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科學的人類學—考察科學活動的無縫之網(wǎng)論文

　　自然科學是研究無機自然界和包括人的生物屬性在內的有機自然界的各門科學的總稱。由對自然的觀察和邏輯推理自然科學可以引導出大自然中的規(guī)律。假如觀察的現(xiàn)象與規(guī)律的預言不同，那么要么是因為觀察中有錯誤，要么是因為至此為止被認為是正確的規(guī)律是錯誤的，超自然因素是不存在的。順著傳統(tǒng)用法，自然科學可被理解為生物科學(涉及生物學程序)，并以區(qū)辨物理科學(涉及宇宙的物理及化學法則)及化學科學。以下是今天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準備的：淺談科學的人類學—考察科學活動的無縫之網(wǎng)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淺談科學的人類學—考察科學活動的無縫之網(wǎng)全文如下：

　　一、引言

　　庫恩之后，科學研究的視角發(fā)生轉換:“我們都關心獲得知識的動態(tài)過程，更甚關心科學成品的邏輯結構”，“要分析科學知識的發(fā)展就必須考慮科學的實際活動方式”[1]。同時，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影響日盛，其“語言游戲”說強調，任何活動都植根于特定的語言游戲或生活形式，從而受制于社會的、歷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以此為背景，一場重估科學知識的形態(tài)的運動展開了，“作為實踐的科學”觀念開始取代“作為表象的科學”觀念：科學是一種介入性的實踐活動而不是對世界的表象。

　　因此科學研究理應把科學活動本身作為對象，而對科學活動的考察本質上是經(jīng)驗性的社會學研究。這種新的社會學不對科學做內在論考察，不局限于科學的獨特的理性品質、認識邏輯、觀念史。它也作為“科學知識社會學”(SSK)而區(qū)別于墨頓學派的科學社會學。墨頓學派的科學社會學預設了不受社會污染的純粹的知識過程和知識內容，把科學技術的內容排除在社會學研究之外，僅把社會因素作為促進或阻礙知識過程的外部因素;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取消了知識的內容和情境之間的區(qū)分，把社會因素作為知識的構成性因素，對知識的構造活動進行了廣泛的經(jīng)驗研究，產生了大量富有啟發(fā)的成果。

　　但是，科學研究最近二十年的發(fā)展表明，“或者社會科學精致得足以解釋科學的內容但是整個社會的創(chuàng)制卻陷入一片漆黑，或者宏觀社會學恢復作用但是科學的細節(jié)消失在視界之外。”[2]以布盧爾和巴恩斯為代表的愛丁堡學派的利益分析保留了宏觀社會學和政治批判的旨趣，但是其對階級利益等宏觀社會變量的訴求并不能說明知識的微觀構造。而柯林斯的爭議分析、林奇的民族方法論等微觀研究盡管在揭示知識的微觀構造方面成果斐然，卻缺乏宏觀社會學的關注，不能宏觀地說明科學與社會的關系，而這樣的所謂社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內在論研究”[2]。

　　拉圖爾采用的人類學考察方法似乎為打通宏、微觀研究提供了途徑。這種人類學考察把經(jīng)驗的案例研究作為科學研究的基礎，強調對知識的生產現(xiàn)場、知識的生產過程進行實時實地的考察，不僅追蹤科學事實在實驗室中的微觀構造，而且還追蹤科學家在所謂實驗室外部的活動。拉圖爾采取的人類學方法首先要求通過參與式觀察取得科學活動的第一手資料;其次，運用“轉熟為生”的策略，懸置以往的有關科學的成見，保持對觀察對象的距離，單單從當下的科學活動本身出發(fā)構造對科學的理解;再次，這種人類學的方法還要求研究者對這種人類學構造保有反思性;最后，至關重要地是，要求追蹤正在創(chuàng)制之中的科學技術而不是既成的知識和技術制品，這一點成為他考察科學的第一原則：“我們研究行動中的科學而非既成的科學和技術;我們或者在事實和機器被黑箱化之前到達，或者追蹤重新開啟黑箱的[科學]爭議。”[3]我們不妨追隨拉圖爾，去考察科學活動本身，追蹤工作中的科學家和正在制作中的科學事實，看這種考察能獲得什么樣的結果。

