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從文的小說里，我們可以看到他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那土里土氣的湘西女性中，既有純情稚嫩的少女，又有飽經(jīng)生活磨難甚至沉淪到生活底層的少婦、妓女。其人性的善良純樸總閃爍著別樣的光輝。那么為什么沈從文筆下的女性如此之美呢?
　　
　　一、創(chuàng)作了“景物即人”的獨特小說模式
　　
　　營造氣氛和描述人事幾乎同等重要，環(huán)境是人物的外化，人物的衍生物，這一點在《邊城》中尤為明顯。小說從交代環(huán)境開始，為人物出場作背景。先由描寫“茶峒”開始，自河街、吊角樓、妓女寫了長長的幾節(jié)，把邊地茶峒獨有的山光水色、地域風貌、地方風物、民風民俗等巧妙編制在一起，幻化成牧歌式的詩情畫意，展現(xiàn)出一幅富于濃郁鄉(xiāng)土氣息和地方色彩的風俗畫。接下來極其自然地寫人：文章首先寫翠翠常年便隨祖父在渡船上生活。披星戴月，皮膚自然變得黑中泛紅，顯示出力與美。其次以青山綠水與眸子相對映，描繪明亮而幽深的眼睛，勾勒出純潔而可愛的少女形象。進而以“黃麂”喻人，新鮮而又奇特，找到了善良、精明的同質(zhì)性。這樣。作者選取了自然環(huán)境中的三種典型事物，把一個勤勞、善良、精明、純潔的山村少女形象描摹得像浮雕一樣突現(xiàn)在讀者面前，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把翠翠與自然山川靈氣融為一體，使翠翠更加煥發(fā)出青春的氣息。但是《邊城》中塑造的各色人物形象，表現(xiàn)出良好的道德風尚，是理想的人物范型。特別是作品的主人公生活在青山綠水的小溪邊上的一條渡船上，祖孫二人渡著過往行人，過著清淡而孤苦的生活，這更具典型意義。這里把人與自然融合在一起寫，找到了湘西少女翠翠的生活特點，既根源于自然、符合自然又超越自然。這種恬靜的自然環(huán)境陶冶了少女們的性情。生活在湘西農(nóng)村的鄉(xiāng)下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終年以風雨為伴，與日月為伍，人與山與土地形成了一種天然聯(lián)系。人離不開自然，自然養(yǎng)育了人，形成了人的生命和智慧。
　　
　　二、含蓄地心理描寫
　　
　　古今中外描寫愛情的小說，其令人百味不厭的是對情人心理的細膩描寫。法國小說觸及愛情時，筆致往往明快熱烈，情男愛女那強烈的性意識被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這是西方文學的突出代表。中國小說更多的是含蓄的暗示，對人物性心理活動的表現(xiàn)與中華民族的審美習慣以及性觀念大致和諧。中國現(xiàn)代作家受惠于五四文學傳統(tǒng)，創(chuàng)作“人的文學”，在愛情描寫上體現(xiàn)著人的個性解放這一時代精神。從郁達夫的《沉淪》、魯迅的《傷逝》到茅盾的《蝕》三部曲，這一精神上的血緣關(guān)系一直被繼承著。沈從文小說的愛情描寫一方面體現(xiàn)了“人的解放”這一時代精神，另一方面，他也繼承了中國古代藝術(shù)精神的傳神含蓄這一藝術(shù)傳統(tǒng)，小說中的愛情之頁既有“放肆”之跡。又有含蓄之筆。根據(jù)不同的對象材料、要求變換筆墨。
　　在描寫少女愛情心理上更是含蓄而又熱烈，令人回味無窮。沈從文描寫翠翠這個人物，是從心理描寫入手，把這個小女孩從情竇初開這一頁慢慢翻開，完成了一部愛情心理覺醒之書。誘發(fā)她心事多變、情緒恍惚的原因是看劃船比賽時因語誤而罵了儺送，而儺送非但不生氣，反而找人送她回家。沈從文用他特有的含蓄之筆只寫了一句，說翠翠為了某一件只屬于自己的事“沉默了一個夜晚”。引發(fā)我們展開想象的翅膀。留下了無窮的心理空間。沈從文對少女的愛情心理把握得非常準確。他非常熟悉翠翠式的湘西純樸的純情少女心態(tài)，人物的一笑一顰。一喜一憂，都含有獨特的心理基礎(chǔ)。翠翠愛著二老儺送，有時她會無緣無故地突然問：“爺爺，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灘呢?”爺爺?shù)拇斎徊粫谇嗬藶?，只有儺送的船才在哪兒?一句無意的問話，袒露了一個少女的情懷，一位嬌羞的少女形象躍然紙上。她明明在想著屬于個人的故事，但當祖父問她時，她卻輕輕地說：“在看水鴨子打架。”一句刻意的回答。證明著戀愛少女的嬌羞，只是把心里秘密的故事深藏起來，不愿意傾訴。
　　最精彩的是在寫到少女們被愛情喚醒的心靈時，用了寫夢的手法。“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夢境是人的潛意識不由自主的“告白”。沈從文也寫夢，但他筆下少女翠翠的夢境描寫完全在于表達一種詩意的情緒，是比喻，更是象征。二老月夜里唱的纏綿歌聲催動了一顆少女的心，在夢中實現(xiàn)了平時不可能實現(xiàn)的愿望：飄然而飛，竟至摘下了一把自己非常喜愛的虎耳草：
