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比較文學相關論文范文(2)
淺談比較文學相關論文范文
1967年，在小說《霧津紀行》的基礎上，他以歐洲現代主義電影的鏡頭語言拍攝了《霧津》這部電影，揭示了在韓國社會與經濟近代化進程中男性心理的不可承受之重及復雜性，也表現了尹熙重因心理勞頓所遭遇的精神錯裂等文化心理因素。謝飛是中國第四代著名電影導演，他曾以曇花的瞬間綻放在第三代導演與第五代導演的代際轉型中，留下了自己的美麗與高傲。1995年，在小說《黑駿馬》的基礎上，他曾以蒙古民歌長調的敘事風格書寫了《愛在草原的天空》這部電影詩，并榮獲第十九屆蒙特利爾電影節(jié)“最佳導演”及“最佳音樂藝術成就獎”，這部詩性的電影結構在抒情的大遠景與空鏡頭等鏡頭語言中，讓白音寶力格背負著感恩的鄉(xiāng)愁與苦澀的緬懷，凝重且舒緩地行走在大草原的音畫敘事中?！鹅F津》與《愛在草原的天空》兩部電影都在執(zhí)著于各自本土小說創(chuàng)作的基礎上投射出迷人的魅力。
也就是說，無論是小說本身，還是從小說到電影，把這兩部小說帶向比較文學平行研究的視域中，給出互為參照式的閱讀與思考，其必然有這一課題成立的學理依據，也具有在審美邏輯上維系兩者的普遍學理性。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證明了比較文學研究對當代文學研究可能是一種有效的推動。我也注意到，以往中韓比較文學研究的選題，主要定位在兩個國族的古代文學領域，當然，韓國無論是作為一個國家還是民族，其在逝去的歷史進程上深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這是無可爭議的，至今中國儒家文化依然為當下生存在后現代文明語境下的韓國人所敷衍。我們把問題進一步擴大化來分析，從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選題來看，漢語語境下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曾大量涉獵到中國古代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但是，很少有研究者把中國當代文學帶人比較文學研究中給予跨界的閱讀與思考。
實際上，在創(chuàng)作、批評與理論的三個面向上，中國當代文學受外來文化及文學藝術思潮的影響與滲透，遠遠超過了中國古代文學，甚至中國現代文學，尤其是““””結束后，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至現代派文學崛起后，一路刷新到當下的網絡文學，的確如此。
學界的確也存有一種研究的偏見，好像一部文學藝術作品及其伴生的思潮只有從當下的眾聲喧嘩中退去之后，才能夠于忘卻的寂寞中經過歷史的陶冶沉淀為經典，因此，學界也就合法化地推出一個堅持以久的學術觀念：研究歷史上逝去的缺席者比研究歷史上鮮活的在場者更具有學術價值，也更容易給出相對穩(wěn)定且不容易引起爭議的評價，因此，古典研究永遠以面對著死人向面對著活人的當代研究炫耀自己的學問及合法性。
我們無意在這里深入地討論：是評價死人容易，還是評價活人難;是研究死人有學問，還是研究活人有學問。眾所周知，其中潛在的問題、爭議以及學術心態(tài)不會是如此簡單。我只想說，我們應該推動比較文學介入當代文學，讓比較文學研究成為一種鮮活且在場的第三種文學批評，這又有什么不好呢?何況當下的中國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批評及其理論的操用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國際化了，以至于中國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及其研究已經開始淡化其國族文學的學術身份，不錯，現在已經到了不得不從比較文學關照中國當代文學的時候了。
近年來，有兩次規(guī)模較大的學術活動特別值得我們提及，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于2008年10月16日至18日舉辦了“‘當代世界文學與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后，于2011年4月28日至30日又舉辦了“‘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文理學院作為協作者同時參與了此兩屆研討會的舉辦。然而我們注意到，這兩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學科的性質上無疑可以劃歸于比較文學研究的領域，兩屆研討會是由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yè)、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yè)聯袂舉辦的，并且學術的定位旨在推動當代文學研究的世界性與世界文學研究的當代性。當我們看到這兩個專業(yè)在這兩次規(guī)模較大的學術活動中進行著有效的學術合作時，感佩不已。
