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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大學軍事理論論文參考論文篇一

　　《東固革命根據地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實證考察及研究》

　　[摘 要]古田會議最突出的貢獻就是正式在全黨范圍內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建軍原則。東固革命根據地的軍隊建設實踐和經驗從一個側面解讀了古田會議確立這一原則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內涵。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東固根據地武裝力量的建立和發(fā)展,也就沒有東固根據地武裝割據局面的形成和發(fā)展;東固革命根據地在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過程中,作出了許多創(chuàng)造性的貢獻,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印證了毛澤東關于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思想的正確性。

　　[關鍵詞]東固根據地;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實證研究

　　1929年在福建古田召開的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最突出的貢獻就是在全黨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原則。這一原則來源于革命斗爭特別是軍隊建設的實踐,并隨著革命斗爭特別是軍隊建設實踐的深入而不斷深化。本文僅以東固革命根據地的軍隊建設實踐和經驗為考察對象,進一步解讀古田會議確立這一原則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內涵。

　　一、東固革命根據地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歷史考察

　　東固根據地黨和軍隊建設的歷史進程,充分證明了這樣一個真理: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東固根據地武裝力量的建立和發(fā)展,也就沒有東固根據地武裝割據局面的形成和發(fā)展。1927年初,共產黨員賴經邦(江西吉安東固人)在東固組建了東固地區(qū)第一個黨小組。大革命失敗后,賴經邦與共產黨員高克念、曾炳春等人在白色恐怖下,在東固敖上召開了黨員大會,史稱“敖上會議”。會上,賴經邦強調黨的活動轉入農村的重要性,提出恢復和發(fā)展黨的組織、發(fā)動農民舉行秋暴、建立革命武裝等問題。會議決定:成立黨支部,稱東龍(東固、南龍)黨支部,選舉賴經邦為書記。東龍黨支部充分發(fā)揮黨組織的基層戰(zhàn)斗堡壘作用,對東固根據地的建立和鞏固,以及整個贛西南革命斗爭的開展,始終發(fā)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中共東龍黨支部直接領導之下,同年10月,在敖上建立了東固最早的革命武裝――工農革命軍,賴經邦任隊長。10月底,爭取了以段月泉為首的綠林武裝“三點會”成員,使東固的革命武裝力量一下子就增加了一倍。東龍黨支部在建立和擴大工農革命軍的同時,積極準備暴動。1927年11月12日發(fā)動了黨史上有名的贛西南地區(qū)的“東固暴動”。東固暴動的勝利,拉開了東固武裝斗爭的序幕,震動了鄰近各縣的反動統治。綠林首領紛紛帶領人槍投奔工農革命軍,東固工農革命軍得到壯大。東固暴動成功后,東龍黨支部又及時領導東龍游擊隊轉入游擊斗爭。1928年2月,贛西南特委將東固工農革命軍與永豐、吉水的農軍合并,并吸收吉安、吉水、永豐等地的工農群眾參加,成立江西工農革命軍第三師第七縱隊。不久,特委決定吉安縣延福地區(qū)李錦云等人籌建的革命武裝,編為江西工農革命軍第三師第九縱隊。1928年9月,江西工農革命軍第七縱隊、第九縱隊合并改編為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1929年2月初,紅二團到達興國蓮塘與贛南紅軍十五、十六縱隊會師。由于斗爭形勢的需要,贛南紅軍第十五、十六縱隊及部分游擊隊、赤衛(wèi)隊員以及從紅二團抽調的100余名黨、團員骨干官兵合編成立江西工農紅軍獨立第四團。為加強黨的領導,統一指揮軍事斗爭,1929年6月,成立紅二、四團行動委員會,并相應成立紅二、四團政治委員和軍事委員會。毛澤東曾對紅二、四團戰(zhàn)斗力給予極高的評價,他在1929年1月寫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紅軍第四軍……現在計在前委管轄下與前委有發(fā)生關系的共有三個部隊,一是四軍一二三縱隊,槍二千,這是主力,二是湘贛邊界部隊有槍一千四百,三是江西第三(二)四團槍一千,共計四千五百槍。這三部分大體說都可說是有相當的戰(zhàn)斗力的正式軍隊,都是從最困難的反革命高潮下創(chuàng)造出來的?！盵1]1930年1月,贛西南的地方武裝即紅二、三、四、五團,贛西游擊第二大隊及永新、蓮花、寧岡等縣赤衛(wèi)隊合編組建紅六軍,紅二、四團正式列入中央紅軍編制系列 。

　　從以上對東固根據地黨組織建設和軍隊建設的過程梳理可以看出,在東固革命根據地是先有黨后有軍,黨組織的形成早于軍隊,東固的革命武裝力量是在黨組織的推動下逐步形成的。同時,軍隊的每一步發(fā)展壯大,都離不開黨的組織領導和思想領導。

