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比較文學本科論文范文
隨著比較文學課程在國內外各高校的開設, 比較文學受到越來越多來自文學界的關注。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大學比較文學本科論文范文，供大家參考。
大學比較文學本科論文范文篇一
《 國內變異比較文學論文 》
一、國內比較文學變異學的萌發(fā)期
嚴紹璗先生在研究日本文學的變異現(xiàn)象時指出:“文學的‘變異’，指的是一種文學所具備的吸收外來文化，并使之溶解而形成新的文學形態(tài)的能力。文學的‘變異性’所表現(xiàn)出來的這種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和‘溶解’，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理解。”因而，“變異”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基于本土經驗的對本土文學的創(chuàng)新及發(fā)展。在此過程中，本土文學的民族性并未因“變異”而消失，而是得以延續(xù)及充實，“‘排異’中實現(xiàn)自身的‘變異’”。其實早在嚴紹璗先生研究日本文學的變異現(xiàn)象之前，臺灣學者提出的“闡發(fā)”法中蘊含的文論話語異質性問題已經為變異學的產生提供了客觀依據(jù)。因為異質文論話語“在相互遭遇時，會產生相互激蕩的態(tài)勢，并相互對話，形成互識、互證、互補的多元視角下的雜語共生態(tài)，并進一步催生出新的文論話語”。此種新的文論話語從本土的文化及文學背景出發(fā)，也許是對西方文論話語加以“修正”或“調整”的結果，比如五四期間的浪漫主義者在對西方浪漫主義的調整中，更注重繼承浪漫主義的情感維度;或是滲入了本土的文化因素，在對外來“模子”的選擇中而實現(xiàn)的文論的“他國化”變異，但此種變異并非一味的追隨或排外，而是依據(jù)自身的文化傳統(tǒng)及現(xiàn)實情況，有效地吸收并改造外來文論，從而使其成為中國文論話語的一部分，否則就會導致文論的“失語癥”。
相比于“闡發(fā)”法中由于文論話語的異質性而產生的變異，翻譯中的“變異”則顯得更為“隱性”。王曉路在《中西詩學對話———英語世界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第三章“遷移的變異”中，闡述了英語世界經由語言的中介而對中國古代文論的不同理解與闡釋，指出了語言在交流過程中的“牢籠作用”。
對這一更為“隱性”的變異進行系統(tǒng)闡述及研究的謝天振稱其為翻譯中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在1997年出版的《比較文學》第三章“譯介學”中，謝天振對翻譯中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進行了專門闡述，肯定了“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研究價值，認為在此過程中“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變形等現(xiàn)象表現(xiàn)得特別集中，也特別鮮明”，并指出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主體不僅有譯者，還有讀者與接受環(huán)境。依筆者之見，“創(chuàng)造性叛逆”究其本質，實則為跨語際翻譯中的文本在語言、文化及接受層面上的變異性，是在忠實基礎上對原文本的客觀“叛離”。
例如在跨語際翻譯中，當意義與形式兩者不可兼而得之地在目的語中再現(xiàn)時，譯作勢必會受制于目的語的規(guī)范而不可避免地在語言層面上產生變異。德國語言學家威廉·洪堡認為翻譯是一項無法完成的任務的觀點也許言過其實，但將翻譯視為部分無法完成的任務卻有一定的現(xiàn)實性。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總結的五種在佛經翻譯中原文在譯文中“面目全非”的情況便是一個有力的佐證。薩姆瓦曾指出:“我們所見到的另一種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對該文化的主觀的看法。”同理，我們所接觸甚至熟知的很多西方文論，亦是經過語言的翻譯及文化的過濾后，在很大程度上經過本土改造后的“變異”的文論。
二、國內比較文學變異學的創(chuàng)立發(fā)展期
