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一般指西方國家中一部分傳播的人士?；局傅氖菆远ǖ匦叛鲎诮?，并且遠行向不信仰宗教的人們傳播宗教的修道者。雖然有些宗教，很少到處傳播自己的信仰，但大部分宗教使用傳教士來擴散它的影響。以下是學習啦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西方來華傳教士對中國人道德的評介相關(guān)論文。內(nèi)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西方來華傳教士對中國人道德的評介全文如下：

　　近代，清廷沒落，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閉關(guān)鎖國的大門，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允許西方傳教士到中國游歷布道便是條約中的一部分。傳教士深入中國內(nèi)地后，為了用化百姓，減少教民沖突和傳教布道的阻力，廣泛地研究中國歷史文化、風俗人情，十分重視對中國人道德性格的考察，并把收集材料匯編成冊，寄回國內(nèi)出版發(fā)行，以增加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

　　本文依據(jù)的《中國人的氣質(zhì)》這一文本，便是美國傳教士明恩溥根據(jù)自己的多年觀察，對中國人道德觀念的一次素描，體現(xiàn)了西方來華傳教士評介中國人的典型視角，具有研究意義。

　　一、明恩溥與《中國人的氣質(zhì)》

　　1.關(guān)于明恩溥

　　阿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1872年受美國公理會派遣來到中國，在與中國人的交往中，史密斯對中國文化有一些了解，成為19世紀末20 世紀初的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和漢學家之一。正因為對中國文化的熟悉，在華多年的史密斯根據(jù)自己的切身感受， 出版過很多有關(guān)中國和中美關(guān)系的著作，《中國人的氣質(zhì)》就是代表。

　　2.《中國人的氣質(zhì)》始末

　　國門大開后，近代來華傳教士為傳教的需要紛紛開始著書立說，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開闊了中國人的視野，客觀上也促進了中國近代新聞事業(yè)的產(chǎn)生。截止到1890年，在華傳教士創(chuàng)辦的報刊數(shù)量達七十六家之多。傳教士以這些報刊為媒介，大量刊登一些反映他們傳教經(jīng)歷的著作，其中不少著作成為了外國人了解中國社會的窗口。

　　魯迅在日本留學時，讀過日文版的《支那人氣質(zhì)》，非常推崇。魯迅在《“立此存照”(三)》中寫道：“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譯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氣質(zhì)》來?？戳诉@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得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贊，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然而，大陸文化界注意到《Chi-nese Characteristics》這本書卻經(jīng)過了漫長的歷程。直到90年代，《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翻譯才有實質(zhì)性進展。吳湘川、王清淮，張夢陽、王麗娟先后開展翻譯工作，筆者依據(jù)的文本是由劉云飛父女合譯版本。

　　二、 史密斯對中國人的道德考察

　　縱觀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歷程，可以看出他們對中國人的評介經(jīng)歷了由褒到貶，由片面到比較全面、客觀的變化過程。《中國人氣質(zhì)》概括了中國人的26種國民氣質(zhì)：面子情結(jié)、節(jié)儉持家、勤勞刻苦等。這些詞語，不少是關(guān)于中國人道德褒貶的評述，那么，在史密斯眼里，中國人道德的優(yōu)和劣各表現(xiàn)在哪里呢?筆者通過仔細閱讀文本，試圖做出歸納總結(jié)。

　　1.褒揚的道德表現(xiàn)

　　第一，勤儉。

　　勤儉，即勤勞、節(jié)儉。在史密斯眼里，“節(jié)儉”,意味著持家有道，尤其是如何平衡收支。“節(jié)儉可以有三種不同的表現(xiàn)方式：一是控制需求，二是杜絕浪費，再就是盡量的花小錢辦大事。無論就這三種方式的哪一種而言，中國人都是非常節(jié)儉的。”[3]

