)劣論認為市場經濟也有好壞之分，并不是只要實行了市場經濟，資源配置就可以自動優(yōu)化，社會福利就可以自動增加，要著眼于良善的法律與制度設計。市場經濟好壞論從世界各國的經濟體制的歷史與現狀分析，認為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占絕大多數，但真正實現繁榮經濟目標的，都是建立起規(guī)范和有效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雖然許多國家長期實行市場經濟，但至今仍然在不規(guī)范和低效的市場經濟中苦苦掙扎。原來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在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中，如果搞得不好，也很容易陷入不規(guī)范的、低效的市場經濟當中而難以自拔。市場經濟優(yōu)劣論認為，良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一般具有五個共同特點，即獨立的企業(yè)制度、有效的市場競爭、規(guī)范的政府職能、良好的社會信用和健全的法治基礎。 市場經濟優(yōu)劣論與制度論都特別注重經濟市場化的制度設計。
產權論認為中國市場化根本問題是產權問題。以產權為核心的微觀經濟基礎的重新構造是社會主義經濟改革不可避免的基礎工程。因此，所有制改革，既不容回避，又無法回避，要改革就必須改革所有制，繞是繞不過的。主張社會主義要更多地體現在分配社會化，而不是產權社會化，公有制不應由政治原則來界定，而應依經濟原則界定。除了國家必須控制的產業(yè)外，其它企業(yè)都應由私人去經營，營利后政府通過社會分配以滿足勞動者需求。建議在產權、公有制理論方面統(tǒng)一認識。 自由主義經濟學特別強調產權的明晰，認為舍此則市場機制不可能有效地發(fā)揮作用。產權論屬于一種制度論或條件論。但產權論突出產權法律與產權制度在經濟市場化之中的根本重要性。
經濟生活權利論認為市場經濟之所以神奇在于它通過分散化決策能夠調動社會中每一個人的積極性，在于經濟生活中的每一個人能夠根據自己的約束條件來做出最好的選擇。而中國的改革就在于逐漸地賦予民眾這些自主決策的權利，就在于民眾生活中的經濟權利在不斷擴張。幾十年來中國經濟改革最大的成就是讓個人經濟生活的權利不斷擴張，每一個人通過這種經濟生活權利的擴張做自己能夠做的事。這就是市場經濟的本質。
市場精神論在西方以馬克斯?韋伯為代表，在中國近代系統(tǒng)表述這種思想的是賀麟。韋伯認為經濟市場化并不是一味地放縱人的貪欲，也不是投機，而是一種合法的、理性的營利。這種實際的理性營利行為取決于人的能力與氣質，如果沒有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獲利的欲望、對營利、金錢的追求將把市場化引入歧途。因此，現代市場經濟制度需要與之配套的社會精神氣質的支持。賀麟認同韋伯的責任倫理論，相信經濟實業(yè)乃道德努力的收獲，強調為思想道德的努力所建設的經濟實業(yè)，是真正的經濟實業(yè)。未經過思想的計劃、道德的努力而產生的物質文明，只是貴族的奢侈、貧污的贓品、剝奪的利潤、經濟生活的病態(tài)。認為新的工業(yè)文明要在中國真正生根，發(fā)榮滋長，決不是沒有絲毫精神基礎，不具備適當的社會、政治、法律的條件所可達到的。意識到現代化的工商業(yè)化社會，較之農村社會生活更復雜，組織更嚴密，實需要更高尚的道德、更良好的法律、更開明的政治、更偉大的理智以適應、指導、推動。強調經濟市場化不僅是物質建設，也是心理建設(思想道德建設)和社會建設。呼吁國人改變輕視和厭惡工商的心理。反對認為工商業(yè)發(fā)達會導致人心污下、風俗淺薄、道德敗壞的賤商崇農思維，強調信義廉恥也是工商業(yè)成功所必須的。
綜上所述，我認為，經濟市場化的基本內涵應該由三個層次構成。在最低層面體現為經濟的自由化(產品與要素的市場化)與個人經濟生活的權利的不斷擴張，中間層面體現為市場制度的規(guī)范化、政府與市場分權的規(guī)范化、市場環(huán)境的法治化，最高層面體現為市場的文明化，即培育出能夠適應、規(guī)范和推動市場化的倫理與精神。
二、關于中國經濟市場化利弊的誤解與正解