我們?yōu)槭裁匆獜娬{比較文學是第三種文學批評呢?這種強調不是說比較文學研究沒有當代性，在全球化時代，只是比較文學在其學科邊界的無限擴張中最終跌向了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一時間，文化研究即成為比較文學研究所指向的當代性。文化研究以顯赫且前衛(wèi)的時尚姿態(tài)在取代比較文學時，也開始消解了比較文學研究的文學性。
在《邊界的危機與學科的死亡——比較詩學在比較文學的“去邊界化”中領受的本質》一文中，我曾如此陳述比較文學的學科開放性：“因此，早在1825年至1830年，兩位法國教師諾埃爾(Fran·oisNo·1)與拉普拉斯(E.laplace)匯集各國文學作品，使之集成所謂第一部《比較文學教程》之時，比較文學即在全然敞開的‘去邊界化’中陳述著自己的學科開放性，所以‘去邊界化’在比較文學研究的場域中被本質化，成為不可遏制的潛流。”最終在20世紀向21世紀過渡的轉折點上，比較文學受動于自身本質主義化的“去邊界化”，在多種跡象上呈現為由于學科邊界的消失而跌向無所不包的文化研究。我必須承認這樣一個跡象，現下紅得發(fā)紫的文化研究，在相當的程度上淡化且覆蓋了文學研究，相當一批原來以比較文學起家的學者宣稱這個年頭還做什么比較文學研究，比較文學因其學科邊界的消失淡化在文化研究中，進而他們把文化研究作為自己在學界跟風的時尚，以顯擺自己的主流身份。我們不妨檢視一下，在國內與國外有多少大學都在成立“文化研究所”、“比較文化研究中心”。臺灣曾是比較文學研究之中國學派提出與討論的發(fā)祥地，隨著比較文學的學科邊界在擴張中逐漸消失，輔仁大學還遺存著臺灣學界最后一個具有比較文學博士授予權的比較文學研究所;然而2010年，臺灣輔仁大學對其外國語學院的比較文學研究所、翻譯研究所與語言研究所進行了三所整合，成立了“跨文化研究所”，隨著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的解體與整合，臺灣比較文學也終于悲壯地迎來了跨文化研究的時代。
學界頗有激進者不失時機地宣稱：一個夏化研究可以取代比較文學研究的時代來臨了，或者放大了理解，文化研究可以取代文學研究。對此，我有些不以為然。文化研究是后現代高科技工業(yè)文明操控的全球化時代的階段性衍生物，其作為一個學科的成立多少有些應時性，也多少降解了文學研究的文學性及人文精神;但是，宣稱文化研究是對比較文學研究或文學研究的全面替代物，這一切還要讓歷史來證明。其實，是堅持文學研究還是拒斥文化研究，這多少可以借鑒一位人文學者對文學性及人文精神執(zhí)著的姿態(tài)。讓我們高興的是，對中國當代作家張承志的《黑駿馬》與韓國現代作家金承鈺的《霧津紀行》進行比較研究，這恰恰是比較文學研究而不是文化研究。
其實，對于一位國族文學研究者來說，如果在其研究身份上宣稱自己有著自覺的本土意識，他們全然可以不必講求其研究的跨界及其規(guī)范性問題，執(zhí)守一方本土的研究領域完全可以成就自己的學術輝煌。然而，當下我們所遭遇的是不可遏制的全球化趨勢，這種趨勢對一位人文學者本身內在知識結構與語言能力有著聯動性調整，其自覺或不自覺地推動著國族文學研究者向比較文學研究者的轉型;終于，全球史觀成為當下人文學者成就自身思考的宏大語境，而文化孤立主義及文化原教旨主義又成為當下人文學者小心回避的負面術語。
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希臘裔加拿大籍歷史學家L.S.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1913-2004)成就的學術輝煌，也就理解了他以書寫《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A Global History：FromPrehistory to tie 21th Century)在當下國際人文學界獲取的學術教主地位，也正如他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The World to 1500：AGlobal History)的第一章《引言：世界的性質》中所宣稱的：“這部書的不同特點即在于它是一部世界史，其所涉及的是整個全球而不是某一個國家或地區(qū)，并且其所關注的不僅僅是西方人或非西方人，而是整個人類。本書是以一位棲居月球的觀察者之視角(viewpoint)來整體地俯瞰我們的地球，這與居住倫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觀察者全然不同。”其實，這也是國族文學研究與比較文學研究的視域不同點所在——我們現在蝸居于北京來閱讀與批評張承志《黑駿馬》的那個時代已經逝去了，北京較之于世界依然是一個渺小的地域性概念，并且張承志的《黑駿馬》及中國所有的作家作品應該屬于全世界。