　　但史密斯對中國人節(jié)儉品格的贊揚又是有保留的，他在肯定的同時，也提出中國人節(jié)儉的后果，讓西方人難以接受。而勤勞，又被史密斯定義為“對任何工作都持之以恒的勤勉---即對事情毫不動搖的關(guān)注”.[4]并且，他認為中國人不論任何階層，都在勞動的長度、廣度和強度上體現(xiàn)了一個民族的勤勞。

　　第二，孝順。

　　作為中華民族傳統(tǒng)美德的孝順，也是史密斯關(guān)注的重點之一。史密斯認為“孝順的概念主要就是對父母意愿的順從，就是去滿足父母的各種需求和愿望。”[5]他引用各種資料，試圖從歷史和事實的維度，闡釋了中國人以“傳宗接代、恪守孝道”為核心的孝道。但他也認為，中國人以祖先膜拜為特征的孝道不僅不針對上帝，而且無法通過任何方式讓人意識到上帝的存在，有待商榷。

　　第三，忍耐。

　　忍耐、堅韌，作為人性格中的優(yōu)點之一，在史密斯看來，是和中國人另外某些特點密不可分，比如“神經(jīng)麻木”和“漠視時間”,尤其是“勤勞”.“中華民族的忍耐和堅韌通過勤勞獲得了最為顯著、最為有力的表現(xiàn)。”[6]行文到此，筆者發(fā)現(xiàn)，史密斯在批判中國人近乎遲鈍的忍耐力的同時，也預言了一個具有這一品格的民族將擁有一個偉大的未來。

　　2.批判的道德表現(xiàn)總的來說，文本對中國人的道德表現(xiàn)肯定少，批評多，在上文所摘引的幾個肯定方面外，史密斯認為中國人有漠視時間、漠視準確、盲目排外、同情心缺失等缺點，筆者認為這些批評有些言過其實，整體來看，其批評中肯之處有三方面。

　　第一，公共意識缺失。

　　史密斯認為“人人為自己，上帝也為他自己”[7]這句由“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改編成的版本“包含了普通中國人對權(quán)力之態(tài)度的精髓”.這種道德失范可以從中國的道路狀況年久失修，侵占街道，貪占公家便宜、普通市民不問國事等方面予以證明。最后他還提出，中國人在具有公共精神領(lǐng)袖的帶領(lǐng)下，也能夠分離做出最富有英雄氣概的壯舉來，這些方面還是切中肯啓的。

　　第二，相互猜疑。

　　猜疑，更多的是一種心理和性格方面的表現(xiàn)，這里筆者將其納入道德的維度進行考量，主要是因為在史密斯筆下，中國人的相互猜疑心理具有外顯的特征，并且已引起了嚴重了后果，需要從道德層面上定義這種心理。史密斯認為，中國人的猜疑心理表現(xiàn)在政治、商業(yè)、文化、生活等方面?！霸谥袊L期盛行的猜疑之風，引起一個陌生人關(guān)注的第一個表現(xiàn)，便是這個帝國無處不在的環(huán)城而建的高墻?！?/p>

　　第三，缺乏誠信。

　　誠信，作為一種重要的道德品質(zhì)，在史密斯深入中國的那個時代卻是缺乏的?！爸袊嗽诠_或私下場合的表現(xiàn)與真正的誠信如此背離，這使得他們的敵人可以抓住這一點，來諷刺他們的表里不一?！盵8]史密斯認為，中國人喜歡撒謊，喜歡隱瞞真相，不遵守約定，甚至教導小孩不要做誠信的人等等。似乎，中國人天生就不具備誠信的美德。

　　三、他者考察的背后原因探究

　　魯迅曾言：“至于攻擊中國弱點， 則至今為止，大概以史密斯之《中國人氣質(zhì)》為藍本”,費正清也說：“美國人心目中對中國的映象的幻滅，是由一本讀者甚多的著作來加以完成的，即明思溥牧師所著《中國人的素質(zhì)》?！弊鳛橐徊恳哉故局袊说赖滦愿竦拇硇灾鳎m然有一些實事求是的論述，總體上還是有失偏頗的，筆者認為，史密斯的這種有所傾向的寫作方式是有具體原因的。