對于經濟市場化的利弊，目前有兩種完全相反的判斷，一種認為經濟市場化造成了兩極分化、腐敗、國有資產流失、下崗失業(yè)、唯利是圖，甚至有資本主義復辟、社會主義政權變色的危險，沒有什么好處，應該倒回計劃經濟或至少加強行政干預手段；另一種則認為，雖然在表面上看，我們的市場化進展很快，但實際上目前的市場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權貴資本主義”式或“權貴社會主義”式的偽市場化與反市場化，真正的市場化必須是產權明晰的、法治的、政府不再以行政手段干預經濟的、確保人人平等參與的市場化，目前中國出現的社會經濟問題不是真正的市場化所帶來的，而是偽市場化和反市場化所造成的，應當進行真正的市場化。甚至認為徹底的市場化(不是唯利是圖的市場化，而是法治與社會保障健全的市場化)能夠緩解社會公平問題(不是結果平均，而是機會公平)，事實上，市場化改革以來，社會公平度和人的自由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人為制造的不平等與不自由得到極大的消除。顯然，第一種觀點是市場邪惡論，第二種觀點是市場良善論。市場邪惡論的理論預設無疑是，經濟市場化就是沒有游戲規(guī)則的市場化，就是經濟上的無法治無政府化、唯利是圖化、投機暴利化。顯然，沒有哪國的經濟市場化會走這種臆造嚇人的模式。即使早期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會這樣。若根據市場經濟中性論，則市場既不邪惡，也不良善。若根據制度論、條件論、經濟生活權利論、市場精神論，則市場化無疑是良善的。根據市場經濟優(yōu)劣論，良善制度支持下的市場經濟是良善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市場化應該是一種法治的、規(guī)則健全的、文明的、良善的市場化。
按照第一種觀點，經濟市場化要為貧富分化、腐敗、失業(yè)等社會經濟問題負責，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由市場化所導致的，市場化的出現導致了意識形態(tài)的變異，導致了社會形態(tài)的真空，導致了中央集權的削弱，導致了“權貴資本主義”的出現，導致了新一輪的社會分配不公問題的出現。根據這種觀點，中國不需要產權改革、不需要國有企業(yè)改革、不需要銀行改革，也不需要教育改革與醫(yī)療改革，特別不需要市場化的改革。加強計劃指導與行政干預是解決問題的出路。還應該重點防右，批判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批判西化。
實際上，所謂社會公平問題，某些嚴重的腐敗問題不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結果。恰恰是改革不到位的結果。很多社會問題的產生與社會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滯后相關。腐敗問題也同干部制度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不到位有著直接的聯系。醫(yī)療、教育等領域所進行的“產業(yè)化”“改革”嚴格說來不屬于真正的市場化改革，一些政府官員和私人老板私下談判，私相授受，那是“官場化”不是市場化。是不是市場化，核心是看服務或產品的價格是由市場還是政府有關部門決定。市場競爭關系確定的價格才是市場化，由政府定價那是管制。價格由低變高不一定就是市場化，向消費者收費多了、一切向錢看更不是市場化。教育的高收費、房價的飆升、醫(yī)院的黑洞、社?；鸬那终嫉?，這些都侵害了民眾的切身利益。這些民眾的切身利益之所以被侵害，就是在于少數人利用轉軌制度的缺陷濫用公權力，甚至于把公權力變成其謀利之工具。因此，如何來完善相關制度，如何對這些公權力進行嚴格約束是解決改革中存在的問題的關鍵。而要約束公權力對民眾利益的侵害，就得更高程度地市場化，就得通過市場的方式來配置整個社會的資源。沒有市場化，民眾所面臨的問題與困難更是不可解決。
在目前行政權力還沒有完全淡出資本市場及市場主導下的資源配置模式的情況下，社會資源在進行再分配的過程中，必然要出現行政權力與市場的會合，而一旦這種會合缺少任何法律性的有效監(jiān)督和規(guī)范，就必然出現權力尋租，因此而產生腐敗現象。中國種種經濟腐敗和政治腐敗的產生，從根本上講，就是權力與資本的合謀而形成的。沿海地區(qū)的城市化運動，是以損害郊區(qū)居民及周邊農民群體的土地利益為代價的；證券市場的運作，是以損害中小股民的利益為代價的；教育的產業(yè)化運動，是以損害大部分貧困學生的根本利益為代價的；中航油的新加坡破產，是以損害中小企業(yè)主的利益為代價的。
我國貧富差別擴大的根源也不在經濟市場化，而在傳統(tǒng)體制對固有的不平等的維護，這種維護造成在市場化條件下被不斷扯大。不可諱言貧富差別的存在，但要看這種差別是否是機會均等、民主參與前提下公平發(fā)展的結果。整體看來，改革至今，中國的社會平等程度不是大大降低了而是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雖然一定程度的結果平等仍是需要的，但平等的真正要義在于社會成員之基本權利的平等及在此基礎上的機會的平等。相比之下，在舊體制下，我們是以戶籍制度、城市 “商品糧”及副食品配售制度、城市就業(yè)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構筑成堅硬森嚴的體制壁壘來隔絕城鄉(xiāng)，強制固化農民在權利上與城鎮(zhèn)居民的身份不平等，隨之而來的則是全面的機會不平等和結果不平等。