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釗與鄭孝胥二人的交游始末探究
章士釗與鄭孝胥二人的交游始末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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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釗(1881-1973),字行嚴,號孤桐,湖南長沙人。早年參加反清革命,曾辦《甲寅》雜志,反對袁世凱稱帝,段祺瑞執(zhí)政期間出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教育總長,提倡讀經(jīng)復古,重刊《甲寅》,反對新文化運動,后退居上海,執(zhí)律師業(yè),解放后成為毛主席的座上客,曾為兩岸和平統(tǒng)一大業(yè)奔走。鄭孝胥(1860-1938),字蘇戡,福建閩侯人。清光緒五年舉人,曾在安徽、廣東湖南等地任職,辛亥革命后,以遺老自居。"九一八"事變后,同溥儀赴東北,參與成立偽滿州國,淪為漢奸。章士釗比鄭孝胥晚生 21 年,所走的人生道路也很不相同,但他們卻有一段不尋常的交往。在政治環(huán)境錯綜復雜,文化思潮急劇變化的民國時代,二人的契合與分歧,充分體現(xiàn)了近現(xiàn)代知識分子文化選擇的艱難和復雜。筆者據(jù)《鄭孝胥日記》和章士釗的《甲寅》雜志,并參考其他相關文獻資料,對二人的交游始末略作鉤沉。
一、滬上初游
安徽廬江吳氏有兩位著名淮軍將領:一是出師朝鮮、抗日平亂的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一是兩度出海赴臺灣的船政大臣、福建巡撫吳贊誠,而鄭孝胥和章士釗分別是廬江吳氏這兩個家族的乘龍快婿:鄭孝胥于光緒五年(1879)九月娶吳贊誠次女吳學芳,章士釗則于 1909 年娶吳長慶的孫女吳弱男為妻。他們各自的姻親關系,無疑對他們交游圈起著一定的作用,二人能夠長期交往,與此并非全無聯(lián)系。
章士釗的外舅(岳父)吳保初,字彥復,號北山,曾與譚嗣同、陳三立、丁惠康并稱"四公子",并與鄭孝胥有師弟子之緣。章的老師俞明震(恪士)又是陳散原三立、吳保初的詩友,與鄭孝胥也時有唱和,他們都是相當活躍的晚清宋詩派詩人。所以,在這層層關系影響下,章士釗結識鄭這位前清名流也不難。吳保初 1913 年正月在上海去世,葬于靜安寺公共墳地,鄭孝胥曾遣子送了花圈。章士釗與鄭孝胥第一次見面卻是在其后,據(jù)鄭孝胥日記[1],本年,在一次宴會上,鄭孝胥經(jīng)昆三介紹與章士釗初次會面。沈昆三乃兩江總督沈葆楨之孫,福州人,生于上海,后來成為英美煙草公司的買辦資本家。他們初見的詳細情形已不可知,之后,章士釗曾持吳保初所藏鄭孝胥少時所作《課讀淺言》,專程去請鄭題跋。1926 年吳若男四十生日,章士釗求鄭作詩,鄭孝胥有二絕句云:
武壯人豪絕愛才,北山師我晚堪哀。休嗟弱女非男語,親見河源一脈來。得婿才華信異常,生兒能復繼書香??栈ㄈ莼矍谑帐?,試新家庭覓道場。詩中憶及武壯公及吳保初,情辭懇切,亦可見章士釗得以與鄭孝胥交往,最初應是緣自長輩情誼的蔭護。
滬上初游時期,鄭孝胥正棲身于海藏樓里,與陳三立、沈曾植、樊增祥、梁鼎芬、朱祖謀等前清遺老,過著讀經(jīng)詠史、題字作詩的遺民生活,他們結社吟詩,表達對舊時代、舊文化的感傷與留戀。而章士釗卻是政治舞臺上剛剛嶄露頭角的新人。其時,袁世凱欲拉攏章士釗,章士釗識破了袁氏的野心,不與合作而被軟禁,在宋教仁被刺后,章伺機逃出北京,南下來到上海參加反袁斗爭。在政治立場上,章士釗是國民革命的先驅(qū),鄭孝胥則不承認民國,二者自然有著根本的差別,但在民國初年復雜的政治文化環(huán)境中,這并不妨礙他們的私人交往。鄭孝胥和章士釗第一次見面也許并沒有一見如故的感覺,但他們性格上的相似點以及叱咤風云的入世精神,應該給彼此都留下了較深的印象。