　　二、東固革命根據地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主要舉措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走政治建軍之路,是古田會議決議規(guī)定的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一原則的關鍵環(huán)節(jié)。東固革命根據地在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原則的過程中,作出了許多創(chuàng)造性的貢獻,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首先,東固革命根據地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原則具有極強的制度保證。早在東固暴動之后,紅二團的前身第七縱隊從隊部到各區(qū)隊的名冊上,都把黨在軍隊實施領導的人格化的黨代表、指導員放在第一位,從而在制度上確立和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實際工作中,大到軍事行動的實施,小到一桿槍、一粒子彈的使用,都得征求黨代表、指導員的意見。這一制度的貫徹落實,使東固革命根據地在長期艱苦的軍事斗爭中,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同時也保證了政治工作的地位與作用。特別是在紅二、四團組建后,軍隊黨的組織建設和政治工作制度又有了新的發(fā)展。紅二、四團組織了“團委”,“每連有一個(支部),團部有政治部”,“支部分小組”,“團部、政治部、士委會為不相屬之三平行機關,對內外均連署”,“官兵除作戰(zhàn)指揮外,都是站在平等地位的,官兵間的感情很親切,每月的生活補助費,也是一樣開支?！盵2]與此同時,革命軍隊中從大隊、中隊到連隊,各級都有公開的黨代表。但黨員都是秘密的,連隊中的黨的小組也是秘密的,都是單線聯系。共產黨員在戰(zhàn)斗中、在群眾工作中都要起先鋒模范作用,并做團結各類戰(zhàn)士的思想工作等。連隊建立士兵委員會,民主選舉優(yōu)秀戰(zhàn)士代表為主席,它有批評處分行政首長的執(zhí)行權力。正因為如此,1929年2月,毛澤東率轉戰(zhàn)贛南的紅四軍與紅二、四團在東固勝利會師后,對這支初次見面的地方紅軍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認為紅二、四團在許多方面,尤其是軍隊建設方面創(chuàng)造了許多新的經驗,這些經驗正是紅四軍所需要的。這些經驗主要就是敵強我弱的不利形勢下紅軍的游擊戰(zhàn)術與群眾工作經驗,以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原則這兩個方面。尤其是后者,給一直尋求解決這一問題之道的毛澤東以極大的啟示。毛澤東稱贊紅二、四團的體制是“絕對的黨領導”,政治指導員、政治委員“支配”軍事長官,一個子彈黨也要“過問”,實行的是“集體的黨領導”體制,并認為紅二、四團的這一創(chuàng)造性經驗可以“幫助”紅四軍加強黨的領導。

　　其次,東固革命根據地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原則具有廣泛的認同性。在東固革命根據地,黨的領導在堅持政治思想工作和宣傳教育工作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他們組織政治宣傳隊,作為黨組織開展工作的有力助手,負責檢查群眾紀律,宣傳黨的政策;向敵人喊話,瓦解敵人;執(zhí)行并檢查俘虜政策。紅二、四團的干部戰(zhàn)士除戰(zhàn)斗外,都擔負宣傳組織群眾、籌糧籌款以及收集情報的任務。官長不許打罵士兵,強調政治上平等的同志關系,提倡互助友愛。對黨對上級決議最忠誠,講原則,不徇私情等等。為了培養(yǎng)干部,加強干部戰(zhàn)士的政治軍事訓練,紅二、四團將東固教導隊改為紅二、四團教導隊,后又改為中國工農紅軍學校[3],毛澤東任校長,朱德任政委,這是中國工農紅軍史上第一個正規(guī)的紅軍學校。紅軍學校設醫(yī)學、政治、軍事三個專業(yè),每天三操兩講。紅二、四團經過整訓,統一了領導,加強了紀律,提高了部隊的軍政素質,加強了戰(zhàn)斗力。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傳教育工作,使東固革命根據地軍民逐步形成了共識,從而更加自覺地接受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第三,東固革命根據地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原則具有黨的指導與監(jiān)督的統一性。中共江西省委對東固根據地的建立給以直接的關注、支持和領導。早在1928年1月29日,《中共江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關于贛西南目前工作決議案》就規(guī)定了贛西南各級黨委目前的工作,明確指出要在軍隊的組織系統中設立黨組織的領導。1929年6月,隨著革命形勢的發(fā)展,又明確指出:“為適應目前的環(huán)境,覺得二、四團有組織統一指揮機關之必要,故于目前二、四團團委……組織二、四團行動委員會,以統一二、四團……的指導;組織政治委員會,以統一二、四團的政治工作,委員即以行動委員充任……以統一二、四團軍事指揮……第四軍委會設參謀長一人,參謀一人,政治委員一人……”東固根據地與中共江西省委的交流也較為密切,“至于各級黨部對下級的指導狀況,只有贛西南特委和九江縣委見到一點,其余的還見不到……關于各地政治經濟社會狀況的報告,黨的和群眾工作報告,只有贛西特委和九江縣委經常的稍為做到表面上的描寫,省委得到以為無價之寶……”[4]正是在中共江西省委的密切關注和直接指導下,最終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促使東固根據地建立、發(fā)展和鞏固,并為其他根據地的發(fā)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三、東固革命根據地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意義分析