舊體制下還有數千萬有所謂“成份”、“出身”問題的人們注定要一代接一代地在一切方面遭受歧視、排斥，直至種種非人的凌辱和迫害。舊體制不僅從制度上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平等。更可悲可憐的是，一切不幸的人們根本發(fā)不出任何聲音，不能表達絲毫不滿，而那些幸運的人們則在“政治正確”的要求下將這種不平等視為當然，以至心安理得。完全是由于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如此嚴重的制度化的社會不平等才被一步步打破。首先是、根本是在基本權利方面一步步促進了人的解放。從農民進城做工到民眾自主創(chuàng)業(yè)，在人民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上，一道道束縛解除了，一個個禁區(qū)打開了，社會在日益多元的同時更加趨向于自主、開放與流動。
無須諱言目前中國面臨著許多突出的社會問題。但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之道在于更加深入地推進法治規(guī)范下的經濟市場化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和社會的民主化，以形成充分保障民眾基本權利的完善的制度條件。建立在法治、民主參與、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社會保障體制健全基礎上的的市場經濟有助于實現機會公平和人的解放與自由，既有利于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收入平等的實現。如果不是去推進我國的法治市場經濟的制度建設，而是讓少數人憑借行政權力進行尋租活動，甚至靠鯨吞國有資產和掠奪大眾而暴富，效率和平等的狀況都會惡化。我們應當通過市場取向的制度設計，進一步鏟除尋租的土壤，既推進平等，又促進效率的提高。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并不是要堅持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要堅持的是與時俱進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制度。
三、經濟市場化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先進國家現代化的經驗表明，經濟現代化的兩大根本要求是工業(yè)化與市場化，而市場化又是工業(yè)化的基礎，沒有市場化就沒有可持續(xù)的工業(yè)化。以國家行政力量強制推行的工業(yè)化雖然也能夠在短期內實現飛躍性發(fā)展，取得重大技術突破，但往往因為缺乏持續(xù)的市場動力而不能不斷地進行科技創(chuàng)新和結構升級，最終因為技術落伍、資源能源枯竭、環(huán)境破壞、人民生活困苦而致工業(yè)化破產。經濟市場化也是中國新工業(yè)化的必由之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具體理由如下：
其一，理想的計劃模型遭受現實的實際限制。
理想計劃經濟的實現需要具備三個基本條件：計劃決策所依靠的信息必須是準確的、完全的、動態(tài)的；計劃制訂者和執(zhí)行者必須具有非機會主義與高度理性；勞動者始終具有高度的熱情以及良好素質，無須物質與精神的鼓勵也有內在的勞動渴求?？墒窃诂F實中，過于龐大的信息量遠不是少數計劃者所能處理的，人的自利行為也使得計劃實施的效果大打折扣。“計劃經濟”的實質，是以國家的行政性壟斷代替市場競爭。市場供給的主體——企業(yè)成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無自主經營和自負盈虧的權力和責任，勞動者收入沒有和效益掛鉤，“投資需要”完全由國家控制，人民收入停滯在低水平，因而市場容量受到限制。行政性壟斷價格機制不反映供求關系，價格長期偏離價值、使價格機制無法發(fā)揮作用。在“計劃經濟”或“統(tǒng)制經濟”體制下，一方面產品大量積壓或浪費使用，另方面又呈短缺緊張局面；經濟增長速度很高，但經濟效益低下，人民群眾得到的實惠甚微。
其二，歷史宣判計劃經濟的失敗。
計劃經濟的典型模式——蘇聯模式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形成，其基本特點是：經濟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權。城市為國有企業(yè)，農村為集體農莊，城鄉(xiāng)隔離，農業(yè)與農民為城市和工業(yè)化做積累，企業(yè)財產國家所有，企業(yè)領導政府任命，生產資料實行調撥，消費品由政府配額。蘇聯模式后來在東歐、亞洲很多國家不同程度地復制。在斯大林去世后的60年代，在各國得到不同程度的修正，試圖把中央宏觀計劃控制與企業(yè)微觀的靈活性結合起來，發(fā)揮計劃與市場各自的優(yōu)點，但沒有成功。70年代又重新集中化。由于這種經濟發(fā)展模式導致經濟發(fā)展太慢，人們的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改善，城鄉(xiāng)嚴重對立，人們的思想與人身自由也受到嚴重束縛，最后被迫放棄。