不管其是“顯性”抑或“隱性”，對文學及文論中的“變異”研究基本上是在現(xiàn)象或規(guī)律層面上進行，而未曾從理論及學科角度對其進行一番梳理總結。源于對影響研究中的形象學及媒介學中的變異問題的思考，例如形象學中的社會集體想象物生成過程中的主觀性與不確定性，由此產生與異國真實形象一定的相異性，筆者提出了比較文學的變異學。“變異學”的首次命名出現(xiàn)于《比較文學學》一書中的第三章“文學變異學”，并將其分成譯介學、形象學、接受學、主題學、文類學、文化過濾及文學誤讀，但在理論層面上未對“變異學”的命名展開過探討。有學者從比較文學“變異學”研究領域的視角出發(fā)，思考“能否根據(jù)賽義德的‘理論旅行’來支持‘變異學’的命名?或者‘理論旅行’的現(xiàn)象是將比較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命名為‘變異學’的重要根據(jù)?”。根據(jù)“理論旅行”，情境的變換會引起理論的變異。一種理論“進入新環(huán)境的路絕非暢通無阻，而是必然會牽涉到與始發(fā)點情況不同的再現(xiàn)和制度化的過程”。理論如此，文學文論自然也不例外。“變異學”自提出之日起就得到了多方的關注及探討。對中國知網(wǎng)收錄的論文調查統(tǒng)計，在其主題中輸入“變異學”，筆者共搜到已發(fā)表論文70多篇，其中碩士論文9篇，但這并不包括其他涉及和探討“變異學”但未在主題或標題中體現(xiàn)的論文及著作，對變異學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變異學”理論建構方面。著作《比較文學學》、TheVariationTheoryofComparativeLiterature(即將出版)及《“理論旅行”與“變異學”———對一個研究領域的立場或視角的考察》(2006)、《變異學: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重大突破》(2008)等14篇已發(fā)表的論文對變異學提出的歷史背景、理論架構及成立的理據(jù)進行了深入的闡述分析。變異學提出之前的比較文學研究注重探討不同文明下文學之間的“同”，并且此種“同”帶有明顯的歐洲中心主義傾向。中國文論的“失語癥”就是此種求“同”傾向的產物。有學者注意到了這一現(xiàn)象并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弗朗索瓦·于連的《迂回與進入》就是對此種求“同”傾向的批判回應。雖然其對不同文明間異質性的關注與探討具有積極意義，但其方式卻具有單向、靜態(tài)的指向性特征，其最終的目標是通過“他者”來反觀自身。而變異學在對求“同”的回應上則更進了一步。它不僅關注比較文學中的異質性問題，更試圖在此基礎上達到不同文明下文學間的互補性，最終實現(xiàn)世界文學的總體性。變異學動態(tài)的特征使其超越了民族性，具有普適性。因此，變異學范式為處理異質性提供了一種變化的、動態(tài)的新模式。
在其理論架構上，《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跨越性”特征與“變異學”的提出》(2006)在闡述了比較文學發(fā)展的三個階段并得出文學跨越性為比較文學基本特征的基礎上，指出文學變異學為學科理論研究的新范疇，并界定了文學變異學的定義及研究領域，對在2005年《比較文學學》中提出的“變異學”研究范圍作了一定的調整，認為:“比較文學的文學變異學將變異性和文學性作為自己的學科支點，它通過研究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學現(xiàn)象交流的變異狀態(tài)，以及研究文學現(xiàn)象之間在同一范疇上存在的文學表達上的變異，從而探究文學現(xiàn)象變異的內在規(guī)律性所在。
它可以從四個層面來進行研究，即語言層面變異學、民族國家形象變異學、文學文本變異學及文化變異學”，為此后變異學領域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及范圍?！犊缥拿鞑町愋杂^念與比較文學變異學建構》(2009)對“變異學”中的異質性問題作了進一步闡述，認為“曹順慶教授將差異性拉向共時的文學文本審美和歷時的文化功能的變異性上，在文明異質性基礎上重新將比較文學歷史化和美學化，始終把文學性和文化性作為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不可偏廢的兩極，并把哲學層面上的異質性拉回到對于文學研究可以具體操作的文學變異性中”，并總結了比較文學實踐上五個學科分支，即詩學變異性、審美變異性、文本變異性、語言變異性和文化變異性。
