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交往行為理論中的語用思想
交往行為以交際主體、社會和歷史為基礎，以調(diào)查研究交往能力為條件，是一種定位于理解的行為，是行為主體之間所共有的一種實施言語行為的過程。在這種行為中，“人與人之間通過符號協(xié)調(diào)的相互作用，在規(guī)則的引導下，進人人的語言世界，從而以語言為媒介，通過對話，進而達到溝通與相互理解。”飛如果說交往行為是交往行為理論的核心范疇，那么“交往合理化”則是交往行為的中心內(nèi)容。交往合理化是語言性的、與主體性相對應的開放性理性概念。普遍語用學正是為其交往合理化理論服務的。普遍語用學就是分析說話行為，研究語言的交往職能，探討說者和聽者之間的關系，闡述他們二者如何通過語言達到相互理解和一致的學說。它是一種重建的語言學，對特定語用主體的直覺語言知識的系統(tǒng)重建是其目的。其基本觀點是，不僅語句的語音、句法和語義特征，而且說話中的某些語用特征，不僅語言而且言語，不僅語言能力而且交往能力，都可以進行普遍重建。它重視語用的特定情境及語用預設，認為正是這種預設引導人們的語言交流并使語用學進人日常語言的實踐。哈貝馬斯從普遍語用學角度立論:現(xiàn)代理性必須是一個追問意義的“過程”，即人們通過語言的交往活動所達到的一種具體的“共識”。這種在交往過程中所進行的普遍共識就是一種理性化過程，即“交往的理性”。哈貝馬斯哲學的這種語用學轉向試圖“通過對語言的運用所作的具體考察，恢復語言作為‘交流行為’的中介地位，并建立一種可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語言使用規(guī)范。”這種語用思想具體體現(xiàn)在以下三方面:
(1)在理性主義基礎上規(guī)范了言語劃界問題。語言本然的和理性聯(lián)系在一起。哈貝馬斯對理性的理解已經(jīng)超出了傳統(tǒng)哲學對理性的界定，包含了對以往傳統(tǒng)理性概念的批判和揚棄。這種理性就是交往合理性，它不是一種神秘抽象、虛無縹緲的，由精神構造出來的、某種純思辨的東西，而是具體的存在并體現(xiàn)于人的認識、言語和行為中的語言理性。哈貝馬斯贊同索緒爾對語言和言語的劃分，但他認為，不僅語言，而且言語(即在句子中的使用)也是可以進行規(guī)范劃分的。一般來講，語言分析的對象是句子，句子作為一種構造完美的表達，是語言的基本單位。分析的目的是為了建立語言的規(guī)則體系;而語用學以言語行為為分析單位，其目的是建立適用各種運用語言行為的規(guī)則體系，以使言語行為主體具有在任何適宜情景下言說語句能力的基礎。他將語言與言語的區(qū)分作為其普遍語用學的出發(fā)點，想通過克服傳統(tǒng)語言哲學的片面性來推動言語行為的研究。語言的功能就在于其能表達實施、思想、情感等，要想完整地研究語言，除了必要的靜態(tài)分析外，還需要從語言運用的角度深入進行動態(tài)研究。
(2)有效性要求是普遍語用學的內(nèi)核。哈貝馬斯認為辨別并重建關于可能獲得理解的普遍性條件是普遍語用學的主要任務。語言是社會進化到文化階段上出現(xiàn)的特殊的理解媒介。任何處于交往活動中的人若想使交流成功的話，在交流行為中必須遵守獲得有效性的四個前提:可領會性、真實性、真誠性和正確性。即言說者必須選擇一個可領會的表達，以便說者和聽者能夠相互理解;言說者必須有提供一個真實陳述的意向，以便聽者能分享說者的知識;言說者必須真誠地表達他的意向，以便聽者能相信他的話語(能信任他);最后，言說者必須選擇一種本身是正確的話語，以便聽者能夠接受，從而使言說者和聽者能在以公認的規(guī)范為背景的話語中達到認同。不但如此，一個交往行為要實現(xiàn)不受干擾地繼續(xù)，只有在參與者全都假定他們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已得到驗證的情形下，才是可能的。這僅僅是指邏輯的必然性，至于該話語在實際場合是否有效，究竟能否得到認可，還是由聽者的肯定或否定的態(tài)度來決定。在這里哈貝馬斯把真理分析為“有效性要求”，而且是一種典型化了的有效性要求，既覆蓋了事實性真理的領域，又覆蓋了價值性的或表達性陳述的領域。
