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一個不能不提的人物，就是孔子。上個世紀 70 年代，美國的一位學者在排列人類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一百位名人時，把孔子排在第五位，僅次于耶穌和釋加牟尼等人。而對于中國人來說，孔子的影響力恐怕要排在第一位。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孔子學說的影響。 孔子是中國儒學的創(chuàng)始人。兩千余年來，儒家思想對中國的影響不僅體現(xiàn)在政治、政治、文化等方面，也體現(xiàn)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行為和思維方式之中。以下是學習啦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歷史實踐是評判孔子學說的唯一標準相關(guān)論文。內(nèi)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歷史實踐是評判孔子學說的唯一標準全文如下：

　　孔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他創(chuàng)立的儒家學說在漢代成為定于一尊的官方哲學后，孔子教義不僅深刻影響看中國歷史、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走向，而且深刻影響著中國的國民精神。因此，對孔子功過是非的評判，一直是中國的一個文化難題。二千余年來，雖不乏振聾發(fā)聵的批孔之論，卻又絲毫不曾動搖他的“素王”之尊，尤其是在當代中國正處社會轉(zhuǎn)型的歷史巨變之際，近20年來對孔子的推崇和頌揚卻愈來愈甚，而對孔子的批判聲浪也愈來愈高。如何評判孔子功過，是以歷史實踐為唯一標準，還是以“六經(jīng)注我”的字面意義為據(jù)?這也是文化研究者繞不開的歷史難題。

　　具有周文化特色的魯文化造就了孔子儒家學說

　　孔子原本是宋國子姓后裔，在他的遠祖孔父嘉時，因五世親別于公族，失去貴族身份后而改姓孔，家道自此衰微，從曾祖輩起便舉家遷居魯國?？鬃由隰旈L于魯，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在魯國度過的，魯文化對他的濡染是非常深厚的。

　　周族完成翦商之大業(yè)后，為了加強對東方的控制，便在東方封建諸候“以藩屏周”。 魯國是姬姓貴族建立的宗親方國，地處泰山之陽、汶泗沂沭之濱，較為封閉;國民以農(nóng)為業(yè)，不事漁、商。封建魯國不僅是為了大啟疆宇、“為輔周室”，曲阜是商奄舊地，居住著文化較為先進的前朝遺民，就更需要加強對東夷諸族的鎮(zhèn)撫和文化征服。因此始封地位很高的周公為魯君，周公因輔佐成王并未就國，而是由其長子伯禽繼承。于是魯國成為周王室的代理人以控制這個地區(qū)。

　　魯立國之初，周王室的封賜極為豐厚，“分之上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左傳*定公四年》)等，各種禮器典籍幾乎應(yīng)有盡有?！抖Y記*明堂位》說：“凡四代之器、服、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魯國享有天子器物服飾、奏天子禮樂的政治特權(quán)，魯國雖小而地位之尊由此可見一斑。因此，從分封之日起，魯國就是個宗周文化的方國。“用即命于周，是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左傳*定公四年》)。由此也就決定了魯?shù)闹螄铰允且酝菩兄芏Y周俗為既定方針，伯禽對殷民實行“變其俗，革其禮”，正是這一治國方略的體現(xiàn)。久之成習，凡是必遵祖訓和謹守周禮，周初開始完善起來的宗法禮樂制度，便鑄就成了魯國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tǒng)。

　　不同的治國方略將導致不同的發(fā)展結(jié)果，我們可以與魯國同時分封的齊國作一比較。

　　《漢書*地理志》：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齊魯二國始封時地皆不過百，可以說是在同一水平上起步，而魯在政治資源和文化上還要優(yōu)于齊。齊國“舉賢而上功”，不當“凡是”派，廣納賢才，因地制宜，富國強兵，使齊國土擴展到方園二千里，成為春秋五霸、戰(zhàn)國七雄之一。齊國提倡學術(shù)自由發(fā)展，不排拒不同學術(shù)思想流派，因此就有了一時儒法道墨諸家云集稷下，形成著稱于史的稷下之學。魯從立國到被楚滅國的這一歷史階段，以“宗周”為準繩，壓制不合周禮的一切思想和文化，不思進取，人才匱乏，積貧積弱，國土雖曾擴展到五百里，仍是小國寡民之邦。“周禮盡在魯”(《左傳*昭公二年》)，魯國可圈可點的歷史成就僅此而已。

