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政治談判的臺灣社會心態(tài)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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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眾關于兩岸政治談判的社會共識狀況是能否開啟兩岸政治談判的重要考量因素?！芭_灣方面必須先有一定程度的內(nèi)部共識，才可能有兩岸政治談判?！盵1]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臺灣社會的本土化與民主化的發(fā)展，特別是選舉的全面展開，臺灣民眾日益成為驅動臺灣兩岸政策與“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力量。臺灣民意的走向影響著臺灣政權的更迭?！懊褚鈩荼赜绊憟?zhí)政者的兩岸政策，對于兩岸關系發(fā)展產(chǎn)生重大影響?！盵2]臺灣社會心態(tài)成為制約與影響兩岸政治談判的重要因素。
一、和平發(fā)展時期臺灣社會的兩岸觀
2008年以來，兩岸關系實現(xiàn)了和平發(fā)展，臺灣的社會基礎發(fā)生了一些變化。一是兩岸人員往來大幅增長，促進了對彼此了解的加深。臺灣“旺旺中時民調(diào)中心”的數(shù)據(jù)顯示，到2009年有61.6%的臺灣民眾從未到過大陸，到2012年該數(shù)據(jù)降低到55.3%[3]。二是臺灣民眾對大陸政府與民眾的好感度有所上升。三是多數(shù)受訪者認識到大陸對臺灣的重要性。63%的臺灣民眾認為大陸對臺灣的發(fā)展具有重要性[4]， 67%的人認為大陸的變化會影響臺灣的經(jīng)濟發(fā)展[5]。這三大改變說明“兩岸和平發(fā)展大局將愈走愈穩(wěn)，兩岸關系將產(chǎn)生質(zhì)變”[3]。隨著兩岸關系的和平發(fā)展，臺灣民眾的心態(tài)也在發(fā)生若干變化。
(一)臺灣民眾自我認同的變化
他們中認為“自身是臺灣人”的比例在明顯上升，認為“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在下降?！罢J同自己是臺灣人的比例上升，就是臺灣主體意識深化的結果。當這種對臺灣主體認同的意識上升起來，就會和中共要訴求與民族情感掛鉤的統(tǒng)一談判產(chǎn)生對抗，因此也會導致對談判或接觸的排斥與反彈。”[6]特別是某些政治人物蓄意推動“本土意識”的政策舉措，如李登輝與陳水扁所推動的“去中國化”行為，既惡化了兩岸關系，又給兩岸政治談判的開展制造了無形的社會障礙。正如邵宗海所認為的：“借用本土意識的推動，既鞏固臺灣內(nèi)部對中共推動促談予以拒絕的心防，又能惡化兩岸關系的情勢，導致兩岸任何對話與談判的破局”，這正是臺灣“本土意識”上升成為兩岸政治談判障礙的原因所在[7]246。
(二)臺灣民眾焦慮感的上升
蘇起認為，2008年以來兩岸關系的突破之一是“兩個社會的全面連結”。兩岸直航“使兩岸民眾得以便捷往來，突破了歷史與地理的禁忌，并開啟療傷止痛的過程，在兩岸關系史上絕對是一件大事”[2]25。但是，兩岸交流中“陸強臺弱”的態(tài)勢讓臺灣社會上下彌漫著一股焦慮感[7]?！懊鎸χ袊箨懡?jīng)濟發(fā)展的磁吸效應，臺灣的經(jīng)濟、政治與社會結構，正遭逢巨大而且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這種肇因于兩岸密切互動所產(chǎn)生的變動與沖擊，對于臺灣主流民意而言，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盵8]失去政權后的民進黨一直在惡意渲染馬英九當局兩岸政策的“傾中賣臺”及兩岸“三通”所造成的負面后果。這“令長期生活在冷戰(zhàn)氛圍里、意識形態(tài)仍未完全脫離冷戰(zhàn)思維余緒的臺灣民眾產(chǎn)生嚴重的心理失衡，加劇對未來的焦慮”[9]。
(三)臺灣社會自信心的喪失