　　二、構造自然：實驗室生活

　　實驗室是科學知識的典型的生產場所。拉圖爾首先把實驗室生活作為研究對象，考察實驗室日常的知識生產活動，是“實驗室研究”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不過，“實驗室”并不局限于通常的有圍墻的具體的實驗室，其擴展意義為“知識的生產場所”，強調對實際的科學活動進行實時實地的考察。相比之下，以往的科學研究都是事后考察，即在接受已確立的科學事實的前提下去重構科學的發(fā)現(xiàn)史、觀念史。實驗室研究也不同于對實驗的研究，因為實驗研究往往以提煉科學獨有的方法為目的，而實驗室研究則以科學事實的實際制作過程為目標，基本上是一種社會學考察。實驗室研究采用了人類學的田野研究方法，這種方法適合于新視角下對科學活動本身的考察。拉圖爾從1975年進入薩爾克(Salk)研究所，做了近兩年的實地考察。

　　現(xiàn)在讓我們跟隨人類學家進入薩爾克研究所的實驗室。實驗室包括各種復雜的實驗儀器，實驗材料，實驗室人員，科學文本。實驗儀器構成一組組“銘寫裝置”(inscription devices)，銘寫裝置把實驗材料轉化成可以直接用作科學爭論之證據(jù)的銘寫符號(inscriptions)(數(shù)字、圖表、圖像等可以呈現(xiàn)在文本中的符號)。典型的科學活動是，把實驗材料聯(lián)接或放入銘寫裝置，經(jīng)過一系列規(guī)范的操作生成銘寫符號，再根據(jù)這些銘寫符號完成科學論文，提出科學命題或主張，參與科學爭論，再依據(jù)爭論的情況繼續(xù)做實驗，強化或修改命題或主張，直至特定的科學命題或主張變成事實。在上述觀察中，首要的是實驗室的物質環(huán)境。“這個實驗室的特別之處在于儀器——我們稱之為‘銘寫裝置’的特殊配置。這種物質安排的至關重要性在于，作為實驗室成員的談論‘對象’的任何現(xiàn)象并不能脫離這種物質安排而存在。比如，沒有生物測定，就不能說一種物質存在。生物測定不是簡單的獲得某種被獨立給予的實體的方式;生物測定構成了物質的構造。

　　不僅如此，現(xiàn)象完全由實驗室的物質環(huán)境所構成。人工實在——實驗室成員用客觀實體來描述——事實上為銘寫裝置所構造。借用Bachelard的‘現(xiàn)象技術’ (phenomenotechnique)這個術語，這樣一種實在經(jīng)由物質技術的構造而呈現(xiàn)出現(xiàn)象的外觀。”[4]這表明，科學不單單是思維現(xiàn)象、語言現(xiàn)象或者對世界的理論解釋，它本質上是一種物質過程，是對不確定世界的物質性介入，而正是這種介入構造出科學對象。玻爾認為對量子現(xiàn)象的描述不能脫離對實驗環(huán)境的描述。實際上，這對十七世紀以來的實驗室科學是普遍適用的。

　　拉圖爾記錄了科學家在日常的科學活動中的言談并加以分析，對科學事實的微觀構造過程做了考察?？茖W家的日常言談表明，科學“證據(jù)”的接受很難說是邏輯上必然的推論，而是做出判斷的問題，同行間的協(xié)商問題。比如說某種肽的靜脈注射是否具有心理行為效應的問題是一個實踐問題，取決于注入量，取決于科學家把什么注入量作為標準。拉圖爾還發(fā)現(xiàn)，科學家對特定科學主張的評估往往不限于所謂純粹的科學內容，而是包括研究興趣上的側重、職業(yè)實踐的迫切需要、學科未來的發(fā)展方向、時間上的限制，乃至對科學從業(yè)人員的權威甚或人格的評價，如此等等。這些考慮直接影響到特定科學主張的接受和否定。“評估的豐富性使得這種構想——思維過程或推理程序同這些討論發(fā)生于其中的實際物質環(huán)境相隔絕——變得不可能。”[4]。拉圖爾從言談分析中得出結論：科學事實“完全是一種社會的構造”[4]。“社會的”在這里并具有其在墨頓或布魯爾那里的含義，只是表明區(qū)別于純粹邏輯推理過程的微觀構造過程。