中國也曾經學習蘇聯模式，實行計劃經濟。但從1958年到1978年整整20年里，農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產力沒有多大發(fā)展。1978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到250美元。多年的實踐證明，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發(fā)展。鄧小平說，20年的經驗告訴我們：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fā)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發(fā)展生產力。共產主義必須建立在高度發(fā)達的生產力基礎上。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和本質就是發(fā)展生產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fā)展社會生產力呢？走經濟市場化道路。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
其三，實踐證明市場經濟的成功。
首先，中國經濟能夠走到今天完全是受市場之賜，沒有市場，沒有市場的拓展，沒有市場觀念在國人中深入人心，中國經濟是走不出計劃經濟的桎梏的，中國人也只能在一窮二白中掙扎。其次，城鄉(xiāng)逐漸溝通，人們的思想不斷得到解放、權利與自由逐漸地由虛而實，人們的生存權與發(fā)展權能夠得到切實保障和不斷擴充，都與經濟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是分不開的。再次，經濟的多元化，推動了社會的多元化與文化思想的多元化，進而推動政府轉換職能，加強民主參與。
其四，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經濟市場化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大力發(fā)展社會生產力，切實提高人們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水平，在此基礎上逐漸實行共同富裕。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最根本的是堅持發(fā)展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最終要體現在生產力能夠更好地發(fā)展上。因此，只要對發(fā)展生產力有好處，市場經濟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能發(fā)展就不要阻擋，只要是講效益，講質量，搞外向型經濟，就沒有什么可以擔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判斷姓“資”還是姓“社”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fā)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其五，制度變遷的內在要求
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既是經濟運行機制自覺轉換的過程，也是制度變遷的必然過程。非計劃經濟雖然受中央政策的多次沖擊，但始終在傳統(tǒng)體制下占據一席之地。試圖控制全社會經濟的計劃體制難以在較長一段時期內有效運行。計劃運行效率的不斷下降使得財政收支、產品供給和就業(yè)等問題凸現，迫使計劃鏈條松動。計劃經濟不能覆蓋整個經濟領域，而且體系內部也存在非計劃活動。傳統(tǒng)體制自身的矛盾，使得非計劃經濟逐漸擺脫計劃經濟的支配，從而推動傳統(tǒng)體制改革的發(fā)生及發(fā)展。
四、如何推進經濟市場化？
經濟市場化，最根本的是要有一個良好的市場環(huán)境，包括體制環(huán)境與倫理環(huán)境。二者相互支持，缺一不可。有體制無倫理，體制將被虛化、空洞化，有倫理無體制，則倫理將發(fā)生變異、變質。體制要有法治剛性，才有倫理建構力；倫理要有經濟理性，才有體制支持力。具體如下：
其一，建設明晰的產權制度與獨立的企業(yè)制度