　　一是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立場。史密斯雖然在中國生活了二十余年，對中國人民懷有好感。但他作為美國公理會派遣的傳教士，文化根基還是美國的。他觀察的視角還是西方的，在中國人面前總有一種文化優(yōu)越感。特別是將中國人與盎格魯撒克遜人作比較，使得他在面對中國的人和事時難免會有一種文化的偏見和誤解。

　　美國著名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薩義德的經(jīng)典命題“東方主義”也能對傳教士的這一寫作心態(tài)作完美的詮釋。薩義德認為“東方主義屬于西方建構(gòu)產(chǎn)物，旨在為東西方建立一個明顯的分野，從而突出西方文化的優(yōu)越性”.[9]這個命題說明了這種文化書寫的潛在心理。

　　二是特定的歷史和社會背景。史密斯所觀察到的中國，處在一個最為貧弱的時代，戰(zhàn)爭連綿不休，政府昏庸無道，自然災害連年。這就決定了他接觸到的中國人，是同時代生活最為貧困和屈辱的一代人。他們在政治和文化上不自信，在面對外國人時總會有一種排外和抗拒心理。而史密斯作為一個文化征服者，他所依據(jù)的觀察視野和解讀方式必然不會是客觀的。

　　法國形象學家亨利·巴柔的旁白就更會凸顯傳教士這種文化解讀方式的原因：“在個人(一個作者)、集體(一個社會、國家、民族)、半集體(一種思想流派、意見、文學)的層面上，他者形象都無可避免地表現(xiàn)為對他者的否定，而對‘我’及其空間的補充和延長……在演說他者的同時，這個‘我’卻趨向于否定他者，從而言說了自我”.[10]

　　換言之，《中國人的氣質(zhì)》這種以傳教士為觀察主體的西人研究中國的文章，是以西方標準即自我為原點坐標，預設(shè)了其評判標準和框架，定位中國人這個他者的各種道德表現(xiàn)。通過對中國人道德這個“他者”的接觸、適應和修正，來突出西方文化即“自我”的優(yōu)越性。

　　三是文化隔膜和認識方法問題。史密斯雖然有一定的漢文化基礎(chǔ)，但中國文化根基深厚，他所了解的只是皮毛，即使他對中國人的道德觀察具有邏輯周密性，但也掩蓋不了他對中國人際交往和文化積淀的無知。再者，他以偏概全，以點帶面，把一個地區(qū)，幾個中國人的道德缺失作為是整個中國人的道德考察結(jié)果。

　　四。結(jié)語

　　傳教士筆下的中國人并不是本真的中國人?！爱斎藗冇^察其他群體的時候，他們的觀察方法往往深深根植于他們本有的文化之中，這一點是普遍的，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自然的。”[11]因此，他們在評判別人的時候就會“烙上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tài)、偏見和他們的經(jīng)歷”,這是他們傳教策略的需要。

　　盡管《中國人的氣質(zhì)》由于他者觀察的立場，決定其觀察世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作為一個時代評判中國人道德性格的典型著作，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既是西方人了解中國人道德性格的一個窗口，也是中國人道德自省的一面鏡子。所以，在百年之后的今天，除了對該著作的適當糾偏外，它仍然是我們觀照自我，找回民族自信的重要依據(jù)。

　　參考文獻：

　　[1]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19.

　　[2]《魯迅全集》編委會：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626.

　　[3][4][5][6][7][8][美]明恩溥：中國人的氣質(zhì)[M],劉云飛、劉曉旸譯。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0:1;11;132;112;141;76;204.

　　[9][美]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M].王宇根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9:2.

　　[10][法]達尼埃爾·亨利·巴柔：形象[M], 孟華譯，孟華主編： 比較文學形象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157.

　　[11][澳]科林·馬克林：我看中國[M],張勇先譯，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