　　拉圖爾還從人類學角度進行了歷史案例研究，描述了促甲狀腺素釋放因子(TRF(H))化學序列的確定過程，給我們呈現(xiàn)出科學事實的典型的構造過程。[①]1962年，“大腦控制促甲狀腺素的分泌”已成為神經(jīng)內分泌學界的公認事實。吉爾曼(Guillemin)認定這種控制作用源自下丘腦的一種新因子，他將之命名為促甲狀腺因子(TRF)，并認定它是一種肽，決定用化學分析方法確定其氨基酸序列。其時下丘腦因子的生理學研究頗有成果，卻沒有分析出下丘腦因子化學序列的先例;TRF的存在只是一種假定，很可能是其他已知因子在起著作用。

　　因此，該決定并非唯一可能的研究路徑，沒有它神經(jīng)內分泌學照樣會繼續(xù)發(fā)展。盡管如此，吉爾曼1963年提出了確定新釋放因子存在的14條嚴格標準，從而徹底地重塑了釋放因子的研究領域。以前有關新釋放因子存在的研究和主張都被取消了?？梢哉f，在這套研究標準存在以前TRF并不存在。這些標準要求更精密而昂貴的實驗設備和技術。日本、英國的競爭者因此出局。1966年以前，研究工作主要是改進TRF的提純方法。把一種餾分認定為TRF的根據(jù)僅僅是它能在生物測定中穩(wěn)定地產生出與基線峰值有顯著差異的曲線。到1966年，已能獲得相當純的所謂TRF。

　　但是，此前所有的酶實驗都未能破壞TRF的生物活性，吉爾曼因此主張“TRF或許不是一種肽”。沙利(Schally)的團隊采用了與吉爾曼大致相同的研究路線，盡管他們認為這種新物質是一種激素即TRH。沙利在1966年發(fā)現(xiàn)TRF含有His、Pro、Glu三種氨基酸，不過只占TRF總質量的30%。盡管存在著其他解釋，由于沙利認可吉爾曼的權威，因此無視三種氨基酸的存在而得出結論：“TRF不是肽”。而這意味著研究方向將發(fā)生發(fā)生重大改變。其時，與TRF的生理學研究相比，TRF的化學分析無甚進展。美國全國衛(wèi)生研究所準備召開一個針對該領域的評審會議，這將直接影響該領域的資金分配，進而決定著TRF化學分析的存亡。

　　吉爾曼的團隊將會議拖延到1969年1月，在該會議上公布了他們獨自做出的發(fā)現(xiàn)：His、Pro、Glu三種氨基酸占TRF總質量的 80%;TRF是肽。分析工作進入最后階段。確定TRF序列并不直接分析天然的TRF，而是用上述三種氨基酸合成各種可能的序列，同天然TRF做比較，看兩者在銘寫裝置上產生的銘寫符號是否足夠相似。沙利的團隊使用薄層色譜儀來進行這項工作，并于1969年9月提出，TRF化學序列是Pyro-Glu-His-NH2.。吉爾曼的團隊認為兩種物質在薄層色譜儀上所產生的譜線的微小差異不可忽略，因此否定了沙利的結論。他們認為只有原子水平的質譜儀才能最終確定TRF的結構。1969年9月質譜儀終于產生出合成Pyro-Glu-His-NH2與天然TRF的幾乎完全相似的光譜。爭議停止了。此時，本體論轉換發(fā)生了：“TRF是Pyro-Glu-His-NH2”。吉爾曼和沙利都因TRF序列的“發(fā)現(xiàn)”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醫(yī)學獎。