良好的產權制度建設是經濟市場化的關鍵。具體包括：明晰產權；嚴格保護產權；產權自由流動。深化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要通過實行股份制，使財產的終極所有者與財產的法人所有者相分離，產權市場以勞動者個體所有權為基礎，在此基礎上聯結成各種混合所有權，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推動壟斷行業(yè)改革。在良好的產權制度基礎上形成獨立的企業(yè)制度，政府不再指揮企業(yè)運營，企業(yè)擁有明確和獨立的產權并受到法律的有效保護；企業(yè)有充分的決策權，能夠根據市場信息的變化自主決策；企業(yè)對自己的決策和行為負民事責任。取消一切對民營企業(yè)的歧視性規(guī)定，給它應有的資源支持，但必須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民營企業(yè)結交官府、權力尋租的不法行為。
其二，政府不以行政手段干預經濟事物，主要履行“公共服務”職能
政府為政治實體而非經濟實體，其履行的職能是“公共服務”，即“公共管理”。除了國防、外交、公安、公共衛(wèi)生、義務教育等政治性公共服務外，也具有經濟性公共服務職能，主要有：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維護市場秩序，確保公平競爭；實施宏觀調節(jié)(由中央政府承擔)；支持社會保障制度，提供一般福利設施。不涉足贏利性企業(yè)，只經營公益性或非贏利性的甚至福利性的企業(yè)或事業(yè)，實施政策性經營，而這一切活動的經費全來自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
政府如果一身兼有“政治實體”和“經濟實體”的兩重身份，同時履行兩種不同職能，則政府既不能成為真正的“公共服務”者，也不能成為國資的有效的“所有者”。兼有兩種身份，會導致政府熱衷于投資于競爭性行業(yè)，與國民爭利，不惜搞“壟斷”、“保護”，甚至為追求“政績”而大搞“政績工程”，重復建設。各級政府的主要負責人則實際上充當了國企的真正“董事長”或“總經理”。還會扭曲股市和房市。股市壟斷，只著眼于融資(“圈錢”)而不重視建立公司治理機構。房市則被許多地方政府視為主要經濟來源，政府、銀行和房地產商形成了一個互動的利益集團。
其實，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增進市場的作用，也就是通過制定和執(zhí)行規(guī)則來維護市場秩序，保持公平競爭，為市場機制正常發(fā)揮作用創(chuàng)造條件。政府發(fā)揮作用的領域主要是制定并執(zhí)行規(guī)則，包括產權的界定與保護，監(jiān)督合同的執(zhí)行以及公正執(zhí)法等。提供公共產品，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培育市場體系，監(jiān)督市場運行，管理國有資產和監(jiān)督國有資產經營，提供法治環(huán)境和公正執(zhí)法。運用總量手段保持宏觀經濟穩(wěn)定，采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進行宏觀調控，提供義務教育和構筑基本社會保障網絡。維護公平競爭，制定反壟斷法、公平競爭法等?？刂迫丝谠鲩L，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維護社會公正，調節(jié)社會分配和組織社會保障，逐步實現教育和城鄉(xiāng)流動的機會均等。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礎上，充分運用自己掌握的多種政策工具來扶助鰥寡孤獨老弱病殘，抑制少數人個人財富的過度積累，防止貧富的兩極分化。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深化行政體制改革，要按照“有限政府”要求，切實把政府工作的重心轉到經濟調節(jié)、市場監(jiān)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把不應該由政府行使的生產經營職能，逐步轉移給企業(yè)和市場中介組織。政府要有民主和透明的決策程序；權力要受到法律的有效約束；必須劃清行政和市場的界限，從根本上抑制腐敗。健全市場監(jiān)管體系，在協(xié)商各利益相關者立場后確立規(guī)則和程序。監(jiān)管部門只是制定規(guī)則，然后對監(jiān)管對象是否違反規(guī)則進行監(jiān)督，而絕不直接干預監(jiān)管對象的正常經營，更不可能直接參與市場的交易。