再者，“變異學”理論建構的其中一個學術特征便是始終與跨文明背景下的比較文學研究的“合法性”交織在一起。對此，《跨文明語境下的比較文學變異學研究》一文指出變異學是在當今世界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明的交流與碰撞的結果。變異學中的形象變異與文學文論的他國化研究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突破與發(fā)展有著重要意義，“任何一種理論在不同的語境中都會表現(xiàn)出不同的面貌、形態(tài)和內涵，應當重視根據(jù)中國經驗對西方理論所作的闡釋，重視這種闡釋與原理論的沖突，重視從中國經驗與自身理論出發(fā)對引進理論進行自覺的理性抵抗與反動”。
其次，“變異學”理論闡述方面?！犊缥拿?ldquo;異質性研究”———21世紀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2006)、《比較文學學科中的影響變異學研究》(2009)、《比較文學變異學研究探析》(2009)、《從變異學的角度重新審視異國形象研究》(2014)等22篇文章對變異學的理論特征及學理基礎進行了詳細深入的闡述，主要探討了變異學視角下的可比性基礎，變異學對翻譯研究、影響研究及平行研究的啟示性作用?！段膶W變異學視野下的語言變異研究》(2007)，探討了語言層面的變異學，指出了其所指的語言變異現(xiàn)象區(qū)別于因為譯者能力不足而造成的錯譯濫譯，并對跨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種從“變異學”視角來審視翻譯中的變異現(xiàn)象對重新思考傳統(tǒng)翻譯中的原文與譯文的關系給予了全新啟發(fā)，即從語言層面的關注轉換深入到關注語言變異現(xiàn)象背后的動因，同時也有助于“比較文學反思和重新定位學科的目標，有助于發(fā)掘文學新質的生成機制以及探討文學發(fā)展的動力問題”。此外，“可比性”一直是比較文學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之一。
《“不可通約性”與“和而不同”———論比較文學變異學的可比性基礎》(2008)則從變異學角度探討了比較文學的可比性基礎，即將變異學的學理基礎異質性視為學科的另一可比性基礎，從而突破了之前比較文學研究中以求“同”為可比性基礎的局限，為跨文明視野下的比較文學研究提供新的理論視角，解除了以求“同”為目的的研究困境。“比較文學變異學的可比性基礎異質性的提出正是中西兩種關注普世性差異思想影響下的必然，是解決整個世界比較文學發(fā)展困境與學科建構問題的理論革命。”[再者，變異學的提出能很好地解決形象學中的變異問題，辨清形象學的學科定位。“法國學派的理論缺失在于不能反映文學流傳中信息的失落、增添與誤讀，以及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接受者、不同文明的影響下的文學閱讀的差異。盡管法國學者對此也已有所察覺，但他們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以至于仍將這個比較文學學科歸為實證性影響研究之列。”理論的闡述有助于人們更好地理解理論框架，有助于指導人們將其運用于具體的實例之中。
再次，“變異學”理論運用方面。此類文章如《品欽在中國的譯介研究》等主要運用變異學理論來進行個案的分析與研究，集中在作品的譯介與接受研究，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作品旅行到“他者”過程中產生的變異及其緣由。任何翻譯都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都會受到不同意識形態(tài)、話語言說方式及譯者主體性的影響。翻譯中出現(xiàn)的“形象變形”及“創(chuàng)造性叛逆”都是兩種文化“異質性”的間接折射。
因此，在研究過程中，應該站在變異學的視角，透過翻譯現(xiàn)象來追溯并探究現(xiàn)象背后的實質，挖掘并正視其中的“異質性”，而不是用單一靜態(tài)的翻譯標準進行評判，從而達到良好的翻譯文學生態(tài)?！稄谋容^文學變異學視角看郭沫若詩歌翻譯中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2009)以《西風頌》和《魯拜集》的譯作為例，分析了譯作在音韻、形式、意象上的變異，來探討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并以此達到形象地再現(xiàn)原作中詩情畫意的翻譯目的。