　　齊國的改革性、開放性、民主性與魯國的保守性、封閉性、落后性形成鮮明對比?？鬃尤鍖W就是在魯國這種文化氛圍中生成的?？鬃觿t按周文化的面貌將魯文化系統(tǒng)化、 理論化、政治化、世俗化，可以說周、魯文化盡在孔子儒學之中。例如，魯國崇尚周禮，孔子則“吾從周”;魯有講習周禮周樂的傳統(tǒng)，孔子則“立于禮，成于樂，”強調(diào)“不學禮，無以立。”魯以“尊尊而親親”為既定國策，孔子則將其弘揚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周王室訓令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孔子則主張“天無二日”，“尊無二上”(《禮記*曾子問》)….只要稍加對讀，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孔子教義與周文化有很強的對應(yīng)關(guān)糸，這說明孔子是全面繼承了周文化的?？鬃由钤诖呵锬┘?，其時天下“禮崩樂壞”，這本是對封建專制主義政治和文化的一次大沖擊，應(yīng)視為是歷史的進步，然而在孔子教義中，我們并未發(fā)現(xiàn)他對進步的謳歌，有的卻是對尊禮者的贊美，對越禮者的詛咒，對“郁郁乎文哉”的周朝寄予烏托邦式的響往。這也說明在孔子的理論體系中并未汲取新的思想和思維方式，也不曾順應(yīng)當時的歷史潮流。

　　“半部《論語》治天下”：“儒術(shù)治國”留下的失敗記錄

　　孔子死后頗受恩寵，與他生前“累累若喪家之犬”的景況形成鮮明對比。他首先被魯哀公誄之為尼父，漢武帝將孔儒定為一尊，司馬遷作《史記》以“世家”許之，與王者并列;漢平帝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唐太宗尊他為先圣，唐玄宗封他為文宣王，元武宗加孔子謚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英宗還特意加封孔裔為衍圣公……。自漢以后不分夷夏，凡入主中國的歷代封建王朝無不尊崇孔子，并且抬到嚇人的高度。一 黃土，一?？莨?，何以能亨有“素王”之尊?我們可從孔子理論體系與帝王利益關(guān)糸中找到因由。

　　孔子說過：“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傳*成公二年》);又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鬃又鲝埖弁跷ㄎ要氉?，亨有至高無上特權(quán)，這與韓非子主張帝王樹立絕對權(quán)威有驚人相似之處。孔子維護封建帝王最根本的絕對利益，理所當然會受到封建帝王們的尊崇?？鬃觽魅嗣献觾H說了句“民為貴，君為輕”，就被朱元璋攆出了孔廟，若稍有不合帝王心意就會落得這般下場?！墩撜Z*顏淵》載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是孔子為封建帝王們設(shè)計的一套貴賤有序、上下有別的政治制度，如果等級名分錯位就不合孔子所規(guī)定的“禮”。

　　而“禮”是無所不包的，如制度、儀式、婚喪、風俗等等都包涵有等級名分。凡不合“禮”處就要“正名”，何謂“正名”?何晏《集解》釋為“正百事之名”，即在方方面面都要維護帝王專制統(tǒng)治的政治秩序，這是頗合帝王心意的。再則是孔子很善于為尊者諱。《史記*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子狩于河陽’。”歷史真相是：晉文公欲會諸侯討衛(wèi)、許，擔心諸侯不奉命，于是便召來周襄王，以天子名義會諸侯，史稱“踐上之會”?？鬃釉诰帯洞呵铩窌r將“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鬧劇曲諱為周天子“巡狩”，保全了周王的面子?？鬃雍軙Φ弁跣睦?，如何不受帝王尊崇呢!如果說孔子身后的顯赫是帝王們感情上接受了孔子的話，那么，叔孫通說的“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漢書*酈陸朱劉叔孫傳》)，則是帝王們邏輯地接受了孔子儒學。孔子教他們以“儒術(shù)治國”，可保持獨裁專制統(tǒng)治，一家天下可代代相傳。