　　上述過程表明TRF序列的確定不是單線的邏輯發(fā)現(xiàn)過程，而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和多種可能性的構造過程，而實驗設備對不確定世界的介入在整個構造過程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科學事實的“發(fā)現(xiàn)”不過是曲折的充滿爭議的構造過程的結果。只有在構造過程結束之后，科學事實的構造才變成“發(fā)現(xiàn)”，變成獨立于構造過程的外在事實，構造過程本身以及實驗室的物質環(huán)境被掩蓋了。當我們深入知識的實際生產過程，知識的品質立刻發(fā)生變化：與其說知識是靜態(tài)的表象，毋寧說知識是一個動態(tài)的構造過程;知識的力量不是表現(xiàn)為對外部世界的描摹，而是表現(xiàn)為對世界的型塑。

　　就知識的靜態(tài)含義而言，它不過是對型塑過程及其結果的記錄，知識更多的是一種“know-how”而非“know-that”的知識。不妨給知識下個新的定義：何為知識，知識就是型塑世界的過程或能力。知識的力量的表現(xiàn)之一就是對“自然”的構造。TRF的構造史已經(jīng)表明科學事實或者說“自然”是構造的結果，先在的“自然”并不能說明科學事實的生產。“由于爭論的解決是自然表象的原因而非其結果，因此我們決不能用這個結果——自然——來說明爭論如何以及為什么被解決了。”[3]

　　三、型塑社會：實驗室的擴張

　　上述考察的焦點是科學事實的微觀構造，問題是發(fā)端于“實驗室研究”的考察知識活動現(xiàn)場的人類學方法能擴展到“科學、技術與社會”(SST)水平上的宏觀研究嗎?我們把“實驗室”定義為“知識的生產場所”，而實際上知識生產活動并不局限于通常的圍墻內的實驗室，隨著知識活動的實際展開，“實驗室”的構造也隨之擴展。拉圖爾認為“實驗室‘內部’與‘外部’的區(qū)別、‘微觀’水平和‘宏觀’水平的區(qū)別恰恰是實驗室的建造要破除和取消的”[5]。

　　“追蹤工作中的科學家和行動中的科學”的原則自然會導向宏觀層次的科學研究，導向對實驗室的擴展構造、實驗室在社會中的定位及其型塑社會的力量的考察。在這種追蹤中，總會發(fā)現(xiàn)有一部分科學家在所謂實驗室“外部”活動，同科學界、政府、生產部門、用戶、傳媒、公眾保持著聯(lián)系。一旦這些聯(lián)系中斷，實驗室內部的研究工作將陷入停頓。這表明，對實驗室內部和外部做出截然區(qū)分是成問題的。這種區(qū)分把實驗室想像為隔絕于社會的知識生產地，從中產生出純粹的自然知識，這種知識隨后毫無代價地擴散到實驗室之外。這種成見掩蓋了實驗室的構造及其在社會中的定位，進而使實驗室的力量神秘化。且來看個案例。[②]

　　19世紀末法國的農場發(fā)生炭疽疫情。巴斯德把瘟疫界定為細菌傳染病，而此前細菌學與炭疽病毫不相干。他在發(fā)生疫情的農場研究疫情，把獸醫(yī)學的用語轉譯成細菌學的術語，比如說把“疫情潛伏期”轉譯成“桿菌的孢子”，從而把細菌學同疫情聯(lián)系起來。其后，他排除了農場的其他復雜因素而把培養(yǎng)成的細菌病原體帶回巴黎高等師范學院的實驗室，他在這里可以任意地控制條件對桿菌做各種試驗。他向外界宣稱：“若想解決炭疽病疑難請到我的實驗室來。”經(jīng)過無數(shù)次試錯，巴斯德偶然地發(fā)現(xiàn)了降低桿菌毒性的實驗室條件，制出了炭疽病疫苗。這種疫苗在實驗室中的小規(guī)?；钆嶒炛蝎@得成功，如其所愿地引起了農場主、獸醫(yī)、衛(wèi)生學家等利益團體的注意。但是這并不能讓這些群體完全相信巴斯德的實驗室能控制疫情，因為疫苗在錯綜復雜的農場中的成功并不能得到保證。