《一個有爭議的實證性文學關系案例分析———芭蕉與中國文學》(2009)將基于事實的實證性與變異學研究相結合，在正視文學間影響的同時，探析文學流傳中的非實證層面———變異現(xiàn)象，即外來文學對作家的影響不全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作家在自身理解的基礎上同化于其創(chuàng)作之中，從而創(chuàng)造出獨具藝術價值的作品。此文章兼顧案例的實證性與非實證性層面研究，較全面地分析了芭蕉與中國文學的關系，體現(xiàn)了變異學對影響研究中實證性所忽視的“文學性”探索的補充，以平等、客觀的目光看待兩國文學間的交流與關系。因而，文章得出結論:“之所以關于芭蕉與中國文學的實證性影響關系存在爭議，緣于芭蕉的俳句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但松尾芭蕉和他的俳句從本質上說終究是日本的，中國文化被承接后在某種程度上發(fā)生變異。”
三、國內比較文學變異學的反思與前瞻
首先，目前的大多數(shù)研究多從歷時角度展開，而很少兼顧共時的視角。多在縱向梳理比較文學學科的發(fā)展的背景中來闡釋比較文學變異學，即從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進而轉到中國學派提出的變異學研究。這樣也許會讓動態(tài)多維的比較文學學科研究范式趨向于靜態(tài)平面。今后的研究重心可適度轉向現(xiàn)今比較文學學科的橫向發(fā)展層面，即中國學者在面對跨文明視角下的比較文學研究的困境而提出變異學時，之前的影響研究及平行研究在現(xiàn)今的學科發(fā)展中(尤其是如今比較文學在一些“邊緣”國家的興盛)是否受其影響而經歷了一定的變化或修正。
歷史語境中的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在現(xiàn)實語境中發(fā)生了哪些變化。相比于這些變化，變異學研究范式的優(yōu)勢與獨特價值體現(xiàn)在何處，這些都是以后值得思考的問題。任何理論都是對特定歷史社會語境的回應。歷史語境的變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會對其產生影響，使其有別于原先的面貌，促使其原先的研究范式的調整。這樣或許能更好地解釋變異學作為比較文學學科范式的獨特性與普適性。
其次，今后的變異學研究應更注重宏觀視野的把握，其一就是注重變異學與之前研究方法的融合。目前多數(shù)文章在闡述比較文學變異學時，多提及在跨文明視野下，變異學相對于影響研究中對有事實聯(lián)系的“同”的求證及平行研究中對無事實聯(lián)系的“同”的探索的優(yōu)勢，多從變異學的視角來考察影響研究及平行研究。
例如《從變異學審視平行研究的理論缺陷》(2009)，從文學變異學的角度對平行研究的缺陷進行了考察，總結了它在西方中心與東方主義、普適真理與異質文明以及X+Y的困境三個方面的不足。這無可厚非。但有時我們也可以變換視角，從后兩者來審視變異學，也許會得出不同的結果，從而更加充實變異學的研究范式。同時，在理論運用方面，多單從變異學的視角來分析具體作品中的變異現(xiàn)象，而很少融合影響研究及平行研究的方法。在這方面，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義與中國作家批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作者在書中將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與變異研究等綜合運用，對所選主題進行了充分的研究與闡釋，是一次非常不錯的嘗試。
其實早在變異學提出之前，有學者在對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的考察中就倡導兩者在比較文學研究中的結合，認為“兩派實可互補，如能在有文學影響的諸國文學里，以影響作為基礎，探討其吸收情形及類同與相異，豈非更為穩(wěn)固，更為完備?”因而，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與變異研究的融合何可不為?再者，注重變異學研究的現(xiàn)實向度。比較文學美國學派的跨學科打通了文學與其他學科的壁壘，一定程度上凸顯了比較文學研究的現(xiàn)實性與社會性。這與當時的歷史語境有很大的關系。“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動蕩的社會及文化巨變引起了一場‘危機感’，要求所有學術學科必須解決處理由社會和政治所引起的問題，以此來重組學科自身，從而保持學術研究的社會相關性”。
鑒于此，韋勒克在其《比較文學的危機》中倡導擴大比較的范圍，將諸如民俗學及文學與其他藝術之間關系的研究納入比較文學研究的新方向。這也許能部分解釋比較文學在經歷了只注重“事實關系”實證研究的危機后，在美國又異地崛起。正如有學者而言，“文學及文化分析中比較方法的舉足輕重是因為人文學科的社會相關性”。這在如今互聯(lián)網(wǎng)及新媒體如此發(fā)達的時代更是如此。如何體現(xiàn)變異學研究的社會相關性有很大的思考及闡述空間。