2015年4月15日，蔡英文在參選聲明中提出“找回自信”。在兩岸交流深化后，臺灣社會開始產(chǎn)生普遍的自信心的流失。臺灣民眾在“面對大陸日益強大的競爭時，陷于逃避、自憐和恐懼”?！疤柣▽W運”反映了部分臺灣民眾“充滿著對大陸的莫名恐懼，一種害怕自己會輸?shù)舾偁幍牟淮_定感”[10]。臺灣經(jīng)濟高度依賴大陸，赴臺游的陸客消費已經(jīng)成為臺灣主要的經(jīng)濟增長動力。但是，有關民調(diào)顯示：“臺灣民眾對大陸的了解依然不足，甚至認為根本不需要了解大陸，七成民眾希望嚴格限制大陸錢潮、人潮入臺?！迸_灣民眾存在這種社會心態(tài)，說明兩岸關系的進展缺乏社會心理層面的支撐。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臺灣社會雖然有“走出去”的共識，但是在“請進來”上存在分歧。部分臺灣民眾對簽署《兩岸服務貿(mào)易協(xié)議》存在憂慮是典型表現(xiàn)。兩岸之間的社會交往既有正面作用，也會伴隨負面問題。兩岸官方和民間缺乏互信。臺灣民眾對大陸政府和民眾的不良印象，未因兩岸交流深化而獲得較大改善，甚至是“因了解而增加惡感”。臺灣社會看待大陸由過去的“俯視”轉變?yōu)椤把鲆暋??！半S著這種視角轉變而來的是，缺乏安全感及自信的社會集體心理蔚然成風，從而也導致對大陸疑慮的不斷加深?！?[11]這種現(xiàn)象的形成代表臺灣集體社會心理對大陸的視角的轉變，但其背后隱含著對與大陸經(jīng)濟交流的疑慮。這反映了和平發(fā)展時期兩岸關系存在兩對矛盾：一是臺灣經(jīng)濟對大陸的依賴度增加與臺灣民眾對大陸的心理防范加大之間的矛盾;二是兩岸人員往來日益密切與兩岸民眾之間的社會心理距離擴大之間的矛盾。臺灣民眾對大陸的“心墻”仍然沒有完全拆除，對陸生與陸資進入臺灣仍然存在很深的疑慮。有關民調(diào)顯示，45%的臺灣受訪者認為應該對陸生就學采取更加嚴格的辦法，68%的受訪者不贊成大陸人士到臺灣購買房屋，48%的受訪者對陸企到臺灣投資不放心[3]; 44%的受訪者認為臺灣經(jīng)濟過于依賴大陸[12]。
(四)臺灣社會在兩岸政策上存在嚴重分歧
臺灣社會嚴重的藍綠對立使得各方難以在政治談判問題上達成共識。馬英九團隊在“三不”政策與承認“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開展“中華民國是臺灣”的論述。這是馬英九兩岸政策的主軸。民進黨認為兩岸之間根本沒有“九二共識”，甚至認為自身內(nèi)部也“沒有共識”。呂秀蓮提出“九六共識”，謝長廷提出“憲法重疊共識”(“憲法各表”)，蘇貞昌提出“臺灣共識”，蔡英文提出“十年政綱”，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表明民進黨兩岸政策論述薄弱，對兩岸關系實際不了解。蘇起認為由于臺灣存在“統(tǒng)獨之爭”與“制度之爭”，“本來大家可以坐下來冷靜地論辯利弊，現(xiàn)在必須臉紅脖子粗才能展現(xiàn)‘立場正確’。各方尋求妥協(xié)方案的困難當然大幅升高”[13]。 臺灣社會的多元聲音使其在兩岸政策上難以達成基本共識。“臺灣內(nèi)部面對兩岸關系巨大變化的嶄新局面，源于背景不同、立場互異，加以利益結構因此大幅調(diào)整，思想意識因此深刻變換，在政治上難免出現(xiàn)糾葛于歷史與現(xiàn)實的生態(tài)激蕩……大多數(shù)臺灣人民普遍有程度不一、或多或少的適應不良問題，潛伏著一種又新奇又疑惑的不安情緒”[14]。目前，臺灣兩岸政策開放的最大障礙在于臺灣內(nèi)部撕裂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及不同政黨的非理性對抗。這不僅耗費了各種資源，而且使臺灣漸失競爭優(yōu)勢。特別是臺灣政治的民粹化特征，讓作為外省人第二代的馬英九在兩岸政治談判問題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坝绕湓谂_灣這樣一個政治定位不明確，自我認同和國際社會存在反差的地區(qū)，如果是國民黨，又是一個外省仔去執(zhí)行‘崇和尚利’的兩岸政策，不論結果如何，都可懷疑其中有‘親中賣臺’的危險性，這是一種情感的投射?！盵15]