加強民主參與。沒有民主參與，又搞市場經濟，肯定是不公平的社會。沒有民主的市場經濟就是既得利益者控制的不公平的社會。沒有相應的政治改革，經濟自由化和市場化的過程就是“權力尋租”的過程。市場經濟的“政治外殼”，只能是憲政民主制度。必須建立符合社會公正原則和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政治體制，提升政治文明，發(fā)展民主政治，建設法治國家。若不進行以政治民主化為目標的有效的政治體制改革，貧富差距擴大問題，經濟結構與經濟增長方式改變問題，公共服務缺位問題，以及腐敗問題等等，便難以有效的防止和糾正。 如果政府還是經濟實體與政治實體一身而任，則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將不免同時呈現。
其三，健全要素市場，打通城鄉(xiāng)隔閡，統(tǒng)一全國市場，進而聯接國際市場
政府培育和完善市場體系的重點應放在發(fā)展要素市場上，建立包括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房地產市場、技術市場、信息市場、產權市場等在內的市場體系。發(fā)展市場中介機構，加強對市場的管理和監(jiān)督。促進國內經濟的融合，加強中國地區(qū)之間和城鄉(xiāng)之間的融合應成為主要優(yōu)先領域。內地省份的發(fā)展要依靠與全國經濟的融合和地方經濟環(huán)境的改善，而不是經濟特區(qū)或政府優(yōu)惠待遇。提高競爭水平，打破區(qū)域和其他保護主義措施。減少城鄉(xiāng)間勞動力流動和移民的體制障礙，提供和改善職業(yè)介紹、就業(yè)培訓等服務體系，改善城市的市場環(huán)境和投資環(huán)境等措施，加快城市化建設的速度，促進農村人口的城市化。應逐步取消二元戶口制度，對城鄉(xiāng)二元教育制度、醫(yī)療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就業(yè)制度、基礎設施建設制度、財政制度、稅收制度、金融制度、電力制度等進行廣泛的改革，建立城鄉(xiāng)統(tǒng)一的體制。農村土地所有權應歸農戶，遏止非法侵占農民土地的問題，切實保障公平。按照世界貿易組織的規(guī)則所體現的自由貿易原則，全方位地參與全球經濟合作和競爭。
其三，切實實行法治，立法司法獨立，培育全社會法治精神
現代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目前我國的法治狀況還遠遠不能適應發(fā)展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法律體系不健全，許多對于市場經濟有效運作非常重要的法律，如《破產法》、《反壟斷法》、《物權法》、《產權法》等至今還沒有建立；在已經頒布的法律法規(guī)中，也存在諸多過時的、不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規(guī)定，比如對企業(yè)設立規(guī)定過高的資本金要求，過多限制企業(yè)經營范圍等；有法不依、違法不究、執(zhí)法不嚴、不公等問題嚴重存在；獨立和公正的司法體系也有待完善；轉變根深蒂固的人情人治禮治傳統(tǒng)，加強全社會尊法守法護法觀念，更是健全法治環(huán)境的基礎性工作。必須對一切從合法收入形成的財產權利實施保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成分一視同仁、實行國民待遇。全面消除對不同所有制經濟成分的差別待遇和對非國有經濟在價格、稅收、金融、市場準入以及法律地位和社會身份等方面的歧視。著力營造平等競爭的環(huán)境，實現在市場規(guī)則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必須維護市場競爭的有效，即市場競爭必須公平、充分、有序。
其四，培育市場倫理，特別是社會信用，提升市場精神，構建社會主義市場文明
現代市場經濟的交易方式主要是信用交易。良好的信用是現代企業(yè)制度賴以正常運作的基礎。政府的誠信更重要。培育社會信用應從三方面努力：一是增強各類市場主體自我保護的意識和能力。鼓勵和促進企業(yè)建立有效的信用和風險管理機制。二是要盡快建立社會化信用信息服務體系。鼓勵、支持和引導民間資金投資設立各類征信機構，并通過市場化的方式提供信用信息服務。三是法律法規(guī)要加大對各類失信行為的處罰力度，包括經濟處罰、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同時，要加大執(zhí)法力度。還需改變鄙視工商，認為農業(yè)勤儉而工商游惰，工商之人皆無道德的傳統(tǒng)心理，克服市場邪惡論的思維，建設社會主義市場倫理。進而形成全社會尊重工商、尊重市場規(guī)律、勇于在經濟市場化的大潮中開拓進取，爭當創(chuàng)新型企業(yè)家，以經濟事業(yè)為天職，使市場精神得到真正的升華，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