再次，對變異學理論中的某些問題還應進行更為翔實的闡釋與探索。首先是變異學中應闡清的幾個問題，比如變異是怎樣發(fā)生的?為什么及在哪里發(fā)生變異?變異的度及規(guī)律性是什么?等等。對如上問題的分析能進一步理清變異學的概念及本質。例如關于變異的“度”的問題的探索，即“變”到何種程度才成為變異學中的“異”?！洞蜷_東西方文化對話之門———論“間距”與“變異學”》一文對變異性研究的范圍進行了闡述，即“變異學雖然重新為東西方文學的比較奠定了合法性，肯定了差異也具有可比性，但變異學強調的是異質性的可比性，是要在同源性或者類同性的文學現(xiàn)象之間找出異質性和變異性”，這或許能為今后對于變異的“度”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啟發(fā)。
這一問題就猶如翻譯中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一樣，若不對其范圍及本質進行一定的界定，就可能導致其意義的無限延散，從而在此過程消解其自身。這就如同比較文學中的跨學科研究一樣，若文學與任何其他學科的比較都可納入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的話，那么就可能導致比較文學的泛學科危機。變異學中的規(guī)律性及“度”亦是如此。最后，關于變異學術語翻譯的規(guī)范性與統(tǒng)一性。比較文學學科的發(fā)展促進了學科術語的不斷生成與發(fā)展，尤其近來比較文學在東方的興起更是如此。因而比較文學學科術語譯介的系統(tǒng)化在引進或輸出學科理論思想時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術語翻譯的規(guī)范化將促進學科的進一步發(fā)展與不同思想的融合。“
術語是某一特定學科區(qū)別于其他學科的重要標志之一。術語的科學化、系統(tǒng)化、規(guī)范化水平往往代表一門學科的發(fā)展水平。”變異學作為比較文學學科研究范式的新嘗試，其關鍵術語翻譯對變異學理論在跨語際語境中的接受與發(fā)展有著不可小視的作用。但就目前的狀況而言，術語的翻譯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統(tǒng)一與規(guī)范。例如據(jù)筆者對已發(fā)表的變異學相關論文英文摘要中關于“變異學”一詞的英譯，就出現(xiàn)了以下九種不同的譯文:“variation”(《比較文學學科中的文學變異學研究》)(2006)、“mutation”(《變異的本土化———民間故事跨民族傳播研究》)(2006)、“variationology”(《從變異學的角度重新審視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2006)、“variationology”(《變異學視域下的新時期初現(xiàn)代主義論爭研究》)(2012)、“VariationTheory”(《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和文學變異學———佛克馬教授訪談錄》)(2008)、“TheoryofVariation”(《比較文學變異學的學術背景與理論構想》)(2008)、“theVariation”(《變異學: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重大突破》)(2008)、“VariationStudy”(《跨文明差異性觀念與比較文學變異學建構》)(2009)及“VariationTheory”(《變異學———世界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研究的突破》)(2010)。“王國維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注意到了文學術語的介入問題，他認為新思想的輸入就必然要有新術語的輸入。”反之亦然。因此，對術語翻譯的梳理及明晰就顯得尤為重要。歷史表明，每一次學科危機的產生及范式的調整都出乎意料地促進了學科的發(fā)展。比較文學變異學的出現(xiàn)將使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實現(xiàn)新的創(chuàng)新與突破。但如上文所述，目前國內對于變異學的研究中還存在一些空白地帶，需要今后進一步深入闡述，使其更加完善，從而更好地指導比較文學的研究。
大學比較文學本科論文范文篇二
《 老人與海比較文學論文 》
一、《老人與?！吩谥行W語文教材及教學中的現(xiàn)狀