二次革命失敗后,章士釗流亡日本,再后來在護法斗爭中四處奔走調(diào)停,政治活動頻繁。鄭、章二人再見面是民國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時章參加南北停戰(zhàn)會議,寓居上海岑春煊宅。漫長的和談會議期間,章士釗與康有為接觸十分頻繁,從其學書,而與鄭孝胥似乎比較疏遠。據(jù)鄭孝胥日記,一年半的時間內(nèi),他們只不過見了兩次面,其中一次就是前面提到的題《課讀淺言》事,二人似乎也沒什么深談。章士釗離開上海前,沒有去面辭鄭孝胥,只是寫了一封信,向鄭求字。1921 年 2 月章士釗往歐西去游歷,尋求治國之道,1922 年 9 月回上海,后又前往北京參加段祺瑞政府事務,二人的交往自此告一段落。
二、李園學詩
與當時其他的"文化遺民"不同,鄭孝胥在蟄居期間,始終等待著清室"中興"的時機,等待著走出海藏樓一展身手的際遇,這一時機在 12 年后姍姍而來。1923 年鄭孝胥受命謁見遜帝溥儀,1925 年 2 月 24 日,溥儀在日本人和鄭孝胥的策劃下逃到了天津張園,鄭孝胥成為溥儀的侍講,自此,他頻繁地往返于津滬之間。恰巧,1925 年五、七月間章士釗由于學潮沖擊而避居天津。就在這段時期,他們重建聯(lián)系,二人交往逐漸密切,而后的《四庫全書》的影印一事更加深了他們的交情。早在 1917 年初,商務印書館有意影印《四庫全書》,但這個浩大的工程遭遇重重困難,遲遲未決。鄭孝胥自 1912 年起在商務任職數(shù)年,并出任商務董事會會長,當然一直牽掛著此事。1925 年夏,時任教育總長的章士釗與交通總長葉恭綽,聯(lián)系商務印書館,續(xù)議影印四庫全書,李拔可代表商務,赴京接洽,反復磋商之后,與北洋政府內(nèi)閣簽訂了合同。李拔可回上海,對鄭孝胥談印《四庫全書》事,提到章士釗、梁鴻志頗出力,鄭孝胥日記里有記載,應該是感激在心。不過時隔不久章和葉都辭職了,1926 年 4 月,段祺瑞下臺后內(nèi)閣更是頻換,《四庫全書》事最終又不了了之。事雖未成,卻給了章士釗與鄭孝胥親近交游的契機,于是便有了"李園學詩"之事。
1926 年鄭賃居天津廣東路,在津活動更加頻繁,與章士釗、王庚(字揖唐、逸唐、一堂,合肥人)、曹經(jīng)沅(字纕衡,綿竹人)等宴會、訪問不斷。章士釗就是此時開始學作詩的。在京任官時,章士釗碰到求書、酬唱之類的文人雅事勢所難免,他也頗苦于自己早年倡言革命,詩書不精,如今賦閑,正好下決心學詩練書。鄭孝胥此時已是詩名滿天下,他的詩早就匯編成集,名《海藏樓詩集》,在詩界眾口傳誦,聲譽甚隆,人稱"閩社詩人光緒初,海藏詩派滿江湖".詩人陳衍在《石遺室詩話》中稱":近來詩派,海藏以伉爽,散原以奧衍,學詩者不此則彼矣。"[1](P445)能得到鄭孝胥的指點乃至稱賞,章士釗自是受寵若驚。1926 年九月十五日,章士釗偕同曹經(jīng)沅訪鄭,十六日四人聚于李園,十九日,鄭孝胥作五律一首送章、王、曹,即《行嚴揖唐纕衡次公見和重九詩》:垂老從亡者,知為舉世非。諸公胡不棄,異趣或同歸。好亂猶難止,當仁孰見機。沉思言外旨,相感入精微。
看來,鄭孝胥對自己逆潮流而動的行為是有著清醒認識的,在新文化潮流中,章士釗等思想傾向于保守,這也許就是鄭所謂的"異趣或同歸".章士釗亦請鄭孝胥看詩二首,二十日,又和鄭孝胥詩。并在《論近代詩家絕句·鄭孝胥》有記曰":吾學詩始于是時"[2].