　　因此，巴斯德需要在某個農場中演示其疫苗的有效性。實際上，有許多非控制的因素會導致失敗。因此巴斯德需要把關鍵的實驗室條件擴展到農場。巴斯德成功地與這些代表達成妥協(xié)，把農場變成了準實驗室，巴斯德的“預言”實現(xiàn)了，在外界看來，實驗獲得了“奇跡般的”成功。巴斯德實驗室的疫苗被廣泛地用于法國農場。由此，巴斯德實驗室成為相關利益群體的強制通行點，巴斯德名垂史冊，法國農業(yè)的面貌為之一新，獸醫(yī)職業(yè)和衛(wèi)生學都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巴斯德的細菌理論與實踐深刻地影響了法國的社會關系。當巴斯德和衛(wèi)生學者提出細菌——傳染病的傳染源——的概念時，他們并沒有把社會看作是由窮人和富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組成的，而是由傳染病患者、健康的但是危險的細菌攜帶者、有免疫力的人、接種疫苗的人這樣的群體組成的。他們給這些群體的界定加入了非人的行動者：細菌——共同的敵人。共同的利益被制造出來，一種新的社會連帶類型產生了。以前因為階級對立而被視作階級壓制工具的衛(wèi)生法令得以實施。

　　巴斯德的實驗室重塑了各類社會行動者，轉譯了他們的利益和社會關系，成了型塑社會的力量。我們可以從巴斯德的工作中提煉出許多有意義的結論。首先，“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學活動的結果。“在我們的現(xiàn)代社會中，大多數(shù)真正新的力量來自科學，而不是來自古典的政治過程。”[5]“既然[科學]爭議的解決是社會獲得穩(wěn)定狀態(tài)的原因，我們不能用社會來解釋[科學]爭議如何和為什么被解決了。”[3]布魯爾的社會實在論用社會說明知識，其根源在于他仍局限于表象主義的窠臼，認為知識是以社會為中介的對客觀實在的表述。而我們通過對知識活動的考察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知識的生產過程就是實在的構造過程。“描述(account)和實在不存在先天的(a priori)區(qū)別;...描述就是實在。”[6]其次，我們發(fā)現(xiàn)了科學力量的源泉——實驗室。

　　當巴斯德把病原體帶回巴黎的實驗室時，一個關鍵的轉換發(fā)生了：研究場所由有著無數(shù)不可控因素的大規(guī)模的農場變成條件可控制的實驗室，巴斯德可以在該實驗室中任意地對病原體做各種試驗。同時，實驗室成果的應用并不是簡單的傳播，而是把農場轉變成準實驗室。“既然科學的事實在實驗室里被制作出來，為了使它們擴散開來，你需要建構它們能在其中維持其脆弱效力的昂貴的網(wǎng)絡。如果這意味著把社會轉變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那就這樣做吧。”[5]似乎可以說，科學通過把社會轉變成巨大的準實驗室而型塑社會。再次，我們發(fā)現(xiàn)，實驗室本身的構造也包含了農場主、農業(yè)協(xié)會、獸醫(yī)、衛(wèi)生學家乃至普通公眾這些社會行動者。巴斯德始終在努力把這些行動者的利益同他的實驗室聯(lián)系起來，竭力讓他的實驗室成為這些行動者的強制通行點?？梢韵胂?，假如他的實驗室未能成功地維持這些行動者的興趣，或者他未能同他們達成把農場變成準實驗室的妥協(xié)，那么炭疽病疫苗的實驗室制作就不會成功?？梢?，知識的成功構造以成功轉譯相關社會行動者的利益并贏得其支持為前提，實驗室不是封閉的實驗室，實驗室的構造必須納入社會行動者。

