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陳獨秀前期民眾觀的二重性論文

　　陳獨秀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偉大的愛國者、偉大的革命家與改革家、偉大的民主主義者、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他是新文化運動的發(fā)起者，是20世紀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倡導者;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五四運動的思想指導者;是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傳播者;是中國共產(chǎn)黨最重要的創(chuàng)始人;是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最主要的領導人;是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上第一個深刻總結、反思蘇聯(lián)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經(jīng)驗、教訓的人。他是杰出的政論家，其政論文章汪洋恣肆、尖銳犀利，《敬告青年》等很多篇章是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上少有的、杰出的代表作。晚年進行的文字學研究，是極其重要的學術成果。以下是學習啦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論陳獨秀前期民眾觀的二重性相關論文。內(nèi)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論陳獨秀前期民眾觀的二重性全文如下：

　　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之前，陳獨秀由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最終是否完成這個轉變，成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呢?這就需要我們?nèi)パ芯科淝捌诘拿癖娪^，看他對待人民群眾的態(tài)度如何。毛澤東同志曾說，看一個人“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個真馬克思主義者，只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nóng)群眾的關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這一個辨別的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1]。本文就陳獨秀在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前的民眾觀，以五四運動為界，分兩段來分析。

　　一

　　五四運動之前，陳獨秀對待人民群眾的態(tài)度基本上是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上，他雖然去初步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但從根本上看，他還是對人民群眾持漠視的態(tài)度。

　　當時的中國，內(nèi)受封建壓迫，外遭列強侵略，黑暗腐朽，民不聊生。作為關心祖國命運和前途的革命者，如果不去關心廣大的人民群眾，那他就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在這點上，陳獨秀的態(tài)度是矛盾的、雙重的。

　　一方面，他開始朦朧地意識到“人民”的概念，認為“國家是人民建立的，雖有土地，若無人民，也是一片荒郊，如何能有國家呢”[2]?這里，強調(diào)了人民的重要性，并進一步指出國家應以人民為主，“民主國家，真國家也，國民之公產(chǎn)也，以人民為主人，以執(zhí)政為公仆也”[3]。這種民本思想是應該予以肯定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陳獨秀此時對“人民”的概念還是模糊的，認為是指全體國民，當然也包括部分剝削者在內(nèi)，他并沒有真正意識到“人民”應該是指廣大受苦受難的人民群眾。

　　在初步認識到“人民”概念的同時，陳獨秀也開始注意人民群眾的要求，去關心他們的疾苦，對他們所處的不平等地位表示同情。他曾為平民無故被殺而憤憤不平，曾指出，“中國武治主義，就是利用不識字的丘八，來壓迫政見不同的政黨;或者設一個軍政執(zhí)法處，來亂殺平民。中國的文治主義，就是引用腐敗的新舊官僚來吸取人民的膏血”[4]。這種反對“亂殺平民”、“吸取人民的膏血”的思想要求，無疑是陳獨秀一種樸素愛民思想的體現(xiàn)。隨后，他又進一步對人民群眾遭受苛捐雜稅的痛苦表示同情，指出，“今天這樣捐，明天那樣稅，弄得民窮財盡，造成一片貧民的哭聲”[5]。

　　顯然，陳獨秀對人民群眾的處境是關注、同情的。關注和同情之余，陳獨秀又揭露了造成平民“哭聲”的根源：“乃是有錢的人開設工廠，雇用許多窮人替他做工，做出來的錢財，大部分進了他的腰包，把一小部分發(fā)給工人，叫做工價。工廠越大越多，那小數(shù)開工廠的資本家越富，那無數(shù)做工的窮人仍舊是窮。”[6]怎樣改變貧窮呢?陳獨秀認為，只有“漸漸造成那無產(chǎn)階級，對于有產(chǎn)階級的社會革命”[7]，明確號召窮苦人民起來進行社會革命。由此可見，陳獨秀不僅能夠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而且能夠為民著想，并指出一條救民之路，盡管不是一條正確之路，但在當時也不可能提出一條正確的救民之路，但是，不管怎樣，陳獨秀畢竟已在探索，這點應該值得肯定。

　　另一方面，陳獨秀卻又鄙視中國廣大人民群眾，把人民群眾稱為“草野愚民”，“全國中鄉(xiāng)鄙農(nóng)民皆是也”，認為人民群眾“沉夢不醒”，素質太低，“蓋中國人性質，只爭生死，不爭榮辱，但求偷生茍活于世上，滅國為奴皆甘心受之”[8]，甚至把亡國的原因也歸之于“中國人，天生的有幾種不好的性質”[9]，這些都是極為錯誤的思想認識。