　　儒術(shù)治國的形象說法是“半部《論語》治天下”(《鶴林玉露》卷7)。此說始見于南宋，據(jù)稱是北宋權(quán)臣趙普所言。然而，與其說是趙普之言，不如說是約定俗成之論，它認定這樣的歷史“事實”，自漢武帝獨尊儒術(shù)后，中國基本實行的是儒術(shù)治國。那么以“儒術(shù)治國”的各代王朝是否國運亨通呢?

　　漢武帝雖“卓然罷黜百家，表彰六經(jīng)”(《漢書*武帝紀》)，僅還仃留在口頭提倡上，并未認真實行。如所用之臣或是文法酷吏如張湯、杜周之流，或以經(jīng)術(shù)潤飾吏事如董仲舒、公孫弘之輩，絕非純?nèi)濉h章帝白虎觀會議正試確立了儒術(shù)治國，其時社會危機四伏，儒術(shù)治國可謂受命于危難之際。儒術(shù)治國是救世良方嗎?漢章帝至漢滅國僅144年，其后幾個統(tǒng)一王朝，晉為154年，隋101年，唐289年，宋319年，元108年，明276年，清267年。儒術(shù)治國何曾園過帝王們的家天下傳之萬世的美夢!盡管孔子設(shè)計了一套封建社會的烏托邦藍圖，以“仁”、“中和”、“孝”等政治設(shè)計限制帝王們的權(quán)力于一個“度”內(nèi)，這都不過是一廂情愿的囈語。歷史上一些開國之君或中興之主只是鑒于前朝的顛覆所有所收斂而已，他們給人民一點好處就大力宣揚，而榨取人民時卻不露痕跡。這便是《管子》中為他們總結(jié)出的一套“仁政”-----“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中國歷史上王朝更迭頻繁，恰恰證明了孔子設(shè)計的那套“自我調(diào)節(jié)機制”只徒具文字意義，對任何一位封建帝王都無約束力。歷史已經(jīng)無情地證明，儒術(shù)治國每每留下失敗的記錄。

　　儒術(shù)治國使中國在歷史上一直處于保守落后的政治生態(tài)環(huán)境中，因此，所形成的歷史惰性，使任何改革、那怕是改良都未能逃脫失敗的命運，如王安石、張居正以及戊戍變法等等。馬克思曾在《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yīng)用》中指出：“火藥、羅盤、印刷術(shù)------這是預兆資產(chǎn)階級社會到來的三項偉大發(fā)明。”然而出自中國的這三項偉大發(fā)明，并未率先將中國由封建專制主義社會推進到資產(chǎn)階級社會，倒是將火藥普及為焰火炮竹，羅盤成為風水先生的法器，而印刷術(shù)普及后，結(jié)伴而至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獄!

　　“半部《論語》治天下”究竟治出了一個什么樣的中國，一部廾五史足以為世昭鑒!

　　孔子儒學薰陶下的中國國民精神

　　孔子儒學是在周魯文化孕育下生長出來的，魯國國民的精神狀態(tài)如何?我們從入選中學語文教材的《曹劌論戰(zhàn)》中可窺見一斑。

　　《左傳*莊公十年》載，齊將伐魯，曹劌請見。其鄉(xiāng)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魯國雖不乏象曹劌這樣的俊杰之士，然而故事卻反映了當強敵壓境、國難當頭時，宗室權(quán)貴居然束手無策，而眾多鄉(xiāng)人則以“肉食者謀之”、事不關(guān)已的心態(tài)置國是而不理。二百年后孔子稱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不正是對鄉(xiāng)人的那種不良心態(tài)的贊許和肯定嗎!魯人、甚至其后的中國人“只掃自家門前雪”的不良風尚的形成也是由來己久的，經(jīng)孔子的誤導，其影響的惡劣和嚴重后果，我們又豈能低估!當下許多中國國民對國運民生、改革大業(yè)的漠不關(guān)心，對諸多社會丑惡現(xiàn)象的熟視無睹，麻木不仁，難道不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誤導造成的惡果嗎!