　　東固革命根據地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原則的方針舉措,在黨和軍隊建設的歷史上,寫下了具有特殊意義的一頁。筆者僅從以下兩個方面加以闡述:

　　一是印證了毛澤東關于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思想的正確性。鑒于大革命失敗的沉痛教訓和當時的國情,毛澤東高度重視黨對軍隊的領導權問題。早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在領導秋收起義隊伍向井岡山挺進的過程中,毛澤東領導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以“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在部隊中建立黨的各級組織,從而把革命隊伍置于黨的領導之下。到井岡山后,毛澤東更加注重紅軍建設,特別重視黨對軍隊的領導問題。但是,由于紅四軍脫胎于舊式軍隊,加上部隊的組成來源復雜,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這些非無產階級思想對紅軍影響甚大,以致井岡山的斗爭多次遭受挫折。毛澤東認為,“黨在這時期中不能有絕對的指揮權,小團體主義充分存在而發(fā)展,黨不敢作調動槍枝上的嘗試”,甚至全軍從連到軍,在某些問題上不是聽從黨的指揮,而是“絕對聽命于個人”。[5]這是影響紅軍戰(zhàn)斗力的一個重要原因。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東固革命根據地黨組織扎根深,領導作用強,政策正確?！耙磺新犆邳h組織”,即“有很好的黨”,“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中共東固支部、東龍區(qū)委、東固區(qū)委,正確貫徹執(zhí)行中共中央、中共江西省委和贛西特委的正確方針政策,重視從東固地區(qū)的實際出發(fā),緊緊依靠非常熟悉的廣大貧農。黨組織嚴密鞏固,充分發(fā)揮了領導核心和戰(zhàn)斗堡壘作用。東固革命根據地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原則的貫徹執(zhí)行,印證了毛澤東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思想的正確性。毛澤東對此也作了充分肯定。1929年6月14日,他在福建連城新泉寫給林彪的信中極力稱贊紅二、四團的領導體制。信中寫道:“至于二、四團,四軍的同志見了他們簡直是慚愧萬分,他們是指導員支配軍官的,前五冊上軍官的名字列在指導員的后面,一個子彈不過問黨不能支配,他們是絕對的黨領導。這也可以說是幫助四軍黨的領導加強的原因……小團體主義不消滅,不能如二、四團一樣的完全由集體的黨領導,則紅軍只是一個好的名稱罷了!”可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思想,從實踐的角度而言,最初來源于李文林領導的東固紅軍。毛澤東在吸取了東固做法的基礎上,將“支部建在連上”和黨對軍隊領導的思想發(fā)展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和綱領。從這個意義上講,古田會議決議中有關軍隊黨的建設的許多提法,也應該與東固革命根據地軍事斗爭的實踐有著密切的聯系。

　　二是成為了人民軍隊建軍綱領的一個重要思想淵源。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中國共產黨要在武裝斗爭中求生存求發(fā)展,最終戰(zhàn)勝反革命的武裝力量,必須有一支黨絕對領導下的革命軍隊。但是如何處理黨和軍隊的關系,完全沒有經驗?！鞍似摺睍h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給全黨指出了革命復興之路。但是要貫徹“總方針”,還要各地黨組織在武裝起義的實踐中實施正確的領導。東固暴動前夕成立的東龍黨支部,是領導起義的堅強核心。黨確定的起義時機,采取的聯合綠林武裝、重新組織農民協會等策略和措施,是符合實際的,保證了起義的成功。東固暴動成功后,為了適應革命發(fā)展的需要,很快在東龍黨支部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共東龍區(qū)委,隨著革命斗爭形勢的不斷推進又將東龍區(qū)委改為東固區(qū)委,并先后選舉產生了贛西特委、贛西南特委。在健全得力的黨組織堅強領導下,東固根據地的革命武裝力量不斷壯大并很快成為贛西南地區(qū)革命的主力軍?？梢?東固根據地在處理黨和軍隊的關系上,黨指揮槍的原則和真正實現了黨對軍隊的領導是重要的經驗。

　　參考文獻:

　　[1][2][4]東固?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第二冊)[M].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684.309.322.

　　[3]東固?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第一冊)[M].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197-198.

　　[5]毛澤東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3.66.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東固革命根據地史論》(09DS00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社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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