縱向上從整個12年的教學規(guī)劃中，對于《老人與海》的節(jié)選在篇幅和教學深度上，都伴隨學生社會閱歷、人生體悟程度的增加呈現(xiàn)遞增趨勢;橫向上從不同版本來看，《老人與海》這類外國小說，或是除此之外的戲劇、散文、通訊等，從一定程度上來講，在中小學語文教學中占的比重仍然較低，重視程度和發(fā)展前景仍然呈現(xiàn)低迷狀態(tài)。
二、從比較文學視角看《老人與?！返膬?yōu)勢意義
就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來講，其自身的優(yōu)越性在于：“比較文學的研究框架內納入了異質的文化修養(yǎng)?？捎弥脫Q的視角和態(tài)度來重新審視和闡釋文學”，就《老人與?！穪碚f，我國現(xiàn)有的教參中對這篇文章的分析大概分為如下幾個方面：形象、語言、意象等，課程安排的輕視，致使學生從文本中能學到的知識無非是簡單掌握《老人與海》這篇文章，節(jié)選中的好詞好句積累起來可以活用在自己的寫作中，除此之外不會留下更多的印象，而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中考、高考必考的文本上，形成了一種為了應付考試而死學的狀態(tài)。老師則會為了出成績，將更多的備課授課時間放在文言文、中國小說等上面，使教學意識停滯在中國文學范圍內，忽略了外國文學作品，看不到文化的交流和傳播，只是固定在一個絕對靜止的層面上機械教學。
比較文學可以通過自身跨民族、跨文化、跨語言和跨國家的學科特點，使東西方文學進行建設性的對話，比如在人教版必修三中，除了教學目標中提到的學習范圍，可以運用比較文學學派———美國學派提倡的“平行研究”方法(可以是“主題、題材、情節(jié)、人物、文體風格、藝術手法及其他形式問題的比較研究，也可以是作家作品、文學類型、思潮、流派的比較研究”)將《老人與海》中的桑迪亞哥生存的“海”與《林黛玉進賈府》中黛玉即將入住的“賈府”、《祝?！分邢榱稚┥畹?ldquo;村莊”進行平行研究，通過情節(jié)、語言、人物，剖析環(huán)境對人物在性格、作為、思想上的影響。以上的教學方法，就可以為中小學語文在外國文學作品的教學方面提供新穎的視角和教學的科學性、廣闊性。
除此之外，通過運用比較文學的教學方法，會激發(fā)學生學習外國文學作品的積極性。就《老人與海》來說，學生通過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學習到桑迪亞哥這一“硬漢”男人的勇氣、果敢和堅決，并有興趣更進一步深入閱讀《老人與?！返钠渌糠?。閱讀外國文學作品，不僅符合課標在教學目的中提到的“重視培養(yǎng)發(fā)現(xiàn)探究，解決問題的能力，為終身發(fā)展打好基礎”，“引導學生關心當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樣文化，提高文化品位;滿足不同學生的學習要求，發(fā)展健康個性，形成健全人格”，更能在閱讀過程中，形成一種開放的思考方式，在閱讀中不斷地發(fā)現(xiàn)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激發(fā)個體優(yōu)勢，不再將思路只局限于課本和老師的講解當中，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使中國的語文教育不再是“全中國式”的，而是從一個世界范疇的大視角來學習語文?！独先伺c海》在中小學語文教學中存在，證明其自身具有深遠的價值，但在教學上對它的不重視，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運用比較文學的視角，對《老人與?！返韧鈬膶W作品進行橫向和縱向的學習研究，不僅可以使學生在每個單元的學習中逐漸形成整體意識，還可以挽救現(xiàn)有語文教學機制的僵死狀態(tài)，為語文教學提供新的動力。
大學比較文學本科論文范文篇三
《 當代比較文學論文 》
一、“文學”之維和“語言”一樣
“文學”/“文學性”也是韋斯坦因確立比較文學研究對象的重要一環(huán)。在完成了什么算是“比較的”文學的回答之后，對于什么樣的文學可以進入比較文學研究，韋斯坦因也作了深入細致的探討。在韋斯坦因看來，“文學”/“文學性”也和“語言”一樣，有著豐饒的立體構成和深邃的理論價值，它既指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的對象范疇，也指研究對象所具有的美學價值和學術價值。在其重要理論著作《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中，韋斯坦因對“文學”作了言簡意賅的探討:在英語和法語中，“文學”一詞原來是“學問”(learning)或者“博學”(erudition)的意思。例如，伏爾泰談到夏普蘭時，就說他有“淵博的學問”(une littérature immense)。直到18 世紀，研究的焦點才從主觀的人轉到了客觀的作品上。但即便在這一較晚的發(fā)展階段，文學所包括的還是所有出版物，不管它們在實質上是什么類型的作品(在英、法、德諸語言中，“文學”常常用來指那些非文學的作品)。