除了學詩外,章士釗為文事,也曾訪鄭,如 1926 年四月初一,章士釗訪鄭孝胥,談《甲寅》雜志事?!都滓?925 年 7 月 18 日復刊,改為周刊。這是與新文化運動對立的一份保守主義文化刊物,章士釗對于這份刊物非常投入,訪問鄭孝胥是向鄭約稿或是征求支持,都是有可能的。翻看《甲寅》周刊的詩錄,有一批舊詩人,包括與章士釗過從極密的王賡(逸唐)、曹經(jīng)沅(纕蘅),還有葉恭綽、邵次公、王國垣(字辟疆)等,當然,最顯赫的還是前清遺老陳寶琛和鄭孝胥,他們顯然是《甲寅》周刊舊詩的靈魂人物?!都滓分芸?1927 年 4 月 2 日停刊,1927 年冬,一些朋友慫恿章士釗復刊《甲寅》,但章士釗此時的生活漸趨窘迫,復刊困難重重,1928 年4 月,他得助攜妻兒赴英游學,因經(jīng)濟壓力又于 12 月獨自返回。
回國后,章士釗甚是頹唐,與舊友相聚夜飲的機會也大大減少,不過鄭、章仍間有互訪。至 1930 年初章士釗的生活尚無著落,經(jīng)常高臥不起,鄭孝胥幾次來訪時他都未起床,在訪鄭時他甚至表示意欲賣文為生,可見其窘?jīng)r。這一時期,章士釗曾作《除文》及《和弢庵元旦》《夜起庵》二詩示鄭。次日,鄭孝胥回訪了章,并贈詩一首,題為《人日遺章行嚴》。在詩中,鄭孝胥對章士釗的學行表示嘉許,也對章士釗因頂逆新文化思潮而遭受非議表示同情,同時,對章此時的潦倒境遇、抑郁窮愁,也給予了撫慰,可見基于較為一致的文化立場,二人在交往中情誼日深。章士釗不止一次地寫詩贊鄭,如"海藏長年才益茂,此老木強出天賜。"(《歸自歐洲纕衡見贈長歌依韻奉答》)也對海藏先生的指導銘記在心":吾生好談政,夙昔廢謠吟。忽逢碩師來,嘉訓重南鍼。謂與大蘇近,受寵殊不任??嗨烟K詩讀,契賞亦未深。"(《金州海邊讀拔可所贈諸家詩集賦此欲寄》)詩中追敘了鄭孝胥對自己學詩的影響,對鄭稱贊他的詩風近蘇尤其念念不忘。
三、異途而趨
鄭孝胥與章士釗性格上有一大相似點,即狷介,二人特立獨行的個性都是出了名的。錢基博的《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中記載了這樣一則掌故:鄭孝胥宣統(tǒng)三年到京師,"投刺中朝貴胄,署曰詩人鄭孝胥"[3](P182),充分表現(xiàn)出他自命不凡與恃才傲物的性格。黃遵憲在其《己亥續(xù)懷人詩》中也稱鄭"閃電雙眸略似嗔,知君龍性未能馴。同游莫學梁園客,自負山膏好罵人。"可見鄭孝胥性格狂放不羈的一面。章士釗的性格也堪稱獨立不羈。
他一生無黨,自英國留學歸來,主國民黨的《民立報》,卻倡言"毀黨造黨"論,與黨人發(fā)生了齟齬,遭排擠后自辦《獨立》周報,章士釗后來在五四時期更是逆潮流而行,提倡農(nóng)業(yè)救國論,抨擊新文化運動,直落得"士釗之名,儒林所不齒;士釗之文,君子以羞道"[1](P381).章士釗蹉跌之后,干政之心漸漸冷了很多,而鄭孝胥則與日本聯(lián)系越來越密切,加緊了建立"后清"帝國的進程。
1931 年,鄭孝胥與王賡、曹經(jīng)沅等人會于天津,章士釗不在其中,原來是時他已應張學良函邀,赴沈陽任東方大學教授,又開始了新生活。章士釗到東北后,很受優(yōu)待,不久后被聘為東北大學文學院院長。而讓東北當局猝不及防的九一八事變也在不久后發(fā)生了,章士釗曾參加東北外交委員會,為張學良出謀劃策,但"攘外須先安內(nèi)"的政策使張學良撤入關內(nèi),10 月底章撤回北平后轉上海。就在章士釗回滬不多日后,11 月10 日鄭孝胥父子伙同日本軍人把溥儀秘密偷運出天津,隨溥儀到了東北,參與偽滿州國事宜。一入關一出關,異途而趨,也顯示了二人志行節(jié)操的差異。鄭孝胥受強烈的功名思想驅(qū)使,為了復辟滿清,不惜出賣國家與民族,投靠日本軍國主義,晚景凄涼而為人所不齒。章士釗一生立場數(shù)變,屢屢失意,回上海后執(zhí)律師業(yè),后來又依附杜月笙門下做清客,受人訾議,但在重大歷史轉折時期卻能選擇正確的政治方向,大節(jié)無虧。
1932 年凇滬抗戰(zhàn)時期,章士釗加入國難會議,而鄭孝胥則出任了偽滿州國"國務總理".在天津鄭、章二人過從極密時,鄭孝胥是否曾想過拉攏章士釗,為"后清"儲備人才,就不得而知了。即使鄭曾有過暗示,章士釗也會一笑置之吧。在天津酬唱的詩友王逸唐在抗戰(zhàn)中淪為漢奸,另一位同僚梁鴻志也下了水,并且曾拉章士釗下水,章堅定地拒絕了,一如當年拒絕袁世凱的拉攏,可見他在大是大非面前一直是站得穩(wěn)的,這一點,和鄭孝胥形成了巨大的反照。鄭孝胥早年以詩名滿天下,而他自負經(jīng)世之略,在清季"督辦廣西邊防。既柄兵,驟擢用。顧所自喜者在詩,與人書曰':何意以詩人而為邊帥!'"[1](P181)鄭孝胥逝后,章在抗戰(zhàn)時期曾作詩惜之":詩人邊帥不嫌狂,漢箭朝飛事豈常?王道縱知非樂土,后清未必勝宏光。"詩中既追憶了這位"詩人邊帥"的桀驁形象,也對他過于追求功利,最終附敵賣國的行徑感到深深的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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