(3)交流模式的設計是普遍語用學的目標。哈貝馬斯批判地采納了奧斯汀將言語行為分為敘述式和施為式的雙重結構論，并將其視為普遍語用學理性重建的任務。在他看來，任何施行的表達都具有雙重意義，即語言學意義和制度性的意義。“制度”是指實施言語行為得以成功的語境。前者指施行的表達所具有的陳述成分，后者則表明施行表達只有把話語放到特定的人際關系情境中去才是可能的。交流理性由言語行為的雙重結構所支撐，即原則上可以通過施為動詞表達的以言行事部分和命題內(nèi)容組成。決定性的以言行事部分在言說者和聽者之間構成了主體間際的關系，命題部分則用于交流事態(tài)。因此，每一個交流都同時在兩個層次上發(fā)生:主體進行交流的主體間際層次和主體試圖去達成理解的對象或事態(tài)層次。這種研究使人們認識到言語行為具有規(guī)范性和規(guī)范可分析性，使言語行為的經(jīng)驗研究進人對言語行為的理論研究。另外，哈貝馬斯的普遍化方案還體現(xiàn)了話語雙重結構中的自相關性，即任何語言的使用都離不開預先設定的語境，而語境的構成必須在語言使用過程中進行。哈貝馬斯最后說道:“我認為普遍語用學的任務乃在于言語雙重結構的合理重建。以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為出發(fā)點，我想在與意義與有效性等問題的關聯(lián)中使這個任務更加精確化。”
　　三、普遍語用學的學科意義
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為一度陷人困境的西方哲學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為了順應這一哲學轉型，哈貝馬斯著力推動語言哲學從語義學分析研究轉向?qū)ρ哉Z行為能力的探討，從語言及語言使用問題人手，建立了普遍語用學理論。實際上，普遍語用學就是一種為語言的使用即交往者為達到主體間的理解和一致而進行對話制定出的一套進行日常交往的規(guī)范和準則。它以一種全新的風格和方式使傳統(tǒng)意識哲學中的主觀性的感性構想轉變?yōu)閷φZ言的、符號的互動過程的理想化、可操作性的分析。交往行為理論就是研究言語交際的理論。相互理解是言語交際成功的關鍵，理解主要涉及三個要素:有待理解的語言現(xiàn)象、理解者和二者的相互作用。三要素受到客觀世界的自在性規(guī)律和社會世界自為性規(guī)律的制約。該理論合理地解釋了語言與三個世界的關系，并提出語言使用中應遵循的有效性條件，這無疑對當代語用學的構建產(chǎn)生了重要意義，成為語用學理論構建的哲學基礎。另外，普遍語用學不僅是建立社會行為規(guī)范的社會行為規(guī)范理論，同時也是語言哲學思想。普遍語用學重點關注言語行為及其產(chǎn)生過程，把結構主義對語言的靜態(tài)研究變成了對語言使用的動態(tài)研究，打破了能指和所指間的規(guī)約，強調(diào)主體間交往因素。交往行為一開始就是互主體的，它是一種以日常言語為媒介以理解為取向的行為，同時也是一種將事實與價值勾聯(lián)起來的行為。交往行為不僅將生活世界、客觀世界、社會世界這三個維度聯(lián)系起來，而且直接使這三個維度發(fā)生互動，從而使運行在生活世界層面中的言語行為的意義呈現(xiàn)出來。從普遍語用學關于意義理論的分析中不難看出，意義既含有說話者意圖的表達，又包括語言所指對象的表現(xiàn)，同時又是人際關系的確立。普遍語用學動態(tài)地揭示出了意義的呈現(xiàn)過程。這一言語行為觀雖然不只是一種簡單的語言行為理論研究，但與當代語用學的重要支柱理論言語行為理論及會話含義等理論密切相關，對語用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出現(xiàn)提供了合理的理論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