非常值得文學研究界與比較文學研究界關注的是歷史學界曾經發(fā)生且正在發(fā)生的一個學案，L.S.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是在1970年出版的，實際上，1955年英國史學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在《處于變動世界中的史學》(History in a changingworld)的論文集中就提出了“全球史觀”這個重要的學術觀念，對于一位學者或一個時代的學者群體來說，要改變一種既成的且形成思維慣性的學術觀念是非常困難的，這需要長期的思考。
我們特別注意到，1978年，G.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推出了《當代史學主要趨勢》(Main Trends in History)一書，在這部著作中，G.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觀”不僅已經論證成熟，并且他在第五章《探索歷史學的意義：國別史、比較史學和元歷史學》下討論了四個話題。在學科觀念上，這四個話題特別值得我們當下的比較文學研究者閱讀與借鑒：第一節(jié)《國別史和地區(qū)史》、第二節(jié)《世界史的前景》、第三節(jié)《歷史哲學和元歷史學》與第四節(jié)《比較史學》。
非常有趣的是，早在1988年，L.S.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就由吳象嬰、梁赤民兩位學者翻譯為漢文，并且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由于當時的中國退出““””僅10年，正處在“溪云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一場動蕩的前奏期，無論怎樣，生存在那個時段的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切身地感受后工業(yè)文明與后現代主義文化在西方所營造的那種’全球化境遇，所以，這部譯著在當時沒有引起國內學界趨之若鶩的反應。說到底，還是觀念的滯后及不可通約性讓這部譯著在中國學界冷落了一個時段。我們想說的是，中國學人終于身陷后現代高科技及其工具理性操控下的后現代文化囹圄時，突然悟到一個不得不大談全球化的時代終于到來了。
在這里，如果讓我們重新設問什么是比較文學?在一種轉喻而不是隱喻的詮釋中，我們可以回答：比較文學就是全球史觀的文學研究。
比較文學相關論文范文二：文學史分支的學理依據研究
內容提要：比較 文學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在比較文學是文學史分支還是文學批評的問題上曾有過激烈爭論，顯示了兩個學派對比較文學的不同定位和思考。比較文學是文學史分支這一觀點有自身合理的內涵與學理依據，美國學者韋勒克的批評不完全符合事實。有些問題仍然處于被遮蔽的狀態(tài)，其中相關問題有重新認識的必要。
提到法國比較文學，我們自然會想起伽列(或譯卡雷)定位比較文學的那句名言：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分支。不過，這個觀點并非始于伽列，他之前法國學派的代表人物梵·第根就持該觀點。美國著名批評家韋勒克在《比較文學的名稱與性質》一文中曾明確指出過這一點：“梵·第根對比較文學所下的定義：‘比較文學的目的主要是研究不同文學之間的相互關系。’基亞的一本手冊在理論上和內容上都緊跟梵·第根，把比較文學言簡意賅地稱為‘國際文學關系史’。伽列在為基亞寫的序言中，稱比較文學為‘文學史的一個分支，它研究國際精神關系，研究事實的 聯系’。”梵·第根在《比較文學論》的最后部分中非常清楚地說道，比較文學最終是要走向“國際文學史”?；鶃喴埠?，伽列也好，他們對比較文學的看法都深受梵·第根的影響。
那么，比較文學究竟是文學史的分支還是屬于文學批評?這個問題更讓我們想起了比較文學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曾有過的激烈爭論，它顯示了兩個學派對比較文學的不同定位和思考。而挑起這場爭論的代表人物正是美國的韋勒克。1958年他在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第二屆大會上 發(fā)表題為《比較文學的危機》的 報告，對法國比較文學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他的批評主要基于三個原因：
第一，“我們學科的處境岌岌可危，其嚴重標志是，未能確定明確的研究內容和專門的方法論。巴登斯貝格、梵·第根、伽列和基亞所公布的綱領，也并未完成這一基本任務”。