在 18 世紀，非功利的作品常常被稱為“詩”(poesy)或詩類。直到 19 世紀，才將實用性作品與非實用性作品作了系統(tǒng)的區(qū)分。只有當這種區(qū)分獲得了普遍性的時候，“文學”才獲得其真正的含義。正如西蒙•格諾在《七星百科辭典》的序言中告訴我們的，“在搞技術的人們逐漸把他們的專業(yè)提到科學這一高度”的時代，“文學是與功能性地使用書面語言完全不同的寫作方式”。但我們不應忘記，直到世紀之交，諾貝爾文學獎還多次授予那些杰出的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呢。由上，韋斯坦因總結，文學可分為“科學的”和“美學的”兩部分(里面也有像科幻小說這種屬于兩可的情況)，但是，因為有諸如歷史小說、散文、日記、自傳等雜交類型的出現(xiàn)，這一領域往往不能劃出準確的界限。他說:“從理論上講，如果希望充分考慮文學研究，就應當限制研究非文學現(xiàn)象，而集中探討文學現(xiàn)象。但在實際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把研究的范圍擴展到文學界限之外。”
韋斯坦因主張一種“收”與“放”兩相結合的“文學”研究。所謂“收”，是指他對“文學”范圍的考察和規(guī)范，他所強調的立基于文學基礎上的比較研究，他的“文學”研究所指，乃為出色的語言藝術品和文學性相結合的作品，而非一切文字作品，韋斯坦因和韋勒克一樣，強調文學藝術品的美學價值，他說:“文學研究如果降格成為材料的堆砌，它就喪失了尊嚴，因為不再判斷其美學價值了。”所以他認為，研究莎士比亞戲劇的歷史淵源，應該是英國文學史家和批評家關注的題目;研究《高老頭》中金錢的作用，則是傳奇學者和經濟史學家感興趣的題目。此外，他將尼采定位為“詩人”，認為他可以進入文學研究領域，“這不僅因為他寫過詩，他的散文風格具有文學性，而且也因為他對許多德國和非德國作家產生過影響。”
但是叔本華、博格森、康德、休謨就戴不上“詩人”的帽子，因為他們的著作專業(yè)性太強。所謂“放”，是指韋斯坦因為類文學和雜交文學類型留下足夠的比較研究空間，他注重具有文學性的作品。韋斯坦因在梳理比較文學史時，曾對布呂納季耶有所贊譽:“從今天的觀點看，布呂納季耶的思想比他那位杰出的同伴的思想更具現(xiàn)代意識，巴爾登斯伯格后來曾在許多關鍵問題上采取了他的見解。布呂納季耶說:‘什么叫“文學的”? 不就是有意識地創(chuàng)造那種獨特的東西嗎? 或者說得確切些，不就是作者，不論他是知名的還是無名的，本身力圖按照自己的意愿實現(xiàn)的某種雅和美的觀念嗎?’”迪尼對布呂納季耶這一進步的觀念同樣贊賞，迪尼還進一步評論道:“布呂納季耶主張文學批評不但必須集中于文學作品的本身，而且須將文學研究與傳記、心理學、社會學，以及其他學科分開。這種見解為 20 世紀的批評藝術做了不少鋪路的工作。”"7#(331)從中可見，迪尼和韋斯坦因對“文學”的規(guī)定既涉及了文學種類問題，同時也將作品的藝術價值、藝術形式等涉及美學的問題考慮進去。韋斯坦因既為“文學”劃分了疆界，但是又不將其框定死，因為他意識到文學研究中“充滿了活躍離題的地帶”。與此同時，他仍是反對立足狹隘的文學范圍內的比較研究。韋斯坦因有針對性地否定了同行學者將比較文學嚴格地限定在文學的范圍內的做法，“我的同道中有些純粹派，希望把比較文學嚴格地限制在文學的范圍內。
對他們來說，如果我答應永遠把文學作為起點和目標，也許可以消除疑慮。弗利德里希建議我們把學術研究和教學分開，以便撫慰我們語文學家的良心，但即使如此，我仍然懷疑這種方法是否明智。”這種收放結合的靈活處理方法，為韋斯坦因的比較文學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發(fā)展空間。對于構成“文學”(此處專指比較文學研究)的內核，韋斯坦因劃定了純文學、美學、科學(包括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圓周環(huán)”。他說:“在我看來，在文學和非美學的或基本上非美學的‘人類的表現(xiàn)領域’(例如哲學、社會學、神學、歷史編寫學和純科學或應用科學)之間的研究，答案真不簡單。”他按照歷時的順序，論述從法國學派肇始的“文學”在名與實上發(fā)生的變化和引起的討論。同樣，他劃定圓周而不定死邊界。