　　此外，陳獨秀還把義和團運動稱為“拳匪之禍”，大罵義和團運動，說八國聯(lián)軍的入侵“是義和拳鬧出來的”，“因為義和團無故殺了德國公使克林德氏，各國聯(lián)軍打破了北京城”，可見“義和團何等可惡”。所以，陳獨秀主張在中國徹底根絕義和團這樣的群眾運動，他說：“我國民要想除去現(xiàn)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fā)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fā)生，非將制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10]陳獨秀不僅否定了義和團反帝斗爭的革命性和進步性，而且把列強的入侵歸罪于義和團，這是不合情理的。顯然，陳獨秀是用主觀的、片面的唯心觀來看待廣大人民群眾的，夸大了人民群眾落后的一面?；诖耍瑥V大人民群眾在他的眼里自然就不會是一個光輝的形象，他筆下的人民群眾形象都被描繪成“委靡”、“茍偷”、“庸懦”、“污穢”、“無恥”、“愚昧無知”、“合污遠禍”、“毀節(jié)求容”的一群“游民盜匪”、“草野愚民”。這種歪曲表明，陳獨秀對人民群眾是持蔑視態(tài)度的，根本瞧不起他們的偉大作用。

　　由此可見，五四運動前，陳獨秀在對待人民群眾的態(tài)度問題上是矛盾的。

　　二

　　五四運動暴發(fā)以后，馬列主義廣泛傳播，受其影響，陳獨秀的民眾觀也隨之發(fā)展。

　　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的偉大作用給陳獨秀以深刻的印象，他開始重新認識廣大人民群眾，重新評價人民群眾的作用，認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只有做工的是臺柱子，因為有他們的力量才把社會撐住，若是沒有做工的人，我們便沒有衣、食、住和交通，我們便不能生存”[11]。陳獨秀還更加明確地指出，今日的世界，不是資本家創(chuàng)造出來的，乃是數(shù)千年來勞動者創(chuàng)造出來的。我們常說“勞動神圣”，就是因為天地乃勞動者開辟出來的。陳獨秀把人民群眾的作用上升到關系人類生死存亡的高度來認識，明確勞動創(chuàng)造世界的道理，這無疑是陳獨秀民眾觀的一大進步。

　　有此認識，決定了陳獨秀能進一步去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為他們的境遇鼓與呼，他說：“世界各國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別的，就是少數(shù)勤苦的生產(chǎn)的勞動階級壓在資本勢力底下，當做牛馬，機器還不如。”[12]這表明陳獨秀對勞動階級的深切同情，不僅表示同情，而且還對其造成的原因進行揭露，認為勞動階級的生活牛馬不如，是因為他們處在受壓迫和受剝削的地位造成的，“諸君的困苦是從諸君都是一個被雇的勞動而來的”[13]。勞動階級所生產(chǎn)的“剩余價值，都被資本家搶去，叫做‘紅利’分配”[14]，結果“資本家一天富似一天，勞動者一天窮似一天”[15]，“這實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惡”[16]。因此，陳獨秀主張人民群眾應居于治人的地位，并公然倒轉古訓，喊出“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于人”[17]的口號，這不能不說是陳獨秀對人民群眾給予充分肯定的一種表示態(tài)度，也體現(xiàn)了陳獨秀在某種意義上已站在人民群眾的一邊。

　　在陳獨秀重新認識人民群眾的同時，仍然遺留著輕視人民群眾的思想，他咒罵“中國人簡直是一盤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懷著狹隘的個人主義，完全沒有公共心”，又說：“群眾心理都是盲目的，無論怎樣大的科學家，一旦置身群眾，便失了理性。”[18]從這種蔑視群眾的觀點出發(fā)，陳獨秀認為，“有史以來革命成功的，無一不是少數(shù)人壓服了多數(shù)人”[19]，俄國十月革命也是少數(shù)人壓服多數(shù)人的運動。因此，陳獨秀反對把國家的重任放在人民群眾的肩上，認為若將國家重任“胡亂放在毫無知識，毫無能力，毫無義務心的人們肩上，豈不是民族的自殺”[20]!可見，陳獨秀盡管在五四運動之后，對人民群眾的認識有所提高，看到人民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的作用，但從本質上來看，陳獨秀還是蔑視人民群眾的，這是因為他還沒有真正地了解人民群眾，特別是不了解工人階級遭受的深重的剝削和壓迫，因而要求解放的愿望也是最強烈的，是一個革命最徹底的階級。

　　由以上不難看出，陳獨秀一方面同情人民群眾的疾苦，肯定他們的作用，鼓勵他們起來改變現(xiàn)狀，使自己居于治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卻又謾罵人民群眾，看不起他們的作用，因而陷入了難以自拔的矛盾境地，明顯地體現(xiàn)出其民眾觀的二重性。

　　三

　　歷史的發(fā)展總是充滿矛盾的，歷史人物的思想也往往呈現(xiàn)出矛盾的狀況，陳獨秀也不例外。以上我們看到，陳獨秀前期的民眾觀是二重性的，究其根源，筆者認為有以下兩點：