第二，法國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是文學的外部研究，“把‘比較文學’局限于研究兩國文學之間的‘貿易交往’這一愿望，使比較文學變得僅僅注意研究外部情況”，最終使“‘比較文學’成了只不過是研究國外淵源和作家聲譽的附屬學科而已”…。因此，“在內容方面，比較文學會變得雞零狗碎，既不連貫，相互之間又毫無關系，成為經常與有意義的總體割裂的交互關系之網。這種狹義上的比較文學家，就只能研究淵源與影響、原因與結果，而無法從總體上研究單獨一部 藝術作品。因為沒有一部作品可完全歸于外國的影響，或者被視為一個僅僅對外國產生影響的輻射中心”。
后來，他在《比較文學的名稱與性質》一文中又強調指出：“比較文學如被狹隘地看成雙邊關系就不可能成為一門有意義的學科，它就只會去研究兩國文學之間的‘貿易交往’，從而只研究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雞零狗碎的東西”，“就會完全淪為文學史的輔助學科。”第三，這種外部研究是法國為自身民族“爭奪 文化聲譽的舌戰(zhàn)”，“是對外貿易的商品”，“是民族借貸的 統(tǒng)計”，是“民族 心理的指示器”。
長期以來，我們認同了韋勒克的批評，認為比較文學不應該是文學史的分支，應該屬于文學批評，而恰恰忽略了或者沒有認真追問比較文學是文學史分支這一觀點的內涵與學理依據，也沒有真正對韋勒克的批評提出過任何質疑。于是有些問題仍然處于被遮蔽的狀態(tài)，人們的疑惑也沒有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我們對相關問題有重新認識的必要。
一
梵·第根持比較文學是文學史分支的觀點，有他自己的構想。他在《比較文學論》導言中，勾畫了認識作品的一個認知視野不斷開闊、深入的方式與價值指向：閱讀一文學批評一文學史一比較文學。他認為，讀者最初接觸作品后，就開始了文學批評的階段，只不過這種文學批評“有時是主斷派的、爭論派的或 哲學派的，有時是印象派的，但往往總是主觀而并非完全史料性的”。所以“文學史”的作用出現了，“它重新把作品和作者安置在時間和空間之中，把作品和作者之可以解釋者均加以解釋”。他指出：來到一個特定的文學作品面前，文學史家有一個廣闊的課題要完成。
他將在作者本人的生涯中或在他本人以外去研究那部著作的“本原”：它的前驅，它的源流，幫助它產生的影響，以及其他等等;它的“創(chuàng)世紀”，即它逐漸長成的階段，從有時竟是很悠遠的最初觀念起，一直到它出版時為止;它的“內容”：故事、思想、情緒，以及其他等等，它的藝術：結構、風格、格律;它的“際遇”：在讀者大眾間的成功、批評界的好評、重版，以及有時是遲發(fā)的影響。
我們剛才已講起某一部書在著作時所受到的影響以及它的前驅;其次講起它所給予別人的影響以及它的后輩。的確，一種心智的產物是罕有孤立的。不論作者有意無意，像一幅畫，一座雕像，一首奏鳴曲一樣，一部書也是歸入一個系列之中的。它有著前驅者;它也會有后繼者。文學史應該把它安置在它所從屬的門類、藝術形式和傳統(tǒng)之中，并估量著作者的因襲和創(chuàng)造而鑒定作者的獨創(chuàng)性。為要了解拉馬丁的《默想集》的新的貢獻，那必須認識以前的悲歌和哲理詩。同樣，在研究一部作品的后繼者的時候，我們便格外容易看出那作品的價值。盧梭的《懺悔錄》不僅本身重要而已，它還因為它所引起的那一大批感傷的自敘傳而顯得重要。有一些名著還不如說是集前人之大成;有一些名著是開發(fā)端緒;有許多的名著卻大都是兩者兼而有之。
總之，接受到的和給予別人的那些“影響”的作用，是文學史的一個主要的因素。我們所以引錄上述兩段話，是因為其中透露了幾個非常重要的信息。
第一，梵·第根是基于文學史的立場和視野來研究作家作品的，他是要在了解一部作品本身的基礎上，發(fā)揮學史的作用，再將作品和作家重新置于時間和空間之中，“把作品和作者之可以解釋者均加以解釋”。
第二，比較文學要研究的對象包括一部作品的“本原”和“創(chuàng)世紀”、內容和藝術、際遇和影響等。
第三，梵·第根闡述了比較文學從屬于文學史范疇的學理依據。他認為，作為“心智的產物”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罕有孤立”存在的情況，它通常總是會有所繼承和借鑒，也有所 發(fā)展和創(chuàng)造，只有將作品置于特定的“門類、藝術形式和傳統(tǒng)之中”加以比較研究，才能更好地“估量著作者的因襲和創(chuàng)造”，從而“鑒定作者的獨創(chuàng)性”、“新的貢獻”和“價值”。在這里，梵·第根不僅強調了“接受到的和給予別人的那些‘影響”，同時也注意到了“創(chuàng)造”、“獨創(chuàng)性”、“新的貢獻”與“價值”。
由此，梵·第根揭示了比較文學是文學史分支的謎底，從根本上指出了比較文學研究的終極目標：
