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的產(chǎn)生和形成，是近現(xiàn)代中國社會和革命運動發(fā)展的客觀需要和歷史產(chǎn)物。20世紀前中期世界和中國政局的變動，是毛澤東思想產(chǎn)生和形成的時代背景;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準備的：魏斐德關(guān)于“哲學透視”的毛澤東思想解析相關(guān)論文。內(nèi)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魏斐德關(guān)于“哲學透視”的毛澤東思想解析全文如下：

　　毛澤東哲學的意義不僅在于它在何等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的命運，而且更在于它在一個中西文化的時代交匯點上，對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哲學，給出了一個中國人獨特的歷史性解說。也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哲學觀才引起國內(nèi)外的廣泛關(guān)注。

　　在國外學者關(guān)于毛澤東思想研究的大量著述中，美國歷史學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的《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無疑是一部值得重視的重要著作。

　　一、“客觀歷史”與“主觀意志”：魏斐德“哲學透視”中的毛澤東思想

　　作為一位歷史學家，魏斐德首先關(guān)注的是毛澤東思想產(chǎn)生的歷史背景，尤其是重視對毛澤東思想產(chǎn)生的“知識環(huán)境”的分析，魏斐德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期間毛澤東對新康德主義的接觸作為其“思想轉(zhuǎn)變”的一個關(guān)鍵點。并且認為，毛澤東盡管在十月革命之后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但其思想深處卻仍然保留著新康德主義對個人意志的崇尚。魏斐德認為，這種歷史性的“知識環(huán)境”影響了毛澤東的一生，特別是影響了毛澤東的晚年。

　　魏斐德從對毛澤東思想所作的“哲學透視”中得出這樣一個結(jié)論：“毛澤東的最主要問題是客觀歷史與主觀意志之間的矛盾”，① 貫穿毛澤東一生的全部哲學，就是它處理歷史與意志矛盾的辯證法。這種辯證法在毛澤東那里表現(xiàn)為如何用反映社會歷史要求的意志來改變正在發(fā)生的歷史，“毛澤東相信人們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來創(chuàng)造的。……但是，他又總是認為歷史有自己的必然性。……他要求與歷史同步，要順應歷史的變化。不過，這種觀點仍然來自于他本人的信念：歷史就是革命，因而就是意志”②。

　　由于毛澤東的意志是與歷史相一致的，因此它能夠決定歷史。在結(jié)論部分，魏斐德又把毛澤東的辯證法作了這樣的概括：“與歷史并駕齊驅(qū)，決心與它斗爭，也就是在理解歷史的需要時承認它。毛澤東通過設置對立面而知道自己是戰(zhàn)勝強大敵人的革命者，是順應歷史發(fā)展的英明主席。”③“沒有意志，無所謂歷史;而沒有歷史，也就完全沒有意志。”④ 毛澤東的人生軌跡——尤其是晚年發(fā)動的““””，是這個“結(jié)論”的最好注腳。

　　魏斐德在“透視”中，結(jié)合著對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等理論的分析，對毛澤東思想給出了大量的哲學分析，力圖證明毛澤東在“接受”西學的過程中，不僅受到馬克思主義，而且受到大量現(xiàn)代西方哲學思潮的影響，他利用“中國式的裁剪方式”將這些思想組合成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因此在他看來，毛澤東早期的造反與革命和晚年所發(fā)動的““””之間，有著思想邏輯上的必然聯(lián)系。換句話說，““””的產(chǎn)生，是毛澤東思想、尤其是毛澤東哲學的必然結(jié)果。因為，“主觀意志”不僅規(guī)定著“客觀歷史”，而且也必然創(chuàng)造以這種意志為“規(guī)定”的“歷史”。

　　然而，這種典型的西方邏輯和歷史的分析方法，在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過程、特點和豐富內(nèi)容的“透視”中，忽略了中國本土文化對毛澤東思想的奠基意義;忽略了毛澤東本人不僅是一位杰出的五四青年而且還是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熏陶下成長起來的時代偉人;忽略了毛澤東所吸納的是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而不是唯心主義;最重要的是，忽略了毛澤東本人的思想同樣經(jīng)歷了一個形成、發(fā)展的歷史過程，其中毛澤東參與的中國革命實踐對他的思想形成有關(guān)鍵性的影響。

　　二、魏斐德對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的局限性

　　我認為，必須從馬克思哲學中國化的角度出發(fā)，才能真正理解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哲學的理論真諦，不能片面地從哲學層面和從西學層面看待毛澤東的哲學觀，而應該從中國革命實踐的角度理解毛澤東哲學觀的形成過程和主要特點。

　　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以來，馬克思主義通過日本和西歐兩個渠道傳入中國。盡管在當時有許多仁人志士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奔走呼號，但真正以中國方式從革命實踐角度解讀馬克思的，毛澤東是第一人。

　　首先要注意的是，毛澤東對馬克思的接受主要出自于改造中國現(xiàn)實的需要。集政治家與哲學家于一身的毛澤東，對于馬克思的認可是從理解馬克思階級斗爭理論開始的。他在《自述》中說道：“(1920年)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就一直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陳望道譯的《共產(chǎn)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以及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到了一九二零年夏天，我已經(jīng)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讀了這三本書后，“我才知道人類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fā)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墒沁@些書上，并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的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⑤。