二、臺灣社會對兩岸政治談判的基本心態(tài)
臺灣社會的基本心態(tài)是制約與影響兩岸開展政治談判的重要因素。臺灣民眾對兩岸政治談判的基本心態(tài)主要有如下幾種表現(xiàn)。
(一)臺灣社會主流對兩岸開展政治談判不支持
臺灣社會對兩岸開展政治談判的支持度不高，臺灣民眾對兩岸政治談判存在不少疑慮。臺灣多數(shù)民眾接受臺灣當局過去所進行的教育，對兩岸政治關系存在“大陸要吞并臺灣”“決不能與中共談判”“與共黨談判無異自殺”的刻板印象[16]。臺灣的各種民調(diào)均顯示：“臺灣民意8成趨向于維持現(xiàn)狀，期待民意支持度極低的馬政府立即展開政治議題的對話協(xié)商，并不現(xiàn)實?！盵17]孫亞夫強調(diào)：“相當多的臺灣民眾對兩岸關系發(fā)展前途直至走向和平統(tǒng)一抱有這樣那樣的疑慮?！盵18]造成這種狀況的歷史因素和政治因素包括：甲午戰(zhàn)爭后臺灣被割讓，兩岸分離100多年，臺灣被日本殖民統(tǒng)治50年;“二?二八事件”的影響與后遺癥;兩岸50多年的軍事沖突與政治對立，1949年臺灣走上了與大陸不同的社會發(fā)展道路，實施與大陸不同的社會制度;國民黨長達50年的教育，李登輝、陳水扁長達20年的“去中國化”教育與“反中”教育。兩岸之間的社會融合程度較低，尚處于磨合階段，缺乏支持兩岸突破政治僵局的有力社會基礎。此外，臺灣民眾持有“親美”“媚日”“恐共”心態(tài)，對兩岸政治談判存在相當普遍的疑慮感。
(二)臺灣民眾對大陸的政治體制不認同
臺灣社會的獨特歷史導致臺灣同胞形成一些特殊的心態(tài)，諸如悲情心態(tài)、“出頭天”心態(tài)、優(yōu)越感心態(tài)、“小國寡民”心態(tài)、矛盾的認同心態(tài)、復雜的統(tǒng)“獨”心態(tài)等。這些心態(tài)是大陸同胞所沒有的，也是不容易理解的[16]1。臺灣民眾對兩岸關系和大陸存在眾多的疑慮、擔心甚至敵意。這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不同于大陸的政治制度中。他們未必完全認同自身的社會制度，但對大陸的政治制度“感到格格不入，既無法理解，更無法接受”[16]84。兩岸之間不僅在經(jīng)濟、社會生活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而且在政治文化、價值觀念等方面存在顯著的區(qū)別[16]41。因而，臺灣民眾對兩岸政治談判缺乏支持度。
(三)臺灣社會對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的理解不同于大陸
臺灣多數(shù)民眾對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持支持的立場與態(tài)度，但對兩岸關系的未來存在不確定感甚至擔憂感。兩岸服貿(mào)只因與大陸有關，就面臨強力反彈。臺灣民眾因對大陸充滿高度的不信任、威脅感與焦慮感，缺乏自信，以及“恐統(tǒng)”的政治思維凌駕于理性的經(jīng)濟分析之上，進而認為兩岸政治談判“等同于獨厚財團、陸企入侵與貧者越貧”[19]。
三、臺灣社會不支持兩岸政治談判的根源
臺灣社會對兩岸政治談判抱有疑慮與恐懼，支持兩岸政治談判的基礎尚不具備，視政治談判為統(tǒng)一談判。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臺灣社會的“恐共”心態(tài)相當普遍
在兩岸50多年的軍事沖突與政治對立下，由于受到蔣介石、蔣經(jīng)國長期實行的宣傳教育，李登輝與民進黨執(zhí)政20年推行的“臺獨”教育路線與“去中國化”政策的影響，不少臺灣民眾把中國共產(chǎn)黨稱為“阿共”。同時，由于冷戰(zhàn)思維仍然主導臺灣社會，臺灣民眾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恐懼感一直沒有消除。
(二)臺灣民眾的“拒統(tǒng)”心理是普遍現(xiàn)象