既然那組成對于一件作品或一位作家的完全研究之各部分，可以單憑本國文學史著手，而不及于那接受到或給予別人的諸影響之探討和分析的，那么久讓這種探討自立門戶，具有它的確切的目標，它的專家，它的方法，這想來也并無不合吧。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長一個國家的文學史所獲得的結果，將這些結果和別的諸國家的文學史家們所獲得的結果聯在一起，于是這各種影響的復雜的網線，便組成了一個獨立的領域，它絕不對想去代替各種本國的文學史，它只補充那些本國的文學史并把它們聯合在一起。同時，它在它們
之間以及它們之上，紡織一個更普遍的文學史的網。這個門類是存在的，它是這部書的研究對象;它名為“比較文學。”可見，對梵·第根的比較文學的認識應該有兩個層面。第一，比較文學是不同國家文學之間的影響關系的研究，我們對這個層面的理解沒有問題。第二，在前者研究的基礎上，要描繪、呈現國際文學間相互影響的網絡圖，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學的理想。它有別于國別文學史而且不會取代國別文學史，而是要擴大國別文學史的范圍，彌補國別文學史關注不到的范圍和領域。國別文學史主要關注的是一國文學，一國文學的發(fā)展演變及其成就。比較文學是要把各個不同的國別文學史原來各自獨立的世界打開一個窗口，從影響的層面將它們有機地聯系起來。梵·第根等法國學者堅持比較文學是史的分支，是國際文學關系史的立場就在于此。恰恰是這個非常重要的層面的認識，被我們長時期地忽視了。
應該說，比較文學是文學批評研究，但又不限于批評。如果僅限于文學批評，那么比較文學的特殊研究領域也就喪失了，它和一般意義上的文學批評也就沒有了本質的區(qū)別。雖然它是跨國家跨文化的文學批評，但總歸還是批評范疇。比較文學不僅要對一國文學對另一國文學的影響進行梳理和研究，而且要在諸多個案影響研究的基礎上，使不同國家的文學在有事實影響聯系的層面上，形成一個既保持獨立個性又有相互關系的整體意義上的國際文學史。
它是“史”，但不同于一般的國別文學史，而是在各個國別文學史之間架起溝通橋梁的視野更為開闊的一種國際文學史。這種文學史又是一般文學史所不涉及的，因為它不僅包括各國別文學中的重要作家，也“讓一個地位給本國文學史只稍稍提到或竟不提的那些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作家，因為他們在作為‘放送者’或‘傳遞者’說來，卻也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這個有機整體的國際文學史，“有許多極大的部分都還沒有開墾過”，這正是比較文學追求的目標，也是法國學者為比較文學劃定的研究內容和研究領域。這一研究內容和研究領域無疑是明確而清晰的。
然而，韋勒克對此偏偏視而不見，認為比較文學所以產生危機，就是因為“梵·第根以及他的前輩們和追隨者，都從十九世紀實證主義事實主義觀點來看待文學研究，把它看作是對淵源和影響的研究。他們相信因果關系的解釋，相信由考證動機、主題、情景和情節(jié)等同先前其他作品的關系所得到的啟示。……但他們難得問一問，這些聯系現象除了可能說明一個作家熟悉和閱讀過另一個作家的作品之外，還說明了什么一?我們認為，韋勒克對梵·第根等法國學者的指責，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梵·第根的構想已然很清楚明白地“說明了什么”。
二
其實，韋勒克對法國比較文學的合理性、真實用意及其貢獻，還是有所察覺的。正是在《比較文學的危機》中，他評價說：“比較文學在克服國別文學史所造成的人為的孤立方面，有著很大的功績。它認為連貫的西方文學傳統(tǒng)，交織在無數相互關系的蛛網中。這一思想顯而易見是正確的(并得到大量根據的證實)。”既然韋勒克認為法國比較文學研究連貫了“西方文學傳統(tǒng)”，“在克服國別文學史所造成的人為的孤立方面，有著很大的功績”，為什么他又對“這一思想”的“正確”‘性給予尖銳抨擊呢?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一明顯的矛盾性呢?
如前所述，韋勒克從三大方面對法國比較文學研究作了尖銳的批評。但是如果我們對這三個方面的批評再做進一步的歸納和分析，就不難發(fā)現，韋勒克所以肯定法國比較文學的同時又對其大加撻伐，究其根本，就在于他是站在新批評的立場來批評法國比較文學的。作為美國著名的新批評理論家，韋勒克對文獻和文學理論有廣博的知識，獨到的見解，一貫反對19世紀后期文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和惟科學主義傾向，強調文學本身、文學內部的價值，而不是有影響的外部事實關系的梳理和研究。他要求批評者摒棄毫無生氣的事實，去關注并領悟文學作品的價值和品質。