　　然而二千余年來孔子教誨下的國民又果真“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做到“思不越位”嗎?如其能按等級名位去思考去行事，歷史上又何以會發(fā)生許多不在其位而奪其位的宮庭政變、或以血與火的手段讓江山易主呢?又何以會有那么多的官吏極不安分，為加官晉爵或諂諛媚上曲邀恩寵，或卑身賤體賣身投靠…..。這與孔子設(shè)計的“理想人格”豈不是相違悖的嗎?又如孔子教導國民要“謀道不謀食”，可謂圣潔高蹈，然而國民們口中念著圣人教誨，私下里卻放膽設(shè)租尋租，貪污受賄。王亞南先生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中說換一個視野去看廾四史，“則又實是一部貪污史。”有資格進入貪污史、奸佞傳的國民，又有幾人沒有讀過孔孟之書的呢!這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孔子儒學哺育下的中國國民，己造成普遍的人格分裂嗎?人格分裂又造成人性的虛偽，其最典型的特征是說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言行不一。

　　孔子儒學中沒有為中國人提供枳極的進步的思維方法和思想方法。孔子強調(diào)“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把國民的思想禁錮在等級名分的“禮”的范圍內(nèi)，使國民的思想思維得不到充分的伸展。中國長期的保守落后與孔子儒學的保守落后密切相關(guān)，這不由得令人想起德國。德國人認為，德國之所以能在科技、生產(chǎn)力方面領(lǐng)先于其他國家，能從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廢墟中迅速恢復，應(yīng)歸功于黑格爾、康德這些哲學家把德意志民族的思維能力提高了。哲學是能真正改變?nèi)说乃季S和思想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能轉(zhuǎn)化為巨大的物質(zhì)力量。強盛的民族總有強盛的哲學，而強盛的哲學一定能滋養(yǎng)出強盛的民族!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積貧積弱、保守封閉，這也說明了孔子儒學不是“強盛的哲學”，它又怎能滋養(yǎng)出一個強盛的民族來呢!又怎能哺育出千千萬萬個“君子當自強不息”的強盛的個體呢!

　　孔子儒學在其倫理學說中為國民提供了一種非善即惡的二元對立的認識論,國民持這種認識論，每每將復雜問題簡單化，簡單問題復雜化。例如國家政治本是極復雜的糸統(tǒng)，我們竟簡單化為清官貪官、善政弊政等等;又將官僚隊伍分為清流濁流，而正邪兩方又水火不同器，冰炭不同爐，于是便形成朋黨，互相對立，激化了許多社會矛盾，也毒化污染了政治空氣。這種認識論無視價值中立原則，不允許國民持中間立場，這勢必使國民的思維容易情緒化、情感化，同時也造成說假話的風行。

　　孔子儒學曾為國民設(shè)定了一種理想人格，修齊治平是理想人格的實踐和完成過程。如果按這種設(shè)定來教化、塑造我們的國民精神，二千余年來我們的國民早已是謙謙君子了;那么中國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社會危機何以總是伴隨著道德危機?每一個新王朝的建立總要伴隨著艱難的道德重建呢?國民的倫理道德為什么竟脆弱得這樣不堪一擊呢?道德危機的周期性，難道不是孔子儒學在道德教化方面失敗的記錄嗎!孔子儒學的倫理教化有很大的消積作用。