　　這段“自述”至少表明了兩層意思：首先，毛澤東是從階級斗爭角度來認識歷史，以階級斗爭的觀點作為中介去認同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v觀毛澤東的全部哲學，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不僅是他解釋歷史，而且也是他指導實踐的基本依據(jù)：“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叫做歷史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反面的，叫做歷史唯心主義。”可見，毛澤東眼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對階級斗爭的闡發(fā)和解釋。這不能簡單理解為接受五四運動洗禮后的毛澤東個人在文化認同上的一種轉(zhuǎn)變。階級斗爭理論的接納，是在中國內(nèi)憂外患的現(xiàn)實需要下所作出的必然選擇。

　　馬克思在《〈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導言》中說，歷史很少而且只有在特定的條件下才能進行自我批判，而且這種自我批判的歷史階段當然不可能是作為崩潰時期出現(xiàn)的那樣的歷史時期。當歷史處于“崩潰”的時期，指望通過歷史本身的自我批判來實現(xiàn)歷史的轉(zhuǎn)軌，無疑是一種天真的想法。改良主義不可能改變危亡中的民族命運，代替批判的必然是革命。在這里，理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取決于它的現(xiàn)實性。鴉片戰(zhàn)爭之后的中國，沒有出現(xiàn)真正的歷史自覺，如李澤厚所言，當“救亡”壓倒啟蒙，成為社會主旋律時，歷史的理性自覺便會隱于其后，讓位于更為現(xiàn)實的革命。因此，伴隨著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馬克思的理論便首先以一種革命的理論，以一種階級斗爭的理論被毛澤東吸納。

　　其次，在毛澤東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初期，就沒有把它當作神圣的教條來對待。他考慮的是如何把從馬克思那里汲取來的、“沒有湖南、湖北”的階級斗爭理論，和中國實際的階級斗爭結(jié)合在一起。毛澤東在實踐中得出結(jié)論：“離開中國的特點來讀馬克思，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因此，是馬克思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每一表現(xiàn)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⑥ 把“馬克思在中國具體化”，是毛澤東畢生為之努力的方向，也是他的哲學最具特色的地方。

　　毛澤東的哲學非常重視實踐。傳統(tǒng)儒家重視實踐的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毛澤東的頭腦之中，也是他理解、運用馬克思哲學的基點。《實踐論》便宣稱：“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實行，那么，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⑦ 因為無產(chǎn)階級認識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此外再無別的目的。

　　出于對實踐的重視，毛澤東對以經(jīng)驗層面解釋馬克思哲學的所謂“大眾哲學”情有獨鐘。中國革命的現(xiàn)實緊迫性，需要一種能夠真正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指導思想。正如馬克思所言，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xiàn)程度，決定于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程度。對于當時的中國現(xiàn)實和中國共產(chǎn)黨人來說，高度重視實踐的哲學可能是與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相接壤、因而也是更能為中國人所接受的最好的哲學。對于中國人來說，毛澤東哲學的意義在于它將馬克思的哲學“變?yōu)槿罕娛种械匿J利武器”(毛澤東語)。

　　我們同時也要注意另一方面，即毛澤東對馬克思哲學的理解與運用，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深厚土壤。與王明等理論家相反，毛澤東在咀嚼、品味及宣講他所理解的馬克思時，首先考慮的是如何把馬克思的異國哲學語言轉(zhuǎn)換成中國傳統(tǒng)哲學和傳統(tǒng)文化固有的語言。這種語言的轉(zhuǎn)化成為毛澤東哲學的基本風格，也使馬克思哲學從一個陌生的國度順利嫁接到中國的深厚土壤之中。在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和哲學理論中，以中國特有的語言方式表述他對馬克思哲學理解的地方隨處可見。如他的“矛盾精髓說”，認識過程的“兩次飛躍”說，“實事求是”思想路線說，“解剖麻雀”工作方法說等等。

　　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創(chuàng)舉。沒有這種中國化的表述方式，不可能有深入人心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一個民族能夠成功地實踐馬克思主義，就一定會為馬克思主義增添新的語言和新的內(nèi)容，為實踐著的馬克思主義帶來民族的風格。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是馬克思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毛澤東以自身傳統(tǒng)文化的深厚學養(yǎng)構(gòu)建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和方法論，并且以此來整合和激活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因素和成分，不僅使中國人在精神上由被動轉(zhuǎn)入主動，而且也的確以民族化的形式豐富了馬克思哲學的內(nèi)容。

　　總之，魏斐德對毛澤東思想所給出的大量哲學界定以及他典型的西方邏輯和歷史的分析方法存在著武斷性，當然他的分析也開啟了研究毛澤東的一個獨特歷史視角，可以彌補國內(nèi)的毛澤東研究的不足：這種研究往往限制在對某一具體歷史時段和某一具體歷史事件的評價上，而很少像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者那樣以一個理論框架來分析、研究毛澤東。

　　注釋

　　①②③④分別見[美]魏斐德：《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李君如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頁、第296頁、第302頁、第302頁。

　　⑤《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頁。

　　⑥《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卷，第534頁。

　?、咄?，第1卷，第292頁。