使文學作品本身成為研究的中心。他和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清楚地顯示了他偏重對文學藝術作品本身研究的傾向。在他看來，“文學作品是紀念碑而不是文獻”，不是為研究歷史提供線索的文獻，而應該是文獻研究的中心，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他把文學作品視為一個“千差萬別的整體”，“是符號和意義的分層結構，這個分層結構完全有別于作家創(chuàng)作時及接受影響時的思想過程”。他認為“文學史和文學研究只有一個對象，那就是文學”，而在法國學者那里，比較文學研究是一種文學外部的研究，不是文學本身的研究，它遠離了中心，偏離了本質。他指出：
就方法論而言，文學研究如不決心將文學作為有別于人類其他活動及產物的學科來研究，就不可能有什么進展。為此，我們必須正視“文學性”這個問題，它是美學的中心問題，是文學藝術的本質。……在作者心理跟藝術作品之間，在生活、社會同審美對象之間，存在著一條被人們正確地稱為“本體論的溝渠”。我已把藝術作品的研究稱之為“內在”，而把對藝術作品與作家思想的關系、藝術作品與社會的關系的研究稱之為“外在”?？墒沁@種區(qū)別并不意味著淵源關系的研究應當忽略和歧視，……我決不否認藝術與人的關系，也決不同意在歷史研究和對形式的研究之間樹起一道障礙。這一段話，可以解釋韋勒克在評價法國比較文學時所表現出來的矛盾性。
首先，文學研究必須正視、強調“文學性”這個問題，因為這是“美學的中心問題”，是“文學藝術的本質”。他雖然把文學研究分為“內在”研究和“外在”研究，但他重點關注和強調的是內在研究，內在研究才能顯示作品的內涵與價值，才能彰顯作品的獨特性與創(chuàng)新性，只有內在研究才是最有價值的研究。他認為法國比較文學研究恰恰忽視了“文學性”這個他所強調的中心與本質，忽視了對文學作品的內在價值的關注和追問，而偏偏表現出了對外在研究的濃厚興趣與熱衷。這是韋勒克最不能容忍的。當然，正如他所說，區(qū)別內在與外在研究，“并不意味著淵源關系的研究應當忽略和歧視”，“也決不同意在歷史研究和對形式的研究之間樹起一道障礙”。
基于此，他不能不承認法國比較文學研究的貢獻與功績。但是在他心目中，法國比較文學僅僅是文學的外在研究，這種熱衷于兩國文學之間“貿易交往”的外在研究，“只能研究淵源與影響、原因與結果”，而“文學研究中的‘原因論’是完全不符合批評原則的”，“沒有人能夠證實一部藝術作品是由另一部藝術作晶‘引起’的。如果沒有出現在它以前的作品，也許后來的藝術作品就不可能產生，但這并不表明后者是由前者引起的。在這些研究中，整個文學的概念是外在的，而且常常被狹隘的民族主義所敗壞，在思想領域中被文化財富的計算、借方貸方的統(tǒng)計所敗壞”，因為“因果解釋的方法只會導致無限制追溯淵源，不可能取得什么成效”。
應該說，韋勒克堅守文學研究的文學性原則以及維護文學的獨立性與本真性的態(tài)度，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對我們今天的理論界那種文化的政治的研究代替文學的研究的
現象來說，依然具有振聾發(fā)聵的現實意義。縱觀20世紀文學批評，我們不難發(fā)現兩次不同的轉向。20世紀上半期。是國際文學研究由外向內轉變的時期，以形式主義和新批評為代表的潮流，扭轉了19世紀文學批評的傳統(tǒng)而轉向以文本細讀研究為特點的文學內部研究。韋勒克特別強調文學的內部研究是文學研究的中心，就是這種轉向的具體表現。這一態(tài)勢至50年代后開始漸漸發(fā)生變化。加拿大著名學者弗萊倡導的原型批評，又開始把文學研究引向文學的外部。
70年代后這種趨勢已成氣候，精神分析批評、接受美學和讀者反應批評、文化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等等，都是從不同角度強調了語境或背景對于理解和闡釋文學作品的重要意義。文學研究的向外轉自然都指向了文化。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幾乎是當代文學研究各種派別的共同趨勢。中國20世紀90年代后鮮明的比較文學研究的理論化傾向，就是這種文化熱的開始。盡管這次轉向有其合理依據與重要意義，但其間也不是沒有問題，例如出現文化研究代替文學研究、比較詩學研究代替比較文學研究的傾向，甚至出現了文學將走向死亡的聲音。這種傾向頗值得商榷。
其實，無論是向內轉還是向外轉都只能起到糾偏的作用，單純的或者是純粹的內轉和外轉都是有缺陷的。孤立的文學內部研究不能真正全面深刻地理解文學，更不能真正說明價值和意義，因為它割裂了文學賴于產生的土壤和條件。只有內外前后相互參照，才能顯示價值和意義。而一味地外部研究自然又脫離了文學，不再屬于文學研究。真正的文學研究是內外高度結合的，只要外部研究是為了文學的目的，其最終價值指向的是文學，有利于文學的解讀和認知，就仍然是文學研究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這種外部研究是對有魅力的作品的延伸研究，是對構成一部成功作品諸多因素中的一些不易被人察覺或被人忽略的因素的研究。