　　孔儒以僵化落后甚至違反人性的規(guī)范束縛人的自由選擇，造成個人自我意識的淡化和萎縮，使人的社會角色類型化，個人創(chuàng)造性受到壓抑。長期的歷史積淀，國民養(yǎng)成了一種普遍的權(quán)威性人格，以及信仰、畏懼、依附權(quán)威的文化心態(tài)，養(yǎng)成了因循守舊、恪守傳統(tǒng)、拒絕創(chuàng)新、隨波逐流的內(nèi)傾型民族性格?？鬃硬徽Z怪力亂神，他創(chuàng)建儒學之始便擯棄了宗教崇拜，轉(zhuǎn)向于對帝王的政治權(quán)力崇拜，從而造成了中國社會至今不衰的“官本位”文化觀念。國民在“權(quán)力崇拜”的愚弄和鼓惑下，對權(quán)力的癡迷及對官位的追求己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不言自喻，權(quán)力和官位的背后是巨大的廉價財富和利益!孔子儒學主張以內(nèi)省式的修身、通過“靈魂深處鬧革命”來塑造自我道德形象。道德的自我形象欲求導致國民重虛名而不務(wù)實際的行為特征，魯迅先生稱為是“面子”問題，而面子問題是“中國人的精神綱領(lǐng)”。

　　對孔子儒學文化品格的虛偽性，與孔子差不多同時代的人早有觀察和認識?！肚f子*外物》有“儒以詩禮發(fā)冢”的故事，揭露儒家“彬彬有禮”地掘墓碎尸，奪人珠寶，儒家人格分裂竟達如此!這篇小品對儒家標榜名義、欺世盜名、“陽為道學、陰為富貴”(李贄語)的虛偽人格給予了辛辣的批判。人格的分裂必然導致人性的虛偽，它對國民、尤其是對官僚群體心靈和精神的毒害是十分嚴重的，造成了多少官吏夤緣投機、趨炎附勢、媚狡諂偽、畏強凌弱、因循茍且，他們在“達則兼濟天下”的旗幟下假借大義，竊取美名!這說明孔子儒學不僅需要虛偽，而且不斷地制造虛偽。當虛偽盛行時，社會上必然興起偽善之風;偽善之風起必然導致信仰危機和世風衰敗。

　　今年是孔子誕辰2550周年，恰逢又是世紀之交，據(jù)報導國內(nèi)將要舉行隆重的慶典活動。我們將如何評說孔子，如何解開這道文化難題呢?孔子教義中確有一些有價值的成分，有的甚至至今還有生命力。然而孔子儒學是一個非常封建的學說，與馬克思主義是格格不入的兩個相互對立的哲學體系，盡管他的教義中有些是頗有價值的，但絕不是超時代、超階級的永恒真理。二千余年來儒術(shù)治國雖每每留下失敗的記錄，但仍有不少人鼓吹只有儒學才能救中國，只有儒學才能拯救世界。儒學創(chuàng)立之初，其文化品格就是以“法先王”為政治導向的，所追求的烏托邦社會，在本質(zhì)上是與時代潮流相互錯位的。儒家們的理想存在于過去，而不在于未來;他們生活在現(xiàn)實之中，卻孜孜以求在未來中實現(xiàn)“過去”。因此在社會歷史觀方面常表現(xiàn)出“今不如昔”的病態(tài)心理，這種心理不僅已成為一種社會弊病，而且與社會總體發(fā)展的趨向和進程相背離。如果說儒學這個非常封建、保守、落后的學說能夠救中國，五四運動的鋒芒何以要指向孔子及其學說?許多自幼曾受過孔子儒學熏陶的革命志士和先驅(qū)者們，何以還要歷盡千辛萬苦去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呢?

　　孔子的人格是高尚的，他的學識是十分淵博的，他對他的事業(yè)的追求也是十分執(zhí)著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司馬遷的話代表了歷史上無數(shù)知識分子對孔子的敬仰;“我愛孔子，我尤愛真理”，蔡尚思先生的話則代表了古今無數(shù)知識分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心聲!在孔子華誕之際，若能對孔子儒學進行認真的、科學的選擇、批判、改造、吸收和消化，用于建設(shè)社會主義新文化，于國于民幸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