由于臺灣主體意識與社會分離意識不斷增強，兩岸政治地位與實力不對等，臺灣民眾產(chǎn)生“恐統(tǒng)”“拒統(tǒng)”的心理。臺灣多數(shù)民眾誤認為臺灣與大陸進行政治談判會落入大陸所設定的“統(tǒng)戰(zhàn)陷阱”，從而被“吞并”。主張維持現(xiàn)狀成為臺灣民意的主流。在臺灣的相對實力處于不斷下降的情況下，臺灣民眾對兩岸政治談判持排斥態(tài)度是難以避免的?！皟砂督?jīng)濟與軍事力量失衡，造成臺灣的不安全感?！盵20]兩岸制度上的差異成為臺灣民眾不認同大陸的核心因素。臺灣民眾對大陸各項政策的疑慮相當大，兩岸社會之間的心理距離也比較大。馬英九公開提出：“有許多臺灣民眾對兩岸交流是支持的，但也不希望走得太快”，目前臺灣民眾對和平協(xié)議“還有許多疑慮”[21]。2012年4月2日，吳敦義在參加博鰲亞洲論壇時聲稱：兩岸進入政治對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兩岸彼此積累足夠的誠意和善意;二是臺灣內(nèi)部一定要達成更強、更高、更一致的共識;三是獲得臺灣民意的支持，接受“立法院”的監(jiān)督[22]。馬英九多次強調(diào)推動兩岸政策要落實三件事：一是擴大與深化兩岸交流;二是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三是全面檢討與修正《兩岸人民關系條例》。馬英九認為：“這三項工作如能做好，兩岸關系毫無疑問又會向前邁一大步?！盵21] 馬英九對兩岸政治談判諱莫如深，表現(xiàn)出冷淡的態(tài)度。張五岳認為，盡管兩岸進行政治對話無可避免，觸及政治議題難以回避，但兩岸“簽和平協(xié)議比中樂透難”[23]。
(三)臺灣當局的政策誤導
臺灣當局的政策動向受到臺灣社會民意的制約。臺灣當局的政策又反過來影響臺灣社會民意的走向。臺灣當局一直缺乏對兩岸政治關系發(fā)展方向的主動引導和正面論述。這對臺灣社會民意的負面影響很大。比如，由于國共過去的恩恩怨怨，國民黨對與共產(chǎn)黨的政治談判一直采取排斥立場。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提出警告：“任何同意和共黨從事商談的政治家與國家，實無異為本身自由自掘墳墓?！盵24]1983年，蔣經(jīng)國在接受西德《明鏡周刊》采訪時說：“過去我們曾與中共有過多次和談，得到了慘重的教訓，所以1949年以后絕不再與中共和談?！盵25]再如，馬英九提出的“不統(tǒng)”“不獨”“不武”的“三不”政策主張和兩岸談判的“先經(jīng)后政”等觀點，對臺灣民眾的思想意識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國民黨前立法機構“集思會”的核心人物林鈺祥承認：“臺灣不愿意政治協(xié)商的歷史背景為，從兩蔣時代以來一再灌輸國共協(xié)商是內(nèi)戰(zhàn)失敗的主因，不論事實因果如何，多數(shù)臺灣人民已深信不疑。其次，當前臺灣的主流民意是兩岸維持現(xiàn)狀，兩岸若進入政治定位協(xié)商，立即威脅到現(xiàn)狀的維持?！盵26]臺灣當局的政策導向及法律規(guī)范中敵視大陸的思維，導致整個臺灣社會對大陸的敵視心態(tài)沒有發(fā)生根本性的改變。 (四)臺灣社會信任基礎薄弱
不少臺灣學者認為，兩岸數(shù)十年的政治對立與軍事沖突，使兩岸開展政治談判的社會信任基礎相當薄弱。甚至有人斷言，兩岸之間尚不存在支持開展政治談判的社會信任基礎。在接受臺灣《旺報》專訪時認為：兩岸制度差異太大，因體制差異而產(chǎn)生“信不過”的情結，是兩岸文化交流、擴大對接的最大障礙[27]。兩岸在政治思想與制度認知上存在差異。“臺灣長期以來受西方政治思想影響，以西方標準評價大陸政治制度，對大陸的負面看法根深蒂固?！盵28]裘兆琳認為：“兩岸關系雖有長足進展，但是臺灣內(nèi)部對政治談判仍有諸多疑慮，雙方政治制度的差異是主要因素。”[29] 張五岳指出：“雖然馬政府大陸政策施政相較其他議題的普遍低迷，有著相對較高的滿意度，但民調(diào)也顯示臺灣藍綠政黨與民眾認知分歧最大的卻也是兩岸關系與大陸政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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