　　第一，從階級根源看，陳獨秀出身于封建剝削階級家庭，從小接受封建剝削階級思想的教育，青年時代又接受了西方資產(chǎn)階級的人權思想和進化論觀點，尤其是西方資產(chǎn)階級共和思想在他的腦海里刻下了很深的烙印。所以，他積極主張走資產(chǎn)階級共和道路。然而當時的中國社會，內(nèi)憂外患，一片黑暗，民眾饑寒交迫，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對此，陳獨秀多少能看到一點，特別是在他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觀點之后，更能意識到這點。因此，他能夠表現(xiàn)出對民眾受壓迫和受剝削境遇的同情，并且去關心他們的疾苦，體現(xiàn)出他思想中積極的一面。但是，他的剝削階級思想并未消除，更由于他所處的生活環(huán)境和經(jīng)濟地位決定了他在思想認識上的主觀片面性。

　　在生活上他是遠離人民群眾的，不可能真正了解人民群眾的生活，也不可能懂得他們的切身需要，更不了解他們中間蘊藏著的巨大的革命潛力，他只看到封建官僚、軍閥、政客等一群統(tǒng)治者的昏庸腐朽、貪婪無恥、殘暴成性和奢侈浪費以及資產(chǎn)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茍且偷安和軟弱無能。“白面纖腰，嫵媚若處子;畏寒怯熱，柔弱若病夫”[21]，以為這就是中國的國民性，而廣大人民群眾也都如此，并把原本屬于封建上層社會寄生階級的惡德丑行和資產(chǎn)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丑陋秉性、頑劣固疾都當成是全體國民，包括廣大人民群眾的通病。“一國之民，精神上，物質上，如此退化，如此墮落”，“有何顏面，有何權利，生存于世界”[22]?可見，陳獨秀的認識是錯誤的、片面的和主觀的，這就決定了他的民眾觀是雙重的。

　　第二，從思想政治根源來看，這一時期，陳獨秀的腦海里明顯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觀，既具有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部分觀點，又具有資產(chǎn)階級唯心主義英雄史觀的內(nèi)容。兩種世界觀互相交織，互相影響，同時并存，造成其民眾觀的雙重性。

　　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對陳獨秀的影響極為深刻，他滿腦子都是英雄偉人的觀點，因而片面強調(diào)偉人圣賢在歷史上的決定作用，認為“近代賢豪，當時耆宿，其感化社會之力，至為強大”;“社會失其中樞，萬事循之退化”[23]。還說，“群眾意識，每喜從同;惡德濁流，惰力甚大”，所以，“非有先覺哲人，力抗群言，獨標異見，則社會莫由進化”[24]。“社會進化，因果萬端，究以有敢與社會宣戰(zhàn)之偉大個人為至要。自來進化之社會，皆有此偉大個人為之中樞，為之模范也”[25]。在陳獨秀看來，近代中國日益貧弱，國不堪國，民不聊生，是由于缺乏“為之中樞，為之模范”的英雄偉人之緣故。很顯然，陳獨秀對英雄偉人是頂禮膜拜的，他不懂得改革社會單靠少數(shù)幾個英雄偉人是行不通的，必須動員廣大人民群眾，發(fā)揮他們的偉大作用，才有力量同舊勢力進行斗爭，如果英雄偉人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就會失去其基礎，就沒有力量。對英雄偉人的崇拜，勢必會造成對人民群眾的輕視，這是毫無疑問的。

　　在陳獨秀腦海里充斥著英雄史觀的同時，他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一些觀點，從而使他的世界觀有了某些改變，才會使他對人民群眾的認識有所改變，有所提高，他才會懂得改革社會單靠少數(shù)偉人是不行的。他說：“要想改革社會，非從社會一般制度上著想不可，增加一兩個善的分子，不能夠使社會變?yōu)樯屏迹ヒ粌蓚€惡的分子，也不能夠使社會變?yōu)椴粣骸?rdquo;“我以為社會的力量大過于個人甚遠，社會能夠支配個人，個人不能夠支配社會”[26]。世界觀的某些改變，決定著陳獨秀民眾觀正確的一面，但是，必須特別強調(diào)的是，陳獨秀世界觀的轉變是不徹底的，因為在他正確認識和肯定人民群眾作用的同時，還在謾罵人民群眾，認為“中國人欠誠實”[27]，像“一盤散沙，一堆蠢物”，這充分說明了陳獨秀輕視人民群眾的思想意識并未消除，英雄史觀也并未克服，否則不會如此對待人民群眾。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陳獨秀前期民眾觀中存在著嚴重矛盾對立的兩面，其正確認識民眾的一面，雖然沒有達到一個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高度，但已具有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特別是認識到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這是非常可貴的。陳獨秀輕視、謾罵民眾的一面，則表明他的世界觀沒有徹底改造好，所以他不能成為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也是他后來陷入右傾投降主義泥潭并主張取消主義觀點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甚至也是他后期反對全民抗戰(zhàn)的根源之一。當然，處在一個變革動蕩的歷史時代，任何人都難免會出現(xiàn)矛盾的思想，我們不應該茍求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