　　四、科學自然社會的同時構造：走向行動者-網(wǎng)絡理論

　　前述對科學活動的人類學考察已經(jīng)揭示，“自然”和“社會”都是在科學活動中得以塑造，都是科學爭議趨于穩(wěn)定的結果。傳統(tǒng)的社會學分析框架不再有效了，因為這種分析框架有著預定的社會范疇和嚴格的社會/自然區(qū)分。以往的科學研究預設了“自然實在”或“社會實在”這兩極。要么用自然來說明知識和社會;要么用社會來說明知識和自然;要么用“自然”和“社會”的雜交來說明知識。以拉圖爾為代表的巴黎學派所倡導的新的社會學研究框架試圖顛倒說明方向，不再用預定的自然或社會來說明科學活動，而是考察科學活動如何重構著自然和社會。他們主張，如果不研究科學和技術作為其一部分的社會情境同時發(fā)生的重構，科學知識和技術系統(tǒng)的發(fā)展就無法被理解。只有同時追蹤創(chuàng)制中的科學和型塑中的社會才能把握知識活動的本質。“自然的”和“社會的”要素性質上不加區(qū)分的參與了知識的構造，同時作為結果被重塑。巴黎學派據(jù)此發(fā)展出所謂的“轉譯社會學”(sociology of translation)，又名“行動者-網(wǎng)絡理論”。那么科學、自然和社會是如何構成無縫之網(wǎng)的呢?我們來看卡龍所做的著名的案例研究。[③]

　　1973年，EDF(Electricite de Erance)籌劃開發(fā)新型電車(VEL:electric vehicle)，該計劃不僅規(guī)定了新型汽車純粹技術上的特征，而且界定了這種汽車在其中運營的社會場域。首先，EDF界定了新社會運動中的城市消費者。這場新社會運動把矛頭指向內燃汽車。內燃機是工業(yè)時代的產物，產生空氣污染和噪音等副產品;私車還是社會地位的標志，此乃受批判的工業(yè)社會的消費模式。新型電車能擁有更優(yōu)的性能/價格比，進而成為普通消費品。它還能改善城市公交。EDF在提出計劃時已經(jīng)考慮了開發(fā)電化學電池的技術可能性：首先，公交系統(tǒng)能裝配改進過的鉛蓄電池;其次，蓄電池和燃料電池能使電力汽車的時速達到90公里進而開拓更廣闊的私車市場。EDF不僅界定了后工業(yè)社會取代工業(yè)社會的社會史和技術史，而且也對制造商做了界定。

　　在EDF的項目規(guī)劃里，雷諾汽車公司只負責裝配底盤并制造車身。而雷諾汽車公司一直雄心勃勃地想成為歐洲最大的汽車制造商。EDF還尋求政府各部門提供支持：制定有利于電車的法規(guī)，為對電車感興趣的市政當局提供資助。還要求公交公司同研究中心和科學家們合作。EDF的電車計劃還不可避免地包括了蓄電池、燃料電池、電極、電子、催化劑和電解液等非人類實體，與人類實體同等重要。蓄電池開發(fā)的失敗同消費者的不合作一樣對于電車的存亡是決定性的。電車的構成實際上包括了電子、消費者、政府部門、雷諾汽車、鉛蓄電池、后工業(yè)社會等社會的和非社會的要素。該項目在最初幾年里并未受到挑戰(zhàn)，雷諾汽車公司似乎默認了這場新社會運動的不可阻擋性。但雷諾汽車在1976年對自己的利益做了新的定位，對開發(fā)高性能電池的可能性、消費者的需求做了新界定，挑戰(zhàn)EDF的安排。在1973年時，VEL存在，而到1976年就瓦解了。

　　EDF實際上在建構一個世界，卡龍稱之為“行動者-世界”或“行動者-網(wǎng)絡”。 所謂的技術對象VEL隸屬于EDF正在建構的行動者-世界，可以說，VEL本身的構造就是這個特定的行動者-世界的構造。“行動者-世界”的概念使得理解社會和技術對象如何同時被型塑成為可能。我們現(xiàn)在對行動者-世界做一說明。首先，行動者-世界的構成是異質的，既包括社會行動者，又包括非社會行動者。消費者、政府部門、制造商、蓄電池、電子等社會和非社會行動者共同構成了VEL，決定了它的技術內容。在卡龍看來，“不描述型塑技術對象的異質的和規(guī)模更大的行動者-世界就不可能描述技術對象。”[7]“社會的”不再意味著“外部的”，科學技術的內容滲透著社會因素，區(qū)分科學的內部與外部不再有意義。其次，行動者-世界是通過轉譯過程而被建構的。行動者-世界并非外部世界中的預定的行動者的簡單組合。這些行動者的利益、身份、角色、功能和位置都在新的行動者世界中加以重新界定。