　　翠翠……夢中靈魂為一種美妙歌聲浮起來，仿佛輕輕的各處飄著。上了白塔。下了菜園，到了船上，又復飛竄過懸崖半腰——去儆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時她仰頭望著崖上那肥大虎耳草已極熟悉。崖壁三五丈高，平時攀折不到手，這時節(jié)卻可以選頂大的葉子做傘。
　　這個夢境說明翠翠還是一個童心未泯的小姑娘，這樣就為愛情故事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三三遇到城里青年后。也同樣作了一個夢，夢見自己與青年為買不買雞蛋而爭吵，其實那是嗔怒，用自己看似惱怒的表現(xiàn)來表達自己無所適從的感覺。夢帶給我們一個更加迷離的世界，讓我們又看到了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純情少女。
　　
　　三、作者獨特的“美”的創(chuàng)作觀念
　　
　　創(chuàng)作觀念于沈從文獨特的人生閱歷是分不開的。他生于荒僻而風光如畫，富有傳奇性的湘西鳳凰縣。身上流著苗、漢、土家各族的血液。14歲參軍入伍，看慣了湘賓的雄武，以及各種迫害和殺戮的黑暗。從青年時代就充滿了對政治的不信任，他自小諳熟川、湘、鄂、黔四省交界一帶人民的愛惡哀樂的鮮明生活樣式和吊腳樓淳樸的鄉(xiāng)俗民風。因此。形成對民間的。世俗的東西具有特殊敏感的審美情趣。以后接受了“五四”文化運動中關(guān)于“人的文學”和“國民性改造”，以至“美育代替宗教”的傳統(tǒng)。沈從文不主張革命性改造中國的道路，而主張經(jīng)由文化改造人，改造生命，改造民族。
　　至此，我們不得不對沈從文筆下的“生活”、“生命”這樣兩個至關(guān)重要的概念予以理論上的澄清。在沈從文的思想中，“生活”與“生命”既非種屬關(guān)系，也非交叉關(guān)系，而是一種并列關(guān)系。“生活”是指人的衣食住行以及為了延續(xù)后代的婚姻行為，“生命”是人以自為狀態(tài)存在的高級形態(tài)。人如果僅僅需要滿足“生活”，便與動物無異；人一但被外界的物欲所左右，便失去了自己做為人的本質(zhì)力量，人性就退化為獸性。正是在這種對立中，沈從文發(fā)現(xiàn)了生命的最初形式。“不信一切唯將生命貼近土地，與自然相鄰，亦如自然一部分的。生命單純莊嚴處，有時竟不可仿佛。”這是與自然契合的原始人性，即生命的最初形式，只不過是處于原始自在狀態(tài)。“雖近生命本來”但尚不是自為狀態(tài)。要達到“生命”，人必須擺脫金錢的奴役，保有純樸的人性，并對自己的命運具有符合理性的自我認識與自覺駕馭。因此，人生由“生活”和“生命”兩部分構(gòu)成。人需要“生活”，更不能沒有“生命”，“生命”使人擺脫單純的獸性，它所含著人之所以為人的“人性”和超越具體人生形態(tài)的“神性”即理想。從“人性”到“神性”，這是生命的一種飛躍。
　　基于這種認識。沈從文的人性美是以生命的自然形態(tài)顯現(xiàn)的即“神在生命中”。企圖用湘西世界保存的那種“善”那種“美”的自然生命形式作參照，來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探求人的重造這一過于沉重的題旨。在西南聯(lián)大時，沈從文越發(fā)向“純生命的文學”的思路發(fā)展，即不斷探討文學和生命的關(guān)系，而不是強化文學和社會和時代的關(guān)系。他明確表示文學的意義不僅僅在“社會道德一方面”，而要使“讀者能從作品中接觸另外一種人生，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示，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至于通過文學達到對“生命的明悟”，他又分成兩層：“消極的使一個人從肉體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為緣，并明白人生各種形式，擴大到個人生活經(jīng)驗以外。”而更積極的是，“激發(fā)生命離開一個動物人生觀，向抽象發(fā)展與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人類一切進步的象征。我認為推動或執(zhí)行這個工作，文學作品實在比別的東西更其相宜。”對藝術(shù)美的潛心探究和對生命神性的皈依使沈從文始終保持了一種藝術(shù)家的情感和心態(tài)，一切取舍是以自己的情感好惡為標準，而非出自于功利。恰恰鄉(xiāng)村生命形式的美麗，實現(xiàn)了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本于自然回歸自然的哲學。“湘西”就能代表一種“優(yōu)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藝術(shù)的目的在于求得生命的永生——美的長存，這就是沈從文龐大的藝術(shù)世界建構(gòu)工程一“希臘小廟”，“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