但是，恰恰在這個問題上，韋勒克顯然又具有某種局限性和狹隘性。他在挑戰(zhàn)法國學派，試圖拓展比較文學研究范圍的同時，又不由自主地人為地對文學研究加以限定，反對文化的社會的心理的內容進入文學研究領域。他一方面宣稱“人人都有權研討任何問題”，表現出寬容豁達的氣度，一方面卻又表現出一種十足的霸氣：“文學研究界今天首先應當認識到確定研究內容和中心的必要性。應當把文學研究同思想史的研究，同宗教及政治觀念和情緒的研究區(qū)分開來，而這些研究往往被建議用來替代文學研究。很多在文學研究方面，特別是比較文學研究方面的著名人物，根本不是真正對文學感興趣，而是熱衷于研究公眾輿論史、旅游報道和關于民族特點的見解?？傊?，對一般文化史感興趣。
文學研究這個概念被他們擴大到竟與整個人類史等同起來了。”他說“伽列和基亞最近的嘗試”也不能令他滿意，因為“他們忽然把比較文學的范圍擴大到包括對民族幻想的研究，以及對國家之間相互滲透的固定看法的研究。聽聽法國人對德國人或英國人的看法當然很好，可是這樣的研究仍然屬于文學研究范圍嗎”?他認為這不是文學研究，而是“民族心理學，是社會學”，“比較文學研究范圍的擴大”，勢必付出“把文學研究融入社會心理學研究和文化史研究這樣的代價”。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學研究，當然是不可取的，也是我們堅決反對的，但是沒有文化的社會的心理的內容融人的文學研究，也注定不會深刻全面。韋勒克所說的“伽列和基亞最近的嘗試”，指的就是形象學研究。
形象學研究，今天已經被公認為是比較文學研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形象學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現，正是在更為深廣的文化歷史的背景下理解文學跨文化接受的需要。這些努力不但沒有脫離文學，而且都是為了更好地理解文學，與文學的問題息息相關。
再換個角度看，韋勒克抵制影響研究，又并非如他所說的那樣完全基于文學的立場，而是還摻雜了一些非客觀的主觀因素。他說：“法、德、意等國很多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基本愛國主義動機，造成了使比較文學成為文化功勞簿這樣一種奇怪現象，產生了為自己國家擺功的強烈愿望——竭力證明本國施與他國方面的影響，或者用更加微妙的辦法，論證本國對一個外國大師的吸取和‘理解’，勝過其他任何國家。”他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作為—個美國人，他強烈地感到：“這一半是由于美國值得炫耀的東西比人家少，一半由于它對文化政治不如別的國家感興趣。”
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僅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其早期作品與英國一脈相承，根本無法與文學傳統(tǒng)悠久、文學大師輩出的法國相媲美。若一味囿于影響研究，那么美國只能研究自己如何接受外來文學的影響，處于被動地位。這難免讓韋勒克多少有點不自在。所以他把法國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看成是一種“文化擴張”，并希望這種“文化擴張的幻想將會消失，就像通過文學研究來謀求世界性和解的幻想將會消失一樣”。但是，他說美國“對文化政治不如別的國家感興趣”，則無異于自欺之談，沒有人相信!
三
韋勒克和梵·第根關于比較文學的觀點，看似尖銳對立，但若細察，我們認為，他們兩人的理論主張還是有共通之處的。
第一，他們都注重文學研究。梵·第根認為比較文學研究不同國家文學之間的相互關系。這里強調的雖是“相互關系”，但畢竟是“文學”的相互關系，因此依然是文學研究范疇。比較文學的相互關系中雖然有相似或模仿之處，但這種相似或模仿不是照搬原樣，而是一種創(chuàng)造的刺激。探討作品中某種相似或模仿的源泉，必須發(fā)現作品如何創(chuàng)造性地吸取養(yǎng)分，消化成為作者自己獨特的東西。巴爾登斯伯格在《巴爾扎克作品中的外國方向》一文中就指出，巴爾扎克的創(chuàng)作曾受到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浮士德》以及司各特等許多作家的影響。不過，這些外國文學淵源并沒有“窒息他的天才，相反，還幫助了他，使他的天才更加發(fā)揚了”。顯然，巴爾登斯伯格雖然探究的是巴爾扎克創(chuàng)作的外國淵源，但同時又強調了巴爾扎克文學創(chuàng)作的獨特性與創(chuàng)造性。如前所述，韋勒克也強調文學研究必須正視“文學性”。所以，從大處看，他們都堅守文學立場。
第二，他們都重視文學的整體研究。韋勒克說：“在我看來，唯一正確的概念無疑是‘有機體’這個概念。它把藝術作品看成是千差萬別的整體，是一個符號的結構，這些符號包含并要求具有意義和價值。”由此，他批評法國學者的比較文學研究在內容方面“變得雞零狗碎，既不連貫，相互之間又毫無關系，成為經常與有意義的總體割裂的交互關系之網”。實際上，法國比較文學研究也是一種整體意義上的研究，具有整體性研究的特點，不是雞零狗碎式的研究。“有機體”或“整體性”應該包括影響與受影響的內容。梵·第根認為，比較文學并不僅僅局限于兩國文學的影響研究，它的最終目標是“各方面延長一個國家的文學史所獲得的結果，將這些結果和別的諸國家的文學史家們所獲得的結果聯在一起”，“紡織一個更普遍的文學史的網”，從而走向“國際文學史”。這個國際文學史“絕對不想去代替各種本國的文學史”，而是一個相互間有聯系、有意義的網絡整體。韋勒克說：“評論還意味著從國際的角