　　比如說，雷諾汽車公司在EDF構造的世界里不得不服從新社會運動而降格為制造底盤和車身的廠商。在轉譯過程中，“社會的”和“非社會的”要素都發(fā)生改變。不過轉譯的成功與否取決于轉譯者的轉譯能力和被轉譯者的抵抗力。在上述案例中，雷諾汽車公司不甘于它在EDF所構造的世界中的位置，它努力建構自己的行動者-世界，進而瓦解了EDF的行動者世界，VEL也隨之死亡了。技術對象的堅固性對應于行動者-世界的堅固性。再次，轉譯過程表明，科學技術的力量已體現(xiàn)在建構過程之中，因為科學技術的建構過程就是型塑社會和自然的過程，科學技術的成功建構就是社會和自然成功型塑。同時，行動者-世界囊括了眾多社會的和自然的要素，這些要素構成科學的力量源，足以解釋科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巨大力量。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社會的準實驗室化”，科學的力量不再神秘。要言之，在科學活動的行動者-網(wǎng)絡中已區(qū)分不出純粹的“科學的”、“技術的”、“自然的”和“社會的”內容，因為科學活動本身已經(jīng)把它們結成無縫之網(wǎng)，“自然”和“社會”在這張無縫之網(wǎng)中被共同建構。

　　五、結語

　　對知識的生產現(xiàn)場進行人類學考察，同時追蹤創(chuàng)制中的科學和型塑中的社會，結果發(fā)現(xiàn)，知識生產把各種社會的和非社會的因素納入其中，知識的生產過程就是型塑自然和社會的過程，知識不是對世界的表象而是型塑世界的過程和能力;科學在建構一張科學、技術、自然與社會構成的無縫之網(wǎng)，也在這張網(wǎng)中被建構。在這種考察中發(fā)展出了行動者-網(wǎng)絡理論?？茖W的浪潮把人類卷入知識社會，知識社會是高風險的社會，其風險很大程度上源自對知識的生產過程及力量機制的無知和失控。科學的人類學和行動者-網(wǎng)絡理論為考察知識的生產過程以及知識與社會的復雜關聯(lián)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論平臺，尋求在降低知識社會的風險方面發(fā)揮作用。我們需要做的是，對知識社會中的知識活動進行更廣泛和深入的經(jīng)驗性研究。

　　注釋：

　　[1] 庫恩：《必要的張力·發(fā)現(xiàn)的邏輯還是研究的心理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65，p.267。

　　[2] B.Latour，One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 in M.Biagioli (Eds.)，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9，p.276-289。

　　[3] B.Latour，Science in Action，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p.258，p.99，p.144。

　　[4] B.Latour and S·Woolger，Laboratory Life：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64，p.159，p.144。

　　[5] B.Latour，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in Knorr-Cetina and Mulkay (eds.)，Science Observed：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 Ltd., 1983，p.141-170。

　　[6] S.Woolgar，Critique and Criticism：Two Readings of Ethnomethodology，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11，1981，p.504-14。

　　[7] M.Callon.，The Sociology of an Actor-Network：The Cas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In Mechel Callon，John Law and Arie Rip(eds)，Mapping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ondon:The Macmilian Press LTD，1986，p.23。

　　參考文獻：

　　[①] 此案例參見《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第三章“一個事實的構造：TRF(H)案例”。

　　[②] 此案例參見拉圖爾“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世界”(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一文和《行動中的科學》(Science in action)一書中有關巴斯德的段落。

　　[③] 此案例參見卡龍“行動者-網(wǎng)絡的社會學：電車案例”(The Sociology of an Actor-Network: The Cas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