韋斯坦因認為，“索邦的創(chuàng)立者們”最初建立學科，就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它的某些褊狹，決定它必定會把自己限制在一種文藝的氛圍之內，他也指出，法國人和德國人在其中不斷作出努力試圖將比較文學的范圍擴展出“純文學”;然后，二戰(zhàn)之后，布朗(C. S. Brown)開始從事文學與藝術的比較研究，他的觀點漸漸成為學科內的潮流和常規(guī);“構成比較文學內核的第二個更大一些的圓周環(huán)，是對文學和科學之間關系的研究。它超出了美學范疇，因此更有爭議。……從歷史上來說，社會科學與文藝學的關系要比自然科學密切。”從韋斯坦因的論述來看，他有一種非常明確的傾向，那就是非常青睞文學與其他藝術互相闡發(fā):“只要文學是一種藝術，即它是非功利的積極創(chuàng)造的產物，所以盡管它們的媒材不同，但是它們之間似乎可靠而且很有可能存在的一些共同的因素(反之，它們也為比較提供一個堅實的基礎)，這使得文學與其他繆斯控制的領域有某種自然的親和力。”
至于其他學科范圍的比較，他認為既然“文學”范圍只是相對固定的，那么只能“討論方法上較為穩(wěn)妥的”影響研究，后來，他修正了這一觀點，“(我)拋棄了后浪漫主義時代的、似乎是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思想，并恢復了世界文學的觀點。”所以，他強調將諸如科幻小說、歌劇、芭蕾舞、漫畫等文學的混合形式納入比較文學研究;他尤其關注純文學和其他藝術之間存在的聯(lián)系和互相交融的現(xiàn)象，比如瓦格納的綜合藝術品，或具有多方面才能、用兩種或多種不同媒介進行創(chuàng)作的藝術家(如米開朗琪羅)。想要指明比較文學的“比較”需要什么樣的條件，韋斯坦因認為，必須首先界定“整個鏈條上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即民族文學、比較文學、世界文學和總體文學。韋斯坦因主要考察的是其余三者與比較文學有所關聯(lián)之處。
韋斯坦因認為，民族文學是“那些形成比較文學基礎的基本單元”，它們在語言的區(qū)別上與比較文學形成了分水嶺;總體文學和比較文學之間的區(qū)分是人為的，二者在方法學上沒有什么意義;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有關或重疊的幾層含義有:第一，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學”，包含著對各民族文學的求同存異、相互理解尊重之意，“因為歌德強調國際接觸和富有成果的文學之間關系，阻止根除民族文學特色，所以歌德所提出的這個概念對我們的學科是極其有用的。”[5](20)第二，其延伸的含義，“用以指一切時代和世界各地的杰作”，但是在教學中一般只是介紹并講解它們，這種實踐阻礙了比較研究。
第三，作為“世界文學史”的縮略用語，必須被理解成世界上所有文學的歷史，涵義更為繁雜，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屬于文學理論研究的范疇。以上術語，涉及包羅諸多相對流動的邊界，需要結合實際，決定它們的歸屬。綜上所述，韋斯坦因以 20 世紀西方語言學轉向時期的理念反思比較文學歷史;他通過整理比較文學史和梳理文學理論，將語言問題作為區(qū)分文學研究中的比較方法和比較文學研究的首要標準提出來;他在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已經敏感地意識到，和語言密切相關的翻譯問題將成為比較文學領域中的重要課題;這些，都是極為難能可貴的。不止于此，因為對藝術史的稔熟，在將藝術(主要是造型藝術和歌劇)與文學進行跨學科的比較研究時，韋斯坦因的“跨語言”已經超越了字面意義上的“語言”，既包含時間維度，也具有歷史意識，而成為關乎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關乎文學藝術作品的接受等問題的鏈接點，成為理解文學和藝術及其關系的一個符號，從而將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立體交叉地綜合統(tǒng)一起來，把比較文學研究推入到一個縱深階段。
二、結語
總之，“語言”和“文學”這兩個術語是韋斯坦因視為決定學科獨立與否的關鍵性詞匯，“語言”和“文學”將比較文學集成為立體渾成的有機體，既有歷時的發(fā)展脈絡，也有共時的彼此觀照，呈現(xiàn)出穩(wěn)定中的變化、變化中的穩(wěn)定色彩。可見，“(跨)語言”和“文學(性)”的標準之于比較文學學科的規(guī)定，是韋斯坦因在比較文學理論建樹上的重要貢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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