度來展望建立全球文學史和文學學術這一遙遠的理想。比較文學當然要克服民族的偏見和地方主義，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否定或縮小不同民族傳統(tǒng)的存在和活力。”在這里，“全球文學史”與“更普遍的文學史的網”相似，“絕對不想去代替各種本國的文學史”與“不意味著可以否定或縮小不同民族傳統(tǒng)的存在和活力”基本精神一致。
過去，我們對比較文學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區(qū)分得過于分明，往往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它們之間的一致性和共融性。談到法國學派就認為它重在實證，講到美國學派則強調其審美批評，而事實上法國學派在實證性的影響研究中根本不可能拋棄美學分析和價值判斷，美國學派在無影響的平行研究、跨學科研究中，也不可能離開實證方法，否則比較文學研究也就失去了它自身的意義。關于這個問題，筆者在《比較文學中的實證方法與審美批評》一文中已有詳細討論，這里不再贅述。
同樣，在看待法國學者提出的比較文學是文學史分支的問題上，我們仍然需要擺脫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勢，不要糾纏于比較文學是批評還是史的分支，批評與史并非涇渭分明，是相互依存的關系。法國學者界定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分支，如前所述，自有其學理上的依據，況且他們沒有排斥批評，更沒有無視獨創(chuàng)性。韋勒克強調文學的獨創(chuàng)性，認為在文學作品這個整體中，“從別處衍生出來的原材料不再是毫無生氣的東西，而是與新的結構融為一體了”。
法國學者在談論影響時，也常常是和獨特性、創(chuàng)造力量聯系在一起的。除了前面我們已經引述梵·第根關于“獨創(chuàng)性”與“價值”的那段話外，他還認為：“我們所屬的這一系民族的文學之通史，向我們顯示出這一系民族是如何地互相補充，文學藝術是如何地靠了這永遠的充溢而有著一種永遠新鮮的血。每一個國家，每一位作家都輪流著到這舞臺包括全人類的戲劇中來演他們的角色，表現他們的思想，做他們的夢”，由此“恢復了它的真正的世界性”。著名批評家朗松在《外國影響在法國文學發(fā)展中的作用》一文中也認為，外來影響的作用是雙重的：“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作用在于使民族精神超越自我，將它豐富起來，從而幫助它向前發(fā)展”，“別人已有而我們欠缺的東西這個明確的意識指引著我們的創(chuàng)造力量向前沖擊”;“另一個同樣重要的作用，是在某些時刻還我自立的權利。
外來影響不止一次地起著解放我們的作用”。他還說：“我們感興趣的并不是照原樣復制外國思想，復制外國詩歌，帶著產生它們的民族的印記，帶著取悅于產生它們的民族的東西。我們只是從中吸取為我們所用的東西。我們對外國思想或者外國詩歌的看法，不管是正確還是錯誤，只要能符合我們心中那未曾表達的夢幻就行。……我們是模仿他們的榜樣而把‘我們自己的意思表達得更好’。”可見，法國學者在比較文學研究的思路上，既強調了文學史的功能，又突顯了批評的價值，體現了穩(wěn)健求真、辯證客觀的學術精神。
事實上，韋勒克同樣認為，比較文學是在文學史與文學批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文學史和文學批評之間不存在著任何絕對的分界線，即使文學史中最簡單的問題，也需要作出判斷、比較、分析、區(qū)別和篩選，而這些均屬于批評活動。“我們需要國別文學，也需要總體文學，既需要文學史，也需要文藝評論;我們需要只有比較文學才能達到的廣闊視野。”法國學者孜孜以求的正是這樣的“廣闊視野”。韋勒克與法國學者在這個問題上又是不謀而合的。
總之，法國學者提出比較文學是文學史分支的觀點，有其合理的學理依據，我們應該公正、理性地加以全面認知。這不僅有利于我們站在一個客觀公正的立場上，正確評價法美兩國學者論爭的是是非非，而且可以真正讓我們獲得一個更高的視點，來清醒審視矛盾雙方內在追求的一致性與共通性，從而洞悉、肯定法國學者的可貴構想，提供建設性意見和建議，共同推動比較文學